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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加汽車貿易發展歷程，分析了貿易現狀以及影響貿易的各種因素，發現歷史上中加汽車貿易發展受到地區金融危機、美加簽訂的貿易協定以及中美關系的周期性等因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分別應對此類沖擊的措施建議。

關鍵詞：中加汽車貿易；USMCA中

加貿易一直受到國內外各方密切關注，汽車貿易作為其中體量最大、影響最廣的部門尤其如此。加拿大作為規模處于世界前20的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上游，向世界出口原材料、能源及零部件，該出口量約占其GDP的66%。在其產業中，汽車及零部件在加拿大制造業中占比最大。中國作為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國，對其經濟具有重大意義；就汽車貿易而言，中國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對華的汽車及零部件貿易是加拿大經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板塊，在加拿大整體對華貿易中也占據30%～40%的貿易額。汽車貿易是當下中加貿易中最重要的類別之一，但這一地位也是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發展才得以達成。中加關系自19世紀末建立以來歷經三個大階段的發展：19世紀初至1989年以農產品貿易為主的初期發展階段，1989-2005年展開多領域貿易的中期發展階段，以及2005年至今以工業產品貿易為主的近期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汽車貿易從第二階段末期開始在兩國貿易中的占比開始增長。近年來中加貿易中出現了許多不利于貿易增長的現象，使得兩國貿易增速相對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而言略低。針對這些現象，相關研究方法包括：貿易互補性指數（TCI），該指數衡量一國或地區與另一國或地區間的貿易關系密切程度和互補性強弱；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G-L），該指數衡量兩國間某產業內貿易的情況；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MIIT），該指數衡量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情況；新現實主義和公共政策決定理論等等。

我國與加拿大的經貿關系發展歷程

（一）中加貿易發展歷程

截至2018年，中加年進出口貿易總量達635.4億美元，占中國當年4.62萬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量之比約為1.38%、占加拿大當年9,000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量之比約為7.06%；中國對加拿大的重要性比起反過來而言更為明顯。兩國貿易其實可以追溯到19世紀，發展過程中歷經幾次較大轉折；此處粗略將其分為初期、中期、近期三個時間段，主要參考林玨教授和陳奇的相關研究。1.初期：中加貿易起于糧產貿易，但體量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20世紀初加拿大向中國大量出口小麥、面粉等糧產，然而30、40年代的經濟蕭條和戰爭又一度使得兩國貿易中斷；建國之后的5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實施經濟封鎖，中加貿易更是局限于民間方式，年雙邊貿易額約在1億～2億美元。轉折發生在1970年10月中加正式建交之后，建交后的20年中，兩國的合作領域從農產擴充到能源、交通、教育、通訊等領域，雙邊貿易總額在1989年達到19.7億美元。此時，中國已成為加拿大第十二大貿易國。2.中期：1989-2004年的15年間，中加貿易局勢經歷過兩次大起伏。第一個起伏以80年代末美加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為標志，中加貿易規模在90世紀因西方國家對興起政治風波的中國進行制裁而出現急劇縮小，1992年雙邊貿易總額僅2.5億美元；緊接著我國走向市場經濟，經濟制裁的取消和加拿大調整對華政策使中加貿易再次擴大，1997年貿易總額達39.1億美元。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使日韓對華出口陡降時，加拿大對華出口仍保持穩中有升。第二個起伏則始于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加拿大對美國市場的極大依賴使得其對華出口明顯減少，中國對加拿大出口也呈現增速放緩；該衰退持續到2002年上半年，下半年加拿大經濟便呈現復蘇，2004年美國經濟的復蘇更使中加貿易回歸高速增長，同時中國對加拿大的貿易逆差轉變為順差。3.近期：過去的15年中，中加貿易在總體保持增長的同時呈現較大幅度波動，中國對加拿大貿易順差迅速達到較高水平并同樣呈現較大波動。這期間，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產業內貿易的減小，即中加貿易在細分產業上產生雙向貿易的有所減少、產業內順逆差加大；具體的來講，加拿大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為SITC0～4包含的初級產品，中國向加拿大則主要出口SITC5～8包含的工業制成品，二者在進出口產品上呈現較突出的錯位。部分學者認為這體現雙方貿易存在較強互補性，但也有學者認為產業內貿易的減小會對國家競爭力的提升、經濟水平的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有負面影響。

