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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國杰出的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和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1900—1995）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而言是個重大損失，我們因此感到悲傷。該文介紹他一生各階段的活動和工作以及他對發展生物化學、中國科學史和中英友好事業的貢獻。特別討論了他從三十年代以來對中國文化的皈依過程和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義。我們還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為我們提供一個現成的學習榜樣。李約瑟思想是科學史領域中的寶貴理論財富。最后，作者談到過去二十多年來與李博士個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關鍵詞李約瑟，中國，《中國科學技術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時55分，在劍橋大學校園區內一位當代偉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聞名全球的英國杰出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博士，懷著對中國眷念的深情離開了我們。幾個月前，他曾經來信說，他近來身體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顫性麻痹，而且已經說不出話了。從他簽名可以看出寫得比過去吃力，將有的字母堆寫在一起。劍橋傳來的消息也說，李約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雖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準備，但他的突然過世不僅在英國，而且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仍然引起悲傷，因為他受到大家的敬愛，知己遍天下。他太熱愛中國了，3月23日還讓人朗讀有關中國的資料［（1）］。他雖已說不出話，但料想臨終前口中還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過世對他的第二故鄉中國來說，同樣是個重大損失。

李約瑟字丹耀，號十宿道人、勝冗子，英國原名為約瑟夫·尼達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倫敦的知識分子家庭。他早年攻習生物化學，在劍橋大學岡維爾－基斯學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師于英國近代生物化學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畢業后作為研究生繼續深造。他的第一項獨立研究是探討神經病的生物化學機制，首次在生物化學與神經生理學、神經心理學之間架起橋梁，接著研究生物化學與胚胎學之間的關系，架起了學科間另一座橋梁［（2）］。這些跨學科的研究擴大了生物化學的應用范圍，導致新的邊緣學科的出現。由于這些研究，他獲得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雙學位。1924年選為學院研究員，留職母校，同年與多羅西·莫伊爾（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結婚。李夫人后來也在四十年代隨丈夫來華，漢名李大斐，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長蛋白質化學，而李約瑟集中化學胚胎學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經典著作《化學胚胎學》（C-hemicalEmbryology），成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這是李約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兩年當選為皇家科學院院士。1920—1940年間他除授課、作實驗研究外，還發表許多有關生物化學和科學哲學作品，而科學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熱點。1931年發表《胚胎學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為這門科學歷史的第一個作者。他還是劍橋大學科學史系的發起人。30年代以來，李約瑟不僅是杰出生物化學家，還是有進步世界觀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問題專家。如果他繼續沿著生物化學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個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運卻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學活動鼎盛時期放棄原有專業，從20世紀最新一門自然科學轉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對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探討，從而在后半生與東半球另一端的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促使李約瑟專業大轉變的主要因素是1937年三名攻讀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魯桂珍、王應睞和沈詩章的到來。李約瑟一家從未與中國有聯系，他對中國了解不多，但在與中國同行相處時發現他們研究科學的智力與他一樣。其中魯桂珍（1904—1991年）對他影響最大，魯出身于醫藥世家，祖籍湖北蘄春產生過大科學家李時珍（1518—1592年）。魯本人對本國科學遺產有相當了解，能從近代科學觀點評價古代科學成就，李約瑟聽后感到吃驚，這成了他們經常交談的話題。魯桂珍向李約瑟傳遞一個信息：中國古代有不少科學發現與發明領先于基督教文明。這激起他對中國及其科學文化史的興趣與好奇心。他開始閱讀有關中國讀物，并被這個古老的東方異國文明深深吸引，終于導致在思想上對中國文化的皈依，從37歲起發誓學習漢語。