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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上北部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區，由于自然條件影響，存在一條農牧業過渡帶。這是一條由于天然水分條件的限制，由旱作不穩產區過渡到氣候干旱致使無灌溉不適宜發展作物種植的地帶，是農業生產上一條很重要的界限。在我國北部反映在西起河套、東至大興安嶺南端的地帶（此線以東以西農牧界限在歷史上沒有顯著變化）。

這條界限的進退，反映歷史上我國北部氣候環境以及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政治、經濟勢力消長的變化，這對研究中國北部疆域、政區和產業布局的變化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明清時期我國北部的農牧過渡帶有過明顯的推移，這種推移的內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無明確的結論，以至有些歷史現象未能解釋清楚。本文企圖對這一問題作較深入的分析，結論是否正確，尚無把握，不過作為一種看法提出來，希望引起有關同行的討論。

一、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農牧過渡帶

據今人研究，13世紀的氣候是一個比現在更溫暖的氣候期。這個溫暖期大約結束于該世紀末。

在14世紀前五十年，中國東部氣候已從溫暖期向寒冷期轉變[1]。這種轉變在我國北部有明顯的反映。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諾爾西北閃電河北岸）及更北的口溫腦兒的黃土山（今查干諾兒南）和應昌府（今克什克騰旗西）都有屯田。至元二十、二十二年（1283、1285）政府曾出鈔四萬五千錠在上都、應昌府和糴糧食[2]。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還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溫腦兒黃土山一帶民田[3]。可見這一帶農業還是相當可以的。然而到了14世紀初（至大元年，1308），應昌府的屯田撤銷了。蒙古高原上的氣候有明顯轉寒的現象。延佑年間（1314—1320）“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為奴牌”[4]。1323、1328（天歷元年、致和元年）蒙古高原上曾發生過二次嚴重寒潮，“風雪斃畜牧”[5]，造成嚴重后果；1332年（至順三年）八月山西北部、內蒙古呼和浩特有“隕霜殺禾”的記載[6]。此外，進入14世紀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遼寧西部在五至八月間隕霜、雨雹、風雪記載特多（詳見本所編制《中國歷史氣候災害年表》），可以認為進入14世紀以后北中國氣候轉寒的事實是有充分材料根據的。

1368年朱元璋將元朝勢力逐出中原，又乘勝追擊蒙古殘余勢力至今蒙古國烏蘭巴托的土剌河及其東部的貝爾湖一帶，退兵后在其北疆約今蒙古高原的東南緣設置了四十余個衛所（一種軍事屯戍組織），大致沿著陰山、大青山南麓斜向東北至西拉木倫河側一線[7]，駐兵戍守，屯田養軍，形成了一條實際上的農耕區的北界。此線西段和中段顯然已較元時南移了一個緯度。當時明朝的勢力遠不至此，為什么將國防線限制在這條線上，無疑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15世紀初開始，明朝北部實際農耕區北界又發生變化：

（1）農牧過渡帶西段：永樂元年（1403）將置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的東勝左衛南撤至今河北盧龍、東勝右衛南撤至遵化，正統三年（1438）雖曾一度在原地復置，未見又撤廢，在托克托的衛城遂廢[8]。

（2）農牧過渡帶中段：洪武初年，轄有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和林格爾、集寧一帶的大同都衛“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頃，歲收粟豆九萬九千二百四十余石”，平均畝產0.37石（約當今60市斤），與同時期河北平原產量相近，不能算很低，中書省建議乘機將屯軍月糧減去三斗，朱元璋不同意，他說：“大同苦寒，士卒艱苦，月糧且勿減，待次年豐熟，則依例減之”[9]。可見這樣的產量，根據當地經驗也不算豐收年，還有進一步提高的可能。可是到了永樂初年卻將置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的云川衛、渾河北岸的玉林衛、鎮虜衛，涼城東北岱海附近的宣德衛以及商都東南察罕腦兒衛（今插漢腦兒）一起遷入長城以內的大同地區。

（3）農業過渡帶東段：洪武年間在今內蒙古東南部置開平衛（今正蘭旗東閃電河北岸）、全寧衛（今翁牛特旗）、大寧衛（今寧城西）以及所屬各所，在西拉木倫河南岸、老哈河流域和灤河上游一帶屯田戍守。永樂開始這些衛所也先后遷入了長城以南地區。

15世紀初年這次農耕區北界的同時南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傳統的說法是由于外圍據點遠離內地，無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難以固守，故而退據長城為守，而東北部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則是給了為永樂爭位出過力的兀良哈三衛。

但是我們細查歷史資料發現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第一，明代的永樂朝國力還是很強大的。永樂七年（1409）朱棣親征韃靼，渡臚朐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追至斡難河（今鄂嫩河），大敗韃靼而還。十二年親征瓦剌，兵鋒直指土拉河（今蒙古國圖拉河）。二十年條征阿魯臺，敗之于屈列兒河（克魯倫河）。二十一年又親征阿魯臺，至長城邊上西陽河（今河北懷安縣境），聞阿魯臺為瓦剌所敗而還。二十二年再次親征韃靼阿魯臺，宴群臣于應昌，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今蒙古國貝爾湖東），未見敵人而還[10]。歷史上稱為“五出三犁”之威。由此可見，在永樂初年明朝的北邊根本不存在韃靼、瓦剌勢力的威脅。

