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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的體裁是史學著作的組織結構形式，是史學工作者再現歷史發展過程，向讀者展現研究成果的具體手段。當代史研究作為與現實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史學研究領域，肩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積極開展對當代史編纂體裁的探索以適應當代社會的廣泛需求，是當代史工作者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加強當代史學科建設，提高當代史編研水平，完成歷史賦予當代史研究的神圣使命的迫切需要。筆者不避淺陋，對當代史編纂體裁作粗淺的總結與思考，希冀能引起有關專家、學者對此問題的關注。

一

80年代以來，當代史（共和國史）研究蓬勃興起，在當代史編纂實踐中，出現了多種裁體，本世紀最流行的章節體、融合各種體裁的綜合體、由章節體改造而成的總論分論體等，成為當代史編纂的主要形式。

章節體作為近、現代史書的主要體裁，至今仍表現出較強的生命力，仍是全面記述社會歷史面貌的史著的主要形式，在當代史領域也不例外。目前已出版面世的全面反映共和國歷史進程的著作，如張偉瑄、劉五一、肖星主編的《共和國風云四十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茂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出版），陳明顯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幼樵、肖效欽主編的《當代中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張啟華、周鴻、尹鳳英、陳東林合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出版），鄧力群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序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均采用章節體。章節體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由西方傳入我國，它在結構上年輕事緯，以時間為序，以歷史事件設章立節，綜合反映歷史的發展進程，結構靈活，敘事完整，既易于描繪歷史的縱向軌跡，又易于體現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歷史學家再現歷史本來面貌，揭示歷史的本質聯系、探尋歷史發展規律的較為合理的結構形式，因而有的學者稱章節體為仿原結構型體裁（注：何世芬：《中國現代史研究法綱要》，吉林大學出版社，第17～18頁。）。章節體為歷史學家探尋歷史發展規律提供了比較科學的途徑，標志著人們對歷史認識的飛躍和歷史學向科學的轉變。但章節體也存在它本身難以彌補的缺陷，由于它的線型結構和章節篇幅的限制，無法容納大量豐富的史料，故而史學界有學者評價它“有骨無肉”（注：羅爾綱：《我對綜合體史書體裁的探索》，《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隨著歷史學家考察歷史視野的不斷擴大和社會內容專業技術化的日益提高，這種體裁的不足也日漸突出。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章節體在目前當代史編纂中仍居于主導地位。

近年來，在當代史編纂實踐中，出現了一種源于章節體又明顯有別于章節體的新體裁——總論分論體。該體因《當代中國》叢書的編輯出版而形成，繼而在四川、廣西、河南等省區當代歷史叢書及全國性的有關部門、行業當代史叢書的編寫中得到廣泛使用，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影響，成為當代史編纂使用最廣泛、成果最多的體裁。這種體裁在結構上明顯地分為兩大部分：總論和分論。總論按時間順序，綜合敘述某地區、某部門、某行業自共和國建立以來的發展史，從總體上反映所描繪對象的歷史面貌，是典型的章節體。分論按某一地區內主要部門、行業構成及行政區域或某一部門行業內的機構設置、業務類別分門別類予以記述。分論是內容的主體。這種體裁的特點，是分論注重“橫斷”考察，各章節（門類）橫向排列，節下各目按時間順序記述各項事業發展之始末，呈現出樹狀結構特點。通過橫排豎寫，清晰地展現出某一地方、某一部門、某一行業內部結構與專業分工，展示其地方特色或部門行業特色。

總論分論體是為了適應當代史內容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而越來越豐富、復雜的特點而產生的。實踐證明，對于內部結構復雜、專業性、技術性強的部門、行業的發展史，章節體往往難以包容。這些部門、行業由于專業技術特點，有其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其內部的每個業務部門，都有各自相對固定的職能和工作對象，既各自遵循其本身的專業技術規律相對獨立地發展，又互相聯系、互相促進，在一定時期內，它們作為某一部門、行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共同構成本部門、本行業發展的全貌。不按其內部結構及專業分工分門別類地敘述清楚每類業務的發展，就無從反映整個部門、行業發展的全貌。欠缺任何一個主要專業門類的敘述，都有損于整個部門、行業的完整性。總論分論體既能描繪整個部門、行業的發展大勢，又能分門別類敘述每個專業門類的發展，充分展示其部門、行業的專業特色。同時，這種體裁為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編研工作的廣泛開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研究是當代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剛剛起步，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員，大多是地方志工作者、國家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當前地方史和部門（行業）史編研又往往具有政治任務性質，對史料全面深入的分析受到主客觀諸方因素的制約，即便是專業史學工作者，也存在一個熟悉部門（行業）史較強的專業性內容的問題，也需要有一個過程，總論分論體易于操作、易于大規模推廣的特點正好適應了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編研形勢的客觀需要。近年來大量的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著作問世，與這種體裁的出現和推廣不無關系。

