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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鴉片戰爭前后，福建的茶貿易呈現出由盛而衰的現象，折射出當時國家安全利益在融資、貿易、技術和文化等多個領域的衰微。在這宗小小的地方貿易中，從茶農、茶商、銀莊到茶業、城市、鄉村，整個衰微的過程纖毫畢現，反映出社會各種角色、要素的利益折沖損壞的曲折。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對這段歷史進行再回顧，從中挖掘其豐富的國家安全教育價值，可以看到：國家安全各領域間既有橫向聯系，又是各有側重，國家利益與個人命運是縱向統一的，而該時期國防動員體系的缺失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之一。因此，國家安全教育必須兼顧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將人民安全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最終以國防動員的效果來檢驗和評價國家安全教育的成效。

關鍵詞：福建茶貿易；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教育；國防動員；人民安全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叩開了中國國門，自此中國就陷入了喪權辱國、任人宰割的惡性循環中。而這場戰爭的肇始卻常常被人所忽視，人們盡知鴉片為其導火索，而導致英國人向中國兜售鴉片的原因卻鮮有所聞這個原因就是茶。茶成了清政府反制西方入侵的一種嘗試，后來卻演變成了保衛國家利益的演兵場。其中的角逐，不僅是烽火連天的軍事、政治利益的爭奪，還有經濟、文化、科技等看不見硝煙戰場的刀光劍影，更具化為相關的城市興衰起伏、普通百姓生活的日益困苦。一宗小小的茶貿易，涉及的國家安全領域之廣泛，影響的行業之眾多，無不給今天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的國家安全教育以新的啟示。

1鴉片戰爭前后的福建茶貿易

1.1鴉片戰爭前。18世紀時，喝茶已經成為歐洲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由此大大增加了對中國茶葉進口的需求，尤以英國為最。另一方面，西方列強通過工業化陸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將中國作為巨大原材料、貿易市場，希望叩開中國大門，實現其海外擴張的需求。然而在真正的貿易交往中，由于地大物博和內向型經濟的特點，中國在中西貿易中長期處于順差地位，大量白銀流入國內。其中尤以茶葉、大黃等貿易物資的交易額最大，引起了西方國家的不滿，開始向中國傾銷鴉片，荼毒中國百姓的身心健康，攫取大量財富，借此抵消中、西之間的貿易差額。因此，彼時的中、西貿易形成了一條“茶葉白銀鴉片”的循環鏈條。英國東印度公司自19世紀后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總值九成以上都是茶葉，作為英國政府控制中國的馬前卒，該公司在壟斷了中國貿易后，甚至將茶葉變成其唯一的進口商品[1]。此時，清政府想出“以茶制夷”的策略，想借鑒“以茶治邊”的經驗，通過貿易戰抵抗英國人的侵略。“當時中國人很相信茶葉、大黃出口的作用，認為外國人如果沒有茶葉、大黃以助消化，生命就有不保之險。如林則徐曾說過：‘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洋人何以為生？’”[2]并且這一策略在林則徐虎門銷煙的過程中，也收到了奇效。由此可見：（1）茶貿易的興盛與鴉片戰爭的爆發有著直接關系；（2）“以茶制夷”自古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手段的一種選擇。1.2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鴉片戰爭戰敗后，根據所簽《南京條約》，將福州、廣州、廈門、上海、寧波五地開為對外通商口岸。其中，尤以福州港的茶貿易最為繁盛。初時，五口通商中以福州效果最差，但由于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茶貿易在陸上運輸愈加艱難。沿閩江順流而下的福州港口日漸繁榮，逐漸取代上海、廣州，成為五口通商后茶貿易最為繁盛的港口。福州港生意日隆，盛極一時，給這座城市帶來了財富，帶來了西方思想，也讓其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以經營崇安紅茶為主的廣州13家茶行，被稱為箱茶幫，也在這一時期陸續遷到福州。截至19世紀80年代，福州茶店、茶莊發展達到鼎盛時期，遍及沿海各地，共計90多家，南臺地區更是洋行、茶行鱗次櫛比，聚集了道咸以來的巨賈大富，繁盛一時。1856年，福州被辟為茶葉外運的正規口岸后，這里更是外商云集，打開了對外貿易的新局面。在各國茶商看來，關乎商業利益的不僅是福建茶的奇貨可居，更重要的是搶占市場的速度。為此，他們絞盡腦汁縮短運輸時間，開展運茶競賽，改進運茶船只。英國造船師還特意設計了一種“中國茶葉飛剪船”，以提高運茶速度，使福建新茶比之前能早若干天運抵倫敦市場。由此，福建茶貿易的興盛甚至還推動了世界各國造船業的發展[3]。然而，英國并不甘心在茶葉貿易中依然受制于人，所以一方面派出植物獵人從武夷山盜走了中國的茶種和茶工[4]，另一方面在印度等地扶植新的產茶國以在國際市場上與中國展開競爭[5]54。在國際競爭中，英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很快就展現出相對于中國封建主義的生產優勢。他們利用現代機械、社會化分工和大生產，在產茶成本、供需信息、提高品質等方面以物美價廉搶占先機，而中國茶商、茶農卻在消息閉塞中自我傾軋，在摻假加價中逐漸走向沒落。茶葉雖然帶動了福州的海運貿易，但直接進口到這里的洋貨并不多，大部分茶葉以外的商品還是更傾向于從香港或中國其他口岸轉運進口。因此，盛極一時的福州港，海運貿易的商品種類是十分有限的。而另一方面，茶葉貿易給中國帶來不菲的收入，但其一半都用來支付鴉片的相關款項，真正獲利的實際是洋商，福州人民并沒有得到實惠，但卻在苦苦承受鴉片和貧困帶來的損害，生活更加拮據和貧寒。可以說，福州繁榮的對外貿易在這一時期并沒有給這座城市帶來經濟發展的力量積累[3]。由此可見：（1）作為一種貿易商品，茶葉貿易背后折射出整個國家金融、科技、貿易等多領域國家利益安全的豐富內涵；（2）茶葉貿易的興衰對于福州的盛衰命運攸關；（3）貿易結構的合理對于保障貿易安全意義重大。