第二，為報答爭奪皇位有功而將大寧都司的土地給兀良哈三衛的說法，見于鄭曉《吾學篇》卷67《兀良哈》，《明史·韃靼傳》即采其說。以后史家大都沿用這種說法。但明朝人郭造卿對此說已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后代明統治者無力收復土地，嫁禍于祖先[11]。實際上兀良哈三衛牧地最初遠離明邊，泰寧衛在元泰州（今內蒙古洮南一帶），朵顏衛在額克多延溫都兒（今扎赍特旗北）、搠兒河（今綽爾河）一帶，福余衛在瑚裕爾河流域（今齊齊哈爾一帶）[12]。宣德年間始南下，牧馬灤河上游。永樂初年并沒有占據大寧都司地。近年也有人研究證明，畀地之說是一個“冤案”，實屬子虛烏有[13]。因論證比較復雜，無法在此詳述，不過其結論是可信的。

第三，明朝將北邊的衛所前撤之后，原來的地方還是在明朝的勢力控制之下。如永樂初年大寧都司內遷之后約五十年，景泰四年（1453）“三衛乞居大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順（1457—1464）后遂入三衛”[14]。又如宣德以后，明朝在長城以外有“燒荒”制度，“每于冬初，命將率兵出塞焚草，名曰燒荒。蓋防寇南向且耀兵也”[15]。弘治年間宣府鎮（治今河北宣化）一帶也實行燒荒，凡每歲七月兵部命“各邊遣官軍往虜人出沒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風縱火，焚燒野草，以絕胡馬，名曰燒荒”，“使賊馬不得久牧，邊方易為了守”[16]。這些都說明永樂、宣德時長城以外二三至三五百里之間仍在明朝勢力范圍之內，并不存在邊墻外直接受到韃靼、瓦剌威脅的情況。而蒙古人南進直接威脅到明朝北邊則是天順以后的事，弘治、成化年間達到高潮。因此將永樂初年諸衛內遷原因歸諸于便于防守，恐與事實不符。

我們認為15世紀初諸衛內遷的根本原因是北邊地區氣候轉寒、環境惡化造成的。以下一些史實可以得到證明：

一，開平衛在元為上都路，也是屯田處所。洪武初年建為衛，屯田墾種近半個世紀。至永樂元年內遷京師，四年還舊治。因“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17]，需派大量軍士守備，軍儲供應成了一大問題。如永樂十年六月自宣府鎮萬全衛運糧二萬石往開平以備軍[18]。永樂十八年因開平衛糧餉不給，又從“京倉運米三萬石貯開平，以備軍儲”[19]。可是“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20]，所費不貲，政府不勝負擔。所以洪熙元年（1425）就有內遷獨石口之議[21]。宣德元年戶部主事王良言：“開平極邊之地，歲運糧地，而軍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糧不足以贍其家”[22]。終于宣德五年因開平“歲運糧四萬石，人力不濟”，內遷至獨石口[23]。為什么在洪武年間這里的衛所屯田能夠維持下去，而到了永樂時期卻不能了呢？無疑是因為這里的自然條件發生了變化，氣候轉寒變干，使農耕已無法維持軍士的基本生活，不得不撤退南遷了。

二，上文提到洪武年間山西大同地區、內蒙古和林格爾、集寧一帶衛所屯田年產畝0.37石，并不被認為是豐收，可見還有進一步提高的潛力。可是當永樂初年將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的云川、渾河北岸的玉林衛、鎮虜衛，涼城東北岱海附近的宣德衛以及商都東南的察罕腦兒衛（今插漢腦兒）都遷入今長城以內大同地區后，卻又感到大同一帶土地貧瘠，“大同城北，沙堿苦寒”[24]。大同鎮所轄十衛“地土沙磧”，云中一帶“風高土燥，物產最薄”[25]。正德年間宣大總督許論說：“邊地瘠薄，風寒霜早，耕作所入，不足供用，全籍關南和糴以濟其半”[26]。這說明當時長城內外環境起了變化，已非洪武初年設衛時的情況了。東勝衛（今托克托）一帶情況特殊，因地處黃河、大黑河流域，有較好的灌溉條件，但在洪武末年也有“天氣早寒，田谷少獲”[27]之感。雖然以后蒙古人進占這里，在其統治下的漢人仍有農耕，如嘉靖年間在今呼和浩特附近俺答利用漢人開發耕地約五六頃，然“所種皆谷黍蜀秫糜子”等耐寒作物。嘉靖三十三年（1554）漢人丘富等“招集亡命，居豐州，筑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也在今呼市附近。嘉靖三十九年明兵直搗豐州，“焚板升略盡”[28]。以后萬歷年間又有大批漢人遷入，人數發展到了十萬，開田萬頃，“連村數百”，從事農業[29]。所以正統以后明朝邊臣多有恢復東勝之議，主要是著眼于這片土地。其實除了這里因有大黑河和黃河的灌溉漢人到此即可進行農耕外，其他地方既寒又干，沒有灌溉條件，就不可能進行耕種。

