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汀江流域的地理環境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位于閩粵邊區的汀江流域是客家族群聚居之地。歷代北方漢族移民之所以能夠在汀江流域一帶保存古代中原漢族文化，形成一個既區別于少數民族，又不同于漢族其他族群的漢族客家民系，以往的研究多認為是由于歷史上該地域地理環境閉塞。事實上，汀江流域在歷史上并不閉塞，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處于交通要道，還是銅鐵、林木、煙草和紙張等的重要產地。

關鍵詞：汀江流域；地理環境；客家族

一、本課題的提出

汀江流域位于閩粵邊區，并與贛南接壤。域內包括福建省的長汀、連城、武平、上杭、永定5縣和廣東省的大埔縣，其中福建5縣歷史上都為汀州所轄。該區域除連城縣為“非純客住縣”之外，其余都是“純客住縣”［1］94，即當地居民幾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中華民族中極富特性的一個族群：其民族屬性在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鑒別中才被最終認定為漢族［2］100，但客家人的漢族認同卻比其他族群要強烈；該族群至遲在唐宋之前即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帶［1］94，但客家人卻習稱河南的光山、固始、靈寶及陜西的渭南、商城、山陽等地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認為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正統”繼承者，但事實上其文化卻具有鮮明的非農本主義甚或返農本主義傾向，還有容山地文化與海洋文化為一體的特征，這些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種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課題。歷代北方漢族移民在閩粵邊區保存了古代中原漢族文化，從而形成一個既區別于少數民族，又不同于漢族其他族群的漢族客家民系這一觀點，最初由羅香林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這一問題的解釋上有一定的權威性。那么，歷代北方漢族移民何以能在閩粵邊區保存古代中原漢族文化？羅香林的結論是：該地區“山脈綿延”，“交通難阻不便，外地人難以入侵”，所以這里的歷代北方漢族移民及其后裔不僅能夠在人種上“與外族比較少點混化”［1］73，而且“比較能夠保存他們固有的語言和習慣”［1］106。圍繞客家的人種起源是否以北方漢族移民為主體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爭論經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歸結為閩粵邊區地理環境閉塞這一點上，客家研究者中幾乎已成共識。然而問題是，用地理環境的閉塞性或許可以解釋數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語為主的文化，但畢竟無法說明歷史上為何有大量移民集結于閩粵邊區，更無法解釋作為閩粵邊區地域文化集團的客家族群具有強烈的漢族認同、非農本主義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點等的理由。

這樣，閩粵邊區的地理環境在歷史上究竟是何狀況就成為問題的關鍵。筆者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對汀江流域客家社會進行了系統的考察研究［4］41-290，這個以交通史和產業史為線索，重新檢證汀江流域的歷史地理環境的研究作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為這項研究的結論，筆者認為汀江流域在歷史上并非閉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還是銅鐵、林木、煙草和紙張等的重要產地。

筆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啟發。一是中川學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明確指出，整理唐代以來閩粵贛邊區的社會經濟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5］96-102。受此影響，筆者的客家研究從一開始就關注客家形成地的產業變遷及其地理環境的背景。二是譚其驤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譚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圖和宋代廣東地圖上有礦場分布的標示［6］34-35，這些標示成為筆者研究礦業與客家族群形成之間關系的契機。三是宮崎市定的中國近代社會研究成果。宮崎氏指出上海開埠曾引起“舊交通路廢棄，新交通路興起”的“交通大變革”，并根據這一視角解釋太平天國運動發生的時間和地點［7］36-48，受這一研究的啟示，筆者認識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須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的地位與變化。

二、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與地理位置的特點

據地方志記載，歷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沒有公路和鐵路的時代，這些河流構建了當地天然的交通網絡。這里通過考察當地以汀江水系為主體的水路網絡以及連接當地與其他地區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狀況，探討該地區在上海開埠前舊的交通路上的地位。

1.以汀江水系為主體的水路網絡

（1）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屬于韓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寧化縣木馬山，南流至大埔縣三河堤，與梅江合流為韓江，全長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舊縣河、黃潭河、永定河和金豐溪。

