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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業經濟增長的內涵及其意義

經濟增長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經濟學界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都對經濟增長的內涵及內生機制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3］。林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其經濟增長與其它產業相比，表現為一定的獨特性。因此，林業經濟增長是指組成林業產業的全部企業的發展與森林資源的增長，即林業行業產品和勞務數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產出的增加，可用林業總產出或林業總產值來衡量［4］。但是在現階段研究中對于林業總產值的界定，社會普遍承認森林資源的生態效益，但由于目前森林資源的生態效益難以計量，故不計入林業總產值之中［5］。趙鐵珍等進一步又把中國的林業總產值分為營林產值和木材采運產值兩部分，森林的種植和培育等的產值計入農業總產值，而森林采伐、運輸則計入工業總產值。這種劃分對于今后的林業經濟增長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體的參考方向［5］。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林業經濟增長對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保障生態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6］。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制度績效評價中的核心內容［7］，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來，不少研究者從林業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評價產權改革的制度績效。同時，林業經濟增長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就業增收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8－9］。

2林業經濟增長問題研究回顧與分析

2.1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經濟增長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生產要素投入量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的結果;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10］。總結近期的研究文獻，眾多學者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的研究分兩個層面，一是單獨研究某一因素影響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二是綜合考慮多個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

2.1.1林業經濟增長的單因素影響分析

單個生產要素對林業經濟增長影響，主要投資、科技投入、勞動力、森林資源、林產品進口貿易等因素。林業投資可以推動林業經濟增長［11］，其中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間存在協整關系，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還證實了兩變量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受財政科技投入短期變動的影響不明顯，而短期內財政科技投入變動受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的影響則較大，長期來看，財政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相互間有顯著促進作用［12］。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響林業經濟增長方式［13］。另外，國內林產品進口貿易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林產品進口對林業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林產品進口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林產品進口是林業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則不成立，主要源于從長期來看，國內短缺的生產要素通過進口能夠提高全要素的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如中國原木、鋸材等初級林產品的大量進口，不僅沒有對國內生產形成替代，反而釋放了國內的產能，有效地刺激了林業經濟規模的擴張，有利于林業實現良性經濟增長［14］。

2.1.2林業經濟增長的多因素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主要為多個因素貢獻的結果。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認為，生產要素主要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構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響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林業經濟增長也不例外，資本、勞動力投入和技術在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營林生產以培育森林資源為主，受林木生長緩慢、林地數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營林產值很難快速提高，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投入比資金要素的投入對于營林生產的貢獻率更大［15］，資金投入應以國家投資為支撐力量，主要因為林業投入要素中相當部分的生態資產化，發揮了公益作用，從而降低了林業產出［16］。除上述資本、勞動力、技術的生產要素投入影響之外，經濟增長還會受制度、市場、政策的影響。高嵐、張自強系統地研究了產權管制和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利用1996～2007年間廣東省林業相關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驗證了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具有重要貢獻的假設，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響，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的貢獻有限，提出現階段中國仍需不斷完善林業產權制度，同時需要考慮到各地區的森林資源特征與農戶經營行為的差異。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變量難以量化”保守結論［17］。李微等針對國有林區比較多的伊春地區，從公共理論角度出發，將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概括為4個方面:供給因素(資源、勞動力、資本、科學技術)，需求因素(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產業結構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認為產業結構、森林資源，消費需求，資本和勞動力對伊春林區林業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并認為科學技術及第三產業并沒有對林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主導作用［18］。而李平、張俊飚持不同觀點，認為科技投入為林業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12］。從不同角度的研究結果來看，學者的觀點均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個單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個地區的某個因素起主導作用。結合中國林業經濟增長的模式，要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中國林業經濟發展是以政府為主導，決定了林業制度變遷作為林業經濟的重要制度因素，輔助生產要素(資金、人才、技術)進行動態優化配置，協調好四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產生一種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從而為林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整合模式［19］。