但總論分論體的缺陷也顯而易見。作為內容主體的分論，設章立節的主要依據是部門、行業內部機構設置和業務分工，而當前我國各部門內部機構的設置一般是對口設立，從中央到地方，上下對應，大體相同；各個行業內部分工，從全國性的到地方性的，亦多有相同之處。這樣，采用總論分論體的地方史和部門（行業）史，結構就易產生雷同，而且使用范圍越廣，雷同概率就越高，易使讀者產生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覺。如果作者對史料綜合分析不夠，章節設置刻板，則極易使著作變成資料匯編。總而言之，總論分論體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還有待當代史編纂實踐的不斷檢驗。

與上述著述性當代史書不同，近年在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書的編纂實踐中，出現了融合多種體裁的綜合體。如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通鑒》、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國歷程》、團結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全鑒》等，均采用綜合體。盡管它們的內部結構有別，但特點是相同的，都借鑒、融合了傳統的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典制等體裁和近現代的章節體，從而成為多種體裁合一的綜合體，既繼承了紀傳體分門別類、包容廣泛，典制體詳述各種典章制度沿革變遷，編年體突出歷史內容的時間聯系，紀事本末體完整記述歷史事件始末等長處，又容納了章節體描繪歷史發展全貌，總括歷史發展大勢，充分體現作者的歷史認識等優點。各種體裁互相配合，互相補充，形成了該體裁對當代史內容的巨大包容性，充分反映了當代史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社會諸方面豐富的內容及重要歷史人物主要活動。這種綜合體由于容量大，涵蓋面廣，使用于史料性史書，更易于發揮它的優勢，但在著述性史書中不一定適用。

除上述幾種社會影響較廣泛的體裁外，當代史編纂還有其他多種體裁。如徐達深主編的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書《共和國史記》所采用的編年體以及當代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年譜等。另外，共和國成立后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所撰寫的集回憶、研究于一體的著作，由于作者特殊的地位，親身的經歷及其獨特的觀察角度，加上在史料選擇和結構安排上靈活，往往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形成當代史編纂的一種形式。如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卷）即屬此類。

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客觀全面地記錄歷史的發展過程，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探索歷史的發展規律，就是通常所說的“存史”、“資治”、“育人”。編纂史書的不同目的和需要以及社會歷史的內容，是決定史書體裁的主要因素。當前當代史編纂出現了若干體裁，雖呈現出了多樣化，但它還不能滿足當代史編纂的需要。

共和國已走過了50年曲折坎坷的道路。全面、系統地搜集、整理共和國建立以來的重要史料，為今人、后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翔實豐富、確鑿可靠的史料，是當代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務，全面總結共和國所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深刻反思所經歷的慘痛教訓，更是當代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特別是當前，改革開放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許多計劃經濟時代堆積下來的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這些問題的解決，固然需要著眼現實、面向未來，但回首過去，弄清成因，則是最起碼的前提，從中央到地方都迫切需要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審視過去，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今后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現實、科學的決策依據。沒有哪個史學研究領域比當代史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具迫切性和現實性，因為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休戚相關。當代社會對當代史研究提出了廣泛的要求，但史書體裁卻相對單調。多種體裁融合的綜合體的出現，為“存史”提供了較理想的體裁。但在敘述性史書體裁方面，單一的章節體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總論分論體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代史體裁相對單調的不足，但它本身存在的結構易陷于僵化、敘事長于排列史料而短于綜合分析等不足，又影響了它的進一步推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史編纂體裁，在強調科學化、規范化的同時，是否也應提倡社會化？既然對共和國50年歷史進程的反思，是全民族的反思，是全方位、多層次、多視角的反思，就應有與此相適應的當代史編纂的多種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的需要是發明創造的最強大的推動力。當代史研究者應不囿于原有體裁的成規，根據現實的需要，結合歷史科學的基本原則，進行大膽的探索，以創造出更有利于當代史編纂的新體裁。對于新體裁，只要它能如實客觀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貌，能充分展示作者基于科學分析的歷史認識，就應予以肯定。社會在發展，歷史在發展，歷史編纂學當然也要發展，它發展的強大原動力，就是社會的現實需要。當代史編纂體裁的社會化，已是大勢所趨。

史書體裁作為形式，最終由史書的內容決定并為內容服務。內容變化達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體裁作相應的變化以適應新內容的需要。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代史內容有了很大變化。社會分工進一步復雜化、專業化，新的社會部門不斷出現，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新興產業不斷涌現，社會活動的領域不斷拓展，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社會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們無論從哪個層面、哪個角度考察當代史，都不能忽視科學技術的巨大影響。這些變化，對當代史編纂體裁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章節體對專業技術性強、內部構成復雜的當代史內容的表述已經顯示出某種不適應，總論分論體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能較好地反映這些新內容的較理想、較科學的史書體裁尚未出現。所以，探索適應當代史內容新變化需要的新體裁，仍是當代史研究者面臨的艱巨而迫切的任務。

