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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致用之智”———期待型行為需求滿足

強調器物實用功能的“致用利人”思想是傳統民間造物中的核心原則之一，其主要表現為使用易得且廉價的天然材料，簡單卻精巧的工藝技術，樸質而簡潔的形制，來達成器物的功能，同時強調在行為層面上制作與使用過程中的便捷和易用，即器物的“實用性”和“適用性”，這亦是評價民間造物品質的基礎標準。“實用性”是評價功能能否達成的標準，是解決能用的問題，而“適用性”是評價功能能否達到行為水平“宜人”的標準，是解決好不好用的問題。如果對照KANO模型評價行為需求的滿意度，則“實用性”對應的是基本型需要滿足，“適用性”對應的是期望型需要滿足［2］。傳統民間造物中，在滿足了器物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都非常注重將“實用性”轉化為“適用性”，以提升使用者達成良好的行為體驗。《周易·系辭上》中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即強調“實用性”，目的是滿足器物在生產、生活中的功能需要，這是傳統民間造物“致用”原則的基本前提。但其并未只停留在“實用性”的層面，更是從使用體驗出發，不斷對器物進行優化，以提升器物的“適用性”。例如扁擔，若僅從單純的挑物負重的功能出發，一根木棍即可滿足基本功能需求，但古人發現，截面接近圓形的木棍如較細，則因與肩部接觸面小且壓強過大而容易疲勞；但如果加粗，雖減輕壓強，但木棍的自重又會對肩部造成較大負擔。于是民間匠人發明了“扁擔”，其造型是扁形的截面且中間略寬，這樣的設計在保證了較為舒適的肩部接觸面積的同時，自重減少，扁擔的“適用性”得到了明顯的增強；同時，扁形結構使其豎向的剛性下降、彈性增強，挑擔行走時，自然形成兩頭的彈性震蕩，有經驗的挑擔者可以利用這樣的震蕩節奏達到良好的減重省力效果；同時通過對扁擔與肩部接觸的表面進行打磨拋光，進一步減輕對肩部的壓迫和對衣物的磨損，“適用性”得到了再度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對扁擔的設計在滿足主要目標人群行為需求的同時，還進行了使用需求細分，又出現了更符合女性使用需求的輕便型扁擔和符合貨郎使用需求的“貨郎擔”。再如為了解決“水往高處流”的問題，民間升水器在具備“實用性”的戽斗基礎上不斷創新，不僅“適用性”得以不斷提升，同時還強調根據使用環境與相應環境資源的差異，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比如針對淺水井使用的“桔槔”，針對深水井使用的“轆轤”，針對變換取水點移動性需要使用的“翻車”（龍骨水車），針對河流邊使用的“全自動”輪式筒車，等等。從上述例子中可見，民間造物在優化使用體驗、細分使用人群、適應不同使用環境與事件解決方案等方面都極度重視提升器物的“適用性”。因而，學習古人善于在觀察中尋求事理本質，進而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方案，以達到因地制宜的資源利用，因人而異的行為滿足，對現代設計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二、“巧用之智”———興奮型行為需求滿足