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其轉變分析

2.2.1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向及其轉變方向

從經濟增長方式的一般涵義出發，以要素數量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粗放型的增長，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集約型的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仍屬粗放型，其基本特征為:一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規模和增加新建項目，二是林業經濟增長靠多占用資源和高消耗來實現，三是產出變化與質量、效益變化不盡協調［20］。在中國目前林業資源緊缺、林業資源質量日益下降的條件下，這種粗放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將遭遇“極限”，當增長趨于“極限”或人們意識到這種“極限”的存在時，要使經濟增長突破這種“極限”，就必然要改變這種增長的方式，轉而著眼于提高要素生產率來獲得有效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過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轉變到主要依靠提高現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循序漸近的［21］。在20世紀九十年代，學者廖雅萍主張不能將全部的林業資源都要集約化經營管理和發展，他針對當時的林業資源現狀以及經營管理現狀，認為林業應該分類經營，即以生態效益最大化的森林應該按社會公益事業進行經營，實行事業化管理，由政府和社會負責建設，而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森林則應該實行企業化管理，面對市場，參與競爭，進而在經營措施、運行機制以及補償機制等各個方面對生態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來，張孟德和孫秀娟均從循環經濟角度出發，認為林業是與自然生態環境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林業在化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矛盾上起到的調節中樞的作用，在林業產業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且理所當然的。在林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應該以經濟利益為紐帶，使循環經濟具體模式中，各種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林業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實質與林業經濟增長集約化轉變方式的觀點一致［23－24］。

2.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因素分析

雖然，目前的林業資源現狀、林業發展現狀、當前面臨日益惡化的生態現狀、激烈的林業市場競爭等各種制約因素的影響，迫切需要中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這不是一個自發就能自動完成的過程，需要政府、企業以及農戶等各個社會主體的支持和參與。劉勇、馬平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分析了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瓶頸”制約因素:主觀上，中國市場經濟觀念不強，一定程度上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改革和科技的觀念也不強，林業尤其突出。客觀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當前中國林業企業自我發展機制不健全，雖然在積極穩步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但進程緩慢，產權制度仍然不夠明晰;二是林業產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且投資結構不合理，林業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還不到1%，資金投入重“森工”輕“營林”，必定造成森林資源的不斷減少;三是政府宏觀調控不利，主要表現在林業企業的發展規模、分布區域和宏觀生產力布局、環境保護以及科技興企等之間的不合理［20］。總之，迫于當前林業經濟發展面臨的任務、形勢和客觀規律迫切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趨向成熟，主要表現在林業初步形成了綜合性的產業體系，科技成果在林業產業中的轉化效率越來越高，林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是現實的、可能的［25］。

2.2.3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力機制

在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領域中，勞動力要素、科技創新、資金投入等均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動力因素。首先，資本的密集程度對林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深遠的影響，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必須加大資金的投入，強化和改進林業企業物質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礎條件，為林業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載體和制度保證。因此，資金投入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變的第一啟動力。再次，林業科技創新對于林業的貢獻有巨大的潛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第一推動力。但是，當前的中國林業科技與經濟脫節嚴重，形成“兩張皮”的狀況，科技成果轉化無法到位，林業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勞動力要素包括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幾個方面成為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先決條件，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規范勞動者勞動行為、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26］。魏遠竹從林業企業角度出發，認為林業企業是林業經濟的細胞組織，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體，而企業規模是否經濟，又是能否實現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對林業企業來說，除了應注重科技和體制的雙重創新及提高勞動者素質之外，還必須加快結構調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規模經濟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產率，推進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27］。

2.3調整林業產業結構促進林業經濟增長

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產業結構變動成為一國或一部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幾乎一致認為產業結構變動有助于經濟增長［28］。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是林業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業制度指導下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林業經濟增長必須以一定量的生產要素投入為基礎，而其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林業產業結構狀況［19］。據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大部分省區的林業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林業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正向拉動作用仍不明顯。因此，加快林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改變目前中國粗放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從現有文獻來看，多數研究以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以某一部門內部的產業結構變動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對此部門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則不多見，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對林業產業結構變動的研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基于多部門經濟模型的研究。雖然林業產業結構因素在林業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認可，但由于林業產業是一個由自然—經濟—社會組成的復雜系統，這就決定了各地區的林業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林業產業政策等條件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各個地區林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也不盡相同［29］。因此，選擇個別典型省份或區域的林業發展做深入探討更具有現實意義。黃烈亞、翟印禮等選取全國26個省、市、區為研究樣本，利用多部門經濟模型和各地區1997～2006年10年相關統計數據，就各地區林業經濟系統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空間差異進行分析，結論表明林業產業結構的變動對林業經濟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但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空間差異，其M值(林業產業結構變動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與林業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處于次要地位［30］。

