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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帷幕，作為社會制度文化的兵制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農民起義的風起云涌，被迫進行了近代化的沿革。在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下，八旗、綠營經制兵制被勇營兵制所取代，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仿照西法編練了新軍。近代兵制的沿革推動了近代中國軍事近代化進程，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各層面的近代化轉型。

［關鍵詞］近代兵制；沿革；歷史軌跡

軍隊是國家獨立自主的保證，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軍隊的建設，為保證軍隊建設的順利進行和軍隊戰斗力的充分發揮，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有關軍事力量的組織、管理、訓練、儲備、征募等法規，由這些法規確定下來的制度就是軍事制度，簡稱兵制或軍制。兵制的主要內容包括：“軍事領導體制、武裝力量體制、軍事指揮系統、軍隊編制、動員體制，兵役制度、軍官培養制度，武器裝備、后勤供應和軍隊各項工作、管理制度，以及人事任免、獎懲等等”［1］1。近代中國兵制的沿革是中西文化沖突的正面戰爭以及西學東漸引發并驅動的。同時，近代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加速了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速度；反過來，近代兵制的沿革也影響到近代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轉型。系統地研究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歷史脈絡以及特征規律，可以為今天軍事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制度建設提供一些啟示和借鑒。

一、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歷史軌跡

1840年的鴉片戰爭宣告了中國一個古老時代的終結，也拉開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序幕。近代中國兵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武裝侵略面前，在要求鎮壓人民起義的任務面前，被迫走上了曲折的沿革之路，而影響近代中國兵制沿革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首先是八旗、綠營的衰敗奠定了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邏輯起點。清朝前期的經制兵八旗和綠營將士素質逐漸低下，軍隊訓練荒疏；另外，綠營兵“差操不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2］，日為繁重的差務奔走不遑，無頃刻之暇，根本顧不上操練，戰斗力下降。這為“湘勇”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戰爭是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直接動因。推動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于軍隊自身的要求，而是源于戰爭的需要和壓力。戰爭給近代中國的軍隊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危機和挑戰，直接推動了中國兵制近代化的沿革道路。在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歷史軌跡上，太平天國運動和甲午中日戰爭是兩次極具里程碑意義的戰爭。再次，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兵制演進的“外部催化劑”。西方的先進軍事武器、軍事制度、軍事思想等，為近代中國演進中的兵制注入了資本主義近代化因素，加速了兵制演進中的近代化歷程。

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近80年的近代歷史上，中國兵制的沿革共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一是八旗、綠營兵制；二是勇營兵制；三是新軍兵制。

八旗、綠營兵制是清朝前期的主要武裝力量，即所謂的經制兵。進入近代以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清朝居于統治地位的武裝組織，捍衛著清王朝的封建政權。不過，八旗兵在入關后就已開始腐化，至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時已是腐朽不可用了。從此綠營成了國家軍隊的核心主力，清朝的前、中期至太平天國運動的這一時期在兵制史上稱作為“綠營時代”。綠營也疏于訓練，“差操不分”，逐漸衰敗、廢弛。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沉重沖擊下，這支經制兵已是強弩之末，不戰自潰，呈分崩瓦解之勢。“待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再破清軍江南大營，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年）新捻軍擊斃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之后，清朝原有的武裝力量基本被掃蕩殆盡”［3］36，清朝統治者十分震恐，屢次頒詔，號召各地官紳籌辦團練，以團衛地方；另撥專款給八旗、綠營招募鄉勇，以充實軍力。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湘、淮軍鎮壓了太平軍及各地農民軍后登上了歷史舞臺，逐步成為清王朝的軍事支柱，這是中國近代兵制發生新變革的開始。從此至中日甲午戰爭，勇營兵制成為這一時期國家兵制的主體，這在同治、光緒兩朝近30年的時間被稱為“兵勇并存”的時代，或者稱為“勇營時代”。

勇營成為支撐清王朝統治的主要武裝力量，并以一種新的兵制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應歸之于曾國藩的兵制改革和湘軍的建立。

咸豐三年（1853年）春，諭令湖南巡撫傳旨，命湖南在籍禮部侍郎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足本全集》奏稿卷一）曾國藩不拘泥于過去辦團練的舊規，改弦更張，“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4］訓練出一支新的地主武裝。這支軍隊的兵源主要來自湖南寶慶府和長沙府，所以稱之為“湘勇”或“湘軍”。

