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尼克松緩和戰略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尚未散盡，冷戰的帷幕就在東西方之間徐徐拉開，美蘇抗衡成為戰后幾十年國際關系的主體特征。6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對蘇聯采取強硬的外交政策，它以軍事實力作為遏制蘇聯的首要手段。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面臨從世界權力頂峰到相對削弱的轉折時期，過去的強硬遏制戰略已難以奏效。到尼克松總統執政時期，為了有效地與蘇聯抗衡，便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緩和戰略。本文試圖在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發生后，重新評價尼克松政府的緩和戰略。

一、現實的趨利選擇

1969年1月尼克松執政伊始，美國世界戰略賴以運行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尼克松政府面臨著重大而艱難的抉擇。

首先，美蘇之間軍事力量對比呈現新態勢。60年代末，美蘇戰略武器相對均衡。1969年，美國共有陸基洲際導彈1054枚，蘇聯達到1050枚。1970年，美國繼續保持原數，而蘇聯的洲際導彈則增至1300枚。（注：轉引自資中筠主編：《戰后美國外交史》下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頁。）到1972年美蘇戰略武器包括洲際導彈、潛艇發射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數量，蘇聯2167件，美國2165件。美國的核彈頭數量和準確性處于領先地位，蘇聯在運載工具和投擲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注：轉引自王家福：《國際戰略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頁。）可見，美蘇軍事實力基本處于均衡狀態。有鑒于此，尼克松在戰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論”代替優勢論，即均衡數量與質量，以確保美蘇雙方戰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賦予美國外交戰略以新的面容，他認為必須改變以強硬對抗的方式與蘇聯競爭，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他說“美國需要一個談判時代，而不是對抗時代”。

其次，國際戰略格局呈現新局面，世界范圍內維護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發展。60年代之前，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是美蘇兩國。此后，西歐、日本、中國的力量和影響不斷增強，美蘇都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應付裕如地擴張爭霸。加之，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洶涌澎湃，第三世界國家逐漸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們強烈要求緩和國際局勢，反對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這對美蘇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詡為維護世界和平的美國，也需要有一種相應的姿態。

第三，越南戰爭使尼克松政府面臨國內巨大的政治壓力。持續多年的越南戰爭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一場全面危機，美國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越南戰爭已使美國社會繃緊到了崩潰的邊緣，并把自杜魯門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義以來逐漸形成的對冷戰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爾：《論美蘇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頁。）尼克松政府成為“戰后這一代第一個不得不在沒有全國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來處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頁。）而且，從60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到美國應該集中力量搞好國內問題，一股新孤立主義思潮隨之衍生。新孤立主義者主張盡可能多地削減軍費，減少美國在海外承擔的義務。尼克松任職時只有不足10％的美國人贊成增加防務費用，而肯尼迪執政初始這個數字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義思潮做斗爭，以防止出現輕率地遷就蘇聯的傾向，又不得不在國會及公眾的強大壓力下，削減防務開支。從這個意義上說，尼克松實施緩和戰略也是受民意的趨動。

第四，國際戰略流程的客觀要求。依照國際戰略學理論，在國際戰略總流程的軍事戰階段，對外政策目標主要是通過軍事手段來實現；在經濟戰階段，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交錯并用；到知識戰階段，外交手段則成為經常性、主導性的手段。從50年代中期起，美國已進入信息社會，然而，“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不是通過談判解決戰后一系列新問題，而是要把當時美國存在著的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即整體上的相對優勢，轉變成為整體上的絕對優勢。”（注：轉引自王家福：《國際戰略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頁。）美國實際上是在新條件下重復舊時代的“絕對哲學”，即抱定絕對目的，實施絕對手段，以期取得絕對的勝利。退一步講，如果美蘇在達到戰略均衡前，美國以軍事手段為主體與蘇聯抗衡尚能夠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的話，那么隨著雙方戰略均勢的形成，外交戰略必然處于升勢。尼克松不得不順應國際戰略流程演進的態勢，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國的世界戰略。“從根本上講，緩和戰略是采用外交途徑來對付蘇聯的問題。”（注：現代國際關系譯叢16：《中美蘇戰略三角》，時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頁。）

上述諸種因素匯集起來，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勢利導地變換與蘇聯強硬對抗的策略，轉而采用緩和戰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提出以“伙伴關系”、“實力”和“談判”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戰略”。其宗旨是以與盟國的伙伴關系為核心，以實力為基礎和后盾，以談判為重要手段，推行美國的世界緩和新戰略，用以達到遏制蘇聯擴張的目的。

二、美蘇關系的一把雙刃劍

緩和外交必須具備一大前提，即對峙雙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沖突，它意味著與其它選擇相比，緩和帶來的利益將大于所付出的代價。從這個角度看，美蘇緩和正是基于核時代的現實。在“恐怖核均勢”形成后，避免一場將會兩敗俱傷的核大戰是兩國共同的選擇，正如尼克松所說：“既然兩個大國都有能力毀滅全球，在維護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系。”（注：《尼克松1973年對外政策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頁。）