兩年后，魯桂珍與他聯名寫出《中國人對食物療法的歷史貢獻》［（3）］。這篇論文把李約瑟第一次引入中國科學史領域，他們商定今后共同寫一本中國科學史著作。因此可將這篇論文看成是多卷本叢書《中國科學技術史》最初的“胚胎”［（4）］。二戰爆發后，李約瑟于1942年作為皇家科學院代表率其他科學家來中國肩負援華使命。這是從明代萬歷年間（1573—1619年）以來第一次由科學院院士率領的西方職業科學家代表團以科學交流為主旨的來華訪問，具有歷史意義。李院士先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繼而在重慶籌建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ScienceCooperationOffice）。當時正是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該館負責向受日軍封鎖地區的中國科技機構提供科學文獻、儀器、化學試劑，傳遞信息，溝通中外科學技術。李約瑟與中國人民共度戰時艱苦，他主持的合作館在中、英科學家努力下作了許多有益于中國戰時科學發展的工作。由于李約瑟的貢獻，他被選為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華期間他在13個省份作了廣泛旅行，與各界人士交往，從國共雙方軍政要員到工人、農民、學生、商人，尤其結識不同專業的學者，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促使他全面加深對中國的了解。他在華活動都載入他們夫婦1948年在倫敦發表的《科學前哨》（ScienceOutpost）及《中國科學》（ChineseScience）二書之中。他還像戰時記者那樣將在華見聞報道于倫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BBC電臺寄去廣播稿，讓西方了解中國。

李約瑟通過在華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較準確評價中國傳統科學成就，他后來在《中國科技史》各卷中闡述的基本觀點，都萌發于此時。在這期間他與中國人民結下深厚友誼，把中國看成第二故鄉，從那以后直到他臨終前都一直關注并熱愛中國。在所有關鍵時刻他都挺身而出，發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而不管自己在西方處境如何困難。他不愧是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忠實朋友。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應聯合國教育與文化組織總干事赫克斯利（JulianHuxley，1887—1975）之邀，前往巴黎負責籌建科學處，成為首任處長，從而使該組織擴建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使他從巴黎行政事務中脫身而編寫中國科學史，1948年魯桂珍從南京來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討論了科學史課題實施方案，相約下步工作在劍橋全面展開。李約瑟返國后，迅即投身寫作。從事這項困難的工作，要有中國同事與之合作，但魯桂珍遠在巴黎，遂請當時在劍橋的王鈴先生參與前三卷寫作，他們于1943年在重慶已認識了。第一卷總論于195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標志李約瑟后半生另一歷史豐碑業已奠基。出版社從發行角度考慮，將書名稱為《中國之科學及文明》（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但作者仍偏愛《中國科學技術史》（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這個書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書名的折中方案。1956年第二卷問世，王鈴于次年赴澳大利亞，李約瑟身邊沒有幫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馬。這時魯桂珍辭去巴黎職務，移居劍橋。我們不要忘記，五十年代正值東西方“冷戰”時期，李約瑟的杰作初問世時，一度受到非難，甚至被扣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帽子，當成“共產黨嫌疑分子”。但人類的理智終究要戰勝政治偏見，他在書中列舉的事實勝于雄辯。自第三卷出版后，在東西方各國獲得熱烈稱贊，他的處境也有改善。新中國成立后，他發起組織英中友好協會和英中了解協會，并自任會長，在推動英中友好事業中作出重要貢獻。1952年重返中國，此后于1958、1964、1972、1978、1984年及1986年多次偕魯桂珍博士訪華。每次都會見老友、結交新朋，去各地參觀訪問、收集資料并作演講。四十多年來除撰寫大書外，還發表大量論文和專著，都與中國科學史有關。這些作品有的譯成漢、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風行世界。1966—1976年他榮任母校岡維爾－基斯學院院長，1971年選為英國文學院院士（FBA），一人身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科學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榮。1972—1975年任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會主席，還是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國學術團體和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學銜不計其數。1972—1990年他任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館長，改為李約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長。

