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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終配合張學良、楊虎城，基本上同意張學良楊虎城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擔保兌現談判達成的協議。尊將為領袖并與有著的非同一般關系的張學良看到既然已經作出如此姿態，便決定送蔣回寧，以維護領袖的威信和尊嚴。

一開始的態度十分蠻橫，拒不與張楊合作，但是后來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同時為了不讓何應欽的陰謀得逞，態度變得緩和了，同意與張楊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個月內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1）還讓22日抵達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進行談判。經一再討價還價，宋氏兄妹終于接受了張楊和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達成了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基礎的協議。對于談判達成的協議，經和宋美齡的一再勸說，終于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兌現，回到南京以后逐條逐步執行。24日學口頭答應張學良：（一）下令中央軍退出潼關以西；（二）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由張學良推薦戰時內閣名單，并令何應欽出洋，令朱紹良等中央大員離開陜甘；（三）回京后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五）立即召開國民黨會；（六）聯俄聯共。（2）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決事變，在與會昭時表示“我們肯定不會打內戰了。”（3）25日還對張學良說：“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張楊在通電中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張楊基本上達到了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

經過“東北易幟”、“中原大戰”中武裝調停、“九一八”和“熱河抗戰”失利后代蔣受過，張學良與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張學良一直真心尊蔣為領袖，認為“是領袖，有領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嚴”（5）正因為如此，在事變之初他就向楊虎城表示“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過類似的表態：“為了增高你的聲望，便于領導抗日，我愿學一學負荊請罪……（7）現在逐步轉向合作，已經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基本與張楊八項救國主張相吻合。也就基本實現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更何況由于西安事變聲望掃地，就像蔣自己講的一樣：“栽了一個大跟頭，名譽地位統統完了。統帥走上了這條末路，在人們心目中還有什么分量？”那么實現當初的諾言，送蔣回寧，以維護的領袖威信與尊嚴，便勢在必行。這在張學良送蔣回寧前夕的言論可以看出來，他曾對應德田說道：“我們這次發動事變，對他的打擊太大，我們說抓就把他抓起來，說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還成什么領袖？……所以我必須親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夠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說話，好辦事，不致使他感到難堪……”。（8）

二、國內外輿論誤解張楊發動“兵諫”的目的，強烈反對西安事變，對張學良大肆攻擊，要求西安方面盡快釋放，這大大出乎張學良的意料。張學良希望通過親自送回寧來表明自己的誠意，以消除對他的誤解，以正視聽。

由于西安事變發生后，揭示西安事變真相，提出八項救國主張的通電被東北軍交通處處長蔣斌扣壓，并先于張楊通電發表前，將西安事變的情況告之何應欽。何應欽得知后，立即將全國所有的郵電系統嚴加控制，并造謠宣傳說西安方面已經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對于西安事變的真相沒有絲毫了解，一個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現了零星的不全面的關于西安事變的消息和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的片斷報道，即使這樣的報道也遭到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封鎖。因此全國各地遲遲得不到有關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對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懷疑與誤解。

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博士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當時國內各政治派別，各階層都有人以極其強硬的口氣致電質問張學良。張學良在他們眼中成了典型的軍閥，“十惡不赦”的叛徒、土匪。這給張學良以措手不及，讓他很苦惱。本來在“九一八”事變喪失東北三省，“熱河抗戰”失利，在西北圍剿中共領導的紅軍，這一切責任都在，可是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替蔣受過，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現在他為了抗日，不得已通過“兵諫“的非常舉動來逼蔣抗日，不料還是讓國人不理解并備受攻擊，這不能不讓張學良感到苦惱。這些壓力都給張學良的精神上以“強烈的刺激”。

在西安事變以前，一貫支持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的蘇聯在西安事變發生后，背信棄義，不但不支持張楊的義舉，反而把張學良歸于“漢奸“一類，并斥責張學良搞“投機”，攻擊和學良“在外國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國創造新的有利于中國的敵人，實現其侵略計劃的混亂局面”。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連日發表社論，指責張楊的舉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國之統一，表示：“帝國主義未必同意中國共產黨取代”。蘇聯從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出發，為了拉攏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減輕蘇聯所面臨的法西斯壓力，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必須在的領導下，是中國抗戰的最佳統帥。蘇聯積極主張盡快釋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保住的軍政大權，以適應“武裝保衛蘇聯”的需要，不愿因為西安事變而引發中國的內戰，打亂他們的遠東計劃。本來對蘇聯寄予厚望的張學良遇到這當頭一棒，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加重了他的思想負擔。