另一方面，目前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編纂體裁存在一定的混亂現象，極需加強對體裁選擇的指導。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的編纂主要是由地方黨委、政府或有關部門組織，作為政治任務來完成的，而編研隊伍中，又大多是方志工作者、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由于知識的限制，史學素養參差不齊，對史書的特點、編纂原則的理解也有較大差異。由于在編纂實踐中對體裁的選擇重視不夠，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認識，有的甚至連什么是史書，所編纂的東西是不是史書這樣的基本問題都尚未明了。如《當代中國外交》明明就是一部新中國外交史，但一些從事該項工作的人員卻認為這不是史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才是史書（注：季龍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門史研討會”發言摘要》，《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5期。）。其實，兩者只是詳略不同，側重點不同，怎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史書性質？有的地方，大體相同的內容，同時編幾本史書，卻缺乏體裁選擇的意識，其結果可想而知。這是文化領域的重復建設，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可見，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編纂，需要加強史學理論及歷史編纂的基本原則及方法，尤其是體裁選擇的指導，需要進一步規范當代地方史、部門（行業）史的體裁。提倡史書體裁的社會化，是在科學化、規范化的同時，著眼現實對當代史研究的多種需要，創造為現實服務、具有當代特色的史書體裁，而不是否定科學化、規范化。兩者互為條件，不可偏廢。如果片面強調當代史體裁的社會化而忽視科學化、規范化，則不但使當代史的編纂步入無序、混亂狀態，有損于當代史研究的整體水平，難以達到“資治”、“育人”的目的，而且可能使編纂出來的成果與志書、紀實文學作品等無法區別而喪失了史著的學科特性，使史書的作用無從發揮。

三

實現當代史編纂體裁規范化，只要有關專門機構加強對此工作的指導，并積極促進編研工作者之間的交流，就不難辦到。而要使當代史編纂體裁社會化，多樣化，以滿足當代社會現實的需要，則必須進行體裁創新。對史書體裁的創新，80年代以來史學界的呼聲甚高，但體裁的創新畢竟不是易事，它需要相當的史學理論修養，更需要豐富的編史實踐經驗。羅爾綱先生著《太平天國史》創造出一種綜合體裁，就進行了長達17年的探索。可見，任何一種體裁，都不是通過理論探討直接形成的，而是在編纂實踐中產生的。但是，理論思考能為實踐探索提供指導，使實踐探索少走彎路。筆者認為，當代史編纂體裁的創新，以下幾個方面應予以考慮：

首先，應從傳統體裁中繼承合理成分，創新總離不開合理的繼承。中國史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傳統體裁，各種體裁都有它的長處，都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繼承其中合理的、富于生命力的成分，可為體裁的創新提供豐富的淵源。編年體突出史實之間的時間聯系，紀傳體對史料包容性大、能從各個方面反映社會歷史的面貌，紀事本末體完整記述歷史事件的始末，典制體分門別類詳述各項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近現代章節體結構靈活，較好地反映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充分展示作者的見解等等，都為如實客觀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當代史編研者如能對這些寶貴而豐富的歷史遺產進行研究、吸收，一定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創“新綜合體”，就是直接借鑒了傳統的紀傳體；當代大型資料性史書所普遍采用的綜合體裁，就是融合了傳統的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典制等體裁和近現代的章節體。從歷史編纂學的發展規律看，體裁的進步，都是在吸取原有體裁長處的基礎上取得的，紀事本末體、章節體的出現莫不如此。

其次，新的體裁應當是多樣的，真正實現當代史編纂體裁的多樣化。當代史研究中“存史”、“資治”、“育人”等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對當代史反思的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體裁都有不同的要求。當代史體裁應服務于史學研究的各種目的，服務于不同的讀者對象。相同的內容，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荀悅依編年體將篇幅浩大的紀傳體《漢書》改寫為辭約而事詳的《漢紀》，袁樞苦《資治通鑒》之浩博而創紀事本末體將其改寫為《通鑒紀事本末》，皆得與原著流行于世，即是典型的例子。當代史編纂體裁多樣化，各種體裁互相配合、互相補充，才能充分發揮當代史研究的社會功能。

再次，應努力改善當代史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新體裁應反映當代史的新內容，當代史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科學技術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響著當代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但大大拓寬社會活動的領域，而且使社會實踐的專業化、技術化程度越來越高。當代史工作者必須具有相當的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才能適應當代史研究的需要，這就對當代史工作者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當代史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歷史出身的，要掌握現代科技的基本常識和相關基本原理；搞技術出身的，要加強史學理論修養，掌握史書的基本特點和編纂的基本原則。沒有兩者的有機結合，不可能創造出如實地反映當代社會內容的科學體裁。特別是隨著以微電子學和計算機技術為核心，包括生物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六大科學技術群體的迅速崛起，世界進入了現代科技革命時代，這場革命給人類歷史帶來的影響，是現在無法想象的。當代史工作者應當高度關注這些變化并積極探索反映這些變化的史書編纂新體裁。

綜上所述，在當代史編纂實踐中，出現了多種體裁，這些體裁雖各有長短，但都在當代史研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現有這些體裁，還遠不能適應當代史研究全方位、多層面、多視角開展和當代史內容新變化的現實需要。因此，當代史編纂體裁在強調科學化、規范化的同時，還應提倡社會化。當代史工作者應在繼承傳統體裁的精華的同時，立足現實需要，努力在實踐中探索適合時代需要的新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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