三，黃河以南河套地區為鄂爾多斯高原，在東勝未撤以前，“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采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30]。東勝撤廢之初，套內尚未為韃靼所居，“土地沃豪，草木繁茂，禽獸生息”[31]。可見是一片自然環境較好的農牧交錯地帶。15世紀下半葉開始，蒙古人入居河套地區，“自后常牧套內，侵擾中原”[32]，于是全成牧地。在其南面明朝邊墻一帶，軍民“多出墩外種食”[33]，“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34]。其時農牧過渡帶的南界大致在今長城一線稍北。可是由于15世紀以來氣候趨寒轉干，過渡的農耕和放牧都會使脆弱的鄂爾多斯高原的環境很快惡化。所以16世紀中葉（萬歷）起，毛烏素沙地不斷擴展，“沿邊城堡，風沙日積，……歷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35]；陜北邊墻“東自常樂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墻大沙，間有高過墻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榆林等堡芹河等處大沙北墻高一丈，埋沒墩院者長二萬三十八丈三尺。響水等堡防胡等處比墻高七八丈，壅淤墩院者長八千四百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桃梁等處比墻高至五六尺及與墻平，厚闊不等”[36]。由于邊墻外風沙壅積，無法耕種，農牧過渡帶的南界退至長城一線。即便在長城以內宣府、大同鎮衛所的屯田，“耕耘于砂磧之中，頗多得不償失”[37]。可知諸衛內遷之后，屯墾種植業反而衰落。其原因無疑與環境惡化有關。隆慶以后，大同地區與蒙古開互市，韃靼“以牛馬易粟豆”[38]。當時的農牧過渡帶的南界則在長城一線。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從14世紀中葉開始，我國的氣溫逐漸下降，進入一個寒冷期，氣溫由溫潤轉向干旱，北邊的農業環境惡化，原先衛所屯田地區已不能維持軍士的基本的糧食需要，不得不內撤至長城一線。而鄂爾多斯高原地區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后，因過渡耕牧、氣候干旱，毛烏素沙地不斷擴大，以至在長城北側數十里地已不能耕種，全為沙土所淹，長城不僅成為當時農牧的分界線，也起著擋沙南侵、保持長城以南農田的作用。這種情況大的延續到了十七世紀。

二、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農牧過渡帶

1644年清朝統一，長城已失去防御作用，不成為一條政治界線。清政府為了恢復、發展和保護蒙古高原的畜牧業，劃定蒙古各旗盟的游牧界線，禁止越界放牧。又為防止漢蒙聯合反清，曾對蒙古地區實行封禁。順治十二年（1655）下令“各地口內曠土，聽兵墾種，不得往口外開墾牧地”[39]。但這只是禁止了官方組織士兵出邊墾種，并不能制止人民私自出口墾種。到了康熙年間國內政治穩定，政府開始提倡開墾荒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又規定：“凡內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為妻”[40]。此處已承認赴口外耕種的合法性，等于否定了順治十二年的禁令。于是大批河北、山東、山西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涌往口外開墾。

