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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雷州港的對外貿易繁榮，對外貿易的物品種類繁多，主要有精美的陶瓷和藥物、銅錢等。物品遠銷印度支那半島、南洋、印度、埃及、東印度洋、波斯灣沿岸地區。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加強了中外貿易友好交流。

【關鍵詞】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

雷州港,古時又稱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島中部雷州灣南渡河港口一帶,即今雷州市內。宋代雷州港是隨著雷州半島開發重點由南向北逐漸轉移而興起和繁榮的。學術界僅對歷史上雷州半島主要港口的興衰和出土文物有所研究，卻少有研究宋代雷州港的對外貿易的。本文將對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進行分析和闡述，以期發掘其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和貢獻。

一、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繁榮的原因

雷州半島三面臨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條件。唐宋時期，雷州半島開發的重點在半島中部海康一帶。雷州港在宋代對外貿易如此繁榮與港口所在地當時的經濟開發程度、其在對外交通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國家政治、軍事和對外貿易政策有關。（一）優越的地理位置雷州港，古時又稱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島中部雷州灣南渡河港頭一帶，即今雷州市。雷州灣外有東海島、硇洲島等海島為天然屏障，避風條件好；港內水域相通，港池開闊，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樂水三條內河通往港口，海運與內河航運相連，形成港口的條件甚至還要優于徐聞港。（二）政策影響雷州港是隨著中原王朝對海南島及周圍地區統治的逐步鞏固和雷州半島的不斷開發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隋唐時期，中原王朝對于海南島及周邊地區的統治較秦漢時期明顯加強,特別是海南島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日益密切，已成為中原王朝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島設置珠崖、儋耳、臨振三郡，唐代海南島屬嶺南道，設置崖州、儋州、振州和萬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島屬廣南西路，宋設置瓊州、昌化軍、萬安軍和崖軍（南宋改稱吉陽軍）；元屬湖廣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乾寧宣撫司、南寧軍、萬安軍和吉陽軍；明清皆屬廣東省，置瓊州府。對海南島及周圍地區統治的鞏固，使得徐聞地區突出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隨之消失。（三）人口增加與此同時，隨著北方移民的不斷遷入，雷州半島的人口也逐漸增加,雷州半島開發的深度和廣度都在不斷增強。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圍海造田和水利建設活動。區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確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種表現，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港口貿易的發展。（四）歷史悠久的航海文化位于雷州半島最南端的徐聞港，早在漢代就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唐宋時期，雷州半島中部的雷州港興起，成為雷州半島水陸交通樞紐。