湘軍由步軍、水師、和馬隊三個兵種組成，編制都以營為組建的基本單位。營以上設統領，統領所轄營數由幾個到幾十個不等，分別冠以不同的代號，如鮑超字春霆，所以他率領的部隊稱“霆字營”；各統領由大帥指揮。大帥依靠一個龐大的統帥部實施軍事指揮和提供后勤供應。統帥部包括營務處、糧臺、厘金、制造、支運和轉運等局。

“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受其播惠，平時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八卷）湘軍兵必自招，將必親選，餉必帥籌，所以兵為將有，兵隨將轉，是以募兵制取代了八旗和綠營的世兵制。其編制則以各級將領為中心，統領招募若干營，自揀營官，營官又揀哨官，如欲更換統領，亦即裁撤全軍。

湘軍選拔各級將領，除以宗族、同鄉、親屬為主外，重要的統領多用文人，甚至營兵文人也占有半數。湘軍選勇則是仿照明代戚繼光之法，重在籍貫戶口；此外，曾國藩特別重視地域原則和私誼，來加強軍隊內部上下左右的聯系。湘軍在財政權方面，也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對于湘軍軍費，國家財政并無專門的撥款，開始主要靠官紳捐輸或勸捐；后來主要由戶部、工部指撥駐地附近的丁漕、餉鹽、關稅等稅收，并經與地方督撫協商來謀求解決。

安慶戰役以后，曾國藩逐漸認識到湘軍暮氣漸重，積習日深，士氣已減，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景象，故決計“創立淮勇新軍”以“濟湘軍之窮”。（江世榮《曾國藩未刊信稿》）李鴻章以安徽當地士紳張樹聲、張樹珊、周盛波、周盛傳、潘鼎新、劉銘傳等地方團練武裝為基礎，加上在淮南招募的淮勇組建成6500人的淮軍。淮軍的建制脫胎于湘軍，其營制、餉章和籌建方法均是以湘軍為樣板，軍營風氣也一脈相承。李鴻章向洋人購買洋槍、洋炮在淮軍中籌建了兩個新兵種：洋槍營和洋炮營。1875年清政府籌辦新式海軍，建成了北洋水師。它從初創之日起一直控制在李鴻章手里，并是按照勇營兵制編制的，是淮軍的主要軍事組成部分。

勇營兵鎮壓了農民起義，維護了清廷統治，清政府決定仿照湘軍編制來改造綠營，建立一種國家勇營武器——練軍。首先在直隸綠營中編練，后來各省相繼編練，全國練軍總數與同期綠營兵相比約是1∶3，仍為少數。編組練軍成效不佳，保留了一小部分湘軍分散駐防各地，將其正式列入國家軍事編制，成為國家的常備軍，稱為“留守勇營”，簡稱“防軍”。至此，勇營兵制完全取代了綠營兵制，成為國家正式的軍事制度，由曾國藩發起的這場兵制變革最終完成。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戰，清軍慘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滅，這無疑是對淮軍為代表的勇營兵制宣判了死刑。清朝統治者以為日本取勝是因為“專以西法取勝”，決定仿照西法編練一支新軍。

編練新軍是從胡燏棻創建“定武軍”開始的。胡燏棻在天津南70公里的小站招募壯丁組成10個營，從編制到訓練方法，都模仿西法，即所謂“新軍”，號稱“定武軍”。“袁世凱接辦后，改‘定武軍’名為‘新建陸軍’，裁汰老弱，加以整頓，又擴充步兵二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兵力達七千人。并擬定新軍《練兵要則》、《營制》、《餉章》等”［1］522。新建陸軍的總部機關設有督練處、教習處、糧餉處、軍械處、轉運局、偵探局等機構。

