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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在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各個階段都演繹過精彩的過往，留下的歷史文化資源數量多、類型豐富，廣泛分布于全省各地。在梳理省域山川地貌、自然資源、文化遺產類型特點的基礎上，從行政建制、戰爭軍事、交通商貿、重要資源四個角度分別分析其對山西歷史文化遺產形成發展、空間分布所產生的影響，從而更清晰地建立全省歷史文化遺產體系，明確各類遺產獨有特質之下的內在邏輯和區域之間的歷史關聯，為生態文明理念下魅力國土的建立做好理論研究基礎。

關鍵詞：歷史文化遺產體系；行政建制；戰爭軍事；交通商貿

1概述

山西省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是古代民族沖突與融合的重要發生地、是世界重大貿易往來的重要連通地，留下了不計其數的文化遺產。全面而深入地觀察這些文化遺產，從其文化特點、所處空間、產生時間、變化軌跡等方面綜合分析，會發現省域范圍內同一遺產類型常常表達著不同文化內涵，而其空間分布又與其他遺產類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在數量眾多、種類繁多的文化遺產中，撥開遺產本身厚重歷史信息量的迷霧，從遺產的空間分布中追尋歷史的軌跡，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山西省歷史文化遺產的成因和相互關聯，也有利于生態文明治理體系建立中魅力國土的營造，在即將廣泛開展的山西省各級國土空間規劃中充分體現歷史文化資源的價值。本文從行政建制、戰爭軍事、交通商貿、重要資源四個方面解析其對全省文化遺產體系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和遺產空間分布特點。

2行政建制主導下的功能型遺產空間分布特點

2．1城鎮建設南起北擴逐步完善空間結構

山西因東界太行、西南黃河、北部長城的阻隔而自成一域，行政區劃范圍一向變動較小，也因山河天險易守難攻，是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都極其重要的地域。春秋戰國時期，山西省域范圍內的部落都邑，主要集中在距離周王朝政治中心較近的晉南地區。其選址除考慮對自然環境條件的依賴，最主要的建設因素則是行政建制設置的需求，同時考慮戰略防御和生活生產資源對政權中心城市的供給。秦漢時期，與匈奴對峙沖突的頻發和戍邊需求的增加促使晉北地區大量筑城，白登之圍后，漢朝對匈奴防守為主，在晉北修筑了大量防御城市，如平城、武州（今左云存有漢城遺址）、崞縣（今渾源存有漢古崞縣遺址）等。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時期，政權頻繁更替和國家分裂也導致筑城活動增多，這一時期建設的城池保留至今的仍有長治古城、平定古城、朔州古城3處。隋唐時期國力強盛，行政建制逐漸穩定。唐太宗時期實行道、州（府）、縣三級等級體系［1］，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城市人口大量聚集，加之防衛需求，城市多有擴大，出現城套城的城池形態。今天仍可在新絳、長治城中尋得雙城痕跡。明代山西既是朝廷抗擊北方元政權殘余勢力的戰場，又是漢蒙民族之間進行互市的場所。許多歷史城市在這一時期定型，城市體系更為完善。晉北形成了防御型城鎮群，晉中出現了富甲一方的商貿型城市，晉南出現了新的中心城市運城。從先秦王城遺址，到魏晉都城、隋唐州城，再到明清商貿城鎮，不同時期統治政權在山西省域范圍內的行政建制設置，都對當時的城鎮結構和現在的文化遺存產生著深遠影響，由南向北，全省城鎮空間結構逐步完善。2．2城鎮發展功能基礎衍生不同文化類型晉南地區土地肥沃，耕作條件好，誕生了最早的農耕文明和眾多聚邑，也由于農耕文明對民眾精神寄托的影響產生了獨特的文化遺存類型。晉南地區普遍留存供奉后土、稷王、東岳等山川土地農田神靈的廟宇，體現出區域民眾對主導原始農業、自然山水的神靈崇拜的傳統思想。摘錄運城市省級以上文保單位中此類型建筑如表1所示。秦漢時期北方城邑的設置大多賦予了軍事防御的職能，南北城邑職能的分化，也伴隨著精神信仰不同的發展方向。東漢末年，張陵創立道教、佛教興盛于中國，儒學、佛教、道教一直在融合與沖突中發展。十六國時期，入主山西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推崇儒學和佛教的結合，以取得漢族士人的支持和百姓的合作。北魏中后期，孝文帝提倡佛教義理之學，是儒學和佛教在政治層面上的一次結合，大致在空間上表現為北重佛南重道。摘錄運城市和大同市省級以上文保單位中信仰類建筑如表2所示。

