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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西斯入侵英國盟國波蘭，又挑起蘇德戰爭，促使英、蘇先后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來，開始了英蘇兩國在二戰期間的新關系。由于休戚相關的利益，出現了兩國關系史上短暫的“蜜月”，其特點是：既合作又斗爭，在合作中有斗爭；既協調統一，又矛盾分歧，在統一中有矛盾，但以伙伴合作關系為主。其矛盾隨著戰爭進程而變化，大戰末期愈演愈烈，從而形成戰后的“冷戰”關系。本文擬就英蘇戰時的關系作一簡要論述。

一、共同的敵人、相同的命運，奠定了英蘇合作的基礎。為了戰勝法西斯；兩國間進行了廣泛的協作與配合。

二戰初期，希特勒利用蘇聯與西歐國家之間的不和，通過“閃電戰”方式，迅速占領了歐洲十余個國家，直至威逼英、蘇心臟——倫敦、莫斯科。這樣，英蘇面臨著共同的選擇：要么被法西斯打敗，要么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德國。德蘇開戰當天，登基伊始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就表示，鑒于國難當頭，英國要義不容辭地援助“俄國的危難”。因此，以德蘇戰爭為契機，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維護自身利益，英蘇相互放棄了一戰后久有的敵視態度，以打敗法西斯、重建世界和平為目標，進行了廣泛的戰時合作。表現在：

（一）經濟上力所能及的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當天晚上9時，丘吉爾在廣播中聲明，英國將給予蘇聯以“任何經濟和技術上的援助，只要我們能辦得到和對蘇聯有利”⑴。次日，丘吉爾審時度勢，果斷指出：“我們將盡一切力量幫助俄國與俄國人民。⑵”旋即雙方舉行了協商、洽談。1941年7月12日，英蘇在莫斯科簽訂了《關于對德作戰中聯合行動的協定》，雙方保證在對德戰爭中相互給予各種援助和支持。同年8月中旬，雙方又達成貿易貸款和支付協定，英國向蘇聯提供了急需的軍用物資、一次性貸款1千萬英鎊，而蘇聯則向英國提供了短缺的原材料，以助其擴大軍工生產。到該年底，英國在力所能及范圍內向蘇聯提供了669架飛機、487輛坦克及其他武器，并與美國一同向蘇聯供應了價值約10億美元的各種物資150萬噸。到1943年底，英國向蘇聯共提供了1．877億英鎊的援助。

史學界過去認為英國對蘇援助甚少，不及美國，因而無足稱道，而筆者則認為二戰期間的英國援蘇意義非能等閑視之。

其一，英對蘇援助不及美國，這是由其實力決定的，但英國提供的援助卻是自覺主動、力所能及的。當時，大英帝國危機四伏，英倫三島朝不保夕，對蘇援助必然受到限制，但其援助卻富有誠意。1941年秋，英國供應部官員哈羅德·麥克米倫說：對蘇援助是“我們的圣經”，“我們保證兢兢業業、逐字逐句地予以執行”⑶，表明了英國援蘇的原則立場。1942年上半年，丘吉爾演說時坦率表示：“如果考慮到俄國為消滅希特勒、為我門共同的事業所做出的一切，我們為俄國所做的事太少。⑷”丘吉爾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蘇的誠意，但卻感到力不從心，因此，英國便設法促成美國對蘇更多的援助。美國1942—1943年對蘇440萬噸物資援助計劃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國堅持的結果。且在美國實施對蘇聯一千多萬噸物資援助時，英國克服重重困難，承擔了運輸、護航的主要責任，貢獻非小。

其二，英國援蘇更堅定了蘇聯抗德信心，促成了蘇聯與英國關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形成。在美國參戰前，英國援蘇消除了蘇聯對西方持有的深刻的不信任感，這種援助不僅解決了蘇聯前線的部分急需，更促成其與倫敦諸國流亡政府關系的改善。同理，互援是雙方力量與信心的支持，對于雙方堅決不妥協的對德斗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上磋商協調達成諒解與合作。

