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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區域經濟的差異和人們通過對客觀條件的加工而形成的主觀安排是區域金融存在的客觀和主觀基礎。以區位因子的差異性為依據的區域金融的存在，是客觀合理的和科學的。區域金融結構的構造，既應大體上以其所處空間中各區位因子的歷史傳承、成長程度和現狀為基本依據，又要適度超前。

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金融；主、客觀基礎；差異性

區域金融的核心思想體現的是以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為基礎的金融的空間分布與運行。從地理空間角度講，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不僅表現為一些單純的指標系列，而且表現為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間接相關性諸區位因子。本文將這些區位因子界定為主、客觀基礎。主、客觀基礎通過經濟或直接影響區域金融的存在與發展程度。

一、區域金融存在的客觀基礎

區域金融存在的客觀基礎，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城鄉差異、市場發育及規模。

1.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區域經濟發展程度可通過區域經濟總量(地區GDP)、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人均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與結構等多種量化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根據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與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城鄉經濟比例、政府政策、歷史積淀與傳承呈正相關。國內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由于上述諸因子在我國廣大地域空間中客觀分布的非均衡性，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呈拉大的態勢。從經濟與金融的辯證關系講，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會直接影響金融的生成與發展；另一方面，金融對經濟的反作用歸根結底也要以經濟發展為最終基礎。因此，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自然會形成以差異性為基本特征的金融結構。

2.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性。經濟地理學意義上的自然地理位置，概括而言是由地質地貌的歷史變遷而形成的異質方位和距離，具體表現為某一事物與地球表層自然要素或自然綜合體的相對空間。自然地理位置中的方位和距離是歷代區位理論學家著重研究并對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指導意義的區位因子。盡管現代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使空間距離相對有所縮短，但距離不能被絕對地消滅。方位也不能被絕對地改變是恒久規律。眾所周知，人類的任何活動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地理區位，同時，不同的自然地理區位對人類的活動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制約。早期人類歷史中的社會大分工、商品生產及貿易的發展，大都是在自然地理位置較好的河川流域和一些歐洲國家中產生并較快發展的。我國近代史也鮮明地展現了東部沿海地區既是我國民族工業的發祥地，又是最早受到西方工業文明沖擊的區域，這些導致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工業的70％匯集在這一地區。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對該地區實施的全面“東傾”政策的緣由之一，也在于其自然地理區位的優越。相比之下，自然地理區位較差的西部地區，人口集聚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均較低。因此，自然地理位置對以費用最少、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為經營信條的經濟活動的存在與發展所帶動的資金流動以及資金的主動進入，雖不是充分條件，但也不失為必要條件。

2.自然條件的差異性。自然條件即自然環境，是自然界中對人類經濟活動產生影響的各種自然要素。具體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1)未經人類改造利用的，與人類活動還沒有直接聯系的純自然；(2)經過人類改造利用的自然，如改良后的土地、草原，人工建造的運河、水渠，人工培育的動植物品種。自然條件是人類生存和生產發展的基礎條件，其對產業布局、貿易交流、資金流動均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由于長期的地質、地殼變遷和氣候的變化，自然條件在各地區呈現出非均衡性的特點。地勢平坦與山川、荒漠、沙漠等密集的地區，降雨充沛與干旱、半干旱地區，土地肥沃與土質貧瘠地區，風沙嚴重與濕潤地區，在人口集聚、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勢必會有較大的差異。雖然人類可以改變一些自然條件，但有些自然條件是現階段人類科技發展所無法改變的。如對我國缺水的西北、缺土的西南地區自然條件的改造，其成本是無法估量的。在金融固有的趨利規律支配下，一方面資金隨經濟的發展大量、較易地進入自然條件較好的地區，另一方面資金凈流入也是青睞自然條件好的地區。這會直接引致自然條件不同地區金融發展程度上的差異。

4.自然資源的差異性。自然資源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相關的，能被利用并可產生使用價值、價值，對勞動生產率有影響的生物、農業、國土、水、海洋、光、熱、氣候、森林、草地、礦產資源等自然要素。由于地質、氣候長時期的變化整合和許多自然資源的不可位移性，使以上各類資源的空間分布呈現非均衡性。如我國東北地區耕地、水資源較豐富，主要礦種比較齊全；東部沿海地區這些資源則相對匱乏；中部地區耕地、水資源均高于東部沿海地區，各種礦產資源也較豐富；西部地區的礦產、能源和材草資源較豐富，但耕地資源少，土質沙化嚴重，地質災害也較多。無疑，自然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人類社會賴以發展的源泉，是區域生產發展和產業分布的自然基礎。自然資源的豐富能促成生產企業和金融產業的集聚并形成規模經濟和規模經濟效益，相反則由于集聚的過程較緩慢，難以形成集聚和規模效益。區位理論中，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和經濟學家廖什的市場區位論中所刻畫的等級結構，很重要的緣由是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等區位因子的約束。自然資源分布的差異與其他區位因子共同奠定了各區域中不同層級的區域金融結構。

