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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是國際資本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顯著加快。資本要素的跨境流動既是全球化和一體化趨勢帶來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同時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進程，跨國公司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應該說，凡是積極參與這一進程的國家和地區、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盡管也會付出成本、甚至可能承受很多痛苦、但畢竟都從國際資本流動中獲益，促進了本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這也是為什么國際資本、尤其是fdi流動能夠長期活躍的原因之一。

2001年，世界經濟形勢惡化和恐怖事件的影響，導致國際FDI流動明顯降溫。但是，由于跨國公司的利益所在，他們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的長期戰略仍將發揮主導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強勁勢頭不會因此而結束。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逐步恢復，國際FDI流動有望重新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為此，我們需要總結并分析90年代以來國際FDI的基本特點及其影響因素，為我國今后制定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戰略提供參考。

一、國際FDI流動的主要特點

(一)跨國購并是國際FDI流動的主導方式

國際直接投資(FDI)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采取新建(Greenfield)的辦法；另一種是通過對多數股權的兼并和收購實現擴張（MergersandAcquisitions,MajorityOwned）。國際直接投資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紐帶，其載體就是跨國公司（TNC）。

90年代后期，特別是1997年以后，跨國并購成為TNC對外擴張的主要方式，其交易額急劇增長，在世界FDI流出和流入總額中的比例迅速上升。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數字：1997年以后FDI的流出和流入的增幅比1996年陡然升高，1996年流出總額增幅為59%，1997、1998和1999分別為25.1%、36.6%和16.4%。而令人矚目的是跨國并購（多數股權）部分的增幅遠高于FDI的增長，1996年的增幅僅為15.5%，1997、1998、1999和2000年則分別躍升為45.2%、74.4%、35.4%和52.8%，跨國并購的增幅是1996年的2倍以上，從而使它在世界FDI中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40%上升到了2000年的84.6%。這說明跨國并購已成為FDI的主要方式，而新建退居到次要地位。2001年有了一些新變化，FDI流出額出現明顯下降，最新的估計數據是從2000年的1.3萬億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7600億美元，下降幅度達到40%。主要原因是隨著美國經濟增長周期的結束和“9.11”恐怖事件的沖擊，世界經濟形勢趨于惡化，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也受到了深刻影響。其中跨國并購活動也隨之大幅減少。2000年全世界并購額達到1.1萬億美元，并購案7900余起，2001年并購額只有6000億美元，并購案為6000余起。但是從并購所占比重來看，仍然保持在78.9％的水平，并未改變跨國并購在FDI中占有的主導地位。

表1世界直接投資及跨國購并的推移

資料來源：各年度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01年數字為估計數。

(二)國際FDI流動和跨國并購多數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

從70年代以來，世界FDI的地理格局日趨“三極化”，即無論其流出和流入都主要在美、歐、日三者之間進行，毫無疑問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并不是主要的流出者，而且流入額在世界上也只占1/4左右。所謂“三極”既是FDI的主要供應者，也是主要的吸收者，按照2000年的統計，“三極”合計流出額占世界的82%，流入額占世界的71％。但在近幾年的并購浪潮中，“三極”卻變成了兩極，日本退居無足輕重的地位。

從FDI的數字來看，1997、1998和1999年美國在世界流出額中分別約占21%，21%和20.6%，歐盟則分別為47%，61%和64%，日本僅為5.5%，3.5%和2.8%。從2000年絕對額來看，美國已經達到1730億美元，歐盟超過了5000億美元，日本僅有200多億美元。可見日本與歐美之間相差甚遠。

主要原因是歐美的跨國公司并購投資數額巨大，其中美國和英國是跨國并購的主角。這從他們的交易額及大宗跨國并購中美英企業所占比例中可以看出。在1987到1999年中前五十大并購企業中，歐盟占了31家，美國和加拿大占了14家，而日本只有兩家。故有人稱近幾年并購浪潮是跨越大西洋的戰略合并。而日本則迥然不同，從其FDI的流出看，其重點是在亞洲，一般用新建方式，具體到歐美才較多的考慮并購；從日本FDI流入看，日本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使外資不宜在日本本土并購日本企業。

法國投資局和安得森咨詢公司根據他們在2001年5月和11月對129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調查數據，評選出最受歡迎的投資地點：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受歡迎的還是美國；西歐有德、英、法；亞洲是中國；拉丁美洲是巴西；東歐是波蘭；非洲是南非。

(三)FDI流動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

根據世界《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資料計算，1998年全球多數股權的跨國并購總額為4110億美元，其中銀行、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業的并購總額名列前茅，占11.2%，其余依次為電信設備制造和電信服務業，占9.3%，制藥和其他化學品各占9.2%，公共事業占7.8%，這幾個行業合計額占總額的近1／2。在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總額中，第一產業（初級產業）僅占13%，其中95.6%是礦業，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并購；第二產業（制造業）占40.6%；第三產業（服務業）卻占58.1%，其中1／3以上是銀行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服務，1／3為交通、倉儲、通訊，服務業的比重有了明顯上升。