汀江主流自木馬山發源后，在崇山峻嶺中蜿蜒迂回，經40余公里至長汀縣庵杰鄉大屋背村，從一處名之“龍門”的地點流出，始稱“汀江”。汀江主流穿過汀州城，經策武、河田、三州，在水口村與濯田河匯合。濯田河源自長汀縣古城鎮元口村，全長60余公里，有支流近160條。汀江主流與濯田河匯合后繼續南流，在武平縣湘店鄉河口村與桃溪河合流。桃溪河發源于武平縣大禾鄉賢坑村，全長30余公里，武平縣北部大小河川幾乎都是桃溪河的支流。與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寬，南流至上杭縣臨城鄉與舊縣河合流。舊縣河發源于連城縣曲溪鄉黃勝村，全長110公里左右，較大的支流有20余條。繞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繼續向南流入永定縣境，在洪山鄉河口村與黃潭河匯合。黃潭河發源于上杭縣古田鎮筆架山，全長約140公里，蜿蜒流經上杭、永定兩縣數鄉鎮，較大的支流有30余條。繼續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縣仙師鄉又與永定河匯合，長約90公里的永定河源自永定縣坎市鎮竹子爐，較大的支流有40余條。發源于永定縣苦竹鄉的金豐溪在永定縣境內長約60公里，于大埔縣茶陽鎮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約有15條。

（2）汀江航道。自古以來汀江水路就是人們把山區的產品運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產品送往山區的交通干線，然至端平三年（1236），為方便“官鹽”的運輸，政府清理河道，開通了汀江航道，使這條水路交通線變成重要的“官道”。紹定五年（1232）前，根據政府規定，當時汀州6縣居民中，長汀、寧化、清流3縣居民食“福（州）鹽”，上杭、武平、連城3縣居民食“漳（州）鹽”。從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費時頗長，以致食鹽質次量不足，“福鹽”額度為“每年八中綱”，但“實搬到鹽四中綱，多至六中綱”［8］《稅賦》。因此，汀州及其鄰近的虔（贛）州一帶，鹽價高騰，兩地居民常常苦于“食鹽不足”。而另一方面，與汀州一水相連的潮州一帶卻為鹽的產地，于是當地居民中從事食鹽走私者輩出。據史料記載，每到秋冬季節，走私販鹽者數百成群，往來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為當地治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請，“更革”食鹽配給路線。胡太初在《臨汀志》中記載，“前長汀縣宰劉元英為檢院申請，欲令汀民與長汀、寧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蓮城體例，改運漳鹽。郡守趙崇模申請謂搬運漳鹽，系遵陸路，恐腳夫有改，反為一方之擾，莫若改運潮鹽。紹定五年，準尚書省札，從本路鄭轉運之請，許本州及諸縣艱于運福鹽者改運潮（鹽）。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諸監司移文潮州，立定體例”［8］《稅賦》。端平三年，為便于作為“官鹽”的“潮鹽”運到長汀，長汀縣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開通了長汀水口至上杭回龍間的汀江航道［10］273。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陳洪范整治回龍灘，使汀江主流長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線開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間的河段有暗礁亂石密布的棉花灘，如當地諺語“十里棉花灘，江水天上來”所形容，那里船只無法通行。

從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總長度約為225公里，根據河道情況可將其分為四段。一是汀州城至上杭城，約120公里，此段河面較寬，流速較緩，普通船只較易通行。二是上杭城至峰市，約60公里，此段因河床較窄且傾斜度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較危險。三是峰市至石市，約10公里，此段船只無法通行，貨物往來只能靠陸運。四是石市至三河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條件較好，普通船只可順利航行。

（3）汀江流域內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縣境內還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況為：長汀縣境內有閩江水系的陳連河和童坊河以及贛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連城縣境較大河流有8條，3條屬汀江水系，4條屬閩江水系，1條屬贛江水系［12］102-104；武平縣內汀江、梅江和贛江水系流域面積所占比例分別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縣總面積的95%以上為汀江流域，其余為九龍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縣內汀江流域面積所占比例更高，達97%以上，其余也為九龍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86；大埔縣內汀江水系流域面積所占比例不大，主要為梅江流域或韓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狹窄，水流湍急，且險灘較多。盡管如此，歷史上這些大小河流構建起連接汀江流域內各鄉村以及與外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網絡，其中汀江主流則猶如主動脈。