民間造物中所謂“巧用”，主要表現在高超的技藝和創造性的事件解決方案的能力，在行為過程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見“巧用”是“致用”的遞進層次。無論能工巧匠的奇思妙想，還是針對生產、生活需要提出巧妙的解決方案，都展現了民間造物中豐富的智慧與創造力，并不斷改變著人的行為方式。充滿智慧而高效的“巧用”使用方式帶給人愉快的行為體驗，進而引發愉悅的情感反應。例如被奉為木工之主的魯班有著眾多的發明，不光有曲尺（也叫魯班尺）、刨子、鋸子等木工工具，傘、鎖鑰等生活用具，云梯、鉤強等古代兵器，谷礱、石磨等農業機具；甚至傳說還發明了可以在天上飛三天的木鳶等。這些發明創造極盡巧思，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更改善了人的行為體驗和生活樣貌。再如由北宋進士黃伯思設計招待賓客用的“燕幾”，六件案幾，可在宴會時根據“賓朋多寡，杯盤豐約”作任意組合，后又增加了一件小幾，七件案幾全拼在一起，會變成一個大長方形，分開組合，變化無窮。明末清初，由“燕幾圖”發展而來的七巧板［3］，用于拼成各種吉祥圖案和文字，更是成為皇宮經常用慶賀節日和娛樂的器具。18世紀，七巧板傳到國外，立刻引起極大的興趣，被稱為“唐圖”，即“來自中國的拼圖”。七巧板作為益智游戲，在游戲過程中對兒童觀察力、辨識力、想象力、思考力、創造力等方面本質能力的提升均有極大的幫助。現在七巧板原理早已廣泛應用于工業設計的模塊化設計之中，但不得不提的是，就模塊化設計原理應用的巧妙性而言，能超越“七巧板”的設計卻非常少見。傳統民間造物中還有著許多讓人拍案叫絕的“巧用”案例，均能體現不循常規，創造性解決事件的智慧。從行為水平看，其設計不僅能滿足相對復雜的功能需求，且更強調行為方式的簡單高效、易用性強。在此中所蘊藏的東方智慧，對于現代設計高技術背景下如何以簡單的方式創造性地解決和管理復雜事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節用之智”———行為效率、舒適度的提升

以墨子為代表的“節用”造物觀很早就探知了物質需求與自然資源、能源之間的矛盾，提出以“用材不費，民德不勞”為目標的“節用”造物原則，并站在平民階層的立場對奢侈浪費的行為活動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但是“節用”并非“不用”，而是指在充分的發揮自然資源、能源以及人力、器物的效用基礎之上，有節制地滿足人的合理需求，即在需求滿足中強調“度”的把握。從行為水平看，“節用”主要體現在“工役俱省”與“一物多用”等方面。所謂“工役俱省”主要是指在傳統造物中“應勢利導”的利用自然資源，減輕勞動強度，提升行為效率和舒適度的實踐。例如在風能的利用上，早在漢代就已出現了在車具上加上帆，以節省人力；在宋代，組合式桅帆已經廣泛使用在各類船只上；尤其是后來的“八桅風車”，可以在任何風向條件下工作，為舂米、磨面、榨油等加工生產工具提供了可持續的動能，使之在抗旱、排澇等農田水利工程中發揮極大作用［4］173。而“一物多用”的民間造物強調器物使用過程中整體性能的智慧提升，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器物的功能擴展和最大化，如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筷子，雖然只是兩根簡單的細棍，但通過夾、挑、拌、扒、撈、插、拔等動作，可以取食不同形狀、大小的固體和半液體食物。與西式類似的餐具相比更為簡潔實用，且材料易得、制造簡單、功能豐富，造就了特有的中式就餐行為模式。二是物與物的配合使用，構成了滿足生產、生活需求的綜合系統。如中國傳統的爐灶在功能擴展上已十分完善，在燒一次灶的過程中，不僅飯熟了，菜好了，水開了，山芋烤熟了，連鞋子都烘干了；更特別的是它可與炕相連，在做飯的同時，炕焐熱了，室內也變溫暖了。灶和炕的相連，自然構成了一個功能系統，能源的熱效率提升到極致，充分解決了家庭生活對熱能的基本需求。“節用”源自于生產勞動的實際需要，是立足于在有限物質資源和工藝、技術條件基礎之上民間造物的智慧創造。由此可見，“節用”的造物觀，首先是從人的立場上出發，做到降低行為過程中的勞動強度，提高效率和舒適度；其次，是從自然角度出發，強調物的創造和使用必定要“因勢利導”的順應自然規律，合理、充分的利用自然資源；第三，在倡導“用物”的同時倡導“惜物”，既尊重人的造物勞動和器物價值，又反對為了滿足個體無節制的需求而造成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四、“樂用之智”———行為歡愉體驗的創設人因專家