日本在華勢力的膨脹引起英美的強烈不安。與英美一直“合作”得不錯，英美視為英美在華利益的最佳人，是牽制日本的最可靠力量。英美不愿國民政府內的親日派河應欽、之流借西安事變之機，挑起新的內戰，進而乘機奪取國民政府的軍政大權。英美對西安事變表示震驚和不安，不理解張楊為何發動“兵諫”，把張楊的西安事變看作爭權奪利之舉，曲解了張楊發動“兵諫”的初衷。《紐約時報》稱：“張將軍的政變只能加害中國，并引起西方對遠東權益的焦慮.”引為莫大之遺憾，因其對于中國之統一及繁榮產生嚴重之影響。”《泰晤士報》攻擊張學良是出于“個人的野心”。英美大使在西安與南京之間斡旋，呼吁和平解決事變，并要求西安方面立即送回南京。

國際國內的輿論如此一邊倒，都不理解張學良，強烈反對西安事變，這大大出乎張學良的預料，加上由于歷史的原因，國際上這些大國對當時的中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況且中國的抗戰事業必須得到這些大國的強有力支持，張學良希望通過送蔣回寧來澄清國內外輿論對西安事變和他本人的種種誤解，西方大國的表態促使張學良作出親自送蔣回寧的決定，正如張學良后來所講的那樣：“惟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國際、國內輿論的誤解”。（9）

三、英國大使和、端納、宋美齡、宋子文都保證張學良的安全。張學良認為東北軍、西北軍實力本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實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幾名軍政大員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夠的實力來保證張學良到南京后的個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這是張學良送蔣回寧的又一重要原因。

英國大使向張學良許諾：“只要釋放了，外國軍隊可以保證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安全。”（10）也向張學良表示“對西安事變人員一概不予追究”。同時端納、宋子文、宋美齡也一再向張學良保證張學良送蔣回寧后在南京的安全，鑒于他們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張學良認為他們的表態有相當的分量。

中國共產黨一直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西安事變前夕與東北軍、西北軍有所接觸，并實現了局部停火，互不侵犯，和平相處。隨后還與東北軍、西北軍結成“三位一體”，相互聲援，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張楊的通電還是感到十分意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西安事變，隨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會議肯定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良好動機，并隨即做出了力爭和平解決事變的決定，積極支持張楊“兵諫”的義舉，還決定16日派率中共代表團去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妥善解決。15日、等十五名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指出這次事變“實乃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對告南京政府采納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來到西安后，積極穿梭于張楊和之間，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正如張學良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周到此時，儼為西安之謀主矣”。（11）同時中共還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支持張楊。政治上，中共大力宣傳西安事變的真相，澄清社會各界對西安事變的種種誤解，并盡量爭取社會各界對張楊的同情與支持；軍事上，紅軍主力部署于西安、三原、涇陽，與張楊的軍隊遙相呼應，防范南京方面對西安的進攻。中共中央的種種努力與支持，以及與張楊達成的共識：只要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可以體面地釋放他，并擁護他做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袖。這增強了張學良冒險親自送蔣回寧信心。同時讓張學良覺得中共是可以依靠的國內和平力量和抗日力量，東北軍、西北軍與中共領導的紅軍結成的“三位一體”可以成為張學良冒險送蔣回寧后，得以安全歸來的保證力量。就像張學良后來在回憶中所寫的那樣：“有東北軍的力量，有三位一體的團結，還怕什么呢？”（12）

地方實力派雖然對西安事變態度不一，但除了國民黨右派外，大都表示支持張楊發動西安事變。西南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華北的宋哲元、韓復榘，四川的劉湘，綏遠的傅作義等均通電支持張楊。這些地方實力派執掌地方上的軍政大權，實力不菲。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無疑這大大加重了張學良與南京方面叫板的分量。僅僅中共領導的紅軍就令頭痛不已，花了近十年的時間還是未能將其“剿滅”。現在由中共領導的紅軍和這些地方勢力派站在西安一邊，回到南京以后不能不考慮報復西安或扣押張學良的后果和代價。對于張學良的個人安全問題，西安方面有足夠的實力做保障。