5.基礎設施的差異性。基礎設施是保證國家或地區生產和居民生活正常進行的物質工程和公共服務設施。當代意義上的基礎設施，涵蓋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兩個層次。基礎設施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乘數效應”。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要求基礎設施總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獲得安全飲用水增長0.3％，鋪砌的公路增長0.8％，電力增長1.5％，電信增長1.7％。近年，我國學者測算的基礎設施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致為基礎設施投入每增長1％，拉動經濟增長0.1～0.3個百分點，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這一數值已達0.3～.4個百分點甚至更高。基礎設施的基礎性使其建設不僅先天具有先行性的特點，而且，由于基礎設施同時具有整體性、不可分性和準公共物品性，其建設常常遇到耗資巨大、資金周轉期限長與政府財力有限之間的矛盾。盡管自上世紀末，有些國家采用BOT、BOO、PPP、ABS等方式解決這一矛盾，然而，比較而言，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等差異較大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時間成本和費用成本的差異也是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差異在對地區商品生產和貿易的發展形成直接影響的同時，也會對地區資金流動和地區金融發展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助力和阻力。

6.城與鄉的差異性。由于城市與鄉村形成的歷史及產業特點的差異，城與鄉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發展速度存在的差異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所不同的只是在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中差異更大、更顯著而已。我國的城鄉差異在建國初期就非常明顯，經過計劃經濟時期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城鄉差異有所縮小；改革開放后的1978～985年有縮小的趨勢，但到1994年則由原來的1.86倍擴大到2.86倍，后在1994年到1997年間再度縮小，從1997年開始不斷擴大。2002年城鄉收入比首次突破3:1，到2007年達3.33:1，2008年為3.31:1。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未計人其中的隱形收入，和鄉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第二年生產性投入的部分，城鄉間實際收入差異大約是6:1，遠超出世界銀行報告中提出的3/4左右的警界線H。巨大的城鄉差異必然會對融資規模、方式、風險抵御能力、金融業務的開展等產生不同的需求與供給，從而造就了城鄉之間的不同金融結構。

(七)市場發育及規模。如果說市場價格是供求的晴雨表的話，那么，市場的發育程度、規模及其運行，則既是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集中體現，也是經濟要素與金融要素實現有機結合的紐帶和橋梁。市場的發育程度一方面受上述諸區位因子的影響，另一方面，以“看不見的手”的機制對經濟和金融資源起引導與配置作用。不同的市場發育程度會有不同的引導力和配置能量，由此也將形成不同的資金流量、流速和不同的金融結構。歷史地看，商品生產和貿易的發展促成市場的形成，市場形成后又作為商品生產和貿易發展的誘導因素和載體，使其在更大的規模和更廣的地域上拓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市場環境、市場主體和市場運行機制等相對完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則相對較差；東部地區資金充裕，金融發展程度高，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資金欠缺，金融發展程度較低。

二、區域金融存在的主觀基礎

區域金融存在的主觀基礎，即人們的意識通過對客觀條件的加工而形成的主觀安排，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是政府領導集體主觀意志的體現，是行政機關、政黨組織和其他社會政治集團為實現所代表階級、階層的意志，以權威形式標準化地規定的一定時期內應達到的目標、原則，采用的方式、步驟和措施。由于政府所具有的權威性，其政策的頒布，特別是優惠政策的實施，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強的作用力。在此作用力下，政策惠及與否可使地區經濟加速或減緩。不僅如此，政策的作用力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與金融的反作用力耦合，構造出不同層次的金融結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在東部沿海地區實施的全方位優惠政策，不僅促成了該地區的率先發展，而且在促進內、外資流入等方面也獲得額外便利；中西部地區則被邊緣化，致使東西差距拉大。近年，中央政府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初見成效。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國政府的優惠政策，總是有選擇的。也正是由于此，地區間經濟、社會、金融發展的差異性是難以避免的。