PatrickJordan將快樂分為四種，分別是生理、社交、精神和思想的快樂。唐納德·諾曼認為精神快樂只存在于行為水平，其中涉及的是人們在使用產品時的反應和心理狀態，主要表現為造物過程和使用過程的行為歡愉。傳統民間造物中，造物過程中的行為歡愉主要體現在工匠的手工藝中對造物的理解、創造以及情感，并通過“手”充分體現出來。如民間剪紙，一張紅紙，一把剪刀，通過“手”的自由創造，展現了包含著創作者對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精神寄托的作品，可以是裝飾房屋、饋贈親友，也可能是作為謀生的手段，而且好的作品還會被“熏樣留底”并廣為流傳。這樣的創作過程、勞動成果所激發出的情感中充滿了想象、創造、滿足和自豪的喜悅，而這樣的行為體驗又為創造者技能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精神動力。傳統民間造物中使用過程的行為歡愉主要體現在對于健康行為方式的促進。如相傳始于春秋時期的風箏，強調“四藝”，即“扎、糊、繪、放”［5］86。其中的“放”包括：“風、線、放、調、收”等技巧，主要展現的就是其使用過程。放風箏時，需處理好風向、風力和風箏的關系，隨時調節線繩，以鍛煉人的手、眼、腦的協調能力；在風和日麗的春光里放風箏，可以使人盡情地呼吸新鮮空氣，舒展筋骨，調節視力。作為一種對人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中國傳統娛樂項目，這些綜合行為因素都有利于人的身心放松，從而帶給使用者歡愉的行為水平情感體驗。一家人歡聲笑語放風箏的場景，呈現出中國人對于行為歡愉的獨特解讀和特有的生活樣式。與現代西方發明的過山車、蹦極等單純強調生理刺激的行為體驗不同，中國傳統造物藝術中創設的“樂用”體驗更加強調用戶的參與、技能的體現、本質能力的提升以及促進身心健康的行為方式。其獨特的“樂用之智”提醒我們需要對現代社會中因過度依賴高技術而導致人的本質能力下降的現象做進一步反思，對于現代設計中的產品使用模式的創新，交互設計創新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五、結語五千年傳統民間造物實踐中，對于情感化設計的行為水平中人的行為動作與物的行為動作的思考從未停歇，其中蘊含著極大的創造和智慧［6－7］。雖然，由于當時的材料、技術、工藝等條件限制，我們早已無法在長信宮燈下讀書寫作，太多的傳統器物早已不符合現代生活的需求，但在傳統造物藝術發展中所蘊藏的“致用”“巧用”“節用”“樂用”等造物思想與理念至今仍非常先進，并為現代工業設計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東方視角。因而，充分學習與研究傳統民間造物藝術，一方面能夠充分傳承充滿智慧的傳統造物思想，實現其華麗重生；另一方面能夠基于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在汲取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對當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做出中國式的現代解答，更好地保持和提升人的本質能力，創設更加宜人、可持續的歡愉生活。

作者：張凱單位：江蘇大學藝術學院

第二篇

一、民間造物藝術中“自然觀”的思考

中國傳統民間造物中對大自然的原始信仰與崇拜，不僅表現為一種精神信仰觀念，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自然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2］。不同于西方哲學，“天人合一”觀念，即“生態大協調”的自然觀，是東方哲學最核心的顯著特征。“天人合一”強調“人———自然”整體的健康發展，強調“人”與“自然”的大和諧。因此，和現代工業設計所奉行的“以人為本”設計原則相比，“天人合一”的意義更為廣闊和完善。與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國民間造物將“天時”、“地氣”與“材美”作為造物的先行法則，而后才是“工巧”。這樣的排序，強調對自然的尊重，對自然規律的遵循，而非對抗與掠奪。其倡導的是一種系統的、自我約束的和可持續的自然觀，與現代設計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高度一致。傳統民間造物強調在對自然界的改造過程中，不論人力發展到如何程度，人們對自然生態的開發與利用，必須遵從自然發展的底線，必須建立在對自然運行規律的掌握基礎上，維系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否則人類主觀需求滿足的愿望非但無法實現，反而事與愿違。基于這樣的自然觀，傳統民間造物注重在認識自然運行規律和自然物質特性的基礎上對自然生態的開發與利用。如南方傳統的輪式水車，每根輻條的頂端都安裝一個刮板和水斗，河水沖來，刮板借著水勢轉動水車，水斗裝水后被提升并注入渡槽，以灌溉農田，晝夜不歇。水車的設計充分遵循大自然規律，有效利用自然資源，達到了人與自然生態的完美協調。再如民間造物中對于竹子的利用，取其剛性，可造屋宇;取其柔性，可行編織;取其彈性，可制良弓;取其涼性，可作枕席;取其中通，可為蕭笛、煙管［3］……天然材料的性能、特點被充分地發掘出來，既順其自然、又為我所用，充分體現了造物者的智慧，并完美展現了尊重和諧與發展的自然觀。