二、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路線

海上絲綢之路鼎盛于唐宋時期，此時廣州早已取代徐聞為始發主港口。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廣州啟航，經海南島東北部七洲洋南下，往來于印度支那半島、南洋、東印度洋、波斯灣沿岸諸國和地區。雷州半島東海岸，仍是這條海上通道的必經之地。唐貞觀八年（634年），改東合州為雷州，雷州半島主港口向北遷移到雷州治所海康縣（今雷州市）南渡河口南浦津，靠近雷州城，水道北向20里到郡城皆可停船。“自閩、廣、高、瓊到此泊舟”，然后出雷州灣，通南洋。自唐代至元代750年間，雷州港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島的第二個出口主港，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1](P15)宋元時期雷州窯的規模和產量都相當大，而且雷州港“自閩、廣、高、瓊至此泊舟”，應有一部分福建窯和廣州窯陶瓷轉運至此，相對于雷州當時人口來說，實在是供過于求;而其代表性產品青釉褐色彩繪瓷，連雷州半島也發現不多。因而可以認為，宋元雷州陶瓷產品，主要是通過雷州港從海上絲綢之路外銷的。在雷州半島周圍海域、海南島保亭、瓊山海域和西沙群島，及越南、泰國、印度、埃及的一些地方，都有雷州窯生產的青釉褐彩瓷器出土、出水或傳世。唐、宋、元時期，雷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島的第二個主港口。由上述兩段材料可看出，宋代雷州港的對外貿易路線非常的廣泛，不僅包括福建、廣州、高州、海南等中國沿海各地，而且還與印度支那半島、南洋、印度、埃及、東印度洋、波斯灣沿岸諸國和地區有著廣泛的交流。宋元時期雷州地區瓷業的大發展，極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為對外貿易地位。雷州窯（或稱海康窯）與潮州窯、廣州西村窯并稱宋代廣東三大窯系，出口量很大，通過“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銷往東南亞及西亞地區，產品很受歡迎。唐宋時期頻繁的航海貿易，也促進了雷州港造船工業的發展。據嘉慶《海康縣志》記載，海康縣城附近的南亭溪西側的僵波軒，為唐宋時期督造船舶之所。[2](P21)兩宋時期，更加重視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務歸廣州市舶司下的廣南西路管轄。據《海康縣志》載“:南浦津埠，縣南二十里，自閩廣高瓊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從福建、廣州、高州、海南來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達雷州城。據《宋史•食貨志》記載，這一時期雷州港的主要進出口貨物是米、谷、牛、酒、黃牛等。除此，隨著漢人南遷，粵西沿海港埠如梅錄港、水東港、赤坎港等也開始形成和發展。素習航海經商的閩人，紛紛乘船來雷州經商和定居，使雷州經廣州至閩南的航線更加發展。詩人秦觀也有詩云“: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舡船客。一朝南風發，家室相怵迫。半賈鬻我藏，倍稱還君息”。這表明“吳綃魯縞”皆由從事海上貿易的商船販運到雷州，而且商人還將貨物賒賣給當地人，到下次來時收取貨價和利息。這也說明這種貿易的穩定性和經常性。海康城附近南亭溪西側的偃波軒，據載為唐宋時造船之所。[3](P42)唐宋時期，湛江古代主港移到海康縣，稱雷州港。港口位于南渡河口的南浦津，上溯而到雷州城，有腹地依托，水域可深入內地，是良好的避風港，“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可通閩、浙、廣、潮，或下瓊崖而下南洋……唐宋雷州港緊靠雷州郡城，數百年間，它對雷州半島的社會經濟促進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是推動了雷州城的建設和發展。據《雷祖志》記載，刺史陳文玉于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開始建郡城，至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竣工，清嘉慶《雷州府志》和《海康縣志》記載，郡城建成之后，又經歷了修葺和擴展，衙署驛鋪大備，橋梁津渡皆通，“或上游發檄，或鄰域行關，或商旅不時往返，均于此作過所”，城西南有第一橋，“舟楫運貨，從橋下乘潮而過”。南渡河口為港口所在“，山程水驛從無阻絕之區，攘往熙來，并鼓康衢之腹猗歟盛哉！”其次是推動手工陶瓷制作業的發展。自唐代開始，雷州南渡兩岸和遂溪東、西海岸，開始建造窯場窯群，燒制陶瓷器。至宋、元，陶瓷生產繼續興盛，窯場眾多，現仍可見古窯場數百座：產品大備，并且燒制出獨具特色的品種———彩瓷器。大量的陶瓷產品，除本地內銷者外，還憑借港口、海道之便，部分遠銷邊遠島嶼和出口外銷。目前，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都發現有當時雷州半島窯廠燒制的瓷器。

