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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過度僅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而美國國家戰略轉變和經濟衰退才是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美國國家戰略轉變。一個大國特別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不僅是累積的，而且與世界政治形勢緊密相關。雖然世界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但世界主要大國國家戰略轉變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近年來美國為實現其世界霸權戰略，先后發動了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消耗了大量財力(美國國會預計2002-2008年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費用支出為1．6萬億美元)，使美國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近日美國財政部宣布，2008財年政府財政赤字高達4550億美元，創下1991年以來的新高)，還把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也拖入到戰爭中來，全球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受到世界經濟發展“火車頭”美國經濟的拉動，反而長時間處于恐怖主義威脅和局部戰爭的陰影之中。近日中國科學院的《國家健康報告》中，美國“國家責任指數”僅為0．32，在全球45個樣本國家中居倒數第一位，這樣的評價結果不是沒有道理的。

美國經濟衰退及應對措施不當。據世界銀行統計，1990---2000年美國GDP年均增長3．5％，但2001)--2006年只有2．6％。近20年來，失業率維持在5．5％以上，平均通脹水平維持在2．6％一2．7％之間。面對衰退，美國采取的不是壓縮國防經費(2001-2004年美國國防支出約占美國政府支出的20％)、引導國民科學消費和加強金融安全監管，而是連續不斷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從2001年初開始，連續13次下調利率，降低到2003年6月的1％，為46年以來最低水平)，使美元貶值。據CEiC統計，從2001年10月到2007年10月，美元對實際有效貨幣貶值22．5％(對歐元、英鎊貶值均在30％以上)，不僅引發國內的通脹，還向世界各國輸出通脹。為抑制國內通脹，從2004年6月到2006年8月，美聯儲連續21次調高利率。連續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貸成本，抑制了房地產需求，引發了房價下跌以及按揭違約的大量增加，從而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

金融創新過度與金融風險防范不力。近年來，美國通過不斷創新金融衍生品，擴張市場信用規模的辦法來刺激和維持經濟增長，導致巨大金融泡沫。從房產金融衍生品規模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規模約為10．9萬億美元，次貸僅占整個市場的12．5％~／J1．36萬億美元，但相關衍生品規模達到30多萬億美元，即放大了22倍多，而且同期金融市場上的信貸違約互換(CDS)達到62萬億美元。從美國占了六家的國際前十大投資銀行的杠杠率看，從2001年起一直在20倍以上，2007年后維持在30倍左右。從國家負債看。2008年初美國國家負債總規模達53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倍。面對泡沫，美國雖從2004年起調高利率和準備金率，但對惡意包裝以次充好的金融產品，多次重復使用金融杠桿加以擴大，投放到世界各國市場所引起的巨大金融風險，始終沒有采取應對措施，直至危機爆發。

金融危機必然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適度參與救市。不僅是拯救世界經濟，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

2007年、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出口依存度分別為36％和37％，對金融危機重災區美國和歐洲出口占我國近年出口的比重一直維持在40％左右，出口下滑雖不會影響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本面，但這種沖擊短期內對經濟外向度較高的東部省份來說是十分巨大的(據了解，目前全國2／3的紡織企業虧損，東部省份近30％的企業處于經營困難或虧損狀態)。適度參與救市，不僅是自身需要，也是應履行的一種國際責任。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直接損失有限，但間接影響不可低估。據國際清算銀行估算，美國和歐洲的金融機構分別承擔了全球金融機構總損失的40％，日本、中國等國家承擔了其余的20％。據美國財政部統計，8月末，我國持有高達9000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券，而當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僅有9000億美元資產，也就是說我國已經在金融危機中遭受了重大損失。中國社科院相關研究認為，2008年美國GDP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中國GDP增速將下降1．34個百分點。筆者認為，不能忽視傳導過程中的乘數效應和加速效應，特別是在投資信心和消費信心遭受打擊的情況下，這種效應會十分突出和更加明顯：在目前貨幣政策轉向情況下，銀行仍然惜貸，乘數效應幾乎為零；企業迅速壓縮投資，壞賬增加，銀行直接從企業抽回資金，就是加速效應明顯放大的例證。總的來說，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以慨括為：對短期的影響大于長期、對信心的打擊重于市場、對虛擬經濟的打擊重于實體經濟、對出口的影響大于進口、對東部影響大于中西部省份、對傳統產業的影響大于新興產業、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大于大企業。