二、民間造物藝術中“器物觀”的思考

從反思水平情感化設計的角度看傳統民間造物，其器物觀主要表現為“重己役物”的主體性原則，“文質彬彬”的整體性原則，以及“器以載道”的人文性原則。

(一)“重己役物”的主體性原則

“重己役物”要求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理性地處理人與物的關系，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意識。其理念首先強調人為萬物之靈，創造器物，是器物的主人，因此器物應很好地為人服務。在這方面，我國傳統民間造物表現出極大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蘊藏著極其豐富的造物智慧、獨特的思維方式。其次，強調“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要求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理性、適度地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反對過度追逐以“物”為載體的利益，而使人異化為“物”的奴隸。然后，強調器物不光要為人服務，同時還承擔發展人的“本質能力”的責任，在器物的設計、制作、使用過程中應充分重視人的介入和控制，以及能力的體現和提升。最后，強調“物以致用”，反對華而不實的“奇技淫巧”，從而體現對質樸人性的尊重。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PAPANEK)在其著作《綠色律令》中指出:“在西方世界，我們貪婪地奔向越來越多的物質商品，我們已經嚴重地忽視了我們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以及我們的環境責任;我們失去了愛情、友情，彼此之間也失去了尊重;我們忘卻了短暫的快樂，也忘記了身無長物的自由。”［4］這正是“役于物”的表現和危害。“重己役物”的主體性造物原則強調人在造物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并以符合社會倫理道德、人性發展和主體自由的評價標準，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

(二)“文質彬彬”的整體性原則

孔子在《論語·雍也篇》中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在傳統造物中也受到儒家“文質說”的影響。“文”與“質”在傳統造物藝術中指物品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功能，“文質說”指出了造物過程中形式與功能相互適應、對立統一的整體關系，構成了民間造物整體、中庸、和諧的造物原則和評價標準。如《藏書紀要》中記載“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一。”由此可見，傳統民間的古籍裝幀設計，首要關注對書籍的保護，以及雅致的排版和適宜的厚度，反對單純的裝飾華麗，使閱讀功能、審美價值和文化體驗統一起來。再如明式家具，其設計巧妙、功能完善、尺度適度、榫卯精密、風格簡約、重視木材本身自然紋理的審美呈現，同時蘊藏著獨特的人文精神，是“文質彬彬”造物原則的典型代表。“文質彬彬”的造物原則對現代設計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其所構建的整體協調的評價結構。在現代商業社會背景下，獲取商業利益仿佛已成為設計的唯一評價標準，粗制濫造，山寨仿制，過度包裝的設計比比皆是。橫行的快餐式的時髦消費導致了一系列的環境與社會問題，產品功能與形式之間的平衡被嚴重地扭曲。設計評價把握著設計的方向，“文質彬彬”作為民間造物評價標準，對于拓展反思水平情感化設計維度，修訂現代的設計方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器以載道”的人文性原則

