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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和諧思想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主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對人的制約。要想保持二者之間的良好態勢，就必須使之趨于和諧。《禮記·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訓》認為“陰陽和合而萬物生”。可見，兩漢時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其看作一個相互聯系、和諧、平衡運動的大整體，強調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倡導天人和諧。“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3](《道基》)

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本經訓》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態狀況是：“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玄至碭而運照，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態和諧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碩儒董仲舒更是在其專著《春秋繁露》中借對遠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會藍圖：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憤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鷙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4](《王道》)

將以上引文與孔子講的大同社會相比較，孔子的“大同”社會只講“人”而不講“天”，董仲舒則不只講“人”，且特別突出了“天”。他說：“何為本?日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4](《立元神》)它們分工合作，和諧關系不能破壞，否則就會有災異產生。這事實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固有規律的問題。可以說，董仲舒的理想社會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諧，可以稱之為“理想生態社會”[5]。

另外，成書于兩漢時期的醫書《黃帝內經》也從人與自然的角度論述人體與四時變化、地理水土的聯系，認為四季氣候變化是否正常直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靈樞·歲露論》指出：“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節性發病、時令性流行病都和氣候的變化緊密相連。東漢末年，醫學家張仲景說得更為直接：“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與自然統一、和諧體系中，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漢初賈誼認為，自然界是運動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7](《道德說》)《淮南子·主術訓》總結前人經驗說：“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對此，東漢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8](《明雩》)要真正實現天下的和諧統一，人必須順應自然，并遵循其規律。

兩漢皇帝對月令極其重視，在詔令中頻繁強調要遵守月令，順應天時。如西漢成帝曾下詔：“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9](《成帝紀》)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10](《安帝紀》)順應天時隱含了對自然法則的遵守，體現了人們對天、地、人大生態環境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共生共存辯證關系的樸素認識和把握。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說：“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11](p6)

但是，人類在自然面前并非無能為力。兩漢思想家在強調遵循自然及其規律的同時，又十分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說：“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務訓》)

簡而言之，兩漢時期的生態和諧思想實際包含三層意思：其一，天人一體，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其二，天人共生共榮，自然生態和人類社會和諧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規律，法則自然。

二生態倫理思想

先秦時期，不少思想家已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態倫理規范，蘊涵著樸素、直觀的生態倫理思想，但他們仍處于不自覺的狀態，甚至帶有迷信的色彩。如《詩經·周頌》中有“懷柔百神，及河喬岳”的說法，意為善待百神、河川、山脈。在孔子心目中，堯、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13](《泰伯》)。這就肯定了人與自然可以統一，即“天人一體”，也從中透露出孔子對天即自然界有著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崇敬與熱愛，因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兩漢時期獨尊儒術，以經治國，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統自然觀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同。人們把自然當作朋友，甚至是當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張對生態環境要有正確的倫理觀，尊重各種生命權利，善待各種生命體。賈誼將統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澤及于禽魚作為衡量其是否堅持以民為本的重要標準。他說：“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7](《君道》)從以民為本的基點出發，論述古代圣王能夠德澤及于禽獸，這固然是為了宣揚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嘗不包含維護生態平衡的意義在內。他在《禮》中還說：“湯見祝網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賈誼明確指出湯的網開三面是“憚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漢劉向的《說苑》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說：“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貞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14](《雜言》)在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質具有了類似性、對應性，都被賦予了豐富的倫理道德的意蘊。人比德于自然，在他們眼中，萬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蘊，人與自然互溶互滲。

《淮南子·精神訓》將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時等自然現象：“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云，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其書《天文訓》、《時則訓》、《地形訓》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顯然，這種機械的比附是不科學的，但是認為人的肌體來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種自然現象的存在，是自然萬物中的一類而已，這和天神造人的神學是不同的，有著重要的生態倫理意義。

