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
時間:2022-05-18 0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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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我國實施了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證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遏制了通貨緊縮趨勢,拉動了內需,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它是我國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方面進行的又一次成功實踐。但短期政策長期化,積極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同時,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病,赤字與國債規模的擴大產生了經濟風險,造成了經濟負擔。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分析,以探討其可持續性,并針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和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以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一、國債政策的經濟效應分析
經濟學中,擠出效應一般是指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投資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擴張部分或全部抵消。
擠出效應是國債的副產品,若擠出效應存在且過大,則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考查擠出效應,重點要分析政府債務對利率的影響。在IS——LM模型中分析擠出效應的產生,我們可知其產生有嚴格的假設條件,擠出效應只有在貨幣供給不增加并且經濟活動達到充分就業水平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在我國現階段,經濟未達到充分就業,民間儲蓄居高不下,投資萎縮,消費低迷的情況下,政府支出擴張不會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來,我國近年來實際利率的上升與政府支出無相關關系,實際利率上升和它對非政府投資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說明政府支出擴張有擠出效應,因為我國貨幣供給量一直在變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為價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商業銀行名義利率下調幅度不夠,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財政政策擴張發揮充分的乘數效應,而不是財政擴張自身產生了“擠出效應”。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資金需求競爭。我國資金需求主要是對銀行資金的需求。我國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一直超過7%(或總準備金率超過15%),表明我國商業銀行資金是充足乃至過剩的。這種資金過剩是民間資金需求不足、銀行資金供應謹慎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政府向銀行借的是閑量資金,它只是減少銀行閑量資金,并非消除銀行的閑量資金,所以對企業的資金供應并未產生擠出效應。我國近年來政府擴張支出的同時,也配合適度的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財政擴張產生的利率上漲壓力被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抵消,不會產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資源得到較充分利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逐漸變得稀缺,擠出效應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況且,據估計,目前在政府投資的項目中,有20%投資完全可以由民間投資來取代?,F在政府投資的項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間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所以政府現在的投資可能已經對未來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因此,擠出效應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也是國債政策實施中必須認真對待,加以避免的重要問題。90年代中期后,規定財政不能從銀行透支,財政赤字須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央行不能從國債一級市場上直接購買國債,這些措施基本上從制度方面阻斷了財政赤字擴大直接引發央行增發貨幣并導致通貨膨脹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債務化后。財政赤字與超量貨幣發行之間的間接聯系依然存在,對通脹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間接影響的大小與央行公開市場業務關系密切。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實行穩健貨幣政策,規范公開市場操作行為,避免產生通脹的誘因。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率依然較高,銀行資金和其他各種生產要素比較充裕,利率和價格水平較低,適當增發國債,不僅成本低,也有物資保證,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二、國債的規模風險分析
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最終將體現為財政赤字的擴大,從而引起國債發行規模和國債余額的急劇增加,引發財政風險。
1998年之前,我國債務負擔率一直在5%左右,1998年若加上當年發行的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債務負擔率升至13.3%,1999年為13.08%,2000年為15.51%.與經濟發達國家同一指標相比,我國的國債負擔率顯得較低,雖然有人說,西方國家已有幾百年的國債發行史,而我國的國債發行只有十幾年,債務余額具有不可比性,但至少說明我國國債負擔率還未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對于我國國債依存度,從表面上看,當前我國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已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20%),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高,因此須警惕財政危機及政策時滯過后有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險。對于財政債務依存度來講,由于我國作為分母的“國家”或“中央”財政支出,只包括了預算內的支出數額,這顯然極不完整或大大縮小了實際財政支出數字,若加上預算外支出后,則完全可能在警戒線范圍之內。對于國債償還率,國外經驗表明,一般應控制在10%,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國債償債率雖有所下降,但也確實超過了警戒線,存在一定的風險,另外我國財政還承擔體制轉型過程中的隱性國債和或有國債,隱性債務日益顯性化,財政壓力將逐日逼近,若不及時建立償債基金,國債償還缺乏法定來源,長此下去,赤字貨幣化將成為可能,通貨膨脹將不可避免,因此應該加以警惕。當然,關于國債規模的這些警戒性指標,只是一般性經驗指標,并不一定與我國的具體情況相吻合。這些指標所應用的環境不同,反映問題的實質就不同,若簡單用這些指標進行比較,可比性不強,而且這些警戒性指標都是從風險控制角度來看國債規模的而非從規模效應角度來探討。我們講的國債規模應該是國債的適度規模即國債正凈效應最大化的國債規模,而非國債最大可能規模即國家信用崩潰的臨界點所對應的國債規模。判斷國債規模是否適度,應該從國債規模效應角度出發,立足于政府債務規模的效用評價,主要著眼于能否促進宏觀經濟的均衡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矯正社會投資對有效投資的偏離。
考察國內外其他國家的債務情況,發現許多國家都經歷過赤字率的周期性波動、國債負擔率回跌的過程。相信我國的赤字率和國債負擔率雖然在現階段出現上升情況,但伴隨著經濟發展和政策調整,也終究會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三、國債的運行機制風險分析
自從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發行量劇增,但相應的國債使用償還制度卻沒有建立,結果國債償還量日益增加,還本付息額持續擴大,使每年國債發行用于還債的比例逐年升高,從1986年的12.77%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真正把債務收入用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比例逐年下降,國債規模若進入“發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則就確定構成一種現實的、直接的風險存在。另外,財政信用資金的使用效益低也造成了財政效益的高風險存在。據有關統計數據表明:每年發行的國債僅有1/3用于基礎產業的投資和建設,而這為數不多的1/3的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也令人擔憂。1998年財政部財政監察員在對涉及138億元國債專項資金的72個重點項目進行檢查中發現,其中的20個項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挪用資金或不按規定使用資金的情況;有10個項目準備不足;從規劃、設計到投資預算制度均缺乏科學論證,純屬“邊勘探邊施工、邊設計”的三邊工程;有15個項目存在配套資金不落實問題。再一方面,從近年來我國債務支出分析看,國債越來越多地用于消費性支出,考察我國發債史,可看出,自從恢復發行國債以來,前期主要用于彌補財政赤字,后期則主要用于償還國債本息,真正用于投資性的支出不多。若債務償還不能通過債務使用的投資性支出定期回收實施債務償還只能通過發行新債或增稅來實現,則將形成“財政赤字化——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惡性循環,最終將引發債務危機,危及政權穩定和社會的有序運行。
從上述分析可見,我國國債政策既有現實的經濟可持續性,又確實存在著風險,潛伏著危機。國債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我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內在需要。今后,我國仍要實行積極的國債政策,且注意其負面效應,同時注重通過各種措施的配合來完善,以培養經濟內在自主增長動力,提高自我發展的能力,實現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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