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東亞自由貿易區發展趨勢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目前已經向世貿組織報告的區域貿易安排已達293個｡其中,在關貿總協定近50年歷程中,共有124個自由貿易區(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就達169個｡作為世界三大經濟重心之一的東亞地區,其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勢頭如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東亞自由貿易區未來應選擇何種發展途徑?本文擬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向自由貿易區方向發展

目前,東亞制度性區域經濟合作正向著金融貨幣合作與自由貿易區建設兩個方向展開｡現實地看,東亞國家已經或者計劃簽訂的貿易協議大部分是自由貿易區協議｡如中國已經與東盟達成協議,計劃在2010年之前與東盟發達成員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到2015年之前與東盟不發達成員國也建立自由貿易區｡日韓同東盟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也在進行中｡韓國與日本的協定也已經在討論中,并且雙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協議｡另外,還有區內的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也逐漸加入到雙邊或者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中(見下表)｡相比之下,在整個東亞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速度卻是遲緩的,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各國之間在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等各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影響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認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應循序漸進｡

二、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分析

1.經濟全球化以及應對來自其他區域集團的壓力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外在動力｡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區域經濟合作的迅速興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區經濟集團已成為一大趨勢,尤其是自由貿易區已蔚然成風,不僅被稱為世界經濟三大板塊的西歐､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區域經濟集團,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貿易區,東亞卻遲遲未能建立這樣的組織,這使東亞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沒有一個有形的實際載體而缺乏實在感｡隨著歐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北美自由區向美洲自由貿易區擴展,世界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這對于大多數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大量出口ICT產品依賴世界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東亞地區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壓力｡東亞地區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貿易區,增強其整體實力來與迅猛發展的歐美特別是美洲區域經濟集團相抗衡｡

2.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和APEC､WTO在推進貿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內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從泰國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于當時正處于巔峰時期的東亞地區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危機迅速波及其他東亞國家,給東亞各國和地區帶來巨大的損失,日本更是從那次危機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至今經濟仍不見起色｡而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開放的區域主義,所達成的任何協議對于成員國沒有約束性,加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成員之間在貿易自由化速度､范圍上存在分歧,發達國家成員之間在農產品市場開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異,都使得APEC在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困難重重,至今效果仍不顯著｡

WTO雖長期致力于推進全球性自由貿易的發展,但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萬別,有著各自利益的一百幾十個國家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顯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1992年12月舉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的失敗,多哈會議上各國仍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數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仍是一場十分艱難的磋商｡

3.東亞自身發展需要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根本內因｡東亞地區經濟相互依存在加深,過去對區域外經濟過度依賴的經濟增長模式在改變｡有數據表明,東亞各國和地區對區內其他成員的貿易依賴度均已超過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達到總貿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時各成員間已出現越來越多的產業內貿易｡區內貿易的不斷加深,使各成員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的共識不斷增強,甚至對建立自由貿易區一向謹慎的中國和對東亞地區不甚重視的日本一改過去的態度,轉而積極參與支持建立自由貿易區｡東亞成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關稅水平均處于較低水平,韓國､東盟的一些成員國關稅水平低于10%,中國總體關稅水平也從過去35%下降到目前13%左右,日本關稅更是不到5%,這都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創造了條件｡

4.從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現狀來看,建立自由貿易區已具備了較好的實踐基礎｡首先,近年來在東亞各國政府及民間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東亞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在實現貿易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自由化方面已取得一些進展,并呈現良好態勢,表現在東亞區域內的投資和貿易不斷發展,區域內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以及東亞各國經濟合作領域的不斷深入等方面,東盟､中日韓“10+3”合作機制有了很大發展,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據統計,1980年東亞各國間貿易占其貿易總額的比重只有25%,1992年上升到45%,2000年躍升為60%｡東亞區域內的投資也有大幅度增長,從1990年起,東亞區域內各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已超過境外對該地區的投資1996年東盟七國及日韓港臺地區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當年中國協議利用外資總額的75.5%｡另一方面,東亞區域內產業分工逐漸向水平加垂直的復合型產業分工轉變,產業內貿易不斷增長｡1990—1998年,東亞地區中間產品,如部件和原料貿易額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制成品貿易,域內制成品貿易額總體上升了92%,這同時意味著東亞產業結合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其次,為推動本國及地區經濟發展,東亞各國開展經濟合作實踐的程度不斷加深,各種次區域､小區域經濟貿易合作發展迅速,加強了區域內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探討,并簽訂了一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東盟不僅自身邁出了自由貿易區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個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者｡在1995年東盟曼谷首腦會議上,東盟首先提出與中日韓三國舉行會晤的設想｡東盟成員國還單獨與東盟以外國家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泰國已開始探討與中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之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此外,東盟還在安全､經濟等領域積極推動更廣泛的地區合作｡再次,東盟､中日韓“10+3”合作機制有了很大發展｡在當前“10+3”框架下,東亞國家的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定期舉行會晤,以經濟合作為重點,金融合作為先導,推動各個領域合作的全面展開｡1999年,馬尼拉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進一步確定了經濟､社會､政治和安全等8個重點合作領域,同年又成立了東亞展望小組｡2001年文萊會議上,各國領導人一致認為東亞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廣闊｡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財長會議上,各方締結了有關維持金融穩定的“清邁協定”,創設了當出現流動性危機或金融危機出現阻止投機風波的基金,標志著東亞合作邁出了重要一步,整個世界開始向三大板塊格局轉變｡

