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體系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04 1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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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拿破侖戰爭后,反法聯盟召開了維也納會議,建立了維也納體系,確立了一系列原則,據此,歐洲重新建立了新的國際關系體系。然而歐洲各國矛盾重重,國際關系異常復雜,在各國復雜的矛盾和斗爭下,維也納體系卻維持歐洲幾十年的和平,對國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梳理和辯識維也納體系的建立、解體的過程,對認識19世紀的歐洲史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維也納體系;歐洲國際關系;評價
Abstract:AftertheNapoleonwar,theanti-FrenchallianceheldtheViennaconference,builtuptheViennasystem,establishedafewprinciples。Onthebasisofthis,theEuropere-builtupnewinternationalrelationsystem。HoweverantinomiesinEuropeanallcountriesislayerafterlayer,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abnormalityiscomplicatedinEuropeancountriesofantinomyandstruggle。ViennasystemmaintainedEuropeforseveraldecadesofpeace,exertingdeepinfluenceson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AsortingoutandagoodunderstandingoftheprocessoftheestablishmentanddisintegrationoftheViennasystemhaveimportantsignificanceknowingtheEuropeanhistoryof19thcenturytous。
Keywords:Viennasystem;Europeaninternationalrelations;Evaluation
引言
進入近代以來,歐洲的國際關系一直錯綜復雜,各大國對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日趨激烈,尤其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徹底打碎了舊有的歐洲統治秩序,以英國為首的反法聯盟,同拿破侖帝國進行了多次較量,最終擊敗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拿破侖。戰爭結束之后,作為戰勝國的反法聯盟諸國,在維也納召開了重建歐洲秩序的“和平會議”,確立了以“正統主義”、“領土補償”和“均勢原則”為指導思想的維也納體系。維也納會議之后,歐洲各國的封建君主紛紛復辟,歐洲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諸強爭霸的舊格局。但是,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畢竟不是18世紀封建時代的歐洲了,歷史已經掀開了新的一頁。盡管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一些原則,與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獨立的要求背道而馳,在政治上表現出一定的反動性,但它在解決國際爭端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又為后世留下了一份不可忽視的歷史遺產。維也納體系下新確立的國際格局,不僅直接決定了19世紀上半期歐洲歷史的基本走向,而且影響到整個近代國際關系史的發展,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在國際事務中,隱約察覺到維也納會議與維也納體系的痕跡與烙印。因此,對維也納體系及其影響的歷史考察與研究,一直就是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點,其間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無論是不同年代各種版本的近現代國際關系史教科書,還是與19世紀歐洲史相關的各類學術專著,都辟出專門章節加以重點闡述。而國內各種專門與綜合性學術期刊,也都發表過許多相關的研究論文。總起來看,學術界以往對維也納會議以及維也納體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分析它們在鎮壓歐洲各國革命運動、維護與恢復封建王朝方面所起的反動作用。因此,本文擬從維也納體系的建立、維也納體系對歐洲歷史的影響、維也納體系逐步解體的過程入手,試圖對其在國際關系史上的地位再作進一步的闡述與探討。