（二）中加汽車貿易發展分析

2019年中加貿易總額為31億美元，其中中國對加拿大出口20億美元，加拿大對中國出口11億美元；前者在近幾年中增長較快，后者則在一定范圍內波動。1.貿易總額變化及相關因素中加汽車貿易總額的變化在近25年中總體呈增長趨勢，但也存在幾個明顯波動的關鍵節點。此期間中前十年的大幅波動均有跡可循：1994年的較高增速與我國改革開放相關聯；1994年末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了NAFTA，對后兩者汽車領域對外進出口有較大限制，與1995-1997年間的持續中幅回落一致；1998-2000年間亞洲金融危機使周邊國家對我國產品的進口陡降，北美則在2001年才因互聯網泡沫破滅出現衰退（加拿大2002年即開始復蘇），此期間相繼出現的峰值和低谷可看作我國對外出口向北美轉移后又受挫。2.中國對加拿大出口變化及相關因素圖2中可以看到增速曲線的兩個明顯峰值，分別在1994年和1998年。此外，2002-2005年間存在一段加速增長，此后則在總體小幅增長的同時上下略有波動，2006-2018年平均增長率12%。此期間的變化同樣與前述背景存在對應。90年代的兩個峰值對應上一部分中分析的我國改革開放以及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下的出口轉移，2002-2005年的加速增長則與北美市場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的復蘇一致。3.中國自加拿大進口變化及相關因素圖3中，增速曲線波動情況較前兩幅圖明顯更劇烈。其中，為了展示效果，增速曲線刪去了1999、2000兩年的數值，此兩年增速分別為3859%和368%，即此兩年的中國從加拿大進口額分別增長38.59倍和3.68倍。其余年代增速亦存在較大波動，并大致3-4年為一周期。上述特征雖然更為突出，但仍可從前文描述中找到對應。首先，1999、2000兩年的超常增速和前述一樣，與亞洲金融危機相關，日韓等地區的衰退使得加拿大對中國以外地區的出口急需轉移；此外，美國對華貿易關系在此時較為寬松，加方便在兩方面因素推動下大量增加對華出口。其次，增速的波動通過圖4處理得以更明顯的體現：黃線為進口增速在以當年為中心的四年移動平均值，藍線則為去除平均增速后的當年“波動”值。增速四年移動平均值曲線體現了中加貿易進口額變化的平均趨勢，去除平均增速的短期波動則更明顯的體現了波動的一致性，波幅和峰值谷值均維持在較穩定水平。圖5中，中國對加拿大貿易順差情況大致分為三個時期，1992-1998年的發展初期呈順差，1999-2004年呈逆差，2005-2018則重新呈順差。

影響中加汽車貿易的因素

通過對以上數據變化情況的觀察以及與歷史背景的對比，不難發現其中扮演主要作用的幾方面因素。

（一）地區性經濟金融危機

近20余年各類危機頻發，對中加汽車貿易均產生了一定影響，而這些影響并非全為負面，只有當地區性危機直接源于兩國或產生一定程度影響后才會使兩國貿易遭到衰退。1998-2000年間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對加汽車出口反而因出口轉移有所增長；2001年開始的互聯網泡沫危機確實令加拿大經濟整體遭到打擊、中加汽車貿易回落，2008年、2009年的經濟危機也對此領域貿易造成負面沖擊，但后者較為短暫、回升也較為迅速。相比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機，互聯網泡沫危機中，加拿大本土互聯網產業的低迷對其整體經濟造成了較大影響，因而中加汽車貿易的變化對其反映最明顯。

（二）進出口政策和貿易協定

主要指美加之間的限制性貿易條款，因其在貿易體量和額度、進出口關稅、貿易產品種類等方面的明確限制，這些條款的簽訂對中加汽車貿易具有持續性負面影響。近幾十年中，美加間影響較大的三個貿易協定為：1965年簽訂的美加汽車產品貿易協定（Canada-USAutomotiveProductsTradeAgreement,1965）；1994年與墨西哥一同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AmericaFreeTradeAgreement,1994）；和2018年替代NAFTA新簽訂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exico-CanadaAgreement,2018）。

