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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危機對實物經濟的反作用

從目前可以觀察得到的情況看：在金融高度擴張，金融投機增強，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日益脫離，票面資產與其貨幣基礎日益脫節的條件下，金融企業的破產、倒閉，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具有突發性和連帶性等方面的特點。

——由于金融杠桿的作用，能使一定數量的票面資產成為涉及許多倍的票面資產的衍生合同的基礎，一旦發生投資（機）失誤，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機構在內的金融企業，甚至政府機構就會因數倍于其總資產的損失而突然倒閉，如近年來著名的英國巴林銀行倒閉案和美國奧蘭治縣政府破產案都屬于這種情況；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規則的變化和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世界范圍內金融資產流動的規模巨大、速度極快，某些重大投機行為會導致某一國家、某一地區的金融危機的突然發生，如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的發生。這些都是導致金融危機突發性的原因。

——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企業間、國家間、地區間金融聯系的不斷增強，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數量、規模及其復雜性以一種以往無法想象的方式迅速發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上出現某些錯位或脫節，往往就會引發大范圍的連鎖反應。如美國著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險基金公司）突然出現嚴重虧損，從1998年6月起在3個月內資產總值劇減90%，瀕臨破產。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虧損主要是由于俄羅斯金融危機及俄羅斯政府推遲嘗付外債引起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虧損很快又在歐洲引起了的連鎖反應，歐洲最大的銀行之一瑞士聯合銀行因購買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15%的股權也出現了嚴重虧損，該行董事長不得不引咎辭職。這個事例典型地表現了當代金融危機發展過程中的連帶性特點。

當代世界經濟發生的上述新變化將影響到當代經濟危機的模式，使其發生變化。雖然金融危機從根本上講是由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積累和演化而來，但由于金融擴張又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產業危機，使產業結構性矛盾在金融擴張中得到虛假的解決。因而在金融擴張的條件下，金融狀況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的整體狀況。只要貨幣市場運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斷擴大，一般來說產業危機就不易發生，而一旦發生嚴重的金融動蕩，貨幣經濟的紊亂就會嚴重地影響實物經濟，進而波及經濟全局。這種金融、貨幣危機對于實物經濟的反作用和負面影響，也已經被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迅速發展全面的經濟危機的事實所證明。

從初步的情況看，金融危機對于實物經濟造成損害的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影響公眾消費預期，有效需求約束進一步加強。在金融擴張的時代，公眾廣泛參與各種金融及投資活動，甚至出現了全民“炒股”的現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資產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國個人凈財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個人手里的。一旦發生金融危機，股票大幅縮水，勢必引起公眾普遍的資產損失，進而打擊公眾的消費預期。

第二，企業籌資、融資活動減慢，擴大再生產受阻。金融危機一旦發生企業通過金融市場籌措資金必然遇到困難。英國在1987年發生的嚴重的股市風潮后的一年里，通過發行新債券籌集到的款項比上一年減少25%。70年代經濟危機時，英國企業的并購價值在三年中連續從13億英鎊遞減至2.91億英鎊。

第三，企業利潤率下降。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企業的自有資金的實際使用費用一般會上升，銀行規避風險致使企業要繳付較高的貸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財政稅收受到影響。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國有企業的計劃遇到困難，如俄羅斯在數次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不得不修改原來奉為基本國策的大規模私有化計劃。另一方面，投資與金融活動的減少又使政府有關的稅收相應減少。

目前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金融危機，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新形式的經濟危機。它初步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和金融擴張不斷加劇的條件下，金融危機的出現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發性和連帶性特點，某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極易波及相關國家的貨幣、金融市場，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在國家和地區間的傳染、蔓延，并迅速達到某一國家乃至國際組織、國家聯盟都無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發生于東南亞進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是一場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機，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這場危機是歷史上首次率先發生于“外圍”地帶，進而波及“中心”地區的經濟危機。自殖民時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西歐、北美等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首先發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為“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數百年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直沿襲著這一模式。而這個沿襲已久的模式已被這場新的危機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和德國相繼發生經濟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風潮似乎在證明：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發生在“外圍”的阻滯將破壞資本的整體國際循環的可能性。

西方資本集團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識到了發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機，將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甚至導致嚴重的政治后果。國際知名的金融資本家喬治·索羅斯指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可能過不了目前的這一關。邊緣國家的經濟還沒有起色，不經過一番痛苦很難改觀。”“在整個亞洲，反美、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排外的情緒已經在醞釀，連日本都包括在內。”“直到最近，邊緣所發生的問題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亞洲危機的正面效應已經開始消退，負面開始出現。……一旦股價反轉，財富效應就會把市場的退卻轉變成經濟的退卻。這將進一步造成對進口貨品的抗拒，并因而再進一步造成邊緣國家的怨懟。”“除非我們認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時行動來匡正這些缺陷，否則一定會為其缺陷付出代價，不是這次，就是下次。我現在就可以說出危機的最后階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機。本土性的政治運動將發生于各國境內，這些運動將設法驅逐跨國公司，并收回‘國家’的財富。有些類似義和團造反的運動也許會成功，這些成功會動搖對金融市場的信心，產生自動的下墜過程。這種情形這一次不發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義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業化的停滯還將產生政治的后果。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一個世界體系。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之后，對于西方來說，世界按照兩個維度，分為四個方面：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在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后，傳統的“東方”已不復存在。因此，面對新世紀，世界對于西方來說，主要是南方與北方，或者說世界更明確地分為：“中心”與“外圍”，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的中心地帶和以廣大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外圍地帶，“中心”與“外圍”構成了未來世界的基本格局。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這種格局的界限，在東南亞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在韓國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新成員國淪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濟國之后，變得更加清晰了。東南亞金融—經濟危機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發展中國家通過資本國際循環的鏈條逐步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少了。應當清醒地看到：經濟全球化對于第三世界來說，風險多于機會，代價大于利益。

但是，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跌入“發展的陷阱”的現實，對于西方來說也構成了嚴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戰。因為，“發展的陷阱”雖然出現在第三世界，但同樣意味著資本國際循環的阻滯甚至中斷。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就在于維系資本國際循環的暢通。為此，西方在“冷戰”結束后，將戰略的重點轉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戰略藍圖——“國際新秩序”。現在西方的“國際新秩序”的兩個戰略要點已經清晰可辨——墊高與削平。

墊高，是對于在工業化過程中落入發展陷阱，甚至發生社會動亂的國家實行扶助，以防止資本的國際循環在這些薄弱環節上發生斷裂，繼續將這些國家的資源和市場納入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由西方國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國家策動的在非洲、亞洲地區的沖突熱點，實施維持和平和經濟重建，就是墊高的實例。

削平，即對初步實現了工業化，有望“晉升”發達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實施遏制。采用經濟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預、軍事打擊等手段，迫使其繼續充當資本國際循環中的積累對象。近年來西方國家動輒實施經濟制裁，利用人權外交頻頻敲打第三世界國家，國際資本集團對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實施金融襲擊，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競爭對手。

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國家及其控制下的國際經濟組織利用拉丁美洲和亞洲部分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之機，加緊了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經濟主權，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活動；在政治和軍事方面，西方國家及其軍事組織更加公開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事物，甚至進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的大規模軍事侵略。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對南斯拉夫的武裝侵略。這些事實與動向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導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勢下，戰后西方國家采取的以經濟參與和經濟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義戰略、策略日顯疲態，難以維持危機四伏的世界經濟秩序，難以滿足西方不斷增長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動已經表現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治事務的傾向。西方戰略新調整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向舊殖民主義的復歸。在新的世紀里，第三世界面臨著被再殖民化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