3戰爭軍事需求下的專有型遺產空間分布特點

3．1全域城鄉建設貫徹戰爭思維

秦漢至隋唐，國家政治中心在西安、洛陽等地，五代以后各朝首都主要在開封、北京等地，除少數政權南移，山西始終位于首都的臨近地區，是國家中樞的重要屏障；同時也是匈奴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漢民族的交匯交融地，歷代都有著頻繁的政治沖突和經濟交往，所以歷代王朝都特別重視山西地區，屯兵儲糧、強化管理，作為其軍事防御的前沿要地，平城第一鎖鑰、晉陽第二，皆失，則中原危。故而，省域范圍內城鎮村堡建設都深受軍事防御思想的影響，在其選址的防御考慮、空間的閉合性，以及區域配合等方面均有體現。

3．2晉北集中產生軍事文化遺產

明代防御西北部元朝草原舊勢力以及后起韃靼、瓦剌部成為了北方戰爭的主要任務。明太祖時期，設山西都指揮使司，駐太原，領九衛；設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駐大同，領十二衛。明成祖時期，明政府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一線上先后設置了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九個軍鎮，稱“九邊”［2］，山西地區，以大同為核心，修內外兩重長城，設內外三關，將整個晉北地區變為一個巨大的戰略防御區，這一時期的晉北地區，衛、所、堡、寨林立，成網狀軍事戰略結構防御著山西以外的游牧民族。國土安全建立的可靠防御，也為貿易交流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所以防御功能最重要的關口往往也是商貿流通最重要的出入口，晉北、冀北地區成為北出長城最便捷的區域，以殺虎口為例，清代人口最多時居民5000戶，加上外地商人、駐軍，一度超過5萬人。

3．3小結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優勢使之成為天然的戰場，遍布全省的各種物資資源又使之成為一個后天的便利戰場，在歷代朝政開疆拓土的博弈中占有重要地位，無數戰爭一遍遍抹平前人留下的軍事智慧，又構筑新的攻防體系，雖然留存物質遺產不及其他類型數量多，但在山西社會文明、文化經濟發展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戰爭軍事對山西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影響可概括為：地位突出、毀建頻繁、自成體系。

4交通商貿推動下的線網型遺產空間分布特點

4．1陸路商貿交通產生線性遺產城鎮

山西比較成規模的戰道體系有兩處，長城戰道和太行八陘。長城最初的功能是為了阻斷交通，建起人為的分界線，然而，伴隨著長城的建成和使用，新的交通體系也誕生了，戰爭時服務戰區需要，和平時服務長城內外的商貿互通。太行八陘是在南北綿延400余千米的太行山脈中形成的八條東西向孔道，如此難得的天險之隙，自然會成為軍事防御的重要節點和資源流動的重要交通。經過歷代經營，各陘的險要位置都設置了關隘，便于攻守防御。每條陘道都因在不同時期承擔過重要軍事職能而留下豐富的軍事文化遺產，也因在和平時期承擔著山西與華北平原物資互貿的職能而留下豐富的商業文化遺產。戰道交通體系上歷史文化遺產，兼具戰爭與商貿雙重特征，也因戰事未知，遺產類型大多規模偏小。山西省域范圍內，因地理位置重要，很早就形成完備的官道交通體系，其中京陜驛道和晉豫驛道對省域歷史文化遺產的線型帶動最為突出。京陜驛道的雛形最初形成與春秋時期，到唐代，太原和長安之間聯系頻繁，京陜驛道成為貫通山西南北的重要通道。這條道路連通山西東部、從中部貫穿晉中盆地和臨汾運城盆地，沿線眾多政治、軍事、商貿重城鎮，至今都是山西省重要的文化經濟線路。晉豫驛道成熟于北魏遷都洛陽之后，因官員冬居洛陽、夏居平城，頻繁往來于兩京之間，形成當時重要的官用驛道，沿途留下眾多同時期的石窟及摩崖造像。萬里茶道是明清兩代山西商人對國內國際產生重要商貿影響的一條商道。萬里茶道始于福建崇安，穿太行陘從河南進入山西境內，經澤州、高平、長子、屯留、沁縣、祁縣、太谷、徐溝、太原、陽曲、忻州、崞縣、代州，出雁門關、過山陰，與懷仁黃花梁分東西兩路，東路經大同、天鎮到達張家口，西路經左云、右玉出殺虎口至歸化城。伴隨著茶路的成熟，票號業應運而生，清代中后期形成了太谷、平遙、祁縣、介休等全國性的商貿重鎮。