一、拿破侖帝國的崩潰與維也納會議
(一)、拿破侖帝國的崩潰
開始于1789年7月14日的法國大革命是繼尼德蘭革命、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之后世界上第一次最深刻、最徹底的大規模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把斗爭進行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獲得勝利”<1>的革命。隨著法國革命暴風驟雨勢的激烈發展,特別是路易十六被處死,引起歐洲各大國封建統治者極大的震驚和恐懼,英國長期以來奉行的大陸均勢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強烈沖擊和挑戰,英國之所以反法,是因為它懼怕法國革命后國力增強,會威脅到英國的安全與商業利益。而當時的吉倫特派鼓吹在法國境外進行革命戰爭,并且出兵比利時,又為英國組織反法聯盟提供了現成借口。所以在英國的積極活動下,一個以英國為首,包括歐洲大陸眾多封建國家的反法大聯盟正式形成了。法國革命開始演變為一場國際戰爭。歐洲的國際關系從此轉入了英國領導的反法同盟干涉法國革命和英國同法國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在與國際反動勢力斗爭的過程中,法國革命經歷了一番復雜曲拆的變化。最后,來自科西嘉島上的拿破侖·波拿巴憑借他卓越的軍事、政治才能和赫赫戰功,奪取了法國最高統治者的寶座,并揮舞起手中的“雙刃劍”,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即拿破侖時代,然而拿破侖的上臺并沒有給法國和歐洲帶來和平,相反則是綿綿不斷的戰爭,法國以一國之力與歐洲列強相抗衡。“由于拿破侖沉迷于絕對的戰爭和絕對的征服,耗盡了法國的國力,加上他對大陸各國的奴役統治,促使各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和人民的普遍反抗,所以拿破侖帝國的根基非常脆弱,一旦戰場上遭到失敗,靠武力征服拼湊起來的帝國就要分崩離析”。<2>1812年拿破侖遠征俄羅斯的失敗,敲響了帝國滅亡的喪鐘。1813年,第六次反法聯盟通過在德意志萊比錫的“民族大戰”,第一次徹底擊敗了拿破侖。盟軍進人巴黎,拿破侖被迫下臺,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被扶持上臺,并與反法聯盟簽訂了第一次《巴黎和約》,和約規定:(1)法國“保持1792年的疆界”,而比利時、德意志、意大利也恢復了1792年時的疆界;(2)馬耳他及其附屬島嶼劃歸英國;(3)挪威歸并瑞典;(4)戰爭雙方及一切國家應于兩個月內派全權代表去維也納,以便作出補充本條約各規定的安排等。這個和約的簽訂,標志拿破侖擴張戰爭的失敗和法國稱霸歐洲計劃的破產。
(二)、維也納會議上大國間的爭斗
隨著反法聯盟對拿破侖軍事圍剿的勝利,拿破侖和他的帝國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和傳奇,并標志著封建的反動的君主聯盟戰勝了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專政獨裁,接下來便是如何處置失敗的一方法國的問題了。根據第一次巴黎和約的規定,從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一個在近代國際關系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大會,同時也是近代國際關系史上時間最長、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盛會”,除土耳其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都派代表參加,共有216名代表云集一堂。奧皇弗蘭茨一世和他的宰相梅特涅及大會秘書長根特作為東道主歡迎各國來賓,其中有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外交大臣涅謝爾羅杰、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和宰相哈登堡、英國派出外交大臣卡斯爾累、剛復辟的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等顯赫人物。奧地利之所以主導維也納會議,不是因為其國家的強大和經濟的發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奧首相梅特涅的個人作用,他信奉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原則,并工于心計,外交經驗豐富,遇事沉著冷靜,會議的地點選定在維也納,本身就是他卓越的外交才能的產物。當時的奧地利深受戰爭之苦,國家實力明顯與這次國際盛會不相稱,但它傾全國之力,“宮廷的慶祝委員會為眾多的賓客安排了豐富多彩的舞會、滑雪、打獵、狂歡會、賽馬、音樂會,以及多次盛大的宴會”<3>企圖營造一種歌舞升平的場景,來掩飾其國家的虛弱,當時有人形容說:“你來得正是時候,如果你喜歡慶祝會和舞會,你將得到滿足;大會不是在開會,而是在跳舞”。<4>8以至使這個富有音樂色彩的城市到處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親王、貴族、旅游者、乞丐、間諜、小偷。