2滿清衰落背后的國家安全利益折損

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國門的洞開不僅僅意味著戰敗、賠款和開放口岸，更體現在各行各業都開始話語權旁落、利益受損，國家的命運衰落投射出普通民眾的仰人鼻息、生存日益艱難的悲慘境地。這個時期的中國茶葉貿易，作為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品，同樣折射出國家安全諸多領域的變遷。2.1茶金融安全。融資是茶貿易發展的基礎，融資安全與福建茶貿易安全更是息息相關。福建茶業最早的融資安全是建立在國內簡單的民間借貸關系上的，主要體現在茶農、沿海出口城市的茶棧和在茶區或集散中心附近的茶廠（或茶莊）三者之間的金融借貸關系。然而這種平衡被五口通商打破，外國資本開始逐漸進入茶葉融資領域。增加茶葉融資的體量雖然有助于福建茶貿易的發展，但是從風險控制角度看，它也將福建茶業裹挾到世界金融危機的危險之中。如，1866年英國發生金融危機，一家英國銀行在福州倒閉，結果連累福州茶商的大量存貨遭受嚴重損失，茶價在該年最后三個月也跌得很慘[6]1216。在福建茶貿易衰微過程的后期，由于福建茶貿易在國際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地位，茶農、茶商要想得到國際融資也變得越來越難，“印度種茶人可以年利4%∼5%借到款項，可是中國的種茶人必須付出20%∼30%的利息”[6]1276。這對于已見衰敗之象的福建茶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大批茶農、茶商利益遭到嚴重損害，加速了福建茶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衰落。由此可見，融資結構的合理化、融資渠道的通暢和多樣化、融資規劃中的風險控制意識等安全因素對于福建茶貿易的發展具有底座基石般的意義。2.2茶技術安全。福建茶業的興起除了土壤、氣候、水源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外，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福建的產茶制茶技術。因此，福建茶業的興起有賴于閩南人將茶種和制茶技術帶到了武夷山，而福建茶業的衰落也與其在制茶技術的相對落后有直接關系。鴉片戰爭前，福州茶之所以暢銷海外，茶貿易繁盛至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相對于海外的制茶技術優勢。隨著英國派出的植物獵人成功從武夷山盜走茶種、茶技術，中國茶在對外貿易中的順差地位就開始逐漸消失。同時，英國不僅取得了中國的茶種和技術，而且還發揮了其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優勢，如機械化大生產，從而取得了福建制茶所缺少的大工業生產帶來的技術革新和降低成本的優勢。然而，面對來勢洶洶的競爭，武夷山茶農卻是通過以次充好、添加雜質等方式來降低成本，致使福建茶業品牌信譽受損，競爭力下降，此時福建茶的價格已經低到只有印度茶價的25%[5]6067。