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科學活動鼎盛時期，1937年突然發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這種思想轉折時寫道：Thencamemyconversion,awordIuseadvisedly,becauseitwasabitlikewhathappenedtoSt.PaulontheroadtoDamascus（“后來我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這頗有點像圣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他這里借用《圣經·保羅全書》中的典故，內稱虔誠的猶太教徒和法利賽人掃羅（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強光照射，耶穌在圣光中顯現，囑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為保羅（Paolos），轉而成為傳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們要領會李約瑟這一比喻的份量和內在含義。正因為有一種精神力量的驅使，他才50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國浩瀚典籍之中。當然這中間沒有什么靈光顯現，主要是李約瑟深深陶醉于魯桂珍最先向他介紹的中國古代科學文明之中，決心充當向西方世界傳播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時代的圣保羅。與那些對中國文明持膚淺之見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約瑟看來，中國像古希臘一樣有巨大科學財富，而且中國科學遺產是個絕對的金礦［（5）］。他指出，從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長時間內中國科學技術遙遙領先于歐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國科學史的目的是澄清對中國科學的疑惑，打破無知，消除誤解，還歷史本來面目。同時他決心在后半生全面發掘這個科學金礦，為人類提供一筆精神財富。他認為自然科學不是歐洲人獨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華民族在這方面也有貢獻。他寫此書另一目的是把人類各個文明都溝通起來，用事實說明各文明的科學有如江河，最終都流歸近代科學的大海，而非分道揚鑣［（6）］。他還認為人類在科學上的統一，預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來之路。在寫作過程中，下列問題始終在李約瑟腦海中盤旋：

1．為什么具有系統實驗和自然知識假說數學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興起？

2．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間中國發展科學比西方更為有效與領先？中國都有哪些成就，其貢獻如何？

3．為什么中國傳統科學基本上處于經驗階段或達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

這些問題被科學史家稱為“李約瑟命題”（NeedhamThesis）［（7）］，吸引各國學者深思與求解。可以說他的中國科學史課題計劃就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制訂的。按總體規劃，全書要寫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開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冊，總共35冊，一千多萬字。卷一總論，卷二論中國科學思想及科技發展的思想背景。卷三為數學、天文學及地學，刊于1959年。卷四物理學及相關技術，分三冊，均出版。卷五化學及相關技術，分十四冊，現已出八冊。卷六生命科學及相關技術，共十冊，已出前二冊。卷七為全書總結，共四冊，待出。最后還有總索引二冊。參與寫作的除主帥李約瑟及副帥魯桂珍外，還有王鈴、何丙郁、席文（NathanSivin）、羅賓遜（KennethRobinson）、錢存訓、庫恩（DieterKuhn）、白馥蘭（FrancescaBray）、黃興宗、梅泰里（GeorgesMétailié）、傅漢思（HansVogal）、葉山（RobinYates）、迪安（AlbertDien）、卜魯（GregoryBlue）、卜正民（TimothyBrook）、郭郛等人，可以說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國籍學者組成的“跨國軍團”。這套叢書寫作持續近半個世紀還未完工，可見研究中國科學史確是項巨大工程。李約瑟說，他寫這部書必須健康長壽，才能勝任這一“持久戰”。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冊作了部署，相信在2000年左右全書會勝利出齊。已出各冊正由海峽兩岸陸續譯成漢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譯本問世。這部巨著是他窮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國科學史探金事業中的艱苦勞動結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對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作了全面系統的歷史總結。這是一項空前創舉，為人類展現了一個過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們從昔日中國科學金礦中看到無盡的知識寶藏。實際上這是一部體大思深、結構嚴密的有關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的大百科全書。有史以來，我們還從未見過先前有任何著作像這部書那樣對一個文明的科學文化史作如此廣博而深湛研究的，篳路藍縷，厥功甚偉。就憑這一點，足以使李約瑟名垂千古。

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來研究中國科學史的。他從比較觀點考察中外科學交流，證明人類各文明區的科學技術不是彼此隔絕，而是相互溝通，因此他的書不只專講中國，還觸及古希臘、中世紀歐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倫，甚至還有美洲印第安地區，他用一連串事實在中國與這些文明之間架起了橋梁。他認為各個民族的科學創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貢獻，但中華民族的貢獻較為突出。雖說近代科學首先于17世紀在西歐興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沒有中國等其他文明區的科學注入，近代科學及工業革命便無從談起。因而近代科學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不應為某一文明所獨有。