維也納會議雖然是一次全歐會議,但會議由英、俄、奧、普四個強大戰勝國所操縱,西、葡、瑞典等二流戰勝國則遭到排斥。正如恩格斯指出:“當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的禁錮起來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們立刻在維也納召開了一次會議,以使分配贓物和獎金,并商討能把革命前的形勢恢復到什么程度,民族被買進和賣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5>擁有無限權力的四強在打著“正統主義”的招牌,盡可能地恢復歐洲舊秩序。雖然在防止法國東山再起方面各國有著共同的利益,而在瓜分勝利果實和滿足本國領土野心上則是各懷鬼胎、勾心斗角,都企圖按自己的如意算盤分割法蘭西第一帝國的遺產,使自己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在這幾個大國中,沙俄的野心最大,他自恃其軍隊在戰勝拿破侖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一心想擴張領土,堅持波蘭應歸于俄國,又力圖建立歐洲霸權,阻止他國建立反俄聯盟,竭力保持普、奧競爭和德意志的分裂,并為了牽制普、奧又不想過分削弱法國,而俄國的龐大的武力使奧、普、英、法感到不安。英國是拿破侖戰爭的真正的最大受益者,早在大會召開之前就已得到了它最想得到的東西:一方面,摧毀了拿破侖對英國進行經濟遏制的大陸封鎖體系,使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下繼續發展并保持對歐洲各國的經濟優勢;另一方面,獲得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馬耳他島和愛奧尼亞島等殖民地,進一步鞏固了英國的海洋霸權和殖民地權益。所以,英國在會議上并不怎么在意,主要以調停者的姿態出現,在東歐抑制俄國勢力的膨脹,在法國周邊建立實力強大的確屏障(將比利時合并于荷蘭),在中歐加強普奧力量,這一切措施的主要目標就是恢復和重建歐洲的大國均勢,借以實現自己傳統的歐洲均勢政策。奧地利想借東道主的機會恢復對意大利的控制,保持在德意志邦聯中的優勢,一方面要防止俄國西進的威脅,另一方面又要反對普魯士的過分強大,以威脅到自己在德意志邦聯中的既得優勢。同時奧地利也強烈反對俄國獨占波蘭,因為這樣使奧俄兩國的邊界逐漸的接近,惟恐俄以后蠶食其領土。普魯士是四強中較弱的一個,發言權不是很大,但其目標非常明確:嚴懲法國以防再起,奪取其領土,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地位以期與奧地利在德意志爭雄。正當四強盡力爭取自己利益最大化、自打算盤相互訛詐之時,沒想到正在被他們作為宰割對象的法國并沒有因為戰敗而無所作為,圓滑的塔列朗拄著拐杖聯合諸小國代表插了進來。
作為戰敗法國的代表出席會議的塔列朗,是法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具有敏銳的政治遇見力和善于捕捉信息并迅速處理錯綜復雜外交事物的能力。當時的塔列朗對列強的矛盾和各自打算洞若觀火,并充分利用他們的矛盾拆散反法聯盟,正如他給路易十八的報告中寫道:“陛下,反法聯盟已永遠地瓦解了”,<4>11盡量維護和恢復法國在大會中大國的身份,從一定程度上說,他使四強操縱會議的局面,產生了一定的轉變,增加了法國在大會中的發言權,甚至和四大國處于并列的局面,于是四大國委員會變成了五大國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維也納會議的兩大原則之一的“正統主義”原則,即堅持正統性是穩定國家體制的重要手段,恢復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中被推翻的正統王朝和1792年歐洲各國的疆界。“正統主義”原則在大會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使沒有武裝保護的法國避免了被瓜分和肢解的命運,恰當地維護了法國的尊嚴;同時對于中小國家來說,這一原則遏制了俄普擴張的野心,使得一些中小國家產生了對法國的同情和支持,擺脫了法國作為戰敗國而孤立的地位。對于四強國來說,也只有“正統主義”才能調和、平息彼此的重重矛盾。這樣法國成功的在四強國之間打入了一根楔子,使四強會議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五強會議,同時塔列朗還盡力提高西、普、瑞典的發言權,避免了自己在五強中的孤勢。
在各大國盡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如何處置波蘭-薩克森成為各方爭執得最厲害,最棘手的問題。亞歷山大憑借俄軍正占領著這兩個地方揚言:“我在華沙大公國駐有20萬俄軍,讓他們試試將我從那里趕走吧!至于薩克森,我已經將它許給了普魯士”。<4>10但沙俄對波蘭的占領極大的損害了奧地利的利益,因為普魯士從沙俄對波蘭的占領中得到了薩克森作為補償,而奧地利只能在地理位置相對不好的意大利地區得到補償,這使奧地利的地緣政治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以至奧堅決反對俄國支持的這一方案。雖然各大國都想形成一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后解決方案,但它們心中非常清楚,不管哪一國僅憑自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都是不可能的。最終各列強在波蘭-薩克森問題上逐漸形成了英法奧為一方反對俄普一方的局面,雙方甚至以武力相威脅互不示弱。但是彼此雙方都不想在歐洲再打一場大國戰爭,最后波蘭-薩克森問題在列強相互妥協的基礎上得到了解決。其方法就是在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另一原則“領土補償”原則,主要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滿足俄普的領土要求,重新劃分了歐洲的政治版圖。