雖然福建茶業的繁榮曾經推動過海外貿易的重要載具造船業的發展，然而此時福建擅長的帆船制造被西方更為先進的輪船制造所取代，使福建茶的運輸成本受制于人，進而在外銷茶葉方面的自主權也開始旁落，逐漸喪失優勢。由此可見，核心技術的安全保密和在技術領域的不斷創新進取，對于福建茶業的發展性命攸關，對于國家貿易安全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2.3茶貿易安全。福建的茶貿易首先依賴于福建海商在國際貿易中的成熟，從而推進了福建茶走向海外。而福建海商在茶貿易中的獲利又反哺福建地方經濟，傾向于對福建茶業的投資和進一步發展。這些閩商帶著在海外販賣茶葉獲得的利潤和在茶葉交易中探知的西方茶葉需求信息，來到閩北，在山里租地種茶、選址辦廠、組織茶葉的生產加工。在五口通商以后，福建茶業的貿易定價和貿易額分配主要仰賴行會行商的議定，這一制度本應保證華商在茶貿易中的話語優勢，然而隨著茶貿易與資本主義經濟交往加深，定價權逐漸被外商掌握。中國茶葉是否值得出口完全決定于國際價格和外匯的水平。這種壓力轉移到國內，演變成了行會制度角色的轉變它從民族產業的保護者變成了民族產業的阻礙者。如，不能為茶商、茶農提供準確的供求關系信息，限制茶商、茶農的改進改良措施，默許甚至慫恿茶商、茶農在茶葉中摻假等行為。2.4茶文化安全。中國茶文化體現了中國人的價值觀體系：儒家的以敬人示禮、中庸和諧和廉潔儉樸的思想；佛家禪茶一體的思想；道家借茶益壽的貴生思想和逍遙、隱逸、寄情自然的思想[7]。在茶貿易的相互交往中，首先是中國茶文化的對外傳播。茶葉傳入英國之后，一百多年間已經變成深受社會各階層喜愛的十分普及的日常飲品。英國人用它來獲取熱量、替代飲酒、佐餐裹腹、彰顯生活品味和社會地位甚至到了無一日不飲茶之地步。其次是以茶為媒介形成各國自己的茶文化。英國人逐漸按照他們自己的需求，培育起以下午茶為主要代表的英倫茶文化。這是與中國茶文化完全不同的茶文化，飲茶者的價值需求、功能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大不相同。最后是外國茶文化對于中國茶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今天中國人自己不再以飲用綠茶為正統，開始接受了英國人所喜愛的紅茶風味。岌岌可危的中國茶背后，有著更深遠的精神式微。“中國人甚至要向日本人學習怎么喝茶，禮失而求諸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點”。其中尤其是在中、印之間掀起了茶文化緣起的源流之爭[5]70。英國人極力宣揚印度是茶樹的原產地，莫克塞姆在《茶：嗜好、開拓與帝國》一書中，死活都不承認印度茶產業是依靠中國茶樹發家的。他稱阿薩姆地區的茶種是印度土生，還污蔑中國茶樹與印度茶樹雜交后破壞了土生茶種而產生負面效果。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考古界對于中國是茶的原產國能提供的證據也十分薄弱不足[5]215216。不難看到，一宗小小的茶葉貿易背后折射出一個國家在歷史舞臺中的命運。這種同步反映出在國家體制衰敗下人民成為最直接的受壓迫者，而他們的抗爭卻又在國家體制的衰敗面前變得軟弱無序，最終淹沒在歷史的浪潮里。