他在論證中國對世界科學貢獻時，以崇敬和愛戴的心情捍衛了中國人對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優先權，將中國科學文化置于世界史中應有的位置，這就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這種地位過去被嚴重貶低和誤解。為此他應得到所有中國人的感謝。中國人民因有李約瑟這樣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過他這部書可以從中國科學史的視角看到世界科學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有地區的文明都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這是他按中國有機論哲學模式描繪的一幅世界科學的發展藍圖，也可說他的書是在世界科學發展中向各方向輻射并從各方向受輻射的一部動態的中國科學史。他在系統闡述中國科學成就后，自然進入解釋這些成就何以出現的理論領域。中心議題是說明，當中世紀歐洲處于長期黑暗時代之際，為何中國能在亞洲發出如此燦爛的科技之光？與此相關連的是，當覺醒的歐洲文藝復興后期興起近代科學時，又為什么傳統中國科學沒能實現這一突破？他從四十年代起便決心探討這些難題。為此他通觀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學史，理清各自發展脈絡，找出雙方異同點及優缺點，又從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等角度綜合分析中西社會體制、經濟結構、語言邏輯、地理環境各因素影響，作內史與外史的交叉研究，導出一系列獨到見解。他在中國科學史探討中所發展的許多理論概念，對一般科學史而言也是有啟發性的。自然，他的書也為各國學者研究本國科學史提供了范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目前正醞釀中的多卷本中國科學史，即以李翁大著為楷模。《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李約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漢學中的空白，又彌補了世界科學史中的缺項。他是系統研究中國科學通史的開山鼻祖和這門新興學科的奠基人。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考證精密，他所導出的結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系統整理并發掘中國科學遺產，使各國人易于理解和樂于接受，這項工作十分艱難。由于過去人們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而對中國科學成就嚴重低估，李約瑟的書將使很多人對中國重新認識并發生觀念上的根本改變，這是用千軍萬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揚和傳播中華科學文明方面的功勛，是怎樣估價都不會過高的，其影響將是持久的。可以說他這部巨著是20世紀世界重要學術經典。他已在當今國際文化史領域內掀起一股臺風，橫掃以往一切陳腐的中國觀，使人們不得不刮目相視。他的書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Plol，1254—1324）游記當年出版時那樣，幫助西方人大開眼界，看到舊大陸另一端東方大國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為皈依華夏文明的新時代圣保羅，李約瑟主要充當向基督教文明傳播中國科學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書在中國起到使億萬人精神振作、奮發進取的鼓舞作用，是當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們擁有那么多優秀的科學遺產，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發明發現，通過我們現在這幾代人的努力，一定會使祖國科學騰飛，步入世界先進之列，為人類再作重大貢獻。這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約瑟直到臨終前一直堅信的。多年來他靠個人力量從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難和挫折，盡管財政拮據，但仍矢志不渝。大書能有今日規模，談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業，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體不好，后又臥床不起。李約瑟一邊照料太太，一邊緊張工作，以致他腿部關節炎一直無暇就醫。1987年李大斐不幸辭世，李約瑟失去伴侶，而自己行動也越益困難。兩年后他與魯桂珍喜結良緣，也是命運為他們安排的最終歸宿。但婚后剛兩年，1991年桂珍又繼而謝世，使約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擊。此后他身體時好時差，已不能走動，靠護士照料。鑒于他的學術功勛，1992年6月，英國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ofHonour勛位，意即榮譽勛爵。雖然如此，他仍希望人們稱他為李約瑟博士。1990年九十大壽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榮譽稱號，這當然是他最愿接受的頭銜。這意味著，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Bethune，1890—1939）博士那樣是億萬中國人的兄弟。1993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在這之前，他已被聘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名譽教授。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約瑟還與很多中國同行保持私交。筆者榮幸地與他有20多年持續不斷的交往，愿在這里談談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學求學時，對科學史發生興趣，讀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為外國人這樣熱情鉆研中國科學史，我們華人更應如此，遂立志專攻科學史，因而他是我步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兩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1892—1963年）博士和藪內清（1907年—）博士——作者注〕。