（三）周期性特征

中國自加拿大進口體現出美國對中加貿易關系的影響：無論是增速的移動平均值變化還是其短期波動的情況，都可關聯到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情況變化及加拿大對此摩擦的反應。中美貿易在我們所考查的時期中以反復的冷卻和回暖為主題，以美國對華展開的反傾銷調查次數和商品門類為特征（忻華，2010）。此趨勢始于1980年美國對中國薄荷醇的反傾銷調查，之后歷經四個大周期，分別在1985年、1993年、2003年、2009年和2018年五次達到高峰。這些周期性起伏大體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相一致，我國經濟增速越高的時期中美間的貿易摩擦越劇烈；此外，美國大選年政府換屆時中美貿易摩擦也會迎來短期加劇。這兩種因素也在前述中加貿易變化趨勢中、特別是中國從加拿大進口變化趨勢中有所反映。從長期趨勢看，2012年中加貿易進入下行周期正與美國加強對華反傾銷調查協同；從短期波動看，其4年的波動周期與美國大選一致，于大選年走向峰值，在后續三年中逐漸降低。由此可見，中美關系的波動與美國大選周期對加拿大的對華出口有較為顯著的影響，中美貿易關系趨緩時加拿大便得以拓展對華貿易、加大出口量，反之亦然。

（四）順逆差下加國政策

此變化與前述趨勢的關系稍有不同，主要是進口和出口共同作用下的結果。1999-2004年間的逆差與對加出口持續加速增長的趨勢一致，體現加方在貿易順差情況下對發展雙邊貿易的積極態度；2005年以后的順差則與整體貿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動一致，體現加方在逆差情況下對貿易積極性的降低。1998年為止的順差主要得益于我國改革開放的紅利，1994年因NAFTA的簽訂更是稍有回落；1999年開始的逆差則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出口遭受打擊的同時加方將對他國的出口進行轉移使得貿易差額發生轉變，而此轉變在2002年歐美同樣爆發危機后同樣出現大幅縮小。2005年后的順差則得益于我國早一步的復蘇和龐大市場支撐下的發展潛力，此后一直維持著對加順差。此外，該趨勢對貿易關系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主要體現在圖2所示中國對加出口變化中。1992-1998年間的對加順差處于貿易發展初期，影響尚不明顯；1999-2004年間的逆差與對加出口持續加速增長的趨勢一致，體現加方在貿易順差情況下對發展雙邊貿易的積極態度；2005年以后的順差則與整體貿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動一致，體現加方在逆差情況下對貿易積極性的降低。

促進中加汽車貿易的建議

（一）重視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發展

在對加出口方面，我國新能源汽車有明顯優勢。加拿大本土車企的新能源技術發展較慢，相關政策優惠也主要面向成型新能源汽車品牌的銷售而非本土新能源技術的研發；該趨勢下，我國新能源汽車的對加出口享受較大政策優惠，除了出口限額上的限制之外，在價格補貼和技術專利等方面優勢較大。未來加拿大的新能源汽車進口需求將有所回落，我國在此方面計劃發展在加的海外產能，利用技術優勢保持市場占有率穩中有升。在今后的發展中，一方面應鼓勵國內品牌的國際化發展，如海外投資建廠、重點出口市場布局等；另一方面應部分放開對外資品牌的限制，鼓勵其在華合資企業擴大出口。

（二）主動維護貿易關系

一方面，尚未進入實施階段的USMCA協定將使加拿大在貿易自主權上更受制于美國，加拿大對華出口預計將逐漸顯現出較大影響（歷史上一些關鍵協約的簽訂和波及范圍很廣的經濟危機仍會造成短期內較為劇烈的影響：NAFTA、亞洲金融危機、歐美互聯網泡沫均為明顯例子）；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速處于下行期，同時美國也已開始對華進行經濟打壓措施，可預見到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對加出口也將承壓，我國應該主動維護與加拿大的貿易關系。比如直接與第三方國家簽訂備忘錄或確切協議保障出口維持在一定額度。加方總體而言對與中方的貿易呈積極態度，這種態度在中加汽車貿易長期的穩增長趨勢和美國對華貿易放寬時加方的積極調整中均有體現。USMCA協定對于加拿大來說，使其經貿往來過于受制于美國，而加拿大如果不妥協簽自貿協定，美國就威脅要給加拿大出口到美國的汽車產品增收20~25%的關稅，這樣會使加拿大整體汽車業遭受重創，汽車行業大批從業人員失業。因此，要抓住一切機會主動維護貿易關系。

作者：胡子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