2.汀江流域與外地區之間的主要交通路線

在汀江流域與其他地區之間的交通網絡中，下述四個方向的交通路線最值得關注。

（1）潮汕方向。汀江—韓江航道是汀江流域與潮汕地區之間最主要的交通線。汀江航道在三河堤與韓江航道相接，從三河堤沿韓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達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頭。汀江流域一帶至今還流傳“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諺語，這是指汀江—韓江航道上幾乎總是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關于其具體含義，有人解釋為往汀州城方向的約800艘，往潮汕方向的約1000艘；也有人解釋說是汀州城與峰市之間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行，石市與潮汕之間的航段上往往有1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種解釋，它都反映了歷史上汀江—韓江航道上運輸繁忙的景象。據東亞同文書院1910年的調查記錄，當時航行在汀州城至峰市之間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約有兩艘［15］卷14。按汀州城與峰市之間的航段長180公里計算，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參加這一調查的東亞同文學院學生留下的調查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依稀可見昔日繁華昌盛一大府城的風采，然掩飾不住今朝的衰頹和中落。”［16］212在這里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兩個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時期，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運輸更加繁忙。

汀江—韓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與潮汕之間的主要水路還有從永定碼頭經茶陽到潮汕以及從武平碼頭經松口到潮汕這兩條。歷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經非常方便，武平境內的中山河—中赤河—下壩河流入廣東蕉嶺后與石窟河合流而匯入韓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前，當地居民利用這條水路與潮汕地區進行物資交換。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贛巡撫王守仁鎮壓閩粵贛邊區農民起義后，為防止新的農民運動，封閉了下壩河以下七處河口。但即使這樣，當地居民還是充分利用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運輸生活物資，或把木頭、竹筏直接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與潮州、惠州一帶之間還有許多陸路，據清人楊瀾記載，此種“小徑”達數十條之多［17］卷2。

潮汕一帶，自古以來就利用海路與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貿易愈發盛行，北至“乍浦、蘇松、天津、關東”，南達“香山、崖山、高、雷、瓊、崖”，并“與朝鮮、琉球、呂宋、安南、占城、滿刺迦、擢羅、日本如鄰人互通有無”［18］卷14，卷38。

（2）梅江流域及粵東北方向。汀江與梅江在三河堤一帶。從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梅州官道往南，可與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來華南華北的時代，人們大多通過這兩條官道往來于潮汕和華北之間；從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從梅州城往西70余公里，可抵達興寧城［19］483。興寧城是閩粵贛邊區交通要道的樞紐，古來就是三省重要的物產集散地。從興寧城經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陸路都可到長樂［19］484。出長樂越過岐嶺到龍川，在那里可利用東江水路到韶州。韶州為粵湘贛邊區交通要沖，從那里可至郴州。開元十七年（728）之前，橫貫中國南北的交通線路中，從長安經襄州至郴州，然后經韶州到廣州的“郴州路”，是開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另外，從韶州越過大庾嶺到贛州的“大庾路”與“郴州路”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它在開元十六年（727）經修整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10。據《宋史》蔡挺傳記在，仁宗年間（1022-1063），江西提點刑獄蔡挺與其兄廣東轉運使蔡抗從大庾嶺山腳往上15公里鋪設磚路，并從大庾嶺到廣州的驛路兩邊都種植松樹。這個傳說從一個則面顯示了這條通道在中國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贛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與贛南地區之間最主要的交通線。汀州城與瑞金城之間的主要交通路線有二條，瑞金一帶的人稱之為“東路”和“東北路”，長度分別約為40公里和45公里［21］。從瑞金城沿貢水航行50余公里至會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達于都，在那里繼續去水路北上，經寧都至鄱陽，可連接長江航道。而若從瑞金城往西可至贛州城，在那里沿贛江經吉安可連接長江航道。在上海開埠前，從廣東往北去幾乎都要走這條贛江—長江航道，但上海開埠后，廣東北運的貨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贛江—長江航道的減少了70-80%［22］274。另外在贛州，若沿章水往西約60公里即抵達大庾嶺，翻過大庾嶺可到粵湘贛三省的最大物產集散地韶州。［22］301-305