玄燁曾說：“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調，無荒歉之年，更兼土潔泉甘，誠佳壤也”[41]。又說：“今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之多”。“今河南、山東、直隸之民往邊外開墾者多”[42]。康熙五十一年（1712）僅“山東民人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余”[43]，隨著口外沿線大批牧地被開墾，北部農牧過渡帶逐漸向北推移。清末曾一度推行新政，主要內容之一即開墾蒙地，于是農牧過渡帶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1）農牧過渡帶西段：本段地境為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正是黃河河套地區，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水利資源豐富，秦漢以來凡漢民族或受漢族影響較大的民族據有此地，都曾開發為發達的農業區。明時后套地區為蒙古人控制，農業衰落。清初李自成余部曾退居河套，以后又有內地人民隨征噶爾丹清軍進入河套。由于明朝中葉以來農牧業均已衰落，已成荒涼一片，他們“多在野處以柳木為椽，以茅茨為之草庵，卑陋秋隘，無異穴居”[44]。以后內地人民不斷移入，到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山陜北部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墾種，而甘省邊民亦復辟殖，于是伊蒙七旗境內，凡近黃河、長城處，所在多有漢人足跡”[45]。清初規定鄂爾多斯南面長城邊墻外50里為禁留地；康熙三十六年準許蒙漢民在此耕種；五十八年又規定界址，邊外開墾有沙地區30里立界，無沙地區20里立界，雍正八年（1730）在舊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以原留禁地50里為界。這些規定對鄂爾多斯人口的穩定、植被的保護、沙化的抑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康熙末年以后漢人向蒙人租種漸多，但后套土地皆由河水淤積而成，質軟而具堿性，得水則土膏腴美，無水則堅成石田。沒有一定規模人工渠道的開修，農業難見成效。所以這里開墾較緩慢。前套土地沙泥相間，氣候干燥，雨量稀少，雖不須灌溉也可耕種，但畢竟因自然環境過差，農耕的規模也很小，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實行新政，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放墾蒙地。1902年設立蒙旗墾務總局，以貽谷為督辦墾務大臣，負責動員各蒙旗報墾，以后在察哈爾左右旗、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開墾出大批農田。直至光緒三十四年四月貽谷被撤職以前，共計在內蒙古西部放墾土地約84.000余頃，以后又在烏伊兩盟續放墾地3300余頃。總計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里，在內蒙古西部新放墾土地共約87000余頃。這次大規模放墾，內蒙古西部的農耕區有了空前的擴大。察哈爾左右翼（除北部少數地區）、歸化城土默特、后套地區，凡屬可耕地幾乎墾辟殆盡，基本上變成了純農業區。伊克昭盟中、東部的郡王、扎薩克、準噶爾、達拉特旗，以及大青山后的廣漠高原上，也出現了成千頃連綿的大面積農田[46]。例如在大青山北麓的武川縣“昔為蒙民游牧之區，土著者無多，自清季末葉墾殖以來，移民漸多，由晉北、陜北移來者約占十分之七八，冀、魯、豫各省來者占十分之二三”，“境內居民十之七以務農為業”[47]。又據民國二十三年《歸綏縣志·經政志》記載，乾隆六十年開墾大青山后牧地4230頃，嘉慶十二年續墾地2725頃，嘉慶七年開墾大青山后四旗空閑牧地766頃。農耕地北界已進入今巴彥淖爾盟的烏拉特中后聯合旗（海流圖）、烏蘭察布盟的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百靈廟）和四子王旗（烏蘭花），到達了陰山山脈北麓（民國《綏乘》）。南界已進入鄂托克旗、杭錦旗、準格爾旗，隔毛烏素沙漠與陜北相望。但這里的農耕業極不穩定，原因是：一，“口外天氣極寒，開凍遲而隕霜早，每年莊稼只收一季，每畝豐收不過數斗”；二，口外“地皆沙磧”，“而且地廣人稀，無從得糞，以沙地而無糞培，耕種久則地力乏，往往種而不生，必須歇一二年后，始種一年，方能收獲”；三，“口外糧戶盡是客民，未編戶籍，有利則認糧而種地，無利則棄地而之他”，“則此一年中，地即成無主之地，糧亦為無著之糧”[48]。特別是河套附近瀕黃河的烏拉特、杭錦、達拉特三旗地“淤泥質肥而具膠性，遇水則融化滋長，無水遂堅成石田”，必須開渠引水才能進行耕種，故開墾的成本很高[49]，經濟效益不大。據潘復調查報告，清末后套已墾土地9709頃，以后由于“渠道淤塞，水不敷用，逐漸荒蕪，及民國五年澆地僅5000頃，至六年減至4000頃，七年又減至3500頃，后套墾務之敗壞，概可見矣”[50]。直至本世紀三十年代，烏盟各旗和伊盟鄂爾多斯地區均為典型的半農半牧區[51]，其北界與清末一致，到達北緯42度左右。

（2）農牧過渡帶中段：內蒙古今土默特旗地區漢人占耕很早，歸化城一帶大都為山西移民出口墾殖，初為“冬歸春往”；以后竟全家移出口外。雍正初，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歸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幾千家矣”[52]。據察哈爾都統雍正二年（1724）的調查，察哈爾右翼4旗已有出邊漢民私墾農田近3萬頃。“自張家口至鑲蘭旗察哈爾西界，各處山谷僻隅所居者萬余”[53]。雍正十一年方承觀《從軍雜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二帙）載：“自張家口至山西殺虎口沿邊千里，窯民與土默特人咸業耕種，北路軍糧歲取給于此，內地無挽輸之勞”。雍正十三年清政府曾一次開放歸化城土默特地區4萬頃土地招民墾種[54]。雍正二、十、十二年先后設置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廳就是為了管理口外漢民的[55]。乾隆初，歸化城郊“開墾無復隙土，大成村落”。城內除蒙古族外，還有漢族、回族等居民，人煙湊集。出城西行至黃河河套的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頗廣”，向北直到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攜家開墾”的田地，“散布山谷間，山土饒沃”[56]。據乾隆八年（1743）的統計，歸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頃土地中，牧地只占14268頃[57]，說明農耕已占主要地位。乾隆二十五年在土默特左右旗地區設置了歸化廳（治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城廳（今同）、清水河廳（今同）、和林格爾（今同）、薩拉齊廳（今土默特右旗）加上乾隆五年置的綏遠城廳（今呼市東北五里）共六廳[58]，屬山西省管轄，反映游牧地向農耕地轉化。例如清水河廳“所轄之屬，原系蒙古草地，人無土著，所有居民皆由口內附近邊墻鄰封各州縣招徠開墾而來，大率偏關、平魯兩縣人居多”，乾隆年間有一千八百五十余戶，如每戶以五口計則有近十萬人。光緒年間“因所墾熟地或被風刮，或被水沖，足以口內招來人民棄地逃回原籍者，實繁有徒”，當時實在戶僅為九百余，較乾隆時減少了一半[59]。可見這里的農耕業是極不穩定的。本世紀三十年代，“察哈爾八旗中之左翼四旗及四群牧（今多倫、寶昌、康保、商者、沽源）之蒙民，尚完全度其游牧生活，不諳耕種，因南部各地均已設縣治，故蒙民已逐漸北移，其生產經濟，專賴牧畜”。察哈爾八旗中之右翼四旗境內（今興和、集寧、豐鎮、涼城、察右中旗）其土地已盡數開墾，約十七萬頃。至于歸化土默特旗也已盡數開墾，約有二萬七千余頃，境內之蒙民與漢民同事耕種，與內地無異[60]。其時農牧分界線大致沿大馬群山一線，向東至小灤河上游，與東段相接。