另外張學良還有一張王牌可以保證他去南京的安全，那就是自西安事變一開始就被扣押在西安的陳誠、衛立煌等十幾名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以及50架戰斗機和轟炸機以及飛行員等500余人。這些軍政大員都是的心腹及其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張學良一直沒有釋放這些軍政大員是有意的。正如應德田所說的那樣：“副司令（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寧而不釋放這些大員，并不是無意的，并不是把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這些人當做他回來的保證”。張學良也曾經說過：“我們這里能讓嗎？”（13）這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回到南京以后要想壓迫西安，必須借助軍事威脅，這就必須有陳誠、衛立煌等得力干將去為他沖鋒陷陣，去為他統率軍隊。這在后來回到南京后為副迫西安就范所任命的5個集團軍司令中，從西安被放回去的占了4個（陳誠、衛立煌、朱紹良、蔣鼎文）可以得到佐證。另外如果沒有了這些嫡系軍政大員，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內的領袖地位很難維持；同時，50架戰斗機和轟炸機在當時的中國不論對哪個派別來講都無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可做空中威懾的軍事力量。西安方面將南京方面如此雄厚的軍政實力扣留下來，當做與南京方面叫板的重要籌碼之一，南京方面投鼠忌器，不得不對西安方面謹慎行事，包括是否扣押張學良在內，這就無可否認地使要安方面掌握了主動權。如果西安方面自始至終都保持團結一致，在張學良沒有安全地回到西安以前，不放走南京方面的一機一人，不敢對張學良采取任何不利舉措，因為這對于來講代價太大，等于將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全部壓在必輸的賭注上。為了讓西安方面放回這些相當于他左臂右膀的軍政大員和權力與地位的軍政支柱，挽回這一有著相當戰斗力的空中力量，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冒險扣留張學良，因為放回張學良畢竟不會讓他丟失軍政大權，而一意孤行，對張學良采取不利行動，極有恰恰可能使他失去軍政大權和領袖地位。可以肯定地講，這些大員在西安一天，張學良在南京的安全就有一天的保障。

有了中國共產黨、部分地方實力派的支持加上西安方面所扣押著的十幾名軍政大員，免除了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寧的后顧之憂。正如張學良所認為的那樣：只要西安方面能夠“精誠團結”，他的個人安全就絕對有保障，就可以平安回到西安去，更何況有宋美齡、宋子文、端納和英國大使對其安全作的保證。這從回南京以后不敢貿然行事，而是一再試探西安方面的態度可以看出。先是讓張學良發電報給東北軍，讓東北軍放回被扣在西安的那些軍政大員，進而派閻寶航回西安索要被扣的飛機，最后又要求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飛行員，這些要求都得到滿足之后才于31日組織軍法會審、判刑，進而又在“特赦”后將張學良交予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實際上這樣的處置仍然具有很大的伸縮性，畢竟“嚴加管束”不是法律的判決，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西安方面始終保持團結一致，堅決要求張學良回去的話，張學良完全可以安全回到西安去。

遺憾的是，歷史同張學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張學良親自護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軍法會審，被判刑，最后被“嚴加管束”長達54年之久，鑄成中國現代史上的憾事。

但是張學良的偉大功績就在于送蔣回寧。正是由于張學良送蔣回寧使得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避免了新的內戰的發生并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使得在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國團結抗日的高潮，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張學良以自己的不幸換來了國家和民族有萬幸，為此曾譽張學良將軍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參考文獻：

（1）（2）（3）李勇、張仲田：《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11

（4）《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5）（6）（8）（12）（13）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北京：中華書局1980.12

（7）盧廣績：《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委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共46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1

（9）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10）[美]傅虹霖：《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90.1第225頁

(11)畢萬聞:《張學良文集》2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2第1202頁

摘要：作為西安事變主要決策者、發動者的張學良，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送將回寧，結果遭到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軟禁，失去了自由，鑄成中國現代史上的憾事。史學界對此世紀謎團一直甚感興趣，對張學良此舉眾說紛紜。本文以史料為依據，認為張學良此舉是為了維護的領袖威嚴，為了消除國內外對西安事變的種種責難，以正視聽，另外從當時情況看，張學良此舉是有安全保障的，正因為如此張學良才會親自送蔣回寧。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送蔣回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