與此同時，張之洞在江寧（今南京）創練了另一支新軍——自強軍。自強軍主要參照德國營制，并聘德國人為教習來訓練，其編制比中國傳統的編制要合理、科學得多，但是仍殘留有勇營制的痕跡。為了在中國各省建立新軍統一兵制，“光緒三十年（1904年），《陸軍營制餉章》、《陸軍學堂辦法》經清政府批準頒行，奠定了新軍兵制的基礎，成為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兩項重要的軍事章程。”［5］按照章程規定，國家常備軍的編制兩鎮為1軍，兩協為1鎮，兩標為1協，每標為3營，每營4隊，每鎮還轄炮隊1標，馬隊1標，1個輜重營，1個工程營。步、炮、工兵每隊均為3排，每排3棚；馬隊兩排，每排2棚；輜重隊3排，每排3棚。常備軍的編制與中國傳統營制已大不相同，成為一個步、騎、炮、工、輜各兵種協同作戰的單位，這是一種適應戰爭形勢需要的近代化編制。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多為國內武備學堂的畢業生，間有少數學習軍事的留學生。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體格、文化程度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新軍兵制是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促進了近代中國軍事的近代化。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末新軍逐漸轉化發展為各地軍閥，兵制大都是延用的是清末新軍的軍事制度，當然也有一些變化和發展。北洋軍以師和混成旅為獨立單位，這是清末新軍的鎮和混成協演變而來。袁世凱在世時，北洋軍直接聽命于他和他的陸軍部。袁死后，北洋軍分裂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及一些地方軍閥勢力。此后北洋軍在后來連年混戰中，各派勢力此消彼長，但軍隊建制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

民國元年（1912年）八月，袁世凱頒布了陸軍軍官制度，即仿清代軍官3等9級制而演化成“上將、中將、少將、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等，從此，中國正式采用軍銜制，同時還把清末新軍中的鎮、協、標、營、隊、排改為師、旅、團、營、連、排、班［3］144。根據陸軍制定的編制，每師轄步兵2旅，每旅2團、每團3營，每營4連；騎兵團則每團3營，每營4連；炮兵團則每團3營，每營3連；工程兵營則每營4連；輜重兵營則每營4連。這種編制基本上奠定了我國現代軍制的基礎。

二、中國近代兵制發展演進的特點和規律

兵制的沿革是近代中國制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中國社會近代化轉型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1.近代中國兵制沿革過程中的近代化趨勢

近代兵制沿革是在中國社會近代化轉型的背景下進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近代化奠定了兵制近代化轉型的基礎，并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洋務派掀起的洋務運動為軍隊購買使用西式武器提供了政治背景，使之成為可能，這些先進武器的使用是近代兵制在沿革中近代化開始的標志。洋務派創辦的軍用工業為軍隊提供了新式的軍事武器，民用工業為軍隊提供了后勤保障，軍備學堂為軍隊提供了優秀的軍事指揮人才，這些內部推動力更是加速了近代兵制的近代化轉型，使勇營兵制向兵制的近代化邁出了更大的一步。甲午中日戰爭后，清政府編練的新軍從編制到訓練方法，都模仿西方，還聘有洋人教習。另外，國內各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和一些學習軍事的留學生在新軍中擔任中、下級指揮官，提升了軍隊指揮官的素質和作戰的能力，進一步實現了兵制的近代化轉型。

2.近代中國兵制演進中的被動性

近代中國兵制在演進中的被動性，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近代中國兵制如同其他社會制度層面的轉型一樣，“是在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和侵略下，被迫中斷自身歷史的發展進程，移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而開始由傳統向近代化轉變”［6］，而不是自覺主動進行的。二是來自戰爭的沖擊，包括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戰爭和太平天國以及各地農民起義，為了抵御侵略以及鎮壓農民起義而被動地去應對改變，不是兵制內部的需求。近代中國兵制近代化轉型的被動性還取決于缺乏調控能力的中國社會，在西方殖民主義者沖擊和國際環境影響下，被動地進行近代化轉型。在這種背景下，兵制的演進也只能在戰爭，特別是反侵略戰爭失敗的刺激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被動地逐步邁向近代化。