（3）農牧過渡帶東段：一、本段在清代地屬內蒙古昭烏達盟、卓索圖盟和部分察哈爾地，其中卓索圖盟喀喇沁地區（今內蒙赤峰和遼寧凌源、建昌一帶）農業發展較早且迅速，因為地近長城，與內地連成一片。早在清朝入關以前，已有“喀喇沁人于法庫山耕種”[61]。清初流入蒙古的漢人首先在此耕種定居，雖然清政府對前往喀喇沁的漢人有控制，但趨之日眾，到了康熙末年，漢人逾越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騰旗、敖漢旗、翁牛特旗、科爾沁及郭爾羅斯。

經過清前期一個世紀的辛勤開墾，至18世紀中葉，這些地區開始成為較穩定的半農半牧區[62]。據喀喇沁左旗所藏乾隆十七年（1752）《漢人佃戶調查表》，移居該處的漢戶中，有80％屬于被滿洲貴族圈占土地、逐出家園的直隸人[63]。乾隆四十三年在喀喇沁地區設置了平泉州（今平泉縣）、建昌縣（今凌源縣），正是為了對漢人的管理。嘉慶初年，清政府放松了邊禁，內地農民攜眷出口可以不經查驗，于是內地大批農民攜家帶口出口墾耕。嘉慶十五年（1815）“熱河迤北一帶”，“山廣平原，盡行開墾”[64]。

到了道光年間，就連開墾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墾地畝日廣”，終致“蒙古人無地牧放牲畜”[65]。因此到了嘉、道年間，喀喇沁地區完成了半農半牧區向農業區的轉化。光緒三十二年（1906），隨肅親王善耆巡察東蒙古各旗的陳元甫在他的《東蒙古紀程》中說：“過毛金壩，入喀喇沁境”，“道路平坦，村民皆墾山為田”，自喀喇沁王府折而東行，“地勢平衍，五谷雜糧均能種植”。同年，日本人町田關吉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喀喇沁現在已完全失去了自古以來的畜牧特色，耕作農業代替了它”[66]。據宣統元年（1909）統計，喀喇沁三旗共有牛二萬頭，馬一萬六千匹，羊五萬只，而墾地面積卻達11萬6千4百頃，約占喀喇沁三旗總面積的1/7，土地利用率幾達可耕地的極限[67]。二、西拉木倫河南岸的老哈河、教來河流域在清初就是宜農宜牧的地方。康熙曾說：“敖漢、奈曼等處，田地甚佳，百谷可種，如種谷多獲，則興安等處不能耕之人，就近貿易取糴，均有裨益，不須入邊買內地糧米，而米糧不致騰貴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約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賴牧地而已”[68]。這里自康熙以后劃為木蘭圍場，成為保護禁地。《熱河志》卷四十五《入柳條邊》詩注云：“木蘭周圍千余里，本喀爾沁、敖漢、翁牛特諸部地，康熙年間其王公等以地進獻，遂為圍場，并非奪民之產，而近省流民至者不可不防，其墾占每于邊界依谷口植柳為援，以示限制，而非申以厲禁，人自不取僭越耕牧之法，誠盡善也”。