大戰期間，兩國以求同存異為原則，通過首腦或政府要員間的溝通、會晤、磋商等方式，共同策劃了打敗法西斯的方略，實現了兩國政治關系的轉折和發展。期間，僅斯大林和丘吉爾間的往來信件就達504件⑸。在1941年7月簽訂的《英蘇關于對德作戰聯合行動的協定》中，雙方保證不單獨對德停戰或媾和，直至徹底擊敗德國，這成為兩國關系的轉折點，標志著英蘇結成了事實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時，由于蘇聯轉入反法西斯洪流并成為事實上的抗德中堅，加上英美的協調，流亡倫敦的九國政府也迅速與蘇復交。同年9月，英蘇等11國在倫敦舉行同盟國家會議，共同聲明遵循旨在維護和平、正義，徹底摧毀納粹的《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這樣，由于包括英蘇在內的盟國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戰時大同盟得以形成，它體現了英蘇及諸盟國的共同意志，也成為戰時合作的大舞臺。此后，英蘇政治協商不斷加強，1942年5月下旬莫洛托夫應邀訪英，簽訂了有效期為20年的《英蘇同盟合作互助條約》，它規定：兩國在對德作戰期間互相支援，非經雙方同意，不得單獨締結任何協定或和約，初步達成了開辟第二戰場的協議，并約定戰后共同行動保衛和平。這一條約加強了兩國的政治團結，其國家關系得到了空前發展。之后，通過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同年的德黑蘭會議，兩國關系得到了鞏固，表明英蘇等“盟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鞏固和持久了”⑹。更為可貴的是在整個戰爭中，兩國始終遵循了通過協商解決分歧、促進合作的原則，第二戰場的開辟、聯合國的組建、懲辦戰犯、德國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波蘭重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先后在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盡管當中亦有不快及至齟齬，但能求同存異，奠定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礎。

不僅如此，英蘇還就有關實質利害沖突問題理智地達成妥協。如兩國首腦在1944年10月通過談判就巴爾干勢力劃分達成了秘密協定，即英國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亞享有25％、羅馬利亞享有10％、希臘享有90％的影響，其他部分歸蘇聯享有。這反映了雙方在巴爾干地區的軍事平衡，但這種平衡是在蘇軍已進駐羅、南的情況下做出的讓步。丘吉爾認為是蘇聯給予英國的“特別的誠意”，“信守自己的義務”⑺的表現。因之，英（美）蘇合作實現了共同的戰略目標，不因矛盾打破戰時合作。

（三）軍事上較密切的戰場配合。

德蘇開戰后，英國即從海上加強了對德國的封鎖，組織北非戰役，打擊法西斯的北非力量。1941年冬，德軍猛攻莫斯科，銳不可當，莫斯科岌岌可危。北非英軍為了配合蘇軍行動，迅即向利比亞德意軍發起“十字軍行動”，促使莫斯科的部分德軍移師地中海，隆美爾非洲軍團又深陷利比亞沙漠之中，從而減輕了蘇軍壓力，使莫斯科絕處逢生、化險為夷。尤其是1942年秋的阿拉曼戰役與斯大林格勒會戰密切配合、相互照應，沉重打擊了德國法西斯。英軍還參加了西西里島戰役及對意大利南部的進攻戰，對于肅清德意北非軍隊、促使意大利退出軸心國，以分散牽制德軍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英美盟軍諾曼底登陸成功，使德國法西斯處于腹背受敵態勢，有力地促進了蘇軍的反攻進程。同樣，對于蘇軍而言，盡管主要是在本土作戰，但它抗擊的是最兇惡的法西斯——德國，牽制了德國法西斯軍隊主力，因此，對英國無疑是直接和最有力的配合與支持。“這場戰爭使英國無論在宗主國，還是在中東，都有了必要的喘息機會，以便整頓自己的武裝力量”⑻，使英倫三島在不列顛之戰后能“風平浪靜”。大戰后期，蘇軍以風卷殘云之勢橫掃東歐德軍，消滅了德軍有生力量，配合了第二戰場的成功開辟，使英美軍隊迅速推進德國腹地，對于最終摧垮法西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雙方上述積極舉動及重大勝利的獲取，英蘇首腦曾互相予以熱烈的贊賀和高度的評價。

英蘇軍事配合不僅表現在軍事行動上，而且還表現在戰略方針的制定、重大軍事行動的統一籌劃部署上，如英蘇美三國外長曾共同擬定、謀劃過擊敗德軍的計劃。篇幅所限，這里不再贅述。

總之，合作是英蘇二戰期間關系的主流，由于合作而加深了理解與信任，由戰前的對手轉為盟友，形成了堅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力量。