肖澤軍、鉉珺瑋概括湖北的林業總產值主要來源于營林、林產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過對營林、林產品、竹木采伐和林業總產值四個變量的相關分析發現，林業總產值與林產品產值變動具有高度相關性，但林產品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產值增加的貢獻卻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總產值增加的貢獻最大，但與林業總產值相關性卻不高，這主要源于林業內部產業結構不太合理［31］。肖敏靜和趙璟選取江西省數據為樣本，研究江西省林業三大產業對江西林業經濟的貢獻率，三次產業的依次貢獻率為49.8%、37%、11.8%，表明目前林業第一產業的發展對江西經濟的增長是有比較大的貢獻的，這也與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業經濟的發展還主要是以營林業等基礎林業為主，林產工業及林業服務業相對還比較薄弱，林產品的加工及林產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還不夠發達。與此同時，林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對江西經濟的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潛力和作用［32］。在對比發達國家的林業產業結構中，中國的林業三次產業比例為70:26:4，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林業工業產值多數達到林業總產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見，中國林業的第二產業比重嚴重低下，沒有發揮好林業經濟增長主體的角色，并且在當前林業二次產業內部，仍然是以初級產業為主，即以消耗森林資源的木竹采運業為主，資源的綜合利用為輔，屬于低級的資源推動型經濟增長。因此，在改變粗放型林業增長方式的發展環境下，林業除了在林業三次產業結構上需要優化升級，在林業第二產業的內部也需要調整，重點是培育林產加工業這一林業主導產業［27］。綜合以上的觀點可以發現，從全國角度和省域實證研究均表明，林業產業結構變動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重點是林產品加工業，并將之培養成林業主導產業［27］。總之，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源要素的大量投入與有效配置為基礎，林業產業結構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林業經濟增長，進而影響林業要素預期投入產出效益。均衡的產業結構，適應于技術的發展，并且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反之則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和不穩定，該理論同樣適于林業產業。因此，新時期林業的重點任務除了一味的追求經濟增長外，還應該注重林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林業資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進集約化發展。

3評述與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林業發展水平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林業的生態地位和經濟地位受到日趨重視和認可，為此，林業經濟增長特別是其可持續增長問題一直都是廣大學者的討論熱點［9］。從研究視角來看，既有國家層面的宏觀研究，也有企業層面的微觀研究，但是缺乏農戶的小個體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基于理論的定性研究，也有基于樣本和數據的實證數量化研究，研究成果有助于國家對林業制定更科學更完善的調控政策，也有助于林業企業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從而促進整個林業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然而，林業經濟增長跟其他產業的經濟增長相比具有特質性和復雜性，主要原因是林業產業是一項外部性很強的產業，林業產業的發展不能簡單的以林業GDP來衡量，因為林業除了經濟效益外，還有生態效益及社會效益，在生態效益難以量化的情況，會低估了林業產業帶來的綜合效益。總體來看，目前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的問題:一是，林業的經濟增長相對其他產業的經濟增長，會顯得相對弱勢，因為不管是政府還是學者，都難以將林業產業帶來的生態效益量化，只能默認林業生態效益的存在，但是研究對象往往所能帶來的生態效益效應是不一樣的，所以就算都默認接受林業產業的生態效益，也會不可避免的拉大誤差;第二，很多學者在進行林業經濟研究過程中，往往忽略了森林資源的特征、農戶行為特征等區域差異性;第三，樣本選擇的有限性和隨意性，且以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省區或者東北國有林場為主要研究對象，缺乏大樣本分析，缺乏對全國情況的整體把握，代表性不夠;第四，缺乏農戶層面的微觀研究。衡量林業經濟的增長的指標不僅僅是企業層面和國家層面的產出增加，也包括農戶的收入、農戶的就業等微觀層面的指標。第五，受自然因素以及生物本身特性的影響，林業產業的生產周期比較長，且對相關投資或者政策的反應不夠靈敏，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在實證分析收集數據時候，時間跨度不夠，往往會影響研究的結論。為此，在林業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關注。一是對于林業的生態效益雖然不能加以量化，但是在研究中，可以對各種林分的生態效益加以分等定級，以虛擬變量的方式加入到模型中;二是選擇樣本時，應該注重廣泛性，除了華南地區和東北地區，還應該對華東華中以及西南地區加以關注;三是收集林業相關數據時，可以適當根據生長周期來決定選擇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以減弱相關因素的時滯效應;四是，關注微觀層面農戶的相關利益特別是農戶的收入，因為農戶才是林業建設的基本。最后，在研究促進林業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積極因素的同時，還應該研究阻礙林業產業經濟增長的消極因素，為政府以及企業制定更加全面的產業發展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作者：孔凡斌1荀龍巧1廖文梅1，2工作單位：1.江西財經大學鄱陽湖生態經濟研究院2.江西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