卷四十六《出伊瑪圖口》詩注云：“木蘭周千余里，以山為禁，其外，北則游牧，南則民田，無圍場矣”。由此可知，這里原可農耕，因人為禁止才為牧地。西拉木倫河北岸巴林左右旗地在遼金時期有過少量農業，元明時以游牧為主。清前期蒙古族曾在此從事過原始性的種植，所謂“漫撒子”，即沒有固定耕地，地隨人走，一年一換。當時種地不用犁，只把種籽撒在草地上，讓牛群或馬群在上面來回踐踏，將種籽埋入地下，遇雨草苗齊長，中間不管理，稱作“憑天收”，可見是一種十分粗放的農業[69]。清季放墾蒙地，這里放墾較晚，據《蒙務公牘匯編》卷一《錫光奏請揀大員專辦內蒙墾務摺》（《滿蒙叢書》第四冊）記載：光緒三十二年時，“昭烏達、哲里木二盟之巴林、達爾罕各旗未墾荒地縱模方千余里”；《東三省總督覆奏東省內蒙墾務情形并預籌辦法摺》云：光緒三十年時“查內蒙東四盟地，除在直隸熱河界內及土默特各旗均早經開辟、人民繁聚外，其自潢河以北、索岳爾濟山以南，南北八九百里，空曠荒蕪，寸土未墾”；“宜一氣招墾，次第開通”。因為“論土質則巴林左右兩翼及阿魯科爾沁一旗最為腴美，河流縱橫，氣候和暖。東西扎魯特兩旗間有沙磧，然可耕之地十七八。烏珠穆沁兩旗地勢稍高，氣候較寒。該二旗產馬之區，畜牧最盛”。據1920年時統計，巴林右旗開墾了2349頃，1923年巴林右旗開放可墾地4489頃[70]，規模都不大。很清楚此處當以大興安嶺為農牧過渡帶的北界。三、長城獨石口以北至開平的熱河地區“平原曠野，土地肥腴”，“可耕之地不下數萬頃”[71]。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灝《隨鑾紀恩》載：熱河一帶“皆有皇莊，其種獲小黍、高粱、黍子、糜子、稗子、豆、蕎麥，凡七種”。今承德市蘭旗營一帶“鄉村婦孺，雞犬桑麻，疑是桃源”，完全是一派農村氣象。向北到了波羅屯（今隆化縣）“周圍約數里，人家村舍，櫛比鱗集，煙火周密”，直至過了隆化縣北的唐山營，“行宮瓦屋至此而盡，桑麻種植至此而止，前路畋獵之場，杳無村落，人皆野棲營處”，自唐山營北四十里為“汗鐵木耳打把漢”，“打把漢者，嶺也。自此北行為蒙古界”。這里八月初六（9月27日）已“輕霜初下”，渡嶺（約即圍場東伊遜河、烏拉岱河的分水嶺）而過，進入游牧地帶。過嶺以后東行，八月初十（10月1日）“霜花如雪，水始冰，……過嶺微雪，雪止急雨”[72]。這里一條明顯的氣候分界線，大致即今隆化、圍場兩縣分界處。同時代人余寀作《塞程別紀》記載，自今河北灤平縣北行至今隆化縣西北、小灤河沿岸的郭家屯，沿途散布著不少聚居數家、十數家以“耕牧為業”的村落，并謂“塞外但就現在土著所宜種黍麥之類，俾萬人墾之，自食有余矣”。儼如為農牧過渡地帶的景色。然而沿小灤河北行約五十余里，即謂“自此以北，多沙石少土，性地遂寒薄，惟見氈毳，無復村舍籬落矣”。再往北“其山草木多頗茂盛，多野獸，便于色目人打生放牧而已，余無足取”[73]。這里的農牧分界也正好在圍場以南，與上述記載完全吻合。據乾隆《熱河志》附圖，這條界線正是木蘭圍場的南界，向東北與西拉木倫河西北側的農牧過渡帶北界大興安嶺相接。

上面介紹了清代北部農牧過渡帶推移的情況。

這里有一系列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思考：為什么清初順治年間邊外禁令得以實施，而康熙以后禁令就難以貫撤呢？如果當時塞外的自然條件與明代記載一樣，怎么會有大批漢人外出耕作呢？在明時有政府支持的衛所軍士尚且不能維持生計，他們是靠什么得以生存的呢？因此我們認為17世紀下半葉開始我國曾經出一個短時期的溫暖氣候。據文獻記載，康熙、乾隆年間木蘭圍場秋季曾多次出現高溫天氣，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玄燁曾說：“塞外多寒，今年炎熱不異六月，向來所未見也”。他十八歲即參加圍獵，此說當有所據（《隨鑾紀恩》）。乾隆在《熱河志》所作的詩篇中，以《暖》、《秋熱》、《熱》、《雨》、《秋雨》為題的占了很大比例，反映了當時秋季氣溫較高、雨水較多的實況。同時他在許多詩句中也多處提到秋暖的情況。如《秋熟》（卷三）：“關外逢秋熱，忽如夏杪時，葛收箱欲換，扇衍篋重持”；《熱》：“今秋已過閏，情知涼應速。此熱實利稼，秀實催嘉谷”；《暖》（卷七）：“今年秋候長，入冬氣尚暖”；《雨》：“木蘭九月雨，秋暖實異常”。乾隆二十八年作《入古北口即事》注：“往歲塞外葉落，入關猶見綠樹，今歲秋曖，塞外樹亦未凋”（卷十八巡典六）。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入古北口作》：“秋暖今歲實異哉”，注：“每歲關外樹葉黃落，入關始見綠樹，今秋關外樹色尚綠，故云”（卷十九巡典七）。乾隆三十三年《出古北口》注：“關外山田秋稼多稔，今年倍勝于常，而科爾沁、敖漢諸扎薩克王公等至此迎鑾，僉云迤北迤東各部田禾景象較尤豐蔚”（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入古北口》又云：“秋暖竟殊常”，注：“今歲閏月后節氣率早，而秋暖較往歲尤長”（卷二十一巡典九）。