當時蘇聯也有緩和的意圖。首先，蘇聯國內面臨經濟困難，需要西方世界的技術、資金及貿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過緩和謀取和平紅利，進而鞏固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轉而聯合美國共同孤立、遏制中國。第三，通過緩和確立蘇聯超級大國的地位。“緩和對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來說，同樣是有利可圖的、必要的。”（注：（美）沃爾特·拉弗貝《（1945—1975）美蘇冷戰史話》，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91頁。）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第24次代表大會上發出緩和信號，宣稱要在70年代把“緩和”擺在蘇聯“外交政策的首位”，并著重同美國改善關系。

美國方面，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時期，就開始與蘇聯謀求緊張局勢的松動：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后，美蘇之間建立了熱線，并達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美蘇還簽訂了若干雙邊協定。這一切為尼克松的緩和戰略提供了一個起點。然而，肯尼迪與約翰遜時期的“緩和”仍然停留在該詞的傳統涵義上。

“緩和”（détente）是法語詞，意思是“緩解緊張狀態”。在傳統的外交用法中，“緩和”意味著兩個國家采取步驟遠離武裝敵意，它并不意味著存在敵意的強國間建立一種新的、和平的關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時代，“緩和”則被賦予新的內涵。“實質上，尼克松和基辛格與蘇聯搞緩和的觀念是發展國際體系進程的一部分，而與傳統的用維持國際體系來達到緩和的外交職能恰成鮮明的對照。”（注：（美）丹·考德威爾：《論美蘇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頁。）尼克松的緩和是指一個建立規范與制度的復雜的過程，意在通過軟手段謀求硬目標的實現。

在尼克松任期內，美蘇共舉行了三次首腦會晤。首腦會晤是美蘇緩和的重要形式與內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達莫斯科，美蘇雙方舉行第一次首腦會晤，雙方達成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該協定的基本文件有兩部分，一項是《美蘇關于限制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條約》，另一項是為期五年的《蘇美關于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協定使美蘇在戰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體平衡。這次首腦會晤期間，雙方簽署了“美蘇關系基本原則”文件，確認以“和平共處”、“緩和”作為兩國關系的指導原則。雙方還簽訂了一系列涉及能源、醫藥和公共衛生、環境、擴大貿易、探索與利用外層空間、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協定。這標志著美蘇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美蘇簽署了《關于進一步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會談的基本原則》、《防止核戰爭協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并發表了聯合公報。雙方領導人還討論了中東形勢、歐洲安全、歐洲共同均衡裁軍和越南問題。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舉行第三次首腦會晤。雙方簽署了《蘇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試驗條約》和《蘇美關于限制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條約議定書》，并就經濟、技術、能源等方面達成了合作協議。

70年代前期，美蘇貿易有了很大發展，這也是緩和的一項標志。在對蘇貿易問題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張“聯系論”，即把美蘇間的貿易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蘇聯在越南、中東、柏林等問題上的讓步與合作聯系起來。簡言之，通過貿易限制蘇聯的政治、外交行為。尼克松曾形象地將其表述為：“在我們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經濟價碼，而且要印上政治價碼”。（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簽訂后不久，美國就與蘇聯簽署了一項糧食貿易協議：三年內美國將向蘇聯出售價值7.5億美元的糧食，同時向蘇聯提供7.5億美元信貸用于糧食購買。此舉可視為聯系原則的一個應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蘇簽訂了一項為期三年的全面貿易協定，共有四項主要條款：一、蘇聯同意在30年內向美國償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戰時債務7.2億美元，美國承諾要國會批準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二、反傾銷條款。三、兩國同意在對方國家的首都設立貿易辦事處。四、要求貿易爭端按照聯合國機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仲裁規則在第三國解決。

但是，尼克松的戰略構想受到國會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國會通過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反對通過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的貿易法案，要求蘇聯放寬猶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國待遇同蘇聯的猶太人移民政策結合起來。該修正案限制了美蘇貿易的發展，對兩國關系產生了消極影響。加之由于蘇聯也不肯輕易就范，尼克松的“聯系”政策當時未能取得相應的效用。但它仍為美國以非軍事手段演變蘇聯打開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緩和不是威懾的替代物。他始終認為，緩和并不表明超級大國間對立和沖突的終結，緩和是通過有限的合作減少沖突；清醒的緩和是把緩和同威懾結合起來，緩和不是綏靖的同義詞，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頁；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頁。）因此尼克松仍然強調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個動亂和變化的世界上，我們的力量是個主要的穩定要素。我們的朋友們信賴它，我們的對手們尊敬它。它是我們致力于增進國際諒解和減少戰爭風險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對外政策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頁。）正所謂不能言戰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時代，美蘇之間曾有過幾次關系極度緊張的時刻。如1970年的約旦危機、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潛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對這些觸及美國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強硬措施，以威懾手段予以解決。威懾加緩和的策略就是實力加談判的寫照。

60年代，歐洲興起一股不可逆轉的緩和浪潮，美國出于控制歐洲緩和進程的目的，積極參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蘇四國開始就棘手的柏林問題進行談判。1971年9月3日，締結了《四國柏林協定》。柏林協定有利于緩和該地區局勢，對于美蘇緩和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為加強東西歐之間的往來，進一步滲透、爭奪東歐國家，美國還參加了歐洲安全會議和中歐裁軍會議。歐洲緩和與美蘇緩和相互促進。

