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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季度的外貿情況，最令人關注的還是貿易逆差。據海關總署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個百分點，并且已連續3個月出現貿易逆差，累計貿易逆差84.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4億美元，增速之快，多年罕見。

中國一直是順差大國，迄今已持續了10年之久，其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4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綜合國力的增強、快速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貿易摩擦日益頻繁的今天，持續高額的貿易順差又似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局部投資過熱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首季高達84.3億美元的巨額逆差，成為很多人關注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因素

從表面上看逆差的產生是因為進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個百分點。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趙晉平表示，分析這個問題，應該著眼于結構性因素，其呈現出三個特點：

一是，從國別結構來看，我國傳統的貿易順差來源的順差額在增加，傳統的貿易逆差來源的逆差規模也在擴大，只是一季度逆差的擴大規模超過了順差。這說明，進出口的國別結構并沒有發生變化，結構性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舉個例子來說，當中國向美國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時，美國的高端技術產品并不一定來到中國，反而是東亞國家的優勢技術產品在中國找到了廣闊的天地，結果就是中國維持著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對東亞近鄰的大量貿易逆差，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擴大。

二是，從商品結構來看，產生逆差的主要是和投資品、基礎材料有關系的商品。如電力設備、鋼鐵、金屬礦砂、紡織纖維、專用工業設備和科學儀器裝置等，逆差都增長得很快。

三是與貿易方式有關。從數字上看，一般貿易出現較大逆差是此次逆差增大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增長27.1%，而進口增長了41.4%，出現了124.7億美元的逆差。

為什么首季84.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會表現為這三大結構性特點，其中又能夠傳遞出怎樣的信號呢？對此，趙晉平做了深層次分析，他認為，這是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先看短期因素。去年下半年以來，投資增長帶動了整個市場需求的快速增長，這種短期的投資需求的上升也帶來對進口原材料和機械設備需求大增，導致進口增長速度超過出口。例如房地產、家電、汽車等行業蓬勃發展，直接拉動鐵礦砂進口量不斷攀升。而一季度初級產品的進口增幅更是高達62%。

另一個短期因素在于，國內對基礎能源和原料需求的迅速膨脹，導致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而在國際市場上的大量采購則改變了國際市場上的供求平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價格的上揚。所以一季度逆差的增加中還存在著進口商品價格上揚的因素。而分析長期因素，首先就是受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的影響。

趙晉平認為，從對國別結構的分析可以看出，傳統的逆差來源逆差在擴大，傳統的順差來源順差也在擴大，這個現象說明在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中所造成的貿易流向是進一步加強的，這是一個長期性的因素。具體來說，比如日本、韓國、東盟、臺灣等周邊國家和地區，是我國逆差的長期來源。而隨著投資帶動下的貿易轉移，這些國家或地區將大量的產業轉移到我國，而它們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也隨著產業轉移逐漸表現為我國對歐美市場貿易順差的擴大，同時表現為我國對周邊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逆差在加劇，而且這種效應日益明顯。

再從產業分工的角度來看。在國際分工中，我國處于世界性的制造業加工基地，這種定位的長期影響在于決定了我國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能源，甚至需要大量進口。

政策調整的影響則是另一個長期因素。這一點從貿易方式的變化可以看出。從今年起，我國出口退稅率平均下調了3個百分點，這在客觀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多企業為了回避國內采購成本的增加，為了保稅，便由一般貿易方式轉向了加工貿易方式，原來的國內采購部分也隨之變為了進口。這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而反映國內采購率降低、進口依存度上升的指標，就是將加工貿易的出口與進口做一個比較。趙晉平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他告訴記者：在2002年一季度，每1美元的加工貿易出口，需要進口0.64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也就是說，國內的加工幅度、增加值率還是比較高的，至少有0.36個百分點；到去年一季度，每一美元的加工貿易出口，需要進口0.68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而到了今年一季度，這一比例變為了每1美元的加工貿易出口，需要進口0.7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這說明，退稅政策的調整使國產料件相對于免稅進口料件的優勢減弱，加工貿易企業也更傾向于使用進口料件，加工貿易出口對進口的依賴程度上升。對此，趙晉平分析說，光是這個因素算下來，就減少了大約10.3億美元的國內采購，折算成人民幣大約90多億元，相當于一季度工業增加值的0.8%。

適度的逆差有助緩解多方壓力

84.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對經濟是否會產生不利影響？對此，國內大多數外經貿專家認為，適度的逆差不會對進出口格局產生影響，而對中國經濟則不見得不好。

趙晉平分析認為，首先，短期內的貿易逆差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長期以來，巨額的貿易順差導致了人民幣升值預期，而人民幣升值預期又導致了資本凈流入增加，資本凈流入增加又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特別是到了去年，陷入這一循環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表現得相當明顯。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又增加了300多億美元，可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是存在的。而逆差的出現則會減少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相應的，資本凈流入的速度也可能放慢。再從市場供求關系來看，隨著逆差的增多，美元供給也會相應減小，這樣也會減少市場的壓力。另外，逆差的增加還意味著不需要大量采購美元，人民幣存款的增加同樣會減輕壓力。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確實比去年下半年有所減少。

從通貨膨脹的角度來看，年初業內估計，今年全年的通貨膨脹率是3%，而今年一季度就已達2.8%，因此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年的實際情況可能會超過年初的預計。在這種情況下，巨額的經常項目的順差，會轉化為貨幣大量投放的壓力，成為通貨膨脹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短期的貿易逆差就有助于緩解這種壓力。