此類詩句頗多，不能備錄。其中乾隆有一首以《氣候》為題的詩很有意思，其云：“氣候自南北，其言將無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蘭。其時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際，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覺早，高峰雪偶觀。今五十三四，山莊駐蹕便。哨鹿待季秋，否則弗鳴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漸遷”。又在《霜》（八月廿日）詩注云：“鹿必待霜降天寒涼后而答鳴”（卷七天章七）。另在《哨鹿》（作于丁亥，乾隆二十二年）詩注云：“二三十年前，鹿鳴以白露前后為候，今率以秋分前后為候，蓋天道自南而北，氣漸暄暖云”（卷四十六圍場二）。這些資料充分說明了在十八世紀初至中后期，我國北部地區氣候有一個由寒轉暖的過程，溫度大約延遲一個節氣。當時北部農牧過渡帶的北界應該是自然條件允許的最北界。這種溫暖氣候大概延續到十八世紀末，嘉慶、道光年間河北地區曾出現多次寒冬[74]。康、雍、乾時期農業很興旺的歸化城一帶，到了咸豐年間仍成“苦寒之地，春末開凍，秋初隕霜，統年燠少寒多，禾稼難以長發，稻當梁菽麥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變皆視為嘉谷，勞于耕作，而薄于收成[75]。大約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出現短暫的溫暖氣候，這就是清末光緒年間大規模開墾蒙地的地理背景。

清朝在蒙古高原除了開發農田以外，還設置了若干牧廠。高士奇《塞外觀牧并序》：“張家口外皆國家育牧之場，馬牛羊不下數千百萬，望若云錦”[76]。

牧廠有二種，一種屬太仆寺，一種屬內務府。太仆寺牧廠分左右兩翼，左翼牧廠在張家口東北140里，東西150里，南北150里；右翼牧廠在張家口西310里，東西150里，南北60里。內務府所轄各牧廠分布在今內蒙古商都至西拉木倫河上游一帶，地域廣大，如其中察哈爾八旗牧廠東至克什克騰旗界，西至歸化城土默特旗，南至太仆寺各牧廠及山西大同府、朔平府邊，北至蘇尼特及四王子部界，綿延千余里[77]。由此可見，清代長城以北至內蒙古烏蘭察布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一帶是典型的半農半牧、農牧過渡地帶。農業的比重自南向北遞減。

三、小結

（1）明清時期我國北部農牧過渡帶地處長城和陰山、大青山、大興安嶺山脈之間，從氣候而言，屬溫帶、暖溫帶。由于熱量水分條件的不同，濕潤程度自東向西由溫潤、半濕潤、半干旱至干旱過渡。氣候特征是冬季嚴寒且長，夏季短促而溫熱，春秋溫度驟變，無霜期很短。降水大多集中在6－8月的夏季，春寒嚴重，給農牧業帶來一定影響。歷史時期人們在利用和改造自然過程中，形成了農耕區、牧業區及兩者之間的半農半牧區。從歷史資料來看，在14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明清時期，在農耕區和牧業區之間的農牧過渡帶有過一定的變化。

（2）15世紀初明朝衛所的內遷，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則是由于氣候轉寒的關系。據今人研究，14世紀開始全球進入小冰期，在我國也有所反映，譬如與我國北部農牧過渡帶最近的黃淮海平原從14世紀開始至18世紀就有一個寒冷期[78]。我們再結合上文所述的史實，完全有理由作出這樣的結論。

（3）大約康熙末期至乾隆中葉的18世紀，我國北方氣候有一段轉暖時期，因此農牧過渡帶的北界有可能到達了無灌溉旱作的最西界。雍正、乾隆年間在長城以北設置了一系列與內地體制相同的廳、州、縣制，也是農耕區北展的反映。20世紀開始又有一個轉暖期，其程度較康、乾為弱。這就是光緒末年大力開墾蒙地，將農田推至大青山、西拉木倫河以北的氣候背景。

（4）明代初年的農牧過渡帶的北界大致為陰山、大青山斜向東北至西拉木倫河上游南側一線。

15世紀以后因氣候轉寒有所內縮。18世紀清康熙開始逐漸北移，西段稍北移至陰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圖、百靈廟一線；中段大致以大馬群山、小灤河上游一線東段與大興安嶺南端相接，沿嶺東斜向東北。至清末基本未變。

