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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小平在上個世紀60到90年代論述了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中國農業發展的產業、人力、制度以及技術思想。他認為農業是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農業發展要有全局觀念,要依靠和調動農民積極性,恢復家庭經營制度,在家庭承包制下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我國農業發展的途徑是依靠科技進步,以生物技術為主的農業現代技術發展的方向,實現傳統精細農作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的有機結合,提高農業科技含量。這些認識構成了鄧小平的農業發展觀。它推動了中國當代農業的發展進步。

關鍵詞：鄧小平；農業發展；農業理論

眾所周知,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確立了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道路,但在就農業發展的具體方法上出現過失誤,鄧小平成功地領導了中國農業改革。學術界重點研究了鄧小平農業改革理論,但對其農業發展觀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鄧小平從上個世紀60到90年代關于農業問題的論述為依據,對鄧小平農業發展觀作出研究。

一

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1]（544頁）,“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2]（28-29頁）。工業和農業的相互關系問題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中的基本問題”[3]（386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鄧小平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尊重社會發展和經濟規律的農業產業思想。

（一）農業是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

鄧小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農業的地位進行了認識。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認為糧食問題是農業的基礎。他還認為農村根據地農業和手工業之間存在著辨證關系,“只有農業的生產,才能給手工業以原料,使手工業發展有了基礎；而手工業的發展,正可以推動農業的生產”。1960年代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鄧小平認為“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吃、穿、用的問題也解決不了”,因此,要從恢復農業著手,逐步地提升農業和輕工業的比例,降低重工業比例,政策就是“工業要加強支援農業”,“解決好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4]（79,322,324頁）,這對于黨關于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認識的提出產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須“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農業現代化,“農業搞不好就要拖工業的后腿”。在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從政治高度堅定地認為農業發展是解決中國穩定的重要條件,“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5]（28,32,406頁）,因此,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他還要求國家作定量分析的農業發展規劃時,對農業要有全面規劃,“二○○○年總要做到糧食基本過關,這是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告誡說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鄧小平還針對中國在追求工業化進程中忽略農業基礎地位的現象,認為經濟越發展,工業越發展,越要重視、保護和加強農業,他警示道：“我們從宏觀上管理經濟,應該把農業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要避免過幾年又出現大量進口糧食,影響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局面。因此,“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6]（9,22—23,159,355頁）,不要忘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是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

（二）農業發展的全局觀念

農業發展包含了種養殖業以及農業向工業轉移等多方面問題,鄧小平主張農業發展要有全局觀念。1962年,他認為農業恢復不僅“要多打一點糧食,多種植一點樹,耕牛繁殖起來”,增加產量,還要解決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市場和物價問題,“搞好供銷合作社,不僅有利于交易,而且還可以組織和促進生產,增加市場供應,使農民增加收入”,國家“寧肯繼續進口糧食,也要加快發展經濟作物”[4]（324,327,336頁）,萌發了農業發展的全局觀念。1980年他說“各種形式的經濟、副業發展了,農業增產的潛力大得很,發展余地大得很”①,農業發展“最直接的措施有兩條：一是飼養業,二是林果業”[7]（12頁）。國家要幫助大中城市郊區大力發展牛、羊、雞、魚飼養業,供給優良品種和飼料,全國要搞幾百個現代化的飼料工廠。鄧小平在絕不放松糧食生產的前提下,主張農業實行多種經營,“該種糧食的地方種糧食,該種經濟作物的地方種經濟作物”,家庭承包制引發了農業內部分工分業的巨大發展,矯正了國家過去執行的“以糧為綱”政策。鄧小平的這些主張,糾正了長期以來單一發展種植業的傳統農業發展思想,在中國確立了農、林、牧、漁全面發展的現代大農業的思想,促進了農業內部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1980年代以來,我國畜牧業、漁業得到了迅速發展。

鄉村工業中農產品加工業和農用工業的發展,是影響農業轉型的重要因素。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創造,它發揮了支援農業、促進小城鎮建設、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等外部作用。鄧小平對此稱贊道,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勵、扶植其發展。1987年,他指出:“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農村改革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鄧小平辯證地強調農業哺育工業,工業反哺農業,農業與工業要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鄉鎮企業反過來對農業又有很大幫助,促進了農業的發展”[6]（238,213—214,238,252頁）,因此,我國農村要走以鄉鎮企業為主體,小城鎮為載體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他為我國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

鄧小平著眼于解決人民衣食問題,從中國國情出發,從農業與工商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出發,從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說明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是社會效益高,自身經濟效益低,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的產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能動搖農業的基礎地位,引導農業的全面發展,走新型的農村工業化道路,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發展。