4．2水路商貿交通發育點狀遺產城鎮

山西可用做交通的水系主要是黃河和汾河，漕運、商運、或百姓出行。歷代都沿黃河設置碼頭，有防御型的軍事渡口、有商業運輸型的商業渡口、也有大型樞紐型渡口，依托渡口，大多有商貿型城鎮產生，如巡檢司渡繁榮了河曲，并與合河關共同組成晉西重要軍事防御地；磧口渡繁榮了磧口鎮；蒲津渡繁榮了蒲州。汾河上發展起來的城鎮，代表則屬新絳。

4．3小結

交通傳遞行為，行為帶來變革，變革促進發展，山西交通，尤其因商貿流通興起的交通，多從民間自發形成，相關文化遺產類型歷經漫長歲月逐漸形成，并與社會生活高度融合，傳承狀態相對穩固，且常出現同一線路上距離雖遠類型相關的文化現象。交通商貿對山西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影響可概括為：自下而上、線性相關、文化融合。

5重要資源支持下的穩固型遺產空間分布特點

5．1生活資源是遺產豐富化的基底

晉南地區由于農田水利發達，自古就是王朝重要的糧食供應區；晉北地區從明代開始屯田供應軍需，逐漸發展了穩定的農業，從而支持了其他歷史文化遺產的形成。公元前2700年，山西地區的森林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63％，大面積的森林起到了涵養水源、減緩黃土風化和水土流失的作用，使土壤中保留了大量礦物質和有機質，為農業發展提供了物質保證；同時，也為古代建筑業發展、城市擴張提供了建筑材料。西漢中葉，龍門—碣石農牧分界線正式提出，山西農牧經濟“南農北獵、南農北牧”的格局形成并持續保持。農田、林地、草場等生活資源的分布決定了社會經濟生活的上演地，生產生活方式又奠定了區域文化基底的差異和表現形式的不同，是至今山西南北各類文化差異的原初動因之一。

5．2生產資源是遺產特色化的支撐

鹽、煤、鐵是山西蘊含豐富的生產型資源，在不同時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也產生了眾多相關歷史文化遺產。從新石器時代始，山西的第一大資源就是“解鹽”。運城鹽池，古屬解州，盛產池鹽，歷代都是皇家特貢。鹽池的興衰也一直是帶動晉南地區城鎮建設、商路通衢的重要因素。蒲津渡的擴建與消亡、蒲州故城的衰敗、運城市的興建都與鹽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山西蘊藏煤礦豐富，漢代，煤炭就被廣泛用于冶煉［3］；明清，晉煤開始運銷至陜西、河南和內蒙古一帶。煤炭還作為一種主要燃料助推了其他手工業的發展，其中就有歷史悠久的冶鐵業。山西省博物院藏太原市義井出土的春秋時期的鐵鑿、鐵斧、鐵刀各一把，說明山西冶鐵業生產至少開始于此。唐代蒲津渡鐵牛、北宋晉祠鐵人代表了當時冶鐵工藝之高超。鐵資源的運用，支持了兵器需求，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誕生了鐵器制作的手工工業，對山西歷史諸多方面的進步都有重要的意義。

5．3小結

自然資源的演變相對于人類社會是漫長的，一代人或者幾代人對資源的依賴性變化不大，生活資源、生產資源都會緩慢地塑造一域社會形態和文化遺存的類型，并通過對自然變化的適應和對資源的延續利用實現文化的傳承。重要資源對山西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影響可概括為：屯田減林、滄海桑田、資源延續。

6結語

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歷史街區、歷史建筑、各級各類文物、工業遺產、各級各類非遺，以及沒有列入任何名錄的相關文化遺產，都是組成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內容。通過提煉主要影響因素研究山西省歷史文化遺產體系，可以建立全省文化發展在時間縱軸和空間橫軸上立體展開的圖景和脈絡，可以清晰梳理全省文化現象形成的內在動因和外在影響力作用，找出省內不同區域文化遺產的差異和關聯，更扎實地做好基礎研究工作。

參考文獻：

［1］楊茂林．山西文明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65，719．

［2］李海林．明代大同鎮邊防體系研究［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3：24－28．

［3］柴國生．中原地區漢代煤炭利用的新發展［J］．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15（5）：70.

作者：溫俊卿 單位：山西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