31年前，我第一次親睹李約瑟博士的豐采，那時他在中科院歷史所小禮堂作演講。與他直接相識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飯店與所內研究人員座談時說：“我受芝加哥的錢存訓博士委托要會一會潘吉星，并向他轉達錢的親筆信。”當他發現我恰巧坐在他對面時，我們就自然地開始了交談。那時錢先生正執筆李約瑟的大書造紙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紙技術史。錢先生給我寄的幾封信都被“工人宣傳隊”扣壓，是李約瑟的來華才幫助建立起學術聯系。我也因此與李約瑟直接相識，從這以后我們之間一直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所談的內容照例是不同時間雙方共同感興趣的科學史問題。有時互相提供對方需要查找的資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有的選題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說火箭史較難研究，因古書技術用語混亂，他一度“上過當”，把縱火武器當成火箭，他希望我在這方面多下些功夫。1981年我在美國作研究時便把這一課題列入日程，通過這項研究證實了李約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國際會議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12世紀后半葉的提法后，他很高興。親自將我在這方面的論文推薦到國際漢學刊物《通報》（T’oungPao）上發表，表現出老一輩科學史家對晚輩的提挈。為使我有進一步研究的機會，1982年他邀我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繼續收集火箭技術史料，并擴寫成一本書。在劍橋期間，每天與約瑟見面并交談，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為樂，在生活方面熱情關照，委托桂珍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領我去他所在的岡維爾－基斯學院熟悉環境，介紹與院長及其他學者認識。令人難忘的是，當我生日那天，約瑟特意將他和大斐簽名的《科學史展望》（ChangingPerspectiveintheHistoryofScience）一書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后來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機會深入研究一下德國化學家肖萊馬（CarlSchorlemmer，1834—1892），他表示支持，并建議去倫敦和曼徹斯特作現場考察，果然滿載而歸。在劍橋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深感約瑟對我的指點和關懷，實際上是對中國科學史研究事業的關切，體現了這位大學者的國際主義風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國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國后，為向國人介紹李約瑟、李約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決心編譯他的一本文集。他獲悉后，迅速寄來三大包論文抽印本，親自編號說明，還將手中僅有的舊日照片冊借給我們制版，同時為《李約瑟文集》（1986年）寫了序。出版后，國內外社會效益都較好。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1986年他與桂珍的那次訪華期間。桂珍要我陪他們去外地訪問并照料約瑟起居，我們朝夕相處，格外親切。這次旅行中，他以86歲高齡不顧旅途勞累，為核實一條史料，親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當他在149號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現存最早的火炮實物資料時，激動得幾乎跳起來。我們迅即作了素描、拍照、錄下銘文。他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他說：這個重要發現已來不及寫入〔大書〕火藥卷（1986年）了，我們只能以論文形式先行報道［（8）］。離境前我在賓館內幫他們整理行裝時，注意到兩位銀發老人對中國仍難舍難離。桂珍有時眼含淚珠，說話有點嘶啞，約瑟心里也難過，他們說這將是最后一次故國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約瑟去重慶再看一眼他工作過的中英科學合作館舊址，同時去蘄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橋機場送走他們之后，再沒有機會見面了，只能借書信往來。1994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約瑟來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術成功，再一次體會到他的溫心。如今，往日經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約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斷腸。20多年來約瑟對我的幫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學習榜樣。從他的作品和談吐中表現出來的李約瑟思想、他的治學精神、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做人的風范和對中國的熱愛，是我這一生都學不完的。由于他在推進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對中國人民一貫保持深厚友誼，對中國科學史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名字和業績將永遠載入中國史冊。這位英國偉大學者的形象和精神將激勵我們后人繼續攀登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史的高峰，在他身后會有更多的人沿著他的足跡前進。約瑟作為我的知心朋友和導師，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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