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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館開創的官修史書制度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學業績，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論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備，確實堪稱天下第一。然而，幾千年的官修制度為后代留下的遺憾，也同樣為世上各國所不及。

宰相監修國史歷史蒙上塵埃

中國歷史上的宰相監修國史制度，在初創時期有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實行的一人獨斷修史事務，卻使歷史的真偽蒙上了塵埃。

瀏覽一下歷代史館監修所為，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風雅，假充內行。這是不稱職的史館監修的通病。史館監修雖然不是一個肥缺，但在文人圈內卻是一個地位很高的榮譽位子。做監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館監修的頭銜便會受到天下文人的認同，名聲大振。所以自唐初開創宰相任史館監修先例后，歷代宰相無不以兼任史館監修為仕途之幸事。這種官修史書制卻是一場災難，館內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亂了：

其一，胸無點墨（指史學）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風得意，但在紛雜的歷史現象面前卻一籌莫展，往往是“每欲記一事、載一事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不知從何下筆。其二，即便有過一點舞文弄墨經歷的宰相，掛上史館監修的頭銜后，極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時政記一類的國史資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編寫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監修的桂冠，以為自己真的亦具備書寫乾坤的本事了，獨攬了此類史書的修撰。縱覽封建官場，大凡以官秩博學術名聲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專業知識卻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監修編的此類國史資料的資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連皇帝這關都過不了；要么竭盡吹捧之能事，捧得連皇帝也不敢看。國史達到如此境界，功當首推這些幫閑監修。其三，史館大權在握的那些假內行，雖然才識有限，但決斷欲望卻很強，熱衷于用自己臆想出來的“條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館外的高官都可以憑自己的官品盛氣凌人地批評修史，指責史官。當然，如果監修們真能在修史事務中為史官提出些指導性的意見來，偶而獨斷一回也算不了什么，問題恰恰在于這些監修既無點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書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筆，“一國三公”的干擾已提前到來了，從而使史館修史主體的史官沒有了自己的頭腦。對史館內外行領導內行的錯位現象及其產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劉知幾大為不滿，稱其是“首白可期，而漢青無日”。

第二，忠君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論，唐初史館取士還是頗具史學眼光的。這恐怕與唐太宗具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胸懷有關。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學的素養，“言論慷慨，冠乎終古”，而且還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具備文學家的功底。這時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報效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史館可謂是一座通達彼岸的橋梁。

當時精通儒術成了史官入館的首選標準。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術者一般個人素養較高，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都具有政治頭腦，忠君思想牢固。依靠這種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絕與統治者利益離德的現象。況且，每每改朝換代，社會上便涌動著一批企圖尋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讀書人，他們到處吟唱：“儒生心事良獨苦，皓首窮經何所補？胸中經國皆遠謀，獻達何由達明主？”史館藉此收羅一批專業子弟兵何樂而不為呢？

及至后代，所謂的“慎選儒臣，以任分修”幾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詞了。史館選士看重的不再是個人的素養，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諸如五代那種雖才智一般，但“議論剛強”，能夠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為本的讀書人，或者像明朝那樣“論及政事，洋洋千言”，“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鑒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館的。

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館監修們選士的必需條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親是隋朝太子舍人、秘書丞，有過編書修史的經歷，他遂以家學淵源初選入館。宋元之后，家學也被人看輕了，史館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權勢的官宦或貴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脫脫、阿魯圖并無多少史學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門世家，便被納為史館監修。顯然，統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衛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筆良史。

這對那些阿諛奉承之士或許是一個機會，但對那些直筆良史來說卻是一個痛苦的抉擇。當時之史館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筆直書、不隱善惡被人稱為“務于華而忘其實，弱于詞而棄理”；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則被視為有偏激情緒，專論“朝廷得失”。連那些由科舉入主翰林史職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復悚直”，將對朝廷的不滿付之于言論被解除了史職。而像明朝談遷那樣，苦心積慮幾十年編成一書又非常人所能忍受。讀書人幾乎失去了選擇的余地，百般無奈之中只有放棄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獨立去依附政治了。