3.中國近代兵制演進中走向私家化

近代兵制沿革中軍隊走向私家化濫觴于曾國藩創建的湘軍。湘軍創建時，以宗族、同鄉、師生、親朋等封建宗法關系為紐帶作為招募兵勇的原則。實行兵必自召，將必自選，薪餉自籌，經過由上到下的層層挑選，在湘軍中逐漸形成了每營只服從營官一人，每軍只服從統領一人，營營彼此獨立，互不統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的封建家長式的管理體系，別人根本無法調遣該軍，從而開創了“兵為將有”、中央兵權移于將帥的先河。脫胎于湘軍的淮軍，比湘軍私家化的性質更深。因為淮軍的招募制度上略不同于湘軍，不像湘軍只募湖南山農，淮軍士兵成分龐雜，多無家室之累，又不特重鄉土觀念，其統帥多出身行伍，視軍隊為晉升之階，不愿輕易脫離，因而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同時又加深了軍隊的私屬性。李鴻章為了保住在清廷中的高位，牢牢抓住淮軍和北洋水師的軍權，軍隊私家化得以惡性發展。袁世凱編練新軍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他堅持對將士灌輸“忠義”的封建倫理觀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須擇忠義要旨，編輯歌訣，由將弁等分授講解，時常考問，并由各將弁各據所見，隨時誨勉，務令人人通曉大義。”（《清朝續文獻通考》兵之）他還通過廣收門生、義子等封建手段把軍事學堂畢業的高材生網羅到自己門下，以培植個人勢力，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私家軍。

三、中國近代兵制的演進對社會變革的影響

軍隊是社會系統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近代兵制的沿革也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變革在軍事上的反應和結果，不僅推動了近代中國軍事近代化進程，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各層面的近代化轉型。

1.兵制沿革影響到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動

八旗和綠營兵制之時，軍隊駐扎在全國各地，總督、提督總管軍政，布政使主管軍隊財政，兵權和財權是分開的，皆直屬中央。在兵制的沿革中，無論是勇營兵制中的湘軍、淮軍還是后來的新軍都是糧餉自籌，即使由國庫指撥或各省協濟的款項，也都由統兵將帥發放，兵權和財權合一后的軍權落入了領兵大將手中。自湘軍以后，清政府把用人大權也逐漸下放，文官、書生紛紛帶兵打仗，很多將領都被保舉獲官職，陸續補授地方實缺，其中湘軍中就有一大批幕僚和將領，如李翰章、劉蓉、郭嵩燾等都官至督撫，在全國各地逐步形成了一股軍、政、財、用人權合一的地方勢力。面對地方督撫權力的逐漸增大，跋扈日甚，而中央權力日益削弱的形勢，清政府只得騰出“直隸總督”的位子以解決“內輕外重”的問題，直隸總督的位子從此也就成了湘軍、淮軍和北洋新軍的專席。隨著兵制的變革，朝廷中央權力逐漸下移到地方，滿清貴族的權力向漢族官僚地主轉移，也加大了對清王朝中央集權的離心傾向，使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逐漸解體，另外，創辦的近代軍備學堂和派遣的留學生，為中西文化交流創建了平臺。無論是軍事學堂的學生還是出國留學的青年，他們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其中一批人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最早的覺悟者，積極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動。

2.兵制的演進推動了近代中國文化教育近代化進程

近代中國兵制沿革中的近代化對西方的先進科技、新式武器和各項軍事體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強了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動了近代中國傳統文化近代化轉型的進程。在近代兵制的沿革中，為培養所需軍事人才而創建了各種軍備學堂；軍備學堂的教學內容大都以近代科技知識為主，很多學科和課程設置都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現，且多是聘請外國教官和老師；在教學方式上突破了傳統模式。這些前所未有的變更沖擊了傳統教育，成為近代中國教育體制變革的先聲，推動了教育的近代化。另外，派遣留學生不只拉開了中國留學教育的帷幕，還培養了一批社會所需的近代人才，也大大推進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3.近代兵制的沿革為中國近代工業文明揭開了序幕

在近代中國兵制近代化沿革的進程中，清政府為推動軍隊裝備近代化以“自強”的口號創建了一大批近代軍事工業，“從1865年到1890年，洋務派在全國各地共創辦了21個軍工局廠”［7］。這些軍事工業的建設改善了軍隊的武器裝備，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清朝的國防力量，而且對后期興起的民用工業也起到了一種開路和引導作用。18世紀70年代后，為了解決清政府興辦軍事工業和建立新式陸海軍等各方面所需的財政困難，洋務派以“求富”為目的興建了一大批民用工業，其中包括采礦、冶煉、紡織等工礦企業以及航運、鐵路、郵電等交通運輸業事業，“在洋務運動期間全國共建立近代民用工業167家。”［8］這些為軍隊而創建的近代軍事工業、民用工業都采用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化大機器生產，為中國近代工業文明開啟了大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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