三、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東亞各國相互不信任和爭奪經濟合作領導權的斗爭是困難之一｡東亞地區歷史上只有過“華夷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冷戰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對立分裂的國際秩序,從未在整個東亞地區形成過平等的多邊合作｡這份歷史遺產留下了巨大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徹底清除,這種負面影響又與某些現實因素相結合,阻礙了東亞各國建立起充分的信任,特別是在東亞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日本之間｡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在東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對于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重要性堪與歐盟一體化進程中的“法德軸心”相提并論｡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經濟實力決定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東亞區域合作都不完整,其作用也將大打折扣｡兩國關系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以來就再也沒有真正修復｡問題的癥結在于雙方在安全上互相不信任的警惕｡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與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濟持續低迷和其尋求政治強國的愿望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固有的安全感被激活了,國內的極右勢力有所抬頭,大力鼓吹“中國威脅論”｡而日本在諸多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做法都造成了中國對日本的不信

任｡美國的態度不容忽視｡美國雖不是東亞國家,但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綜合國力,在東亞的駐軍､盟國以及它對東亞巨大的經濟影響,取得了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的態度也將對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產生重要影響｡這都給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帶來不小的困難｡

其次,東亞各國自身的內部關系難以協調｡第一,東亞各國對合作的范圍､領域､做法的意見不一,在考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減讓問題上,可調和的空間相對較小;同時,由于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導致各成員為了自身利益,都會提出保護部分產業部門的要求,這無疑會影響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第二,東亞市場從一定程度上說還不是一個內需主導型的市場,各國大部分都采取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政策,對世界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有較大的依賴｡盡管目前東亞內貿有所增長,但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服務內需,而是服務于區外市場或提高對區外產品的競爭力｡

第三,東亞地區仍存在著一些熱點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問題有可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趨向激化,從而妨礙東亞地區經濟合作｡

最后,亞洲金融危機后,通過結構重組和體制改革,東亞經濟逐步走上復蘇之路,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泰國危機后不良債務進一步增加,馬來西亞股價恢復水平最低,說明市場信任度不高;印尼金融機構重組和不良債務處理進展緩慢,其政局動蕩是經濟恢復的重要不利影響;日本經濟雖止住跌勢,但經濟恢復乏力｡同時,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也會對東亞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這些不利因素會延緩東亞經濟的復蘇,各成員國因國內因素的壓力必將延緩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

四、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兩種模式

正是受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整個東亞地區在短期內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難度是很大的,因此很多經濟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向自由貿易區過渡的途徑｡我們認為,目前東亞整體建立自由貿易區存在以下兩種可供選擇的模式:

其一,三個“10+1”合一,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所謂三個“10+1”,是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和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三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發展最快的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在2001年“10+3”領導人會議上,中國領導人倡議在10年內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領導人的這一倡議得到了東盟方面的積極響應｡2002年5月,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在北京召開,這表明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工作正式開始｡

中國與東盟擬建自由貿易區使日本､韓國受到震動,因而日本積極謀求在中國前面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和東盟10國領導人在2002年1月簽署了《日本和東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明確表示為了實現東盟和日本的合作伙伴關系,各種合作包括一個可能的自由貿易區應該在10年內盡可能快地完成｡同時,韓國也積極地與東盟保持各種聯系,正在考慮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這樣三個東亞大國都參加了自由貿易區安排,通過這種方式不斷加強與東盟的合作,并最終建立東亞整個地區的自由貿易區｡

其二,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二為一,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東北亞地區是東亞地區經濟最發達的部分,三個主要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密切的經濟聯系為三國間進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中日韓的政府間合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1999年在日本的提議下,中日韓開始了在“10+3”框架內的3國政府首腦年度會晤機制,在這種會晤機制的推動下,三國目前已經啟動了經濟研究機構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術工作組｡可以說,東北亞區域合作是東亞地區合作基礎最好､合作前景最為廣闊､最容易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地區,它完全有條件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助推器｡中日韓合作的發展再加上東盟自由貿易區一體化的深化,東亞地區也可以通過這種途徑最終形成整體的自由貿易區｡

以上兩種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途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們同時存在于東亞地區經濟貿易的合作進程中,且相互促進｡在第一種途徑中,隨著中日韓分別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經驗的逐漸累積,會為它們之間的整合提供借鑒意義｡同樣在第二種途徑中,中日韓和東盟內部合作的加強也會對前者即3個“10+1”的談判產生有益的影響｡

綜上所述,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建立的途徑選擇必須考慮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并盡量調和各種矛盾與摩擦｡我們認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可以在現有東亞各類合作模式的基礎上,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推動,由不同國家和區域間的自由貿易區相互交叉與整合,進而最終統一為東亞自由貿易區｡

參考文獻:

[1]蔡鵬鴻.試論東亞峰會:制度安排､進程與問題[J].國際觀察,2005,(3).

[2]季玲.東亞合作新局面——第八次10+3領導人會議后東亞合作形勢評析[J].外交學院學報,2005,(2).

[3]趙懷普.歐洲一體化對東亞合作的若干啟示[J].外交學院學報,2005,(2).

[4]包霞琴.東亞合作與中日關系[J].日本研究,2005,(2).

[5]翟崑.東亞合作的未來(續)[J].世界知識,2005,(22).

[6]吳綺敏.“10+X”:東亞合作熱潮再起——首屆東亞峰會側記[J].人民論壇,2006,(3).

[7]于津平.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間的比較優勢與貿易互補性[J].世界經濟,2003.

[8]聶元貞.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J].世界經濟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