三、緩和的戰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蘇緩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關系，這在雙邊關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美蘇緩和推動了整個東西方的緩和進程，也有助于緩和整體國際局勢。美蘇兩國在極端復雜與微妙的核武器問題上進行談判并達成一系列協議，雖然未能完全阻止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軍備競賽，但它本身的意義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實施緩和戰略有一個前提，即并沒有假定蘇聯已成為一個友善的大國，或者冷戰已經結束。緩和不是冷戰的替代物，美蘇之間仍視對方為主要對手，所以緩和并不意味著美蘇競爭與沖突的消失。緩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國力圖主要運用外交手段維護自身利益的策略，“作為一種處理超級大國競爭關系的政治方法，這一戰略尋求以較少緊張和較低代價保護美國的利益，而運用冷戰對抗和經常的危機辦法代價會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緩和不是遏制的終結，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繼續。

對美國來說，緩和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緩和有助于結束越南戰爭，1973年1月27日，美國、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和西貢政權四方在巴黎正式簽訂了《關于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長達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戰爭終于結束。緩和使美國在從權力頂峰下落中獲得一定的緩沖。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通過緩和戰略加強了對蘇聯的滲透，“緩和為西方影響進入蘇聯打開了大門，從而在意識形態上使蘇聯受到一定沖擊。”（注：轉引自資中筠主編：《戰后美國外交史》下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頁。）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整個70年代蘇聯憑借緩和之機，大力擴充軍備，以咄咄逼人之勢在世界各地大肆擴張。1971年，蘇聯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糾紛及美國在亞洲收縮力量之機，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東巴成立孟加拉國；美國軍隊撤出印度支那后，蘇聯支持越南黎筍集團的“印度支那聯邦”計劃，吞并和侵占老撾和柬埔寨，并把原美軍在越南的海軍基地金蘭灣變為蘇聯的海軍基地。1974年蘇聯在索馬里建立海軍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變為親蘇國家，1978年又滲透埃塞俄比亞。更為嚴重的是，1973年之后，蘇聯在阿富汗連續發動政變，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領阿富汗。（注：參見劉德斌：《美國世界戰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頁。）

蘇聯的乘勢擴張正是導致緩和在美國國國內頗有爭議的主要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緩和時期美國失大于得；美蘇戰略態勢是“蘇攻美守”；也有學者認為緩和的結果對于美蘇雙方來講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緩和之“失”？若從美國短期國家利益看，蘇聯的擴張確實損害了美國，美國在軍事上暫時處于劣勢。但從長遠戰略角度審視，美國并沒有遭到重創，恰恰是蘇聯那種缺乏深厚經濟支撐的過度擴張使其元氣大傷，極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實力，并在以后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蘇聯經濟是軍事內涵性經濟，其經濟建設的步伐被擴張軍備的高額費用拖得舉步維艱。1969年，美國的防務費用（不包括在東南亞的戰爭費用）為520億美元，1974年增至860億美元。同期蘇聯的防務費用由640億美元增加到1060億美元。蘇聯的防務費用比美國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據《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統計，197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為美國的67％；美國方面估計，1975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美國的57％。（注：轉引自顧關福：《戰后美蘇關系的演變》，時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頁。）由此可見，兩國的經濟實力不屬同一個層次。在蘇聯變本加厲的擴張攻勢背后，已經蘊含了戰線過長、力不從心的危險因素。

從國際戰略學角度透視，尼克松時代的美蘇對抗實質上是經濟戰、知識戰對軍事戰的抗衡。美國以高度發達的經濟和高科技作為支撐，地基牢固，蘇聯則主要依靠軍事力量支撐大國地位，把軍事實力作為爭霸的基礎。蘇聯經濟患有嚴重的結構病，其對外戰略缺乏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說，美蘇兩國并非處于同一戰略層次，蘇聯在這場抗衡中注定敗北是顯而易見的。

以“蘇攻美守”的態勢評價當時美蘇之間的軍事消漲是正確的。然而，尼克松的對蘇戰略是全方位的，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加強了對蘇聯的攻勢。尼克松的緩和戰略既考慮美國彼時現實的切身利益，又立足為美國未來設計一項長期戰略。他主張把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輸入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對抗和孤立只能夠加強一個“獨裁政權”，而清醒的談判和同外部世界的接觸才能削弱它。“美國的確認為，蘇聯國內的自由化和最終的政權變質是緩和政策的長期目標之一。”（注：現代國際關系譯叢16：《中美蘇戰略三角》，時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頁。）緩和戰略與蘇聯解體確有著深層的內在因果關系。70年代是蘇聯擴張勢頭最為猛烈的十年，勃列日涅夫彼時似乎是勝者，他對蘇聯的擴張攻勢頗感沾沾自喜。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蘇聯在自我陶醉中正悄然衍生著死亡的基因。從長遠戰略視野掃描，尼克松才是緩和戰略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