3總體安全觀視域下的國家安全教育價值

在2014年4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念，指出今天國家安全的領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情況都更復雜。我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不應再局限于軍事、外交、政治等傳統領域，還應注意到，包括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產業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多個領域都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前沿。選取福建茶貿易的興衰史作為切入點，重新回顧鴉片戰爭這段歷史，以總體安全觀視角深挖其背后體現出的國家安全利益變化的脈絡和趨勢，對于深化國家安全教育尤為必要。3.1國家安全教育應加強各領域間的橫向聯系研究。總體安全觀強調體系安全，認為12個領域并非孤立，既要重視傳統安全，也要重視非傳統安全，兼顧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通過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增強內部安全；通過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謀求外部安全，實現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安全，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總體安全[8]。它們有機結合在國家發展、利益的每個細枝末節中。通過對鴉片戰爭前后福建茶貿易興衰的回顧可以看到，文化交流引起了貿易需求的產生，貿易需求的增長帶來了技術安全和融資安全的威脅，而貿易安全利益的損害又使清朝在捍衛中國茶文化安全的斗爭中處于劣勢。由此可見，各個領域是存在橫向聯系的，是環環相扣、互動影響的。理解各領域安全的相互關聯性，對于深刻領會當今國家安全利益的系統復雜性、理解各行各業對于國家安全所擔負環節的關鍵性、確認自身國防使命的重要性有著重要意義。具體來說，每一個社會成員在總體安全觀視域下都同時擔負雙重責任：作為普通公民，他（她）應當掌握基本的安全防御意識和安全知識；而作為某領域的專業人才，他（她）面對的是更為專業的保衛國家安全的攻防技能[9]。后者應由專業領域的專業課程來承擔，而前者則應當是通識課程的教育來完成。目前我國總體安全觀通識教育，還停留在對新的安全領域的堆砌介紹階段，僅將新領域的專業內容直接照搬過來。這一方面造成了教學內容專業化難度過高、通識化程度不足，非該專業學生理解掌握困難，不能達到通識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各領域又各說各話，忽視了對各領域間內在聯系的必要闡釋，學生很難對總體安全觀中各領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這一核心理念深刻理解。因此，國家安全教育通識課程應加強對國家安全各領域橫向聯系、體系教育價值的挖掘，編寫適當的教材，研討教育方法，使學生們既能明白自己的每一點國防貢獻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也能找準自己在不同情形下所擔負的國防責任。3.2國家安全教育應闡明各領域的使命地位。總體安全觀納入了許多新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突出強調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滲透這一特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國家安全領域它們所承擔的任務和使命是相同的。作為一種體系安全，在總體安全觀視域下，這些要素擔負的國家安全使命是各有側重的：它是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文化、社會和軍事安全為保障，人民安全為宗旨的五位一體的綜合體系。因此，在國家安全教育中應突出每個領域本身所擔負的特有職能，避免對各領域平均用力。只有深刻領會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總體安全觀作為一種體系安全的深意所在，也才能在全球化和當今復雜的國際形勢面前，有理有據地指導和解釋我國的國防行為。例如，通過對鴉片戰爭前后福建茶貿易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到：鴉片戰爭前，清朝曾寄希望于用“以茶制夷”的經濟戰思想代替軍事手段的使用，防止鴉片戰爭的爆發，結果未能如愿；鴉片戰爭后，隨著國家主權的喪失，由軍事手段的失效而始，進而引起貿易中定價權的喪失、育茶制茶技術的外泄與落后、資金鏈斷裂、茶業行會的行將就木濟、科技、金融和政治等手段的相繼失效。