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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知浸潤而振翅高飛

在北京求學期間，王光祈的生活是艱苦的。但這并不妨礙他的成長。在京求學期間，他就供職于清史館，擔任多家報紙的記者、編輯，與同時代的人一樣，試圖以自己之志開民智，為中華之崛起燃燒自己。在他從中國大學法律專業以優異成績畢業之時，也就是1918年，尚未爆發，但新文化風潮已經在神州大地涌起。在東西文化的激烈交鋒中，他結識了、陳獨秀等時代風云人物，步入了與求學生活完全兩樣的社會活動之中，而他的眼界也為之大開，目光更為深邃。當爆發，經歷了、陳獨秀等人的思想洗禮的王光祈參加到了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群眾游行示威隊伍之中，并以記者身份向報社提供的游行情況，使五四的火焰流布川蜀大地。在1919年7月，王光祈與等人在京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并出任學會執行部主任，先后推薦、趙世炎、、惲代英等有志青年加入學會。后來，他又與、陳獨秀和蔡元培等人在京滬兩地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組織熱血青年一起探索改造中國，振興民族國家之路。在中西文化論戰的硝煙中，在中國急需學習國外思想、文化、制度的時代氛圍中，王光祈遠渡重洋，留學于馬克思的故鄉———德國，試圖通過觀察一戰后德國社會經濟的復興而為積貧積弱的中國找尋新的發展道路。此時的他，已經不是當初剛從川蜀大地來到北京古都的模樣與神采，他雖然在德期間還兼任《申報》、《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的駐德特約記者，但他已經把目光放在了政治經濟學，并試圖從中找到振興中華之路。在德期間，他撰寫、翻譯了政論著作《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三國干涉還遼秘聞》等著作。但這似乎都與他日后的音樂家身份毫不相干。但源于他與生俱來的對音樂的愛好，對中國社會的眷戀，對中國社會的特長的體認，對修養的鐘情，以及內心深處的對“人類的全體改造”的宏愿，使得他最終放棄曾經的法律、新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活動，而進入音樂這一能提升人的修養，能最溫和而有效地實現對“人類的全體改造”的天地。何況，他在醉心于川劇的中學時代就尤為喜歡田園詩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這些美麗的詞句組合演繹出來的迤邐風光又何嘗不是音樂的另一種形式？

二、異國他鄉沐浴音樂強光

離開了國內轟轟烈烈的生活而身居異國他鄉，王光祈整個人似乎安靜了下來。他回到了童年的生活，那種有音樂相伴的生活。德國曾經養育過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納等等著名作曲家和音樂家，這里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旋律和歌劇。他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心靈的家鄉。音樂的強光把他內心的陰霾驅散，帶給他早春一般的陽光。1923年，已經是王光祈在到達德國的第三年。此時，他已經改學音樂一年，并從私人教師那里學了小提琴和音樂理論。這一年，他進入柏林一所音樂專科學校正式攻讀音樂理論。四年之后，他考入柏林大學攻讀音樂學，師從E.M.von霍恩博斯特爾、A·舍爾林、H·沃爾夫和C·薩克斯等教授。1934年，他以《中國古代之歌劇》（今譯《論中國古典歌劇》）獲波恩大學博士學位，成為最早在歐洲為中國爭得榮譽的音樂學家。在德國期間，他學習了音樂和樂器知識，并在向國人介紹德國音樂、歐洲音樂的同時，向德國介紹中國古典音樂，把東方民族音樂和歐洲音樂穿插在日常生活和思考的軌跡中，他甚至辛勤采集民間流行謠曲，讓音樂的力量注滿全身，讓民間藝術納入自己寬廣的視野，讓音樂的強光撫過心靈的每一寸土地和思想的每一個角落。

三、溝通古今中西而著作等身

自1923年起，王光祈依據中西音樂比較的理論研究進路，出版了16種音樂專著和一系列音樂論文。這些著作包括《德國人的音樂生活》、《德國音樂教育》、《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西洋樂器提要》、《西洋制譜學提要》、《音學》、《對譜音樂》、《西洋名曲解說》和《西洋音樂史綱要》，以及《東西樂制之研究》、《中國樂制發微》、《中西音樂之異同》、《東方民族之音樂》、《翻譯琴譜之研究》、《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和《中國音樂史》等，溝通中西音樂，溝通古今音樂。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之中，受到時代境況的影響。王光祈在深入研究中西音樂，溝通古今的同時，并沒有忘記時代賦予他使命。雖然，他在期間走上北京街頭，傳播五四新思想，但事實上，他反對以政治運動這樣劇烈的方式改造社會，走以音樂之力改造個人，再改造團體，進而改造社會、喚醒民族的道路，希望借助于音樂的力量改造民族的生活，復興民族之文化。這其實也是他為何在離開而走向德國并轉向音樂研究的深層次原因。也正是在如此宏大的心靈敘事下，他才筆耕不輟，著書立說，屢出創見，及至積勞成疾。

四、不忘愛國志乃成時代之偉大

近代的中國飽受列強侵略，國人的自信被列強的船堅炮利轟得粉碎。當時，全盤學習西方是社會的主流，民族文化被冷落。基于堅信音樂的社會功能，音樂能振奮人心，以及復興民族文化的深入思考，王光祈主張以整理古典音樂為先導，在收集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借助西方音樂的科學方法，創造“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性’的國樂”，以提振國人之自信，振奮人心，喚醒國民。當然，他很明白中西歷史文化的差異，也很明白中西音樂的異同，于是，他認為，創造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在這里，可以透視他內心深處的民族自豪感，強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愛國主義精神。基于這樣的愛國思想情感，他最先系統地采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堅持比較研究的學術理路，把中國音樂和東方其他國家的音樂以及西洋音樂進行比較研究，提出把世界樂制分為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和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體系的理論。天妒英才。以最大的努力和堅定的態度致力于東西方音律和東方各民族音律比較研究的王光祈在1936年1月因突發腦溢血驟然病逝于德國，走完了年僅44歲的人生，完成最艱辛的中西音樂比較探索使命，把雕琢東方民族音樂的精魂留在了那個風起云涌、傾向于政治運動救國的歷史節點。

基于他對東方民族音樂的精心雕琢，人們把他稱為“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者”，著名的“愛國主義著作家，卓越的音樂學家”。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教授卡勒博士說，只有很接近地去細細認識他，方可以了解他的偉大。偉大的人物已經逝去在歷史長河中，但他的言語仿佛就在耳邊“：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樂之業。”中國已經和平崛起，而我們則在他和他同時代的音樂人開創的東方民族音樂視域中暢游、冥想，領略著他們帶給我們的音樂之美，音樂之力量。

作者：王達亮單位：河南職業技術學院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