董仲舒思想體系的核心和基礎是“天人合一”。為論證“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鑒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觀點，提出了“人副天數”說。董仲舒認為，人的倫理來之于自然，所以應對自然講倫理。他認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4](《為人者天》)在他看來，天地是以自身為模型創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節，是副天一年的日數，有12大節，是副天一年的月數，人內有五臟，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運行之四時，人之眼睛乍視乍暝，是副天之晝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4](《陰陽義》)。總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縮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他通過分析人的命運和天地相連的關系，提出了“行有倫理副天地”的天地倫理觀。他說：“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為倫理要與天地相副，并明確地將儒家的倫理視野推廣到天地之間，即認為道德倫理不僅存在于人際之間，也存在于人與天地生態系統之間，而且這種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關系與人類同時存在、同時發生，必須引起人類的高度重視。他強調：“是故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4](《深察名號》)

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天、地、人以及萬物密切相連，但它們的地位并不均等。董仲舒說：“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4](《人副天數》)在天地的精華所生成的萬物之中，沒有比人類更高貴的，因為唯獨人類能施行仁義。這樣，人類就應當超然萬物之上，代表萬物與天地共行仁義。在這里，董仲舒突出了天人關系中人的主體地位，意在賦予人類對于自然界的責任感，強化人類的“超物”意識，以與天地共施仁義道德。也就是說，人具有優越性，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對待他人及其他動物，是道德的主動者和人，“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4](《天地陰陽》)。因此，人類應當以一種自強不息的陽剛氣魄“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萬事萬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為仆人。相反，人應視天地為父母，視所有生命都與自己的精神相通，人與天地的關系應是融洽無間的。在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人們應自覺維持生態平衡，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原始道教的《太平經》進一步提出“天父地母”的概念。這一概念不僅僅是一種比喻，更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看，《太平經》的“天父地母”概念體現了天、地、人互相和諧共同生養萬物的理念。《太平經》認為，自然萬物是天、地、人共同產生出來的：“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內相與共為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為養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見養食于母。為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15](《起土出書訣》)這里強調“天父地母”以及由此所化生的“人子”共同生養萬物觀念，實際上反映了天、地、人共為一家的生態倫理思想。“天父地母”概念還意味著天地自然界與人屬于同類而應當受到像父母那樣的尊重，而不可傷害。在《太平經》看來，“天父地母”化生人，并養育了人，所以，人應當報答天地的養育之恩，要像孝敬父母那樣，尊重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時生，助五行成，不敢毀當生之物”[15](《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

[關鍵詞]兩漢時期；生態思想；生態和諧；生態倫理；生態保護

[摘要]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尊重自然規律、珍愛生命、倡導天人和諧的生態觀念源遠流長；而兩漢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生態思想總結定型的關鍵階段。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不僅倡導生態和諧和生態保護，而且更為鮮明的是強化生態倫理。生態和諧、生態倫理和生態保護思想三者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密不可分，這正是兩漢時期生態思想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點。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尊重自然規律、珍愛生命、倡導天人和諧的生態觀念源遠流長；而兩漢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生態思想總結定型的關鍵階段。顧后有益于瞻前，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對我們今天的生態認識與實踐將會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可以使我們更加明智地面向未來。然而，目前對中國古代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進行探討的文章尚不多見①。

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期。然而，與經濟發展相伴而行的卻是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和惡化：土地濫墾，“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1](《通有》)；毀林嚴重，平原地區的天然森林資源已趨枯竭。尤其在一些農業開發較早、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已經明顯感到了木材的匱乏。如《鹽鐵論》中有關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記載。由于生態的破壞，環境質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災害發生十分頻繁，兩漢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災害多發期。據統計，自漢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間，共有242個年份發生了災害，發生各種自然災害420年次(災害發生的次數以年計算)，平均1．01年發生1次，可謂無年不災[2]。

面對生態環境破壞和惡化的狀況，兩漢思想界的有識之士提出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和諧統一、崇尚自然、注重倫理、加強保護等主張，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令，這些都體現了時人的生態思想。

①如陳業新的《秦漢時期生態思想探析》(《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總結了秦漢時期生態思想的部分內容以及秦漢時期生態保護的主要措施。但遺憾的是，作者卻沒有注意到漢代生態思想中極為顯著的生態倫理方面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