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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模式上的“近親繁殖”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批評式關注。仲祖文在《人民日報》（人民網）大聲疾呼：“人才培養不能搞近親繁殖”，近親繁殖是“圍墻”“壁壘”“圈子”。馬陸亭教授說：“對于目前正在發展建設的‘雙一流’高校，尤其是想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校，必須徹底抵制‘近親繁殖’現象，可以采取諸如非升即走、限制留校人才比例等方式，逐漸帶領、推動我國的其他高校，形成共識。”喻海良教授還說：“建議可先行選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優秀高校作為試點，其他高校則可以在強勢學科中采取限制，對留校人才比例逐步縮減。”形勢逼人，“近親繁殖”的問題已經到了非“動手術”不可的程度了。但是，在“動手術”之前，一定要從理論上厘清學術傳承與“近親繁殖”的界限。否則，把正常的學術傳承與非正常的“近親繁殖”混為一談，就像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勢必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造成重大的傷害。

一、學術是在傳授與繼承中持續發展的

學術是在傳授與繼承中持續發展的。一個著名的學術開創者，必須有他得意的弟子來繼承他的學術思想。這樣，才不至于“斷根”，古人稱之為“薪火相傳”，這是很形象的、點贊式的比喻。如果學術開創者的學術思想很豐富，一個弟子傳承不下來，就可能出現兩三個弟子共同支撐的局面。或者說，某一項重大的科學研究，一代人完成不了，需要幾代人共同完成，這在全世界獲諾貝爾獎的科研成果中是屢見不鮮的。有的獎項甚至通過了三四代、四五代人的努力。如果我們把這種以師帶徒代代相傳的學術鏈當作有害的近親繁殖，攔腰截斷，那當今世界的諾貝爾獎恐怕就要損失一小半。早在2007年，傅如一教授就寫過這樣幾段話：“學術發展自有其薪火相傳的發展規律，而近親繁殖是生物進化的一個逆向規律。無論是人類還是千萬種動物，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回避這一規律，否則就要逐漸退化乃至種族的自我消亡。但是，學術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與動物的生存規律劃等號。”“學術研究重師承，重授受，重香火不絕。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各自不同的學術派別和學術特色，從而出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但它的前提是要有各種不同的學派存在。那么，各種不同的學派是怎樣形成的呢？當然是由創始人薪火相傳，通過若干階段的學術積累，在激烈的學術競爭中，不斷創新才逐漸成熟的。在這里，薪火傳承是學派發展的關鍵詞。在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上，無論是儒學、道學還是佛學，都是薪火傳承，代有其人。漢代的經學、宋朝的理學、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與文字學、桐城派的理論體系，都顯示了學有所自、變有所歸的學術淵藪。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展開來看，豈止是學術，無論是書法、音樂、美術雕刻、武術、雜技，乃至戲曲唱腔表演，都分明凸現出一脈相承的發展軌跡。武術門派林立，規矩極嚴，一招一式，不能越雷池一步。而雜技常常是父而子、子而孫，以最優秀的接班人來繁衍自家的看家本領。無數的事實說明了同一個道理：沒有師徒的傳承就是‘絕后’，就意味著這一學術門派的自行消亡。”“我們不能認為，學術創始人是什么樣，他的徒子徒孫就被克隆成什么樣。真正的學術大師是積極支持自己的弟子根據個人的學術興趣自由發展的。因此，他的弟子中可能出現一些與大師的學術方向差異很大的“越軌”現象。魯迅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但兩人的興趣旨歸大不相同。紅學家梁歸智是姚奠中先生的弟子，但姚先生自稱‘不喜歡《紅樓夢》’，還說‘這是個人興趣，不需要爭論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梁歸智倒像是周汝昌先生的學生。他送我一本近作《周汝昌傳》，我只讀了幾章，就感到他們之間的確有一種內在的傳承淵源。這種‘越軌’現象隱含著學術發展的另一條重要規律。”以上幾段話時至今日仍然感到沒有失去現實意義，可惜這段話只是在一個內部讀物登載，因而讀者極少，沒有太大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常出現矯枉過正的事。比如，有的高校竟然下達文件：本校畢業的博士生不能留校，這與“斷根”“絕后”的做法無異。有的高校對高達80%的人才來自本校卻無動于衷。這兩個極端都說明有的高校領導還是沒有分清學術傳承與近親繁殖的區別。