那么，英蘇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各異，積怨已久，為何能在大戰中共釋前嫌，攜手合作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們同軸心國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所致。就蘇聯方面而言，德國的背信棄義，撕毀了簽訂還不到兩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蘇聯不得不重新審視其二戰初期的外交，終于對西方民主國家有了新的認識，并意識到法西斯是不共戴天之大敵，大戰是民主與專制的殊死大搏斗。為了扭轉德軍閃擊下被動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爭取盟友，孤立并打擊法西斯，蘇聯愿意且必須與英國等合作互助。特別是就英國方面而言，援蘇對其“命運”更為重要：首先，德蘇戰爭爆發時，德國占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震醒了英法綏靖政策的迷夢，使大英帝國面臨著德國法西斯的全面挑戰；德國入侵利比亞，對大英帝國中近東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線造成了直接的威脅；德國同時還加強了對伊朗、伊拉克的經濟滲透與侵略，形成了對英國勢力范圍的全面爭奪；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擴張，危及了英國亞太地區的殖民地與自治領……帝國大廈行將傾覆。丘吉爾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感到處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國，應該利用德軍主力遠離英國的有利時機，加強本土和中東防御；同時通過援助蘇聯、鼓勵蘇聯的對德行動，以牽制德軍，防止德國打敗蘇聯后再揮戈西進，直搗英倫三島。其次，援蘇有助于維持英蘇戰時同盟，冰釋蘇聯自30年代后期集體安全努力失敗后對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深重顧慮和敵對態度。再次，可以一箭雙雕：一方面可利用蘇聯力量擊敗德國，掘法西斯之墓，減少英國的犧牲；另一方面可使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削弱，“躺在手術臺上”，從而為英國繼續執歐洲大陸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務掃除障礙。因而，英國主動援蘇，甚至亦不惜作出犧牲、付出代價。深諳韜略的丘吉爾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蘇主旨之一：“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為了我們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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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國家利益與戰爭目的，決定了英蘇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其緩急程度隨著二者所受威脅之變化而變化。

蘇聯參加二戰的目的是：打敗德國法西斯，捍衛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戰后安全體系。英國參加二戰的目的是：鏟除德國法西斯，借機削弱社會主義蘇聯，重振大英帝國雄風，建立以英國為主宰的歐洲新秩序。二者在打敗德國法西斯這點上是共同的，這是攜手合作的前提和動力。但二者國家利益不同，意識形態有別，積怨已久，陳見頗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統一體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與分歧。隨著戰爭主動權移至盟國手中，矛盾也初顯端倪，待勝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國三強中，在一些利害沖突上，英國或單獨或聯美抗衡蘇聯，從而播下了戰后不和的種子。具體表現在

（一）關于第二戰場問題。

開辟第二戰場是對德作戰之需要和英美應盡之義務。面對德軍的凌厲攻勢，蘇聯在1941—1942年間強烈要求并一再敦促英美盟國開辟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軍壓力，加速對德戰爭的勝利。對此，英美均以各種理由拒絕，直至1943年底的德黑蘭會議上，三方才達成于1944年夏天實施的協議。但在登陸選址上，英國又與蘇、美相左，反對蘇聯主張、美國同意的從歐洲西岸登陸的作戰方案，單獨炮制了所謂“打擊鱷魚腹部”的“巴爾干方案”，旨在先于蘇軍進入巴爾干。第二戰場的遲延開辟固然有其客觀原因，但不可否認受制于英美的政治戰略：蘇聯是英國強大的政治宿敵，其在戰爭中所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使英國憂心忡忡，它認為蘇聯必定成為威脅它戰后左右歐洲大陸的最大障礙。因此，英國指望蘇德相互廝殺，兩敗俱傷，從中保存自己實力，以獲取戰后有利的國際地位。“巴爾干方案”更反映了戰后英國要稱霸歐洲的意圖：希望打進巴爾干后可以跟南、希、土及中東、北非連成一氣，保住東南歐勢力與東地中海及中東的傳統利益，以使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經地中海，到蘇伊士運河，達遠東的大帝國生命線，牢牢控制在英國手中。因為英國的這一如意算盤，也將損害美國的戰后利益，故美蘇聯合抵制，使該方案流產。