三、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物品種類

宋代雷州港隨著徐聞港的衰落，成為廣東地區主要的貿易港口之一，宋代海外貿易十分繁榮，最先設市舶司的廣、杭、名三洲市舶司是宋代海上貿易最重要的中轉站，宋代廣東地區較繁茂在整個國家財政貢獻上很大，而作為廣東地區重要港口之一的雷州港無疑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宋朝實行了較寬松的經濟政策與民休息，國家社會比較安定，人口增加在農村也出現了許多手工業與商業的集鎮。在這個時期，雷州港的對外貿易物品種類繁多，式樣精美。當時出口商品主要是糧食、海產品和陶瓷等，還有藥物、銅錢和其他物品。（一）陶瓷宋代農村雖仍是封建經濟占統治地位，但是陶瓷制品與燒制工藝的不斷提高，這使陶瓷產品在農村市場十分廣闊，尤其是海外市場的開拓，陶瓷是大宗的外銷產品，這也進一步刺激了陶瓷業的發展。雷州港出口陶瓷有兩個方面的保證，1.雷州地區宋窯數量眾多，在貨品數量上保證了出口量。2.宋代雷州窯陶瓷質量高，陶瓷種類繁多做工精致，使陶瓷出口在質量上得到充分保證。據考證宋代時期東海岸宋窯區有湛江北洋嶺宋窯（5座）、海濱賓館宋窯（3座）；遂溪縣黃略鎮石門嶺宋元窯、飛蛾宋嶺窯、北山宋窯；吳川市塘尾鎮東隅舊村宋窯、長崎鎮番桃嶺宋窯、下廟嶺宋窯等8處15座，這首先保證了陶瓷的供應量，使大宗陶瓷出口成為可能。兩宋時期在陶瓷的燒制技術上，雷州制陶技術改進，制造出青黃釉冰裂碗、缽、豆等陶瓷產品，使陶瓷種類增多。雷州宋瓷除主要供本地使用外，也開始輸往外國。雷州人民還在兩宋時創辦了本地較早的化鐵爐，遺址在今海康縣，他們用生鐵制出精巧的茶碾、湯甌、湯郾等民用食具[4](P15)。宋時期雷州窯大部分是陶瓷兼燒的窯口，以青釉為主要釉色，褐釉次之，各窯可視情況而定，這兩種釉色比例不同燒制出的陶瓷效果不同。雷州窯還在技術上做了改進，在褐釉的配制利用不同的配方，可以燒制出褐、墨綠、黑褐等不同的色彩，這就豐富了陶瓷的色彩。宋時期雷州窯的燒制還保留了唐代風格，產品外觀有大部分素面無紋，加入印花，彩繪在樣式上也是層出不窮，這使陶瓷種類繁多外觀精致。宋時期雷州窯種類繁多，計有碗、盤、碟、盞、杯、罐、缽、壺、瓶、枕、硯、網墜、爐、魂罐，滿足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對器皿的各種需求。在政府對外貿易政策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朝廷既要滿足對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又要節制金銀銅錢貨幣外流，在對外貿易中實施過“止以絹、帛、綿綺、瓷漆之屬博易的政策，這也在政策上鼓勵了陶瓷的業的發展，使陶瓷成為大宗出口。以上宋代雷州陶瓷的優勢有力的推動雷州陶瓷出口，也推動了松代雷州港的海外貿易。在兩宋時期雷州地區手工業生產也有明顯進步。雷州半島地區地處熱帶地區，有適宜種植甘蔗的自然條件，隨著農產品加工技術的不斷提高，經濟利益的推動使甘蔗種植擴大。兩宋時期雷州半島內榨糖業規模擴大，榨糖技術不斷改進。雷州人民用牛拉石轆，榨蔗取汁，并改變過去用瓦鍋瓦罐蒸煮的方法，改用鐵鍋蒸煮、分蜜、制造土糖塊，既提高了生產效率，又提高了土糖質量，產量增長很快。除供應本地外，還曾遠銷羅馬和波斯[4](P14)。甘蔗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增加了雷州港的對外貿易種類。兩宋時期，朝廷更加重視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務歸廣州市舶司下的廣南西路管轄。據《海康縣志》載“:南浦津埠，縣南二十里，自閩廣高瓊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從福建、廣州、高州、海南來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達雷州城。據《宋史•食貨志》記載，這一時期雷州港的主要進出口貨物是米、谷、牛、酒、黃牛等。（二）銅錢宋代銅錢的外流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回賜、二是博買、三是走私。”[5](P44)“宋朝規定凡禁榷貨物，全部由政府收買，謂之‘和買’，‘博買’或‘合買’，也稱‘官市’。”[6](P56)其中銅錢外流最主要的途徑是走私。雖然自宋初朝廷對于銅錢外流制定了相當嚴厲的法律。開寶六年（973年）三月癸未下令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太祖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五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據《資治通鑒長編》卷九載：開寶元年九月壬午，詔曰：“舊禁銅錢無出化外，及聞沿邊縱馳，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同書卷一九引太平興國三年二月詔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即銅錢百文。簡而言之，出境時攜帶百文以上的銅錢將會被定罪；若帶五貫以上的銅錢出境，就要被處以死刑，但是并不能杜絕銅錢外流的現象。而且官員也參與到銅錢走私這一活動之中。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宋寧宗嘉定五年，雷州知府鄭公明、趙伯柬曾使用銅錢博易番貨而遭放罷。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廣南、福建、兩浙路，通海去處，當職官任滿，批書委無透漏見錢出外界，方許注授差遣。”[7](P6509)在官期任滿后，必須經過在任時是否有走私銅錢到外國的調查方可離職。這樣就限制了官員走私銅錢活動并積極地參與打擊銅錢走私活動。“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系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去。”[8]雷州港位于廣南西路“，據廣州千里”，相去不便，管理較為松散。在市舶司管理薄弱的地區，常常有蕃商“深入遐瞰”，交易銅錢。而雷州港扼南大陸海，遠眺東南亞，是走私貿易錢幣的最好平臺。官員因此利用這一便利進行協助銅錢走私，導致大量錢幣外流。（三）藥物《諸蕃志》記載，“番商興販，以腦、麝香、檀香、草席、涼傘、絹扇、漆器、瓷器、鉛、錫、酒、糖等博易”。馬來半島上的三佛齊“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故“東自阇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該地向“宋輸出了龍涎、蓽澄茄、膃肭臍、沒藥、蘆薈等幾十種藥物。”[9](P42)當然，對外貿易是一個雙向互動模式。有賣出就有買入。三佛齊也擔當了東西貨物中轉站的角色。中國的黃連、良姜等中藥輸入該地。除此之外，“大食”也是宋朝重要的對外貿易伙伴之一。“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余，所知名者特數國耳”。宋代大食來使有三十余次，每使至，必攜帶大量藥物。（四）其它物品雷州港“三十里皆可泊舟”，可通閩、浙、廣、潮或下瓊崖而出南洋。《宋史•食貨志》載，雷州港集散雷州半島的谷、米、牛、酒、黃魚等貨物。蘇東坡被貶客居雷州時，發現雷州、高、化等地“牛多且賤”，宋代雷州地區所出產的牛只，除了滿足本地需要外，還銷往鄰近地區。江西贛州、吉州農民每到農閑季節，“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10](P875)據《湛江文史資料•第十四輯》記載：“南宋年間，雷州的瓷器和土糖等向羅馬和波斯輸出。”[11](P137)雷州鑄鐵在南宋初年也十分有名，周去非在《嶺南代答》卷六中提及：“雷州鐵工甚巧，制茶碾、湯甌、湯匱之屬，皆用鑄就。”隨著茶葉大量流入西方，雷州茶具也相應地傳入西方。除此之外，兩廣地區也是盛產稻米的地方，“稻米再熟，富者寡求，貧者富足。”[12]因而，兩廣地區的稻米除了供給福建外，也有一定的出口，“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蔗糖也是當時出口的農產品，閩廣兩路都有蔗糖出口，占城、三佛齊、單馬令、真臘、佛羅安等國都從中國進口蔗糖。[13]