（4）漳州方向。從汀州城經陸路去龍巖，換水路至漳州。或者，從永定城經3天的陸路和1.5天的水路抵達漳州［11］368。這兩條交通路線是汀州流域與漳州之間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航道開通之前，它們也是汀州流域與外地之間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寧波、泉州和廣州設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時深受色目人的欺壓，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緒非常強烈，在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為國際貿易港口。［23］90

3.歷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點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國大陸為數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稱之為山澤之國，然僅汀州處于萬山”一句所示［24］卷3，該地域山脈綿延，險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還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長汀縣，就地型而言，可分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臺地5種，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縣面積的71.11%。而另一方面，則如上所述，山區的汀江流域通過汀江—韓江航道與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連接起來，在經濟上成為海洋經濟“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媽祖信仰等海洋文化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國歷史上所謂“交通大變革”前交通要道上的連接點。如前所述，交通路線把汀江流域與韶州、贛州、潮州等歷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線上的交通要沖相聯結。韶州在唐代以后，隨著華南地區的開發和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而成為貫穿中國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線上的一個要沖；贛州由于宋代在開封和臨安建都，也成為南北交通干線上的重要連接地［19］37；進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帶的民間海洋貿易越來越繁榮，特別是隨潮汕地區與長江流域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強，由“汀江—韓江航路”和“汀州—瑞金通路”連接而成的交通運輸要道在全國交通網絡上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重要。連接汀江航道與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陸路通往瑞金、贛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韓江航道交匯點的大埔，是這段交通運輸要道上的四個紐結。

上述特點也把汀江流域與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閉塞的山區明顯區別開來。

三、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資源與產業結構特點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點不僅促進了汀江流域中轉貿易的發展，而且也對當地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1.自然資源特點

這里從土地資源、森林資源和礦物資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資源的特點作一概觀。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這種耕地面積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資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連綿，山間盆地和河谷總面積的比例很低，且單塊盆地和河谷面積也很小。如長汀縣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縣面積的71.11%，而且其中適合于農耕的盆地極少，只有全縣面積的6.59%；盆地大多狹小，面積最大的城關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10］63-67。在汀江流域各縣的縣志中隨處可見的“嶺嶺相疊，山比田多”、“山多林密，然耕地只居一二”這類記述，即如實反映了這種耕地面積比率極低的實際狀態。汀江流域土地資源的再一個特征是耕地嚴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該地區人均占有可耕地數“遠遠低于同一時期全國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數和福建省同一時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數”［25］159。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在該地區人均占有土地面積最多的長汀縣，人均占有可耕地數為1.8畝，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數也只有5.85畝［10］125。汀江流域土地資源的第三個特征是大多數耕地在土質上，更適宜于種植大豆、藍、煙草等經濟作物。永定縣及其鄰近的上杭縣、大埔縣的部分地區，種植煙草的條件十分優越，明代中葉以來，這些地區一直是重要的煙草產地。［11］198

羅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廢”狀態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畬族人定居于客地的山陵。因畬人實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進入這些地區后也未曾進行過造林。”［1］108羅氏在這里是說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資源是在客家遷徙于此之前就已經被破壞殆盡。但根據有關記載，在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即設置汀州之初，連汀州城也是猿、象出沒［8］《山川》。可見當時該地區曾是原始森林茂密之地。明清時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產地，清人郭柏蒼在《閩產異錄》中記道：福州、興化和龍巖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礦物資源種類甚多，藏量也很豐富。在歷史上、尤其在宋代，這個地區是最重要的礦產地之一。上述糧食資源的匱乏和森林、礦物及經濟作物等資源的富足，正是汀江流域自然資源狀況的基本構圖。

2.產業結構特點

汀江流域歷史上產業結構特點完全是該地地理環境的產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資源的限制，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農業始終未能成為地區經濟的基礎，甚至連居民的口糧也早在宋代就依靠從外地“進口”［4］121-123；而礦業、林木業、手工業和流通業則受惠于上述交通狀況，成為推動該地社會發展的基本產業部門。就時期而言，宋代，礦業成為全部地區經濟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輸出山區特產以換回糧食等民生必須物品，而在輸出商品中，木材、土紙和煙草居于前三位。這里僅對汀江流域開發初期即宋代的礦業作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畬人”尚多，刀耕火種仍廣泛留存。刀耕火種通常被看作相當落后的農耕方式，但大澤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經濟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種的農耕方式“作為與其他生產活動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實上“刀耕火種與其他生產活動結合的情況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風俗形勢》。