90年代中期以前的跨國投資，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生產要素或進入當地市場。而從東道國來說，大多是希望利用外商投資來解決資金、技術、管理等問題，達到吸收國內就業、增加出口等目的。這決定了跨國投資的主要來源集中在傳統制造業。但從上面的數字可看出，近年來，服務貿易領域的跨國投資越來越多，已占到投資總額的50％以上。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而傳統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的跨國購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賴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

當前并購的另一個特點是橫向并購頗為流行。汽車制造業曾經是縱向一體化的典型，但進入90年代后，其縱向一體化的趨勢發生逆轉。很多公司開始將生產的非關鍵環節交給其他企業，自己側重于一些關鍵的業務。通用汽車公司自行生產的的零部件已減至37%，其他公司的這一比重也都下降了，例如，奔馳為38%，寶馬為33%，雷諾為33%，豐田和日野為25%。

(四)促進聯系成為東道國從國際FDI流動中獲益的新途徑

UNCTAD的2001年投資報告指出：目前跨國公司將其重點愈發集中在核心業務上，并且愈發依賴于外部采購。這一趨勢為當地企業建立與跨國公司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新的機遇。平均來說制造業公司可能將其收入的50％花費在投入的采購上。但是要成為一家重要的跨國公司的供貨廠家并非易事。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迫使那些處于供貨鏈中各個環節的企業選擇那些在交貨期、成本和質量上均能滿足苛刻要求的供貨廠家。這就常常導致全球導向型行業的外資企業（如電子、汽車）啟用其他跨國公司作為其供貨廠家，而非依靠當地資源。

外資企業與當地廠家建立聯系的程度取決于相關成本、利潤以及企業在觀念和戰略上的差異。影響在發展中國家采購規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地是否具備供貨能力。建立聯系常遇到的一個障礙是國內供貨廠家缺乏效率，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

跨國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建立與當地供貨廠家的聯系，而政府在促進聯系中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跨國公司啟用當地供貨廠家的意愿會受到政府針對建立聯系過程中的各種障礙所制定的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旨在提高受啟用國內供貨廠家的效益、降低成本。

促進聯系的具體措施：提供信息、牽線搭橋、鼓勵外資企業參與旨在提升國內廠家技術能力的方案，與外資企業合作制定國內供貨廠家的培訓計劃，以及便于國內供貨廠家獲取資金的各項方案等。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已經建立起促進聯系的綜合方案，有選擇的針對一些行業或者企業采取不同的配套政策方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常常有針對性的介入有益于聯系的增加，從而有利于知識從跨國公司向東道國富有活力的企業部門的傳授。促進聯系方案越是能與中小企業（SME）發展和有針對性外資政策緊密配合，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越大。

二、影響國際FDI流動的主要因素

在FDI流動的理論框架中，20世紀中期以后，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響的是產業組織理論。海默博士首先從產業結構角度對FDI進行解釋。認為如果外國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結構與當地公司完全相似，他們進入當地市場就無法獲取利潤，因為到另一國生產會產生額外交易費用。跨國公司要到國外進行投資生產，就必須具備某種獨特的所有權優勢，如技術優勢和規模經營所造成的低成本優勢，這種優勢足以抵消在生產國與當地公司競爭的種種不利因素。

海默之后，許多經濟學家進一步充實了FDI產業組織理論。其中鄧寧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論。他認為，擁有強大實力對外投資的企業需具備3個優勢，這就是：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產品或生產工藝，如專利或藍圖，也可以是一些特有的無形資產或能力，如技術、信息、管理、營銷等技能，企業的創新精神，企業組織系統，中間或最終產品市場的渠道。不管是以什么樣的形式存在，所有權優勢賦予企業有益的交易能力或成本優勢，足以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

除此之外，國外市場還須具備區位優勢，使海外生產的利潤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海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資源稟賦，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因素，如市場規模和結構，市場發展的前景和潛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

最后，跨國公司必須具有內部化優勢。一家企業擁有專利產品或生產工藝，在國外組織生產可能比出口更有利，但如果在海外設立子公司的理由并不充分，它還可以選擇特許一家外國公司生產其產品或使用其工藝。但由于這些無形資產在交易中的市場缺陷，有時候產品在公司內部開發更為有利，即所謂內部化優勢。

根據“三優勢理論”，企業越是發現在國外開發這些所有權優勢有利于其自身的利益，就越傾向于組織國外生產。

以上就是FDI流動機制的傳統理論，近年來由于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快等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FDI流動的影響因素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追求核心能力的企業經營戰略，推動了加工基地的轉移

1990年美國學者C.K.Prahalad和GaryHamel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提出“公司核心能力”這一概念，后來經過其他學者的補充，其理論日益成熟。加強核心能力，發展核心優勢，成為企業經營戰略的重點。企業所能支配的資源總是有限的，這意味著應退出與核心業務無關和背離的領域，避免資源的分散和浪費。因此，很多企業在經營中側重于關鍵技術，掌握核心業務，而將其他環節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轉移出去。電信技術的發展也使企業能更好的實施外部委托。雖然部分環節的轉移會對最終產品的整體性能或質量產生一定負面影響，但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可以對其進行檢測、控制和調整。企業的這一戰略的轉變就促進了企業間的橫向并購。