中國可以適度參與救市，但應避免再次進入美國經濟戰略和美元陷阱。最近，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發表文章說，“在危機面前，中國要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筆者認為，中國既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成為拯救這場危機的領導，充當危機的最后貸款人。眾所周知，美國一直利只{美元這一世界貨幣榨取各國經濟發展的“剩余價值”或向他國轉嫁危機，維持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危機發生后，美國采取損人利己的政策而不是勇于承擔自身發展后果，使世界各國陷人“徒困境”。為救市，美日只有大量發行國債或印發更多的美元，這兩者都會使美元資產進一步貶值。此次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深層次影響還未充分顯現，經濟尚未見底，世界經濟恢復至少還有2～3年時間，此時購買美元資產無疑是飛蛾撲火：經過3O年的高速發展，我閏已經進入了勞動力和資本“雙要素剩余”的黃金時代，基本上擁有了拉動曰內需求的資本，跨過了經濟“起飛”階段后，應及時擴大國內需求，把剩余價值和人口紅利留在國內。但短期內，在經濟增長大幅回落的情況下，可繼續實施鼓勵出LJ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和就業，但從長期看，調低外貿出口依存度，建立更加健康的經濟增長機制勢在必行。救市的指導思想應是重國內輕外，重塑國內企業家和消費者信心，保持我國經濟社會平穩較快增長，從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這是最好的救市：中國不僅要在危機中實現損失最小化，還應逐步確立人民幣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當前不少學者認為，大舉投資美國的時機已經到來，要像巴非特和日本一樣，買進“美國”。他們忽視了中國不同于日本，更不是美國公民，在美國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完全不一樣。從世界發展趨勢看，世界話語權的主要博弈者是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和中國，但由于巾國經濟發展最快，實力迅速增強，因而對美國構成的挑戰也最大，美國不會把技術先進企業的資產賣給中國?即使此時美國對中國的防范程度最低，放松中國購買美國資產的限制，待經濟好轉時，又會制定或修改相應法律來限制中國股份的表決權和處置權。而且只要美元還是世界貨幣，美國就不會輕易放棄它對最終清算權的控制。所以，對于中國來說，投資美國不僅存在“美元”控制，還隨時存在政治性因素違約的高風險。但此次危機對中國來說，總的是機會大于風險。---方面，要適度參與救市，使現有美同資產投資損失最小化，另一方面，應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增加人民幣在世行、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中的份額和投票權，確立人民幣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從而把握世界政治與經濟和自身發展的主動權。

應對危機，關鍵是要形成主要以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良性發展機制，同時防范發展陷入“滯脹”

經濟發展史表明，一罔經濟發展不可能長期依賴出口拉動，完成經濟發展“起飛”階段后，要及時把增長引擎轉移到國內需求上來。只有投資和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b$3kN才是良性發展機制，既能抵御外來經濟風險，也是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2007年我國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36％，而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為70％，我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進入“消費”時代。

形成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良性發展機制。一是要從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角度來擴大國內需求。中央已經認識到這一點，要把農村市場培育成新的消費增長點。二是要從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來擴大國內需求。三是要從加大財政對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的投入來擴大國內需求。逐步把出口加部門巾的產業工人轉移到滿足國內需求部門的生產中去，同時提高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水平。

加快建立健全適應國際投機資本進出影子化的外匯管理體制。在目前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下，資本項目開放恐怕要等到我國政治經濟實力位于世界第一，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之后，不然，可能隨時面臨巨大國際金融風險：同時，要切實加強經常項目監管，特別要加強對跨國公司內部貿易、明顯超過市場正常價格貿易等項目的審查和監管。當前巨額外匯儲備中的美元和歐元資產不斷貶值，不僅無法防范風險，自身也無法找到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徑建議用外匯儲備去中東、俄羅斯等地區購買一些我國經濟發展必需消耗的石油、礦產等資源，更能保值增值。

謹防我國經濟發展陷入“滯脹”風險。IMF最新預測，世界經濟正進入嚴重低迷期，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或接近于衰退。目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的序幕才剛剛拉開，在未來2—3年內我國經濟增速放慢到6％左有的風險不是完全沒有的。同時，因為預期市場需求萎縮，企業削減產量甚至停產，產品和服務總供給大幅下降；美國和歐盟推出大規模救市計劃，必然加劇美元和歐元貶值，一旦貨幣杠桿機制恢復并發生作用，世界經濟發生通脹的潛力巨大：從物價指數看，我國9月份PPI雖出現向下拐點，仍上漲9．1％：美國9月份核心PPI較上年同期上升4％，創1991年以來最高水平，世界價格上漲壓力尚未根本緩解：治理“滯脹”要比治理單純的通脹或通縮難得多，這種情況是應當竭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