“器以載道”的造物原則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道器”關系的衍化。器物雖然歸于“形而下”的范疇，但卻體現“形而上”的思想，充分表達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道德觀念、理想追求與生活向往。其主要表現為賦予造物元素相關的象征意義，強調“圖必有意，意必吉祥”，創造了大量吉祥寓意的題材、造型和紋樣，并固化了語義程式。傳統民間造物在滿足功能的基礎上，在各個維度挖掘器物的人文價值，力求實現低技術條件下的高情感滿足。如在折扇的設計中，古人通過折疊結構縮小了扇子的大小，使得折扇的攜帶和使用都非常方便;扇面上的書畫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和藝術氣息，多樣的題材與表現形式滿足了不同使用者的文化品位;折扇還承載著古人豐富的情感，可作為饋贈禮品，甚至是定情信物;折扇時常也體現和改變擁有者的社會地位和權威，一把御用折扇甚至可以使擁有者獲得生殺大權。現代社會新材料、新技術、新產品層出不窮，高技術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物質世界，卻同時將社會導向了“高技術、低情感”的狀態，導致了感性世界和精神層面的匱乏和社會關系的冷漠。“器以載道”的造物原則具備“低技術、高情感”的情感化設計特點，如何傳承“器以載道”的造物原則，實現其在高技術背景下的現代轉型與創新，達到現代產品中高技術與高情感的平衡，是反思水平情感化設計的一個重要命題。

三、民間造物藝術中“人際觀”引發的思考

傳統民間造物思想中的人際觀可為分兩個方面，一是以“士人情懷”為代表，針對個體的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完善;二是以“仁者愛人”為代表，體現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和諧發展的思想。

(一)“士人情懷”的人格理想

“士人情懷”是以精神上追求高尚品質和人格完善為理想目標，匯聚了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是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傳統民族精神。以“士人情懷”為基礎，造物過程被賦予了教育意義和人格化標簽。其主張通過修生養性追求人的生理與心理和諧，達到身心健康、舒適愉悅，這是解決好自然尺度和社會尺度問題的基礎。“士人情懷”在對待欲望的態度上主張“欲而不貪”、“從心所欲不逾矩”，對物質需求強調有節制的適度滿足，即人的行為不能超出自然、社會尺度;主張通過器物實現對人的行為修正和對高尚品格的追求。如太師椅的設計，單純從人機程度考慮并不舒適，但其造型簡潔明快、樸質大氣，體現了傳統“座端行正”的禮儀風范，靠背中間鑲嵌石材，并有日月江山的提銘，賦予背負江山社稷的精神意義，潛移默化地表達出對人的素質、教養、審美觀、價值觀的教化。這種對器物的態度和精神正是現代泛物質社會所嚴重缺失的。“士人情懷”背景下，器物與使用者人格上是共通的，如民間造物中常用的“四君子”、“歲寒三友”等題材，就是為了表達使用者對高尚人格及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向往。再如中國傳統的茶文化中，紫砂茶壺之所以深得人們贊賞，除了它的工藝精巧，最重要的是“壺式古樸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其中蓋、碗、托三件套組成的茶盞就分別代表了天、人、地，缺一不可。［5］茶具的設計不僅體現功能，更是其主人修養和氣度的物化反映;同時，茶具的使用過程———茶道，優雅而有序，動作中蘊藏著行為暗示和人文情懷，達成了實用與審美、行為與情趣、物質形態與精神意蘊、材質工藝與意匠營造的和諧統一，體現了儒家“內省修行”的思想，構成了“士人情懷”理想的生活方式。與現代注重視覺標簽的產品人格化設計相比，傳統造物蘊藏的人格化設計更為綜合、系統和含蓄，其對于反思水平中如何滿足用戶建立自我形象和表達社會地位的情感需要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仁者愛人”的人際關系