四、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繁榮的影響

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繁榮對當地經濟文化具有重大影響。雷州港依托海上絲綢之路，選擇和建設主港口，從而帶動了港埠、都市以及當地社會的發展，而且呈現出鮮明的海洋性開放型特色，并為當代湛江港的選址、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一）對農業文化的影響

1.海洋捕撈雷州半島海域盛產龍蝦、鮑魚、魷魚、墨魚、膏蟹和海蜚等名貴海產，有時還有珍貴的白紀鰲，捕撈所獲多作商品出售。2.海洋采珠據萬歷《雷州府志•地理志二•珠海》記載“:對樂珠池,在遂溪縣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樂民千戶所城西海內。漢唐無考。自劉張置媚川都，宋開寶以還，遂置場司，或采或罷。”3.海水制鹽北宋時期，雷州半島已有沿海鹽場自給本州，南宋初，雷州已發展兩個鹽場，在技術上先后產生了“煎煮熟鹽”、“灘曬生鹽”等制鹽方法，[14]而且民間還長期流行“曬沙生鹽”的原始生產，雖然歷代封建王朝厲行食鹽專賣政策，但制鹽業從宋代起就已成為雷州半島經濟的重要部門。

（二）對商業文化的影響

宋元時期雷州地區瓷業的大發展，極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為對外貿易地位。雷州窯(或稱海康窯)與潮州窯、廣州西村窯并稱宋代廣東三大窯系，出口量很大，通過“南海陶瓷之路”[2](P21)，主要銷往東南亞及西亞地區，產品很受歡迎。唐宋時期頻繁的航海貿易，也促進了雷州港造船工業的發展。據嘉慶《海康縣志》記載，海康縣城附近的南亭溪西側的僵波軒，為唐宋時期督造船舶之所。

（三）對城市建設和陶瓷業的影響

首先是推動了雷州城的建設和發展。郡城的興建是適應雷州行政建署的需要，也是適應港口發展的需要，港口的發展也推動了郡城的興旺。其次是主港北移，郡城建成，人口繁衍，商貿需要，推動了雷州水利工程和農業的發展。雷州濱海，臺風時作，咸潮漲溢，禾田屢被浸沒，產量低下，有時顆粒無收。為改變這種情況，雷州自南宋紹興年間開始大規模修筑捍潮防咸海堤，并制定一整套管理堤渠和用水灌溉制度，歷屆州府縣官以此為施政造福當地的頭等大事。再次是推動了陶瓷業的發展。雷州窯瓷器，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趨于衰落。宋元時期雷州窯燒制的瓷器，已發展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博易物品。

五、結語

綜上所述，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繁榮，對外貿易路線眾多，瓷器、藥物、銅錢等物品遠銷國外，促進了對外貿易交流。宋代雷州港對外貿易繁榮也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

作者:申友良 單位:嶺南師范學院法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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