“一切唯上”的修史規矩

從史學發展來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們的贊譽。唐后，正史為各代史館專修，這種贊美之聲卻不多見了。原因很簡單：史館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說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樣文章了。這種做法雖然與司馬遷的本意大相徑庭，但卻因能體現君主思想和監修意圖而被歷代史館奉為信條。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切唯上統治了史館的所有修史領域。

第一，限定修史范圍。史館修史任務中以國史修撰最為責任重大，而國史的主要史料來源就是起居注和時政記。這類史冊原本為史官專事記錄，待皇帝死后再編為國史。史官的這種特權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館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權卻受到了帝王和史館的雙重干預。無論唐太宗、明太祖還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贊成史官“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筆直書了，帝王們又心虛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書吾惡，記朕功業”，并直言要史官改刪不利于自己的歷史記錄。而史館監修則索性以防史料外泄為由，把起居注等編撰權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史官剛一提筆，就有如此眾多的提醒，又如何以個性馳騁于史學天地？

第二，裁決史料取舍。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項基本功，但自從監修們在史館內提倡忠君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后，史料取舍變變成了氣味很濃的政治活動了。例如唐修晉史時社會上尚有18家晉書的本子，但到了《晉書》修成時，民間已見不到這些本子了。清修《四庫全書》征書12000余種，但到修成時約近萬種書籍被悄悄處理了。被毀掉的史書當然是因為“毀譽任意，傳聞異辭”，與史館的一切唯上有“抵觸之處”。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屬于史家正常消化史料。宋朝司馬光修成《通鑒》時竟銷化了整兩書屋的史料。但這種正常消失里還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試想司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抵毀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專供皇上看的《資治通鑒》中嗎？顯然不能。可見所謂的裁決史料的取舍，同樣是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務的。

第三，劃一史書體裁。唐初史館撰修《晉書》后，曾為《晉書》的筆法和體裁著實興奮過一陣。作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語言華麗，又師法兩漢書體例已經是很不錯的了。但是，如果瀏覽一下唐之后史館所編寫的正史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體例、筆法都與《晉書》大同小異，毫無時代特征和史家特色。同樣的劃一體裁也表現在史館所修的典志體、會要體史書上。作為首創者五代史館的王溥確實功不可沒，他在唐人蘇冕的基礎上推出了以帝王、禮、樂、學校、民政、食物、外國等15個門類的新會要體史書。但遺憾的是，他的創新僅僅喚來了一批因循仿效者，這以后出現的一系列的《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五代會要》、《宋會要》、《秦會要》都沒有跳出他的窠臼。可見，對于制造中國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觀——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劃一史書體裁確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劃一體裁的作法，使中國史學失去了許多向西方史學靠攏和接觸的機會。

第四，規范修史準則。如前所述，史館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種維護封建政治統治的需要，如果史館在修史中不能提高本朝威望，強化傳統理論，史館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以規范修史思想為名，把史學擠向政治，實在是史館求得自己生存的一個交換條件。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為史館之修史準則，統治者還是從中獲益的，比如，能得到史館美飾的身后名——實錄，開明的君主或許還能從歷史上得到維護統治的經驗等。但對史學而言，這規范的思想無疑是一個緊錮咒，它給中國史學帶來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數以千萬集的史料被銷毀、被榨干、被過濾，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最后成了一本干癟癟的帝王家族史，人才濟濟一堂的史館也由古代修史的最高權力機構淪為一架破舊的編撰機器。對史官來說，所謂規范的修史思想又是一帖麻醉劑。史官不必竭耗精力發掘史料、推敲文辭，也不用擔心沒有個性和創見為時代所拋棄，更不用擔心編書不成斷了生計。只要以統治者一家之言為綱，哪怕它永遠“汗青無日”也無妨，因為這已經成為社會相延成習的規矩了。

不難看出，官修史書的流弊對后世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從體制上講，這種大鍋飯式的制度消磨了史官的銳氣，助長了不思進取的懶漢史學和奉承史學思潮的發展，并極度挫傷了知識分子修史的積極性，說史館利用制度扼人才并不為過。而從史學上講，其流弊更值得我們深思：集天下之人才，將一個原本豐富多彩的史學天地拖入了一種思想、一種筆法和一種模式的沼澤之中，并使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統統陷入史館所設計的思維規范之中，這究竟是一種榮耀還是一種悲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