（5）據今人研究，今內蒙地區農業區主要分布在水熱條件稍好的地區，即大興安嶺東側、陰山山前的丘陵和平原以及鄂爾多斯高原的東部地區，半農半牧區位于農業區與牧業之間的交錯狹長過渡地區也可以說是農牧業的分界線，此界線大致是從呼盟的鄂倫春自治旗東南部經札蘭屯、索倫、烏蘭哈達、扎魯特旗、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左旗、林西縣、克什克騰旗、白旗、化德縣、察右中旗、四王子旗、武川縣、固陽縣至伊盟金霍洛旗（指旗、縣所在地一帶）一帶為界。半農半牧區以北及以西為牧區，其以南以東為農區[79]。這是一條呈寬帶狀的過渡帶。明清時期這條過渡帶基本上與今天相同，隨著濕潤狀況的變化，有偏東偏西的變化。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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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滿志敏等《中國東部十三世紀溫暖期自然帶的推移》，刊《中國氣候與海面變化研究進展》（一）海洋出版社1990。

[2]《元史·世祖紀九、十》。

[3]《元史·世祖紀十二》。

[4]《元史·拜住傳》。

[5]《元史·泰定紀一、二》。

[6]《元史·寧宗紀》。

[7][8][14]《明史·地理志》。

[9]《明洪武實錄》洪武八年正月丁丑。

[10]均見《明史·成祖紀》。

[11]《盧龍塞略》卷八《洪宣正景經略》。

[12]和田清《兀良哈三衛的根據地》，譯文見《明代蒙古史論集》漢譯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84。

[13]達力扎布《有關明代兀良哈三衛的幾個問題》，刊《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15]《明宣宗實錄》宣德四年九月辛亥。

[16]《嘉靖宣府鎮志》卷二詔命考、卷十九法命考。

[17]《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癸未。

[18]《明太宗實錄》永樂十年六月戊寅。

[19]《明太宗實錄》永樂十八年春閏正月庚辰。

[20]《明宣宗實錄》宣德九年二月丙寅。

[21]《明宣宗實錄》洪熙元年秋七月庚寅。

[22]《明宣宗實錄》宣德元年五月丙午。

[23]《明宣宗實錄》宣德五年四月丁酉。

[24]《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二年八月戊子。

[25]《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甲午。

[26]《嘉靖宣府鎮志》卷二十二兵政考。

[27]《明洪武實錄》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已亥。

[28][38]《明史·韃靼傳》。

[29]《萬歷武功錄》卷八《俺答列傳上下》、《扯國克列傳》。

[30]許論《論邊鎮》，《明經世文編》卷232。

[31][32]曾銑《議收復河套議》，《明經世文編》卷237。

[33]《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年三月已末。

[34]余子俊《地方事》，《明經世文編》卷61。

[35]涂宗浚《議筑緊要臺城疏》，同上書卷447。

[36]涂宗浚《修復邊垣扒除積沙疏》，同上書卷448。

[37]《盧象升疏牘》卷9《經理崇禎十一年屯政疏》。

[39][40]《大清會典事例》卷166戶部十五田賦，卷976理藩院。

[41]《清圣祖實錄》卷224，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已末。

[42]王先謙《東華錄》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庚寅。

[43]《清圣祖實錄》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44]姚學鏡《五原廳志略》，清光緒三十四年刊。

[45]潘復《調查河套報告書》第219頁。

[46]汪炳明《清末新政與北部邊疆開發》，《清代邊疆開發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頁。

[47]民國二十九年《武川縣志略》五《社會概況》。

[48]民國《歸綏縣志·經略志》附錄光緒十二年同知方龍光上歸綏道稟。

[49]清宣統二年《西北墾務調查匯冊》《總論西墾》。

[50]《調查河套報告書》第46—47頁。

[51]譚惕吾《內蒙之今昔》第98—100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

[52]《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7冊，第837頁，1979年臺灣出版。

[53][55][76]乾隆《口北三廳志》卷1輿地，卷3輿地，卷14藝文。

[54]貽谷《土默特旗志》卷5，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56]夏之璜《塞外橐中集》，《入塞橐中集》卷三。

[57]《清高宗實錄》卷198。

[58]《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山西省》。

[59]光緒《清水河廳志》卷14戶口。

[60]《內蒙之今昔》第100—101頁。

[61]《清太宗實錄》卷11，天聰六年五月戊申。

[62][77]成崇德《清代前期蒙古地區的農牧業發展及清朝的政策》，刊《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63]日本天海謙三郎《舊熱河蒙地開墾資料二則》第87頁，偽滿鐵調查局昭和十八年（1943）版，轉引自王玉海《清代喀喇沁的農業發展和土地關系》，刊《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64]《大清會典事例》卷158。

[65]中國第一檔案館所藏檔案：《阿勒清阿奏喀喇沁王控商民不給抽分地鋪銀兩》，轉引自王玉海文。

[66]《蒙古喀喇沁農業調查報告》第一編第一章《喀喇沁農業之現況》，轉引自王玉海文。

[67]據王玉海文。

[68]《清圣祖實錄》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丁巳。

[69][70]《巴林左旗志》第五編第一章農業，1985版。

[71]孫嘉淦《清于開平興和湊駐滿兵奏折》，《口北三廳志》卷12藝文。

[72][73]《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第二帙。

[74][78]《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第62頁，44—4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5]清咸豐《歸綏識略》卷24人部。

[79]《內蒙古自治區及其東西毗鄰地區氣候與農牧業的關系》第52頁，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