二、近親繁殖是正常學術傳承的異化

薪火相傳與近親繁殖在表面上看，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師父帶徒弟式的銜接，但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薪火相傳的科研梯隊以國家利益為重，以民族復興為己任；而近親繁殖的小圈子，國家意識淡薄，將圈子利益擺在第一位。薪火相傳重在開放，積極吸收外來優秀科研力量，壯大自己的隊伍；近親繁殖的小圈子則重在封閉，排斥、歧視、壓制外來戶的進入，漸漸形成妄自尊大的獨立王國。從發展的遠景來看，薪火相傳的梯隊必然會強強聯合，形成多品種、多樣化、強有力的科研板塊和成果孵化器，路子越來越寬，成果越來越多；而封閉式的近親繁殖可能向學術腐敗轉化，被時代所唾棄，或在無所作為的形勢下自行解體。由此可見，近親繁殖只是從正常的學術師徒傳承中異化出來的一個畸形兒，它不能代表正常的學術傳承團隊，也決沒有在高校中占到60%以上的比重。近親繁殖不僅是人才來源上的單一化，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禁錮與偏執，自私與狹隘，目光短淺，固步自封，類似于一個以小圈子利益為中心的土圩子。古語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們不是君子，而真正做學問的君子是不屑計較個人利益的。因此，消除“近親繁殖”的陋習，不是簡單的人員調整問題。該走的走，該留的留，該進的進，盡量使人才的來源多樣化，當然還可以搞出一個百分比來強制執行。這種組織上的調整很有必要，但難在思想問題的徹底解決。我們的管理者切忌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錯誤，滿足于人員結構的調整比例，而忽視依然隱性存在的思想問題，這是決不能走過場的。

三、“兼容并包”使“近親繁殖”再無立足之地

改革開放以來，如何革除近親繁殖的陋習，教育部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大膽采用外國原版教材，并在有條件的高校推廣；與國際名校掛鉤，合作培養研究生；聘請外國專家學者做客座教授，不間斷地開展多學科的學術交流；派遣大量的教師和留學生到美、英、德、法、澳等國去訪問、留學，做合作科研課題等等。隨著時代的變遷、科學的進步，我們已經跨入到電子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大數據時代了，各種各樣的科研信息和科學論文被傳播得很快很廣。可以說，在知識傳授層面的“近親繁殖”已經日趨淡化了。但是，并沒有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問題，也沒有從制度上剔除“近親繁殖”賴以生存的土壤。那么，怎樣做才能使“近親繁殖”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而無立足之地呢？這就要求我們所有的高校在堅持“薪火相傳”的學術發展規律的同時，堅持執行人才來源多樣化、知識來源多元化、培養途徑多元化的發展規律。通常，我們把這條發展規律稱作“五湖四海”。早在一百多年前，北京大學以這一發展規律作為校訓，凝鑄成“兼容并包”的四字真言，顯示了這所高校在創辦之初就有過人的學術見地。時至今日，一些高校管理者對這四字真言仍是一頭霧水、茫然不解。“兼容并包”的真實含義，其一就是允許多種學術門派的存在和發展，允許他們共存于一個學術殿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二就是各個不同的學術門派應該打破門戶之見，學習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短處，學術殿堂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隨時隨地準備開展學術交流。其三就是指知識層面上的“兼容并包”，要拓寬基礎、擴大知識面，文理滲透、學科交叉，也就是我們今天十分強調的通才教育。“兼容并包”是學術大師共有的學術品德，當然也是治學與成才的必由之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幾十年間，曾經相當密集地涌現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像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魯迅、蔡元培、胡適、王國維、辜鴻銘、陳寅恪、顧頡剛、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等。這在兩千多年的學術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群星燦爛”，尤其耐人尋味。他們生活在中國新舊文化的轉型時期，也是中外文化激烈的碰撞時期，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定位。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強者，同時又是吸取世界先進文化營養的先驅。他們的身上鮮明地體現了世界文化“兼容并包”與中國文化“薪火相傳”的高度統一和神奇效應。馮友蘭先生從美國留學回來在清華大學做的第一個學術報告就是介紹美國通識教育的理念和經驗，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這一批大師對治學與成才之道的清醒認識與自覺追求。雖然他們的政治色彩差異很大，人生結局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治學之道卻是驚人的相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術發展，既離不開師徒相傳，也離不開兼容并包。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師徒相傳是學術的源流，兼容并包是學術的大海。薪火相傳與兼容并包相結合，就必定會實現學術的和諧與發展。