由此可見：軍事手段是最強有力的手段，也是其他手段有效性的基礎。在實力充分的情況下，可以選擇非暴力的經濟、文化等手段的使用，并保證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目的的實現；而在實力不濟的情況下，金融、科技、政治等手段難以發揮獨立的國防防御效果。這一歷史的再回顧，對反思今天捍衛國家主權中軍事手段與非軍事手段的配合原則、戰與非戰選擇的有效性都是極有價值的。3.3國家安全教育應以人民安全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安全教育的首要問題是建立個人與國家關系一致性，其中關鍵的能力就是對歷史和理論的解釋力和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兩者都是將抽象轉化為具體、宏觀轉化為微觀的工作，也都需要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鴻溝。過去我們重視個人對國家負有義務的教育，突出的是“國家需要我們”，卻沒有很好地回答國家安全是如何影響到個人、為什么“我們需要國家”這個問題。這個答案不妨從“國家產業行業城市家庭個人”的脈絡中去尋覓。這樣，教育不僅使受眾明理而產生同理心，更能激發他們通過實踐達到知行合一的創造性。通過對鴉片戰爭前后福建茶貿易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到：福州城因五口通商后的茶葉貿易而繁榮，也因福建茶業逐漸失去競爭力而衰敗。當前安全形勢，尤其是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增多，使國家安全越來越多地指向個人安全，關乎個體安全利益的保障。剖析福建茶貿易這種以小見大的歷史史料，有助于學生理解“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國家安全垂直體系，有助于感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行為與國家安全之間關系的有效互動。只有通過這種國防教育的知與行的互動反饋，才能使愛國主義從意識變成了行動，才能使國防教育具有更強的實踐性。3.4國家安全教育應著眼于落實在國防動員上通過對鴉片戰爭前后福建茶貿易的歷史回顧，還可以發現：在整個國家命運的衰落背后不是什么歷史必然或者發展陷阱，但確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影響著這個時期的國家安全。這只手就是國防動員體制。從史料中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福建茶農也有反擊，茶商也有愛國護家之意，但是沒有強有力的國防動員體制，整個國家如同一盤散沙，每個人都在命運的沉浮中掙扎死去。當前，國家安全教育大多數還停留在威脅介紹、喚起憂患意識的層面，導致國家安全教育常常處于“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尷尬境地。學生們通常是課上聽得熱情滿懷，走出教室卻感到無處著力。實際上，這也是缺乏國防動員思維而需要進行安全教育的表現。若以國防動員的要求去分解國家安全教育的內容，不同的教育內容應當有不同的教育目標。如安全意識教育有助于學生了解國防動員領導體制、工作流程、服從動員安排；安全知識教育則有助于學生明確國防動員分工、各司其職、相互協作。由此可見，若以國防動員效果來評價和指導國家安全教育，將有助于明確國家安全教育學科的發展和建設。可以通過量化來增強教育效果的可評價性，從而開闊國家安全教育學科的科研視野，有助于知行合一理念的踐行，提高愛國主義教育的可操作性。

4結語

茶，雖是一片小小的樹葉，卻承載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乃至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它既是尋常百姓家不可或缺的一種飲品，更是國家利益博弈中侵略與反抗的角力場。從它的沉浮中可以看到，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天朝大國的尊嚴和數額巨大的賠款，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這種國家利益不僅是政治、軍事安全利益，更包括貿易、經濟、技術和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國家利益。因此，對這段歷史背后國家安全教育價值的挖掘，有助于闡明總體安全觀五位一體的體系結構：既是一個各領域相互聯系、各有側重的橫向系統，又是一個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利益邏輯統一的垂直系統。這對于指導和深化國防動員有著深遠而積極的意義。

作者:趙 嵐 高水練 蔡秋英 黃 斌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