2.金融意識的差異性。金融意識是人們對金融活動的認知和由此支配參與金融活動的行為。存在決定意識。金融意識作為總體意識中的一個亞種也是如此。金融活動的展開、深化有賴于金融意識的支撐。金融意識一方面是個體在金融活動的長期參與和觀察中形成，另一方面受當地商業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影響。金融意識主要和人們的生產習慣和生活方式有關，而生產習慣和生活方式往往和所處的環境有關。從金融意識歷史演進的角度看，是沿著商品意識、貨幣意識、信用意識等的軌跡產生并向前發展的。所以，金融意識既體現了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中人們意識的歷史傳承性，同時也折射出不同經濟、金融的成長階段中，人們金融意識的差異性。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歷史傳承及改革開放后的發展，使地區間金融意識的差異較大，進而人們參與金融活動及參與程度的差異性也較大，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區金融事業的發展。

3.金融活動的空間分布性。任何金融活動的運行都要以一定的地域空間為依托。在具體地域空間中開展的金融活動，表現為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差異性安排。(1)金融工具。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表明，金融工具的每一次歷史變革都無不深刻地打上了其產生、發展的那個時期的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歷史烙印。不言而喻的，金融工具的現實應用，歸根結底大體上也還是脫離不了各區域不同的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水平。(2)金融機構。無論傳統還是當代，金融機構的安排和聯系總是要落到具體的地域空間中，并且不同功能、不同層級金融機構的安排總是要大體與區域的差異性為基礎。如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的機構改革中，就考慮到我國地區差異大的特點，參照美聯儲大區行的設置模式，撤銷了31個省級分行，在9個大區設分行并下設支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分支機構的安排，按行政區劃設置與其總行及人行相應機構保持聯系。同時，改革開放后先后建立的股份制、地方性金融機構，也是以區域環境和條件的差異為基本出發點，選擇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設置的。(3)金融市場。由于金融市場特別是其中的資本市場，是高等級金融工具運行的場所。縱觀歷史、橫看現實，金融市場的設置與運行，一是明顯地顯現了以具體地域空間的條件為依托，二是更深刻地體現了不同空間中區位因子的互補與結合。如一個金融市場可覆蓋幾個區域、或一個區域中有幾個不同層級的金融市場。

三、結論

從以上對區域金融存在基礎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主、客觀基礎的相對決定性。如果說經濟發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城鄉差異、市場發育及規模是區域金融之所以存在、發展的客觀基礎的話，那么，相比較而言，政府政策，尤其是優惠政策、人們的金融意識和金融活動的空間分布，則是區域金融存在的主觀基礎。兩大類基礎之間的關系是，客觀基礎是基本的，主觀基礎一般是依客觀基礎而生成、發展的。在具體運作中，兩大基礎互為條件、互相依托、互相促進、相互耦合形成一種合力，共同推進區域經濟和區域金融向更高一層級的演進。在各區域中，兩大類基礎均存在，不同的只是優、劣、多、寡和利用程度上的區別，如自然資源稟賦的“西風東欠”，經濟社會資源稟賦的“西欠東風”。同時，兩大基礎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區域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程度。

2.主、客觀基礎的非完全決定性。盡管主、客觀基礎是任何區域經濟、金融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但這并不排除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和特殊情況下，區域經濟與金融的生成與發展并不受所在地區主、客觀條件的約束，特別是隨著人類科技水平的提高，新興學科的興起和新方法的被運用，這些約束條件和制約度會在一定程度上遞減。因此，在區域發展中，較優的理念是，既不要于各區域中特殊的主、客觀基礎而不顧，又不能完全被既有的主、客觀基礎所束縛。

3.金融結構的適度超前性。從廣義的經濟與金融相互之間的辯證關系講，當金融源于商品經濟發展而成長到信用貨幣階段時，金融對經濟的反作用也從簡單的媒介、清算等職能演化成為對經濟的調節、引導、避險、監督等功能。也就是說，在當今社會中，金融的發展已遠超出“需求跟進”模式，而多體現為“供給引導”型。在這種發展階段中，金融的發展不能與經濟保持同步，而必須做到超前。但超前必須有一個度或合理區間，超過這個度或合理區間，就會對經濟發展起負面的或危害的作用。這正如世界銀行報告中指出的那樣“金融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這提醒我們在通過推動信貸增長，走金融拉動型增長道路時，必須小心謹慎，大并不意味著好”。這對目前我國有些區域中爭建區域金融中心和金融機構無疑是一個警示。

4.區域金融與學科。以主、客觀條件為基礎的區域金融的存在，是客觀的、合理的和科學的。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講，以區域金融為研究對象的區域金融學科，主要是研究金融結構及其運行在空間中分布、依據、狀況和發展的規律性。其主要內容大體上是：區域金融存在的主、客觀基礎、金融機構分布、區域金融功能、區域金融差異、區域金融市場、區際間資金流動、區域金融中心、區域金融調控、區域金融政策、區域金融監管、區域貨幣一體化、區域金融成長環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