“仁者愛人”傳統人際觀以“仁”為核心，以“禮”為表現，主張人與人交往中互敬互愛，強調有禮有節、進退有度的家庭倫理和社會秩序，強調人際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和諧。“仁者愛人”的人際觀也影響著傳統民間造物。如放在中堂八仙桌，會客時，分坐于平行兩側的賓主之間既保持較大的尺度距離，也保持了賓主寬松的心理距離，利于賓主有禮有節的適度交往。而當用餐時，家人或賓主有序地圍坐一桌，人與人之間的尺度距離縮小，心理距離也隨之靠近，更加易于交流溝通。其樂融融的就餐習俗是中國人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也已成為協調人際關系的載體，更是反映了“仁者愛人”人際觀，蘊含著“人際交互”的設計理念。受西方設計思想影響，現代設計中關注“人機交互”以及個體的情感滿足，而忽略了從社會倫理角度提出的“人際交互”的設計，導致人與物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與人的相處卻越來越少。人際關系的冷漠化、電子化、虛擬化，亦是當代情感化設計需要破解的難題。

四、結語

從情感化設計角度來看，本能和行為水平多是相同的，只有反思水平在文化間存在很大差異。不同國家設計風格特點的形成無一例外的都根植于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點。中國的設計如果只停留在對所謂現代設計的形式追逐上，止步于本能和行為水平的滿足，那么中國的本土化設計就失去了反思水平的文化“母語”和“根性”。因而，只有重視研究中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的深刻文化內涵，強調產品所傳達的文化和情感，才能建立起產品和用戶之間的長期紐帶，進而反映出對本土文化的尊重，對民族精神和文脈的延續，最終形成消費者的文化歸屬感，形成以文化創新力為核心的“中國設計”。

作者：張凱單位：江蘇大學藝術學院

第三篇

1獨特的表現手法——意象認知表達

在現代設計創新中，意象也成為重要的造物手法之一。通過研究傳統造物藝術，探尋傳統符號與現代的契合點，將意象手法與現代設計語境嫁接，將古老的中華文化中博大、深遠與現代設計文化中簡約、明快有機結合在一起，兼收并蓄，融會貫通，既避免了對傳統藝術過于直白的照搬與復制，又體現了現代設計所追求的形神兼備，進而呈現出獨特的設計樣貌，滿足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本元設計中本能水平的情感需求，在濃郁的民族風格中傳達出鮮明的時代氣息。幻響神州（北京）公司推出的賀歲產品i-mo小牛魔幻音響見圖2，其造型也是充分地應用意象手法，舍棄其他無關緊要的部位，集中表現小牛的關鍵特征部位，微微彎曲的牛角，大大的鼻孔，憨態可掬。如此新穎獨特的數碼寶貝使人一見傾心，成為牛年饋贈親友的理想禮品。

2豐富的造物語言——不斷創新的形、色、質

傳統民間的造物語言是器物的外化形式，亦是體現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造型、色彩、材料等外在元素和其構建規律。

2.1傳統造形語言的傳承與創新

傳統民間造物藝術中不論是三維的器物形態還是二維的裝飾紋案，其“形”的賦予不僅積淀豐富，并始終隨著時代與社會背景的變遷而不斷發展與創新。商周的神秘威儀，秦漢的質樸寫實，隋唐的富麗，明清的纖細巧密……[4]造物語言一脈相承又不斷創新，共同匯集成中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中獨特而穩定的造型風格，成為滿足本土用戶在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認知元素之一。當代設計師在充分傳承民間造物藝術中的這些元素與構建規律下，不斷地嘗試將其創新地應用于當代設計。漢斯·瓦格納的中國椅見圖3，在簡練、柔和的現代審美特征下，明式家具的傳承元素顯而易見，同時傳承“榫卯”的構建規律，使用戶能感知其產品創新中附有的濃烈的傳統明式家具特點。