(二)各國采取了更加寬松的政策，為吸收外資創造了機會

1996年以來，在WTO范圍內，先后達成了關于電信技術產品和電信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在1997年底又達成了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并于1999年3月生效，有70多個國家參加，同意開放銀行、保險、證券和金融信息市場。自由化意味著要對外開放，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這在電信業屬于國營的國家中，會促使其行政監控和法律限制的放松或消除，從而刺激FDI的流入。

在并購規模不斷升級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超大型的TNC，大大提高了有關行業生產和市場份額的集中度。這對西方的反壟斷法提出了挑戰。給世界級企業集團松綁的要求日益強烈，這在西方立法中已有所反映。例如，美國1999年通過新法案，廢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對金融業混業經營的限制條款，這就為美國金融資本在國內外并購掃清了障礙。

另外，一些國家也放松了對外資進入的限制，這為跨國公司的購并提供了寬松的環境。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東盟和韓國就進一步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在1997年以前，外資購買韓國上市公司的股權是有限制的，即不超過一家上市公司全部股權的10%，1997年11月放寬至55%，到1998年底對大多數公司取消了限制。這類規則的變化，使韓國和泰國等國FDI流入出現了快速增長。

(三)私有化加快和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促進了資本流動

私有化是收購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拉美和中東歐地區，私有化是吸引FDI的重要手段，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私有化也在增加。

1998年，全球總計1145億美元的私有化出售中，非OECD國家私有化出售占285億美元，大部分在巴西。1999年拉美私有化急劇減少，但發達國家私有化出售趨勢仍在持續。90年代中期，外國收購私有化企業在跨國并購總價值中的比重達到10%，1999年為6%。一些國家的電信和公共事業等資本密集型基礎設施行業，以及汽車和石油等產業重組相關行業的私有化吸引了大量的資金。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并購交易大多數都與私有化有關。

(四)文化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投資習慣差異

，也對國際FDI流動造成影響

在投資習慣上，歐美更側重于并購。從跨國并購的交易額上看，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最大的并購者，只有1998年英國居首位。美英一直是并購的主角，1997和1998年美英在全球跨國并購總額中合計約占1／3和1／2。而日本的FDI流出重點在亞洲，一般是新建方式，只有到歐美才較多考慮并購。另外由于日本的歷史文化形成的財閥經濟結構，也阻礙了外資進入日本。所以日本在國際FDI流動中的份額日益萎縮。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由于這種投資習慣的不同，日本和歐美所受的影響也產生較大差別。日本在東南亞有很多通過新建方式設立的工廠，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了很大沖擊，多數都面臨嚴重的財務問題。而歐美國家則注意到，在危機中東南亞各國普遍放松了對外資的限制，并且有一些很有潛力的企業，在危機中陷于困境，這相當于為歐美企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并購機會，所以在危機中有大量歐美資金流入東南亞。日本則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五)電信業和金融業購并的迅猛發展，為其他行業跨國并購提供了良好手段

由于信息革命的深化和《基礎電信協議》、《信息產品協議》等多邊協定的作用，電信服務業已經并將繼續發生劇烈變動，各國電信產業結構將會出現大幅度調整，市場開放步伐也大大加快，傳統電信業的跨國購并以及網絡公司的全球擴張將在相當長時期內為跨國投資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推動力。1999年10月美國第二大長途電話公司MCI（美國微波通訊公司）并購美國第三大長途電話公司Sprint，金額高達1290億美元。

前述企業實行對外加工轉移的戰略轉變，必須是在電信業相當發達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否則企業最終產品的整體性能、質量和交貨期就難以保證。另外，資本流動的日益活躍和各國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世界金融一體化趨勢的加快，不但為金融業的跨國投資提供了機會，也為其他領域的跨國投資提供了手段和工具。

(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比較優勢，成為跨國公司投資領域和目的地選擇的重要依據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其他諸如投資東道國的偏遠度、文化、語言、政府政策、政治穩定程度、經濟增長潛力、市場規模、工資水平、匯率、雙邊貿易規模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對FDI的國際流動產生影響。從接受國際直接投資的東道國角度來看，這些條件恰恰成為相互之間引資競爭的關鍵因素。而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看，這些因素是在做出向海外轉移的決策之后，選擇投資領域和投資地的主要依據。

許多國家的實證分析表明，流入本國FDI的產業分布結構主要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政策鼓勵和導向的作用，即是否在某些特定的產業實行明顯優惠的政策，國外企業為了追求超額利潤和優惠而大量進入該領域投資；二是東道國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產業，跨國公司可能利用這種優勢擴大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和份額；三是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需要，一些在本國由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經在國際國內市場喪失競爭力的產業會轉移到相對成本較低國家；四是東道國某些產業發展基礎薄弱，但是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通過擴大這些領域的投資，可以達到占領該國市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