四、學術繁榮的必由之路——縱向傳承

規律與橫向交匯規律的結合與統一厘清學術傳承與近親繁殖的界限后，我們再來權衡在高校師資隊伍建設評估導向上的失誤就顯而易見了。以往我們判定近親繁殖通常的做法是以本校本科學歷學生留校來劃線，這顯然沒有什么科學依據。本科學歷在學術上的定位，只是專業基礎理論的起步階段，沒有達到學術前沿的頂端。一般來講，本科畢業的學生不能教授本科課程，是有道理的。現在高校的師資普遍要求達到博士及以上學歷。以研究生學歷劃線，才能真正分辨出近親繁殖的淵藪所在。研究生培養實行導師負責制，一名導師通常只帶幾個研究生，充其量帶十幾個，導師對自己指導的研究生負責全面教育，包括人品、學問、治學方法、科研能力等。研究生學習階段是學術初步定型的階段。如果是博士生，還要求具有較高學術水平。有一種情況，是要特殊考慮的。對于一位名師或者學術聲望很高的教授，應該要求他有自己的學術傳人，特別是具有博士點、國家一級學科的學術團隊，如果不能孵化出一批中青年人才，這樣的博士點、學科和團隊，無論其學術成就有多高，也不是最優秀的。因為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這兩大任務只完成了一半。當然，一所高校、一個基地、一個團隊，如果是清一色師徒相傳，沒有一定數量的外來“和尚”，就說明他們沒有遵循“兼容并包”的規律辦事，同樣不可能是最優秀的。在我國，又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大學、學院、系所、團隊還是很多的。比如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含建筑設計研究院）先后涌現出6名院士、13名國家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有一支極具創造性的科研團隊和國家級教學團隊。他們是中國傳統民居研究的發起者，也是嶺南建筑學派研究的源頭，傳承嶺南建筑學派的特色和風格，代有其人，重大科研成果不斷涌現。該校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師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留學德國、博士畢業歸國任教的一代建筑宗師夏昌世教授，所設計作品如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擴建工程）等享譽世界，在全國首創了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的建筑學人才培養模式，既出人才又出作品，被業界和學界稱為“華南現象”，并獲全國研究生教學成果一等獎（建筑學科首次）。他們的團隊中較大部分為本校畢業留校的學生，何院士一直很注重加大外校畢業生引進的比例，陸續引進英、法、德、意等一些名校畢業回國的人員和清華大學等高校畢業的人才，也積極組織團隊人員出國訪問或留學。他們的科技骨干，都有在外國名校訪問、留學的經歷。從他們的基本經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薪火相傳的學術縱向傳承規律與兼容并包、五湖四海的學術橫向交匯規律，一旦結合，就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參考文獻：

[1]仲祖文.人才培養不能搞近親繁殖[N].人民日報，2010-12-11.

[2]陳彬，溫才妃，王之康，許悅.學術“近親繁殖”，沒那么簡單[N].中國科學報，2018-12-04.

[3]姚奠中.姚奠中講習文集[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6.

[4]周莉華.中國工程院院士傳記•何鏡堂傳[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何麗云 傅如一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