而由下述資料可推知，當時與農業并存、確切地說是為農業提供了基礎的是昌盛的礦業。

首先，僅筆者所見，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礦務、礦場和礦坑就有50余處。而宋時稱之為“場”的礦產地，一般是采掘規模較大，并附屬精煉場的官營或半官營的礦山［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僅官營鐵礦產地多，而且技術也較為先進，在當時全國僅有的11處濕式收銅礦場中，上杭的赤水銅場即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時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內屬上杭縣面積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機構設置、升格和搬遷幾乎都與礦業有關。大歷四年（769）為管理鐵稅，設置了上杭場，場政府機構設于鐵礦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場政府機構移至禾丸梓堡，那一帶至今仍被稱為“鐵鄉”。根據當地人所說，這一帶人靠制作鐵器謀生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場升格為縣，縣府也由禾丸梓堡遷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有關方面在白砂里發現了宋代鐵精煉爐的遺址，可見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個鐵礦產地。以后，上杭縣府于咸平五年（999）從白砂里移至語口市（今日的舊縣全坊村），當時那里設有語口鐵場。上杭縣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鐘寮場一帶“礦冶興隆，商客云集”，搬至鐘寮場，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鐘寮場衰頹，縣府又搬遷至來蘇里郭坊。根據《郭氏族譜》記載，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率家族和100多名礦冶技術人員來到鐘寮場，奉命設立礦場，并教附近鄉人冶煉技術。由此可見，宋代設置上杭縣的目的與唐代設置上杭場的目的一樣，都是為更有效地管理礦業，而由此也可推知當時汀江流域礦業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時由場升格為縣，武平鐵場的存在則是這一行政機構變動的社會經濟背景。

礦業也推動了汀江流域的流通業和城市的發展。斯波義信就曾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中，把汀州城視作宋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明顯增加，至開慶元年（1259），已達73139戶，150484口［8］《戶口》，就戶數來說，已接近當時該地區總戶數的33%。推動這一城市發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當時該地礦業的興盛。在汀江流域的開發和地域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礦業也是最為重要的動力。汀州人口從元和年間（806-820）的2618戶到元豐三年（1080）增長為81454戶，到開慶元年進而增長至223432戶、532681口［8］《戶口》。作為人口激增的社會性要因，除了先住民中編戶有大量增加之外，另就是外來移民大批遷入。通常，大規模外來移民遷入，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外部有大量流民產生，二是本地要具備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條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黃巢之亂引發大量流民，而閩粵贛邊區遠離戰地且外地人難以入侵，猶如“世外桃源”。但如上所述，以汀江流域為中心的閩粵邊區耕地資源匱乏，宋時又處在刀耕火種依然十分普遍的階段，僅靠農業，根本無法解決大量外來移民的吃飯問題。而如果對照汀江流域的人口變動與礦業的發展狀況，則可見人口的激增與礦業的繁榮在時期上具有驚人的一致性。

綜上所述，汀江流域雖為山區，但在歷史上因“汀江—韓江航路”而和民間海洋貿易盛行的潮汕地區相連接，進而通過“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為以贛州為中介的潮汕地域與長江流域之間的交通運輸要道上的一個連接點。汀江流域的這一地理位置不僅帶來繁榮的中轉貿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區自然資源成為海洋經濟對外輸出的產品生產基地。汀江流域的這一特點顯然不同于一般山區的地理環境，與“閉塞性”無緣，甚或可說具有“開放性”。

根據以上對汀江流域歷史地理環境的分析，筆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兩點。第一，從連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的交通路線看，閩粵贛邊區和粵湘贛邊區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交通圈。這里值得注目的是這個交通圈內大多數地方的方言，在言語學分類上是被稱作為客家語的。根據這個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客家的形成與其說是歷代移民在封閉的深山維護自己固有語言的結果，還不如說是這個交通圈內的居民在互相交流基礎上形成共有文化過程中的產物。第二，中國大陸與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語及民族認同方面與汀江流域居民最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兩地的地理環境與客家的形成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和共性，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問題上，實有必要對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無的山海聯結之地這種獨特地理環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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