將視野再放得大一些，貿易順差的大幅度減少，意味著海外凈需求的減少，那么，怎么來看逆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呢？

去年外貿實現了255億美元的順差，在此基礎上，假定今年貿易順差減少到0，也就是外需的增長下降了100%，只要內需的增長保持在9.5%左右，就可以達到8%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假設在去年的實際情況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去年，貨物貿易的外需減少了16.1%，這意味著使GDP少增長了0.4個百分點，而這部分正是靠內需的增長來彌補回來的。也就是說在內需比較旺盛的情況下，外需的減少是可以通過內需的增長彌補回來。而且，從去年的情況來看，外需減少也恰恰有助于緩解經濟增長過熱的壓力。而今年一季度內需的增長依舊很旺盛，預計全年，即使達不到去年9.7%的增長水平，達到9.5%還是有條件的。所以，即使外貿出現了逆差，實現8%的經濟增長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然，逆差不能長期存在，如果持續兩三年，那么其中就有可能醞釀風險因素。而對今年來說，姑且不說全年不可能出現較大的逆差，退一步講就是出現了，對于緩解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經濟過熱等多方面的壓力也是一個有利的因素。

外貿戰略的調整

然而，從國別結構的角度來看，逆差的出現對于緩解雙邊的貿易摩擦沒有什么作用。統計分析表明，我國出口60%以上集中在美國、日本、歐盟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和歐美之間存在的大量順差使得貿易摩擦亦大幅上升，從紡織品、彩電，到鋼管、家具，以及動物源性產品，都受到了外國特別是來自美國、歐盟的密集的反傾銷訴訟或技術性壁壘。

在這種背景下，從內外需求兩個方面看，應如何把握當前的貿易戰略呢？趙晉平認為，首先，應當改變“重出口輕進口”的思想，貿易戰略應該對出口和進口兩個方面都有所考慮。

在出口方面，一是，對于大量資源消耗型產品和能源消耗型產品，應該在產業政策上進行調整，減少這類商品的出口地位和比重，或者使其增長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這有助于緩解我們在資源和能源方面的壓力。而且，這種調整不能是通過行政命令去限制，而應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以市場的手段進行調節。比如，可以在短期內通過出口退稅機制增加資源型、高消耗型產品的出口成本，減少對資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二是，出口市場戰略性的調整和布局。談及此，趙晉平感慨到，這似乎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國出口市場的集中度高，成為了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起因，甚至成為了政治摩擦的主要起因。這也蘊涵了一定的風險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正是與這種過度依賴于某一市場的經濟結構有直接關系。對此，趙晉平建議，如果能夠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提高區域內部的貿易比重，可以減少對單一市場的過分依賴，也有助于減少雙邊貿易帶來的摩擦。

三是，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考慮產業政策的導向效果和貿易政策的導向是否一致。比如，出口退稅率的下調，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做法，但是從結果上來看，它與我國鼓勵逐步實現進口替代，延長國內的產業鏈條，提高國內的增加值、附加值率的產業政策的導向是相反的，會導致更多的一般貿易方式轉為加工貿易，導致國內采購率下降。如果這種趨勢長期存在，對帶動國內相關的中間投入品產業將會形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所以，在政策調整的時候也應考慮到這些因素。目前增值稅改革在加快，出口退稅監管機制也逐步完善成熟。在這種背景下，應該考慮讓出口退稅政策逐步恢復到正常階段。

進口的構成是反映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其進口中的初級產品的比重比較大，而工業制成品的比重則較低。目前，在我國的進口構成中，原材料、能源等初級產品的比重越來越高，這倒是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工業化水平到了中期階段，這在結構上是好的。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卻造成了對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對外部資源進口的依存度高，不利于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也不利于內部市場和對外開放的協調發展。這需要產業政策對高耗能的產業做出調整，使之逐步轉向節約能源型的產業。

資料：尋求基本平衡的貿易差額

具體到今年外貿情況，逆差是否會持續全年成為了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

談到全年的走勢，趙晉平分析說，從進口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比較快、刺激市場需求上升的因素還存在、今年關稅水平的進一步降低、由于物價上漲后帶來的人民幣的相對升值而帶來的進口品價格相對下降等因素都會造成對進口的刺激；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的加強和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過熱的勢頭，有利于克服由于短期的投資增長過熱對進口的影響。

在出口方面，今年國際市場的整體情況不錯，據世貿組織的預測，今年全球貿易的增長幅度為7.5%，比去年上升了3個百分點，這說明今年國際市場的需求還是比較旺盛的，我國的出口還是有相當多的機會。同時，國內產能過剩的行業還是相當多的，再加上地方經濟發展的沖動和積極性，都有可能帶來出口的增長。

這兩種力量相互影響和作用，趙晉平認為，從全年看，進口增長還是會超過出口的增長，貿易順差將會大幅度縮小，但是進出口增速差距拉大、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可能性不大。他初步估計，全年大致為50～100億美元的順差，而前半年可能出現小額的貿易逆差。

當然，從長期趨勢來看，一個基本平衡的貿易差額應該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長期的貿易順差或者經常項目收支的順差是不利于國內經濟發展的。因為它意味著一種資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國內稀缺的資源的流出。而長期的逆差帶來的風險也是比較大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因長期的經常項目的逆差，而沒有足夠的抗風險能力。最理想的方式是一種基本平衡的貿易差額，短期間或出現順差和逆差，應該說是一種正常的基本平衡的狀況，是比較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