二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農民具有勞動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要從維護農民的利益出發,通過生產協作、經濟合作形式去領導農民。農民必須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和動因”[8]（449頁）,提出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基本認識。建國初期,黨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踐中,把農民個體生產的積極性簡單地看作是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把農民集體生產的積極性視為發展農業的動力,忽略了農民追求物質利益的要求。黨在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上的這種認識誤區,導致了運動“一大二公三平”的錯誤,致使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嚴重衰退,出現了我國農業發展中的嚴峻困難。

鄧小平是在對錯誤的反思和糾正中,開始探索如何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的。1961年,他與彭真認為對的許多方面,“還需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如：要在生產隊建立作業組,實行責任制；國家征購后的余糧,大隊、生產隊不宜留得太多,“應該把絕大部分按勞動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給社員,鼓勵他們像經營自留地一樣,在集體經營的土地上精耕細作、積極施肥”；只對五保戶和困難戶補助實行供給,“可以大大地提高勞動分值,更好地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更好地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時,要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根據群眾自愿辦食堂,“一般應當把食堂的經濟核算同生產隊分開,即把生產隊的分配和社員的生活消費分開”[9]（324,326,327,329頁）。1962年,他明確提出了體制下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三種可能性選擇：一是盡量保持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二是使部分包產到戶合法化；三是農業經營“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形式比較好”[4]（324頁）。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針對堅持生產隊為核算單位與包干到戶的兩種不同意見,以“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的務實態度,指出應該讓農民大膽試、大膽闖,并兩次肯定農業生產責任制。他主張從三個方面調動農民積極性：一是通過家庭承包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實行多勞多得,提倡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二是把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力下放給農民,使農民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三是農業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鄉鎮企業,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鄧小平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出發點是關心其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首先,他指出中國“沒有多少錢搞農業投資,只要群眾的積極性發揮了”①,調動農民積極性就“可以找到一條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恢復國民經濟的道路”[4]（327頁）,實現農業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認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6]（77-78,213頁）,這就揭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現實作用在于極大地發揮農業增產的潛力,長期作用是解決農民生活問題,實現社會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農民的意愿,黨的農業政策一定要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1965年他揭示了黨的農業發展政策出現錯誤的實質是沒有“真正了解貧農和一般農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適合于農民階級的利益”。1980年,他認為“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批評有的干部對因地制宜、經濟收益大、群眾得實惠的問題考慮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辦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頁）,農業學大寨搞的評工記分、集貿市場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②,也不可能做。在包產到戶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調整農業經濟政策,增加農民收入是調動農民積極性的方法。農村改革初期,他贊同恢復小自由,使“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5]（146頁）,“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整個農業近幾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調動農民積極性的政策不能變。

鄧小平把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中有無生產自主權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以及自主權與積極性的大小,看作是農業發展和國家發展的決定因素；農業改革要尊重農民意愿,把黨的選擇與群眾的選擇相結合,才能切實保障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和農民利益。他從勞動者在生產力諸因素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出發,強調要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觀點,揭示了中國當代農業發展的實質問題,解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農業制度下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三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建立在個體產權基礎上的合作社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選擇,是“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適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8]（768頁）,在農村發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合作社就是發展社會主義農業。1950年代,黨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取消了農業家庭經營的微觀層次,實行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制度,這種農業制度的實質是把集體的規模經營和農民的個體經營相對立,存在著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與中國農業發展的落后生產力現實不適應。

鄧小平關于農業制度適應農業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特點的觀點,是中國農業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包產到戶是農民在集體經濟下解決集體勞動存在勞力浪費、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種理性選擇,他在對制度的否定中,以包產到戶為突破口重塑了農業家庭經營的微觀層次,找到了社會主義農業經營制度改革的途徑。他在1962年強調“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農業發展“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因此對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個辦法來”[4]（324,323頁）。農村改革期間,他對集體經營下自留地比集體土地產量高,包產到戶能夠增產增收作出了新判斷：首先,要賦予生產隊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其次,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實施效果。他認為“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產到戶姓“資”、姓“社”的爭論。他認為包產到戶后,農業的主體還是生產隊,土地是集體所有,不會影響集體經濟,農戶家庭是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承包經營層次,“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5]（146,315頁）,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最后,他斷言公社制度還是一個理想,贊同廢除體制,把包產到戶肯定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合作經濟的一個經營層次。家庭成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特點和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微觀組織形式。