“英國人和美國人非常精明，直到他們認為軍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才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諾曼底登陸”⑽。1944年上半年，當蘇軍向西推進，席卷東、中歐時，英美盟軍馬上開辟了第二戰場，并迅速向西歐強攻，旨在打敗德國后，“占領更多的地盤”⑾。二戰甫停后，英以所占地盤與蘇聯討價還價，這一“冷戰”事實證明英國始初削弱蘇聯的動機。如同斯大林指出，英國在第二戰場問題上的態度，是其自拿破侖戰爭以后，無力只身介入歐洲事務，便采取先讓別人打，待大局已定，再安穩介入，坐享其成的策略。19世紀晚期的德國首相俾斯麥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的政策永遠是這樣：在歐洲大陸上找一個用自己的拳頭去保護英國利益的傻子。”⑿二戰中英國的對蘇外交仍受這種半個多世紀以來政策的影響。

（二）關于對德國處置問題。

首先，在分割方案上雙方分歧相距甚遠：英國始初只主張魯爾、萊茵國際化，將南德與奧、匈等中東歐國家建立一個多瑙河聯邦；蘇聯則堅持對德進行分割占領，主張使德國成為非工業的農牧業國家，以防德國的再生與東山再起，消弭其安全的隱患。在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德黑蘭會議與1944年丘吉爾訪蘇時，英國一再拋出自己計劃，均遭蘇聯否決。雅爾塔會議上，英國新拋出的消極分割方案與蘇聯的積極分割方案直接頂牛。因此時大戰指日可勝，英國已在考慮如何利用未來的德國對付戰爭中不斷強大起來的蘇聯了，正如美國外交家波倫指出的那樣：丘吉爾覺得“歐洲需要一股力量來消除蘇聯的勢力，實際上是贊成讓一個統一的德國和法國擔當起這項任務”⒀。后因德國投降在即，戰局已定，分割之勢不可逆轉，雙方才認定了分區占領的事實。

其次，圍繞德國的賠償問題，蘇聯謀求德國最大限度的賠償，以避免像20年代那樣，不但對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國經濟迅速復活，因而，蘇聯提出德國賠償200億美元，并應享用一半，其中10％－15％應從西方占領區獲取。英國雖也期望獲取賠款，但反對蘇聯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賠款強加給支離破碎、千瘡百孔的德國，會引起革命、社會騷亂，更不愿蘇聯獲利太多。為此，斯大林與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發生舌戰，在波茨坦會議上相互指責乃至嘲諷，后經討價還價才達成妥協。但是，德國問題一直成為戰后蘇與英（美）矛盾、“冷戰”’的焦點之一。

（三）關于波蘭問題。

波蘭淪亡后，其國土分別被德蘇占領大戰后期，波蘭的復國與重建被提到日程并成為盟國關注的焦點，蘇英尤甚。蘇聯總結歷史經驗，認為波蘭是其安全帶上關鍵的一環，極力謀求以使波蘭成為自己防德的屏障，避免在未來的戰爭中再度成為德國直接進攻的目標。斯大林認為，“波蘭應當是強盛、又友好”的蘇鄰，他想以德國領土為代價換取蘇聯東方戰線的合法化，并認為：“這關系到俄國的重大利益。⒁”而英國卻“希望看到波蘭成為一個對抗蘇聯的‘歐洲斗士’，或至少不依附蘇聯”⒂。可見雙方戰略大相徑庭。因此，圍繞波蘭問題英蘇經過多次談判，針鋒相對，鴻溝頗深。其中波蘭領土與政權問題是矛盾的核心。關于重建后的波蘭政府．英國只承認流亡政府，詆毀、抵制蘇聯境內的臨時政府，而蘇聯則堅持由其支持和卵翼下的臨時政府為基本力量組建政府。雙方不可更改的態度在雅爾塔會議上充分展現。關于波蘭東西疆界問題雖達成妥協，但關于其西部疆界劃分，以尼斯河的東端或西端為界，仍各自固執己見，互不相讓，成為一個歷史懸案，使得波蘭疆界問題又成為自18世紀以來騷擾歐洲的一個不安定因素。