2.2傳統色彩語言的傳承與創新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五色”色彩體系始終貫穿于傳統民間造物藝術的色彩審美意識之中。“五色”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不僅作用于傳統民間造物和中國古代物質觀“五行說”相對應，還廣泛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宗教、禮儀等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東方色彩文化體系[5]。如荊浩在《畫說》中提出“紅問黃，秋時墜，紅門綠，花簇簇，青間紫，不如死，粉籠黃，勝增光”，這種對比尋求的是一種自然、大氣之美。傳承至今，這種獨特的東方色彩文化體系早已深深扎根于用戶內心。與現代設計中數量巨大的數據色彩相比，“五色”體系提取的傳統經典色彩更為注重語義和情感的表達，其色彩選擇、色彩關系、色彩語義都有著鮮明的民族個性，對于本能水平的情感滿足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中國著名設計師郭培設計的“青花古韻”禮服見圖4，其設計理念源于設計師對中國古典瓷器的喜愛，色彩清麗婉約、造型優雅簡約、珠白與雀藍相映，精致而華貴，充分展現中國古典的青韻和雅韻，同時又彰顯東方女子的端莊氣質和獨有媚態。

2.3傳統質感語言的傳承與創新

傳統民間造物藝術中崇尚自然材料的應用[6]，適度的雕琢、修飾中仍保持著手工制作痕跡，顯露出質樸率真的趣味，常常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如民間工藝中玉器的“巧雕”，不僅反映出中華傳統藝術中“返璞歸真”的藝術氣質，更已成為本土用戶本能情感需求的認知元素之一，在用戶本能水平的情感滿足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當代人雖然擁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卻依然懷戀和向往傳統生活中回歸自然、親近自然、感悟自然的天性鄉情，因此在當代設計中創造性地應用傳統材質，是滿足用戶的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重要途徑。德國設計師KonstantinGrcic與臺灣竹編大師陳高明聯合完成的“43”竹編椅[7]見圖5，該椅子將民間常用的材料、工藝與現代設計理念相結合，構思巧妙，結構精美，是全球首張竹制懸臂椅，在巴黎、米蘭家飾展中大放異彩。

3準確的語意程式——吉祥寓意的復歸與傳承

“勞者自歌”的民間造物藝術與強調“附麗價值”為目的的中國古代官器造物不同，其出發點是無數的無名匠師為解決實際生產與生活需求而進行的造物創造。在這個創造過程中既強調了器物功能的達成，也極為注重造物者對理想生活向往的“吉祥寓意”表達。因而5000年所傳承的民間造物藝術創造了大量經典且寓意“吉祥”的題材。例如松鶴寓意長壽，蝙蝠諧音幸福，牡丹代表富貴，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等。在造物過程中，不論組合重構或應用于何種場合，其題材都表現出“約定俗成”的一致意義，形成了穩定而準確的語意程式，充滿民族化的審美情趣，并因其在用戶感知中的親切與熟悉而更能獲得本土用戶本能水平情感認知下的認同。當代設計中對“吉祥寓意”題材應用的復歸與傳承正符合用戶本能水平的情感需求。“紋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題材和語意程式既能激發用戶所熟知的本位文化體驗，又能賦予產品特有的中國民族特色，向全球展現濃郁的東方審美韻味。香港設計師黃美瑜設計的竹型杯[8]見圖6，充分繼承“節節高”的吉祥寓意，情趣盎然，并創新地應用于現代設計之中，深受用戶的喜愛，成為一款典型的具有東方情趣的現代設計產品。

4結語

與現代西方設計體系中追求單純感官刺激的本能水平情感滿足相比，我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始終強調本元文化的體現，因而顯得與眾不同。在我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中，不論是獨特的意象認知表達、豐富的造物語言，還是準確的語義程式，在傳承與創新過程中，既滿足用戶本能水平情感所追求的獨特感性審美，又通過其表象下所積淀的濃郁的人文意義與情懷，深深烙印下濃厚的文化價值，同時直接指向了情感化設計中反思水平的情感滿足，體現出東方文化中特有的審美特質[9-10]。中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在情感化設計本能水平的應用不是對傳統單純的仿制與重復，而應是在于以現代的觀念和手段對傳統進行新的釋義和表達，因此，在當代設計中，傳承中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真正做到“繼承下的創新，創新中的傳承”，既是順應本土消費者感官認知的直接需求，體現產品的“民族化”與“本土化”，亦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獨有的設計特色，直觀的展現博大瑰麗的中華文化。

作者：張凱單位：江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