恢復家庭經營層次,成為了鄧小平農業發展觀最具特色的內容。鄧小平明確指出廢除公社體制,不是恢復私有制,是改革社會主義農業公有制實現形式的“第一個飛躍”。家庭承包制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單一集體經營管理體制變為以服務為主,農民以生產經營為主的“雙層”管理體制,賦予了農戶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現了農業勞動收益與農民積極性、經營管理水平的直接掛鉤,農民能夠根據市場、氣候、環境和動植物生長情況及時調整生產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勞動力和剩余勞動時間,增加收入。鄧小平也對家庭經營存在著諸如農業生產要素綜合利用率低、難以抵制較大自然災害和使用規模技術、農戶行為短期化使農業生態和社會效益與農戶利益難以協調等局限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農業搞承包大戶我贊成”[6]（23頁）,主張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因此包產到戶并非一成不變。他強調家庭經營必然會使農業在生產工具、管理水平、農業分工和分配等四個方面產生變化：“機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種經營發展了,……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這些都“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頁）,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6]（355頁）的第二個飛躍,是農業最終走集體化、集約化道路的客觀要求。這一飛躍的主要動因是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科學種田發展了,超過了村的界限,甚至超過社區的界限”。如果“老是僅僅靠雙手勞動,僅僅是一家一戶地耕作,將來也不向集體化發展,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10]。鄧小平針對少數地區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現象,指出了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頁）行政命令,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一定要適度,不要勉強,不要‘一窩蜂’”,“切不可以‘一股風’”[10],要在農民自愿互利的基礎上鼓勵和提倡多種形式的合作和聯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鄧小平的農業發展制度思想,解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農業發展的體制問題,賦予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生產自主權和收益分配權,打破了舊體制和舊觀念的束縛,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它繼承了以土地集體產權為主體的基本格局的路徑依賴,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傳統的家庭農業制度路徑的回歸,也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原則。

四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科學技術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獲量無限地提高”[11]（616頁）,機器“對農業起著強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頁）。國外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的一項重要經驗也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建國以來,黨主要從勞動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方面來解決農業技術發展問題,片面地實施了以機械化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技術戰略。這一戰略不符合我國人多地少、生產條件多樣化的農業生產條件,不符合現代農業科技綜合發展的潮流,實踐中出現過違背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忽視和影響農業生物技術和化學技術進步的教訓。

鄧小平在三年困難時期認為我國在農業技術發展方面,長期存在著沒有很好解決采用適合的農機具,水利建設的灌溉效益不高,農田適用哪種化肥等問題。因此,要“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復起來”[4]（324頁）,要從國家、群眾投資（主要是勞動力）和國家貸款三方面加強農業投資,主要用于農田水利建設,還要“增加有機肥料,如發展養豬、養羊和增加綠肥等”,“要大量增產化肥,……同時要推廣使用滅草劑”③。這是他把傳統和現代農業技術結合起來,實現農業恢復的主張。1978年以后,鄧小平認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生產,“那里適宜發展什么就發展什么,不適宜發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宣傳好的典型,“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5]（316-317頁）。這就指明了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原則。其次,他創造性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認為“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6]（17頁）,中國農業發展有了正確的政策,但還沒有解決好科學種田的問題。他對家庭承包制下,農民對農業技術的渴求表示欣慰,說：“現在連山溝里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國農業技術發展問題,要求制定農業發展規劃時要有技術眼光,“從增加肥料上,從改良種子上,從搞好農田基本建設上,從防治病蟲害上,從改進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夠做些什么,增產多少,都要有計算”[6]（107,23頁）。實現農業增產目標的技術手段,如“提高農作物單產、發展多種經營、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7]（12頁）。最后,他反思了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技術發展的局限,指出：“農業現代化不單單是機械化,還包括應用和發展科學技術等”,要實現“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5]（28,315頁）,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要大力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切實組織農業科學重點項目的攻關”[6]（275,313,23頁）,他堅定地把“科學種田”、走“科教興農”之路擺在了實現農業飛躍的核心地位。這些表明,鄧小平從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現狀出發,以農業的歷史基礎和各種要素狀況為依據,提出了我國農業發展、增加農產品供給的途徑是依靠科技進步,以生物技術為主的農業現代技術發展的方向,實現傳統精細農作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的有機結合,提高農業科技含量的農業發展技術思想。這就提升了我們對農業現代化內涵的認識。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業新技術、新成果的大規模推廣應用,科技進步成為了農業生產要素組合中的活躍因素,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鄧小平農業發展的技術思想正在變為現實。

土地、勞動力、科學技術的使用是我國農業發展中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的首要問題。鄧小平農業發展觀包含了上述尊重社會發展和經濟規律的農業產業、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農業發展人力、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業制度和因地制宜的農業發展技術等四個方面的思想內容,研究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中的制度、技術和人力問題,解決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難題,形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觀。鄧小平的農業發展觀,指導了當代中國農業的發展進步。注釋

①1980年4月2日與、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研究國民經濟長期規劃問題時的談話記錄。參見《黨的文獻》2004年2期62頁。

②鄧小平1978年東北視察談話。參見《黨的文獻》1999年2期43頁。

③1963年12月18日,鄧小平關于制訂農業長期規劃的指示。/lszl/dsjy/25.ht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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