上述英蘇在德、波問題上的矛盾，從根本上反映出兩國不同利益與戰略目標。諳熟政治韜略的丘吉爾深深懂得：歐洲是大國爭霸的重點，英國未來的爭奪對手必定是蘇聯，要使對蘇競爭取得優勢，確保英國在歐洲的盟主地位，必須窮其所能，遏制蘇聯在東歐的勢力，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對抗的起點越靠近東歐越好。1942年10月，丘吉爾在致外長艾登信中說：“我們必須承認：我的思想主要在歐洲，恢復作為現代國家和文明之母的歐洲的光榮。假如俄國的野蠻主義蹂躪了歐洲古老國家的文化和獨立，那將是一場不可估量的災難。⒃”其與蘇聯爭奪歐洲的野心躍然紙上。“霸王計劃”實施后，英國急切想闖進中歐、遏制蘇軍，連羅斯福也承認英國“迫切地想打進中歐，使紅軍無法進入奧地利與羅馬尼亞，假如可能的話，甚至連匈牙利也不讓紅軍進入”⒄。這是世人皆知的事。那么，蘇聯謀求東歐的勢力范圍，是想利用其在戰爭中膨脹的實力向歐洲心臟地區伸展，進一步拓寬勢力范圍，以便在與英等西方國家的未來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因而在德波問題上，蘇聯原則堅定、態度強硬。德波問題成為戰后冷戰的“潛因”。

（四）對伊朗和阿富汗的爭奪。

1941年8月，蘇英軍隊分別從北南對伊朗實行軍事占領，并迅速肅清伊境內德軍力量，以打通一條通往蘇聯的軍事物資補給線。10月，雙方又共同努力進軍阿富汗，驅逐了軸心國勢力。此后，又成立了中東補給中心（TheMiddleEastSuppleCentre），統一協調、管理、籌劃和解決中東補給。但蘇聯出于國防安全需要，還欲使南鄰的土耳其、伊朗受其卵翼，因而對其伊朗北占五省實行文化政治合二為一，加強軍事控制，使之“納入他們安全體系的‘鐵幕’之內，對英美文武官員接替上述地區，甚至是為了辦理與共同的戰略部署密切相關的事務，都面有難色”⒅。英國則千方百計試圖沖破蘇聯豎起的“鐵幕”，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前，一再拒絕通過伊朗給蘇聯援軍，企圖借機取代蘇聯控制伊朗。此后，雙方形成僵持之勢，并針鋒相對地角逐伊朗的石油開采權，這些都預示了戰后雙方化玉帛為干戈的“冷戰”關系。

綜上所述，共同的命運、別無選擇的戰爭處境，促使英蘇二戰中的全面合作；而不同的戰略利益使兩國又矛盾斗爭。法西斯大敵當前，民族存亡攸關的現實使合作成為主導，成為任何一已私利不能打破的主流。二戰中的英蘇關系說明：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國家，在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選擇上，可以求同存異、攜手合作、平等互助、互利互惠；但是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始終是高于一切的。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合作只能以平等、互惠為基礎，不允許搞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這也許是當前我國在對外開放中以資借鑒而不可忽視的。

注釋：

⑴⑻1941年6月23日《泰晤士報》。轉引自秦衡允等譯，[蘇]費·格·特魯斯基：《英國現代史》，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49頁。

⑵⑹⑼方連慶主編：《現代國際關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471、555頁。

⑶麥克米倫：《戰爭狂飚（1939—1945）》，紐約，1968年，第100頁。轉引自時殷弘：《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對蘇租借援助》。《上海學刊》（南京）1996年第3期。

⑷戈尼昂斯基等編：《外交史》卷4（中譯本），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332頁。⑸張海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與教訓》，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頁。

⑹W．H麥克尼爾：《美國、英國和俄國：他們的合作與沖突（1941—1946）》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19頁。

⑽B．L．Montgomery：ThepathtoLeadershipLoudon.1961．P.P.201－204。

⑾劉陵、洪育沂主編：《國際關系史簡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頁。

⑿《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縮微膠卷、蘇聯、第一部分，942—1946》，轉引自《世界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5期，第38頁。⒀波倫：《歷史的見證》，紐約，1973年，第183頁。

⒁舍伍德：《羅斯福與霍普金斯》（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頁。

⒂安德爾斯：《流亡的軍隊》，倫敦，1949年，第210頁。

⒃解力夫：《臨危受命——丘吉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頁。

⒄朱貴生等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頁。

⒅喬治·柯克：《戰時中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