(三)、維也納會議《最后議定書》
解決了波蘭-薩克森問題后,維也納會議也就完成了它的重要議程,然而此時,囚禁在厄爾巴島的拿破侖,在1815年2月26日率領衛兵逃過英國皇家海軍的監視,奇跡般的于3月1日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在人民的歡呼聲中迅速組成了史稱“百日王朝”的新政府,維也納會議的各國迅速組成了第七次反法聯盟,在滑鐵盧一戰中,拿破侖被徹底擊敗。但卻推動了維也納會議的進程,與會各國匆忙達成協議,并且在1815年6月9日簽署了《最后議定書》,這一最后文件包括121個條款和許多附件與議定書,其主要內容如下:
1、恢復歐洲許多國家封建正統王朝的統治,法國、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岡扎王朝以及德意志、意大利各邦都復辟了,羅馬教皇也恢復了自己的統治。
2、奧地利取得意大利的倫巴底、威尼斯及波蘭的加里西亞等地;普魯士占領波蘭、薩克森、荷蘭、瑞典的各一部分土地,使疆界擴大到萊茵河左岸和波羅的海南岸,建立由奧地利主導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聯,實際上仍繼續保持德意志分裂的局面。
3、英國占領法國、荷蘭、西班牙的部分海外殖民地,如法國的多巴哥、圣盧西亞、毛里求斯、荷蘭的開普敦和錫蘭島,從而控制了通往東方的戰略要地,確立了它的世界殖民地霸權地位。
4、把法國限制在1790年的疆界內,將比利時并入荷蘭,確立瑞士為永久中立國作為大國的緩沖地帶。
5、俄國占領華沙大公國的大部,波蘭遭到第四次瓜分,把挪威劃歸瑞典。
6、意大利繼續維持分裂的局面,并把它的大部分土地置于奧地利的主宰之下。
7、維也納會議還對其他一些國際性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處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非洲黑奴貿易問題,各國原則上同意予以廢除,但可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自行決定實施的日期。(2)關于國際河流管理問題,確定了國際河流向各國商船開放,貿易航行自由的原則。(3)解決了國際關系中的外交代表等級的問題,明確了外交代表的三個等級:大使、教皇使節或圣使、特命全權公使,代辦。
第一次巴黎和會和維也納會議最后議定書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版圖,建立了一個新的歐洲國際關系體系-維也納體系,它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大國主宰的歐洲領土體系,二是歐洲‘正統王朝’的政治統治體系”。<6>這時的維也納體系只是初步確立了一些原則,還缺乏必要的強有力的軍事保障,所以還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四)、“神圣同盟”和“四國同盟”的建立
1、《神圣同盟條約》
隨著法國大革命的沖擊和拿破侖戰爭的掃蕩,致使歐洲大陸的封建王冠一頂頂的墜落,作為一種自保的集體反應,歐洲君主各國接受了塔列朗提出的正統主義原則,初步恢復了舊的封建統治秩序。此時,沙俄以歐洲救贖者和最大功臣自居,確立了它在歐洲大陸尤其在中東歐地區的主宰。恩格斯曾感慨的說:在“歐洲大陸上,他(亞歷山大)不再有對手了,奧、普聽他使喚,法波旁王朝在他的幫助下才得以復辟,瑞典作為實行親俄政策的保證后得到挪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復辟也應歸功與俄國人”。<7>雖然維也納會議確立了新的政治體系,也對法國進行了制裁,但如何貫徹維也納會議確立的原則和內容,是此時歐洲大國所要面臨的迫切的問題。沙皇亞歷山大提倡歐洲所有君主們應組織一個新的同盟代替已經解體的反法同盟,來實現維也納會議的目標,并試圖和平解決歐洲的各種國際問題,特別是維持歐洲封建統治秩序,防止和鎮壓隨時發生的革命運動。在這種背景下,1815年9月在沙俄的倡議下,俄、奧、普三國的國王在巴黎簽訂了《神圣同盟條約》。此條約之所以被稱為“神圣同盟”,主要是三國的君主是根據基督教教義結成“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相互提供援助,以“保衛宗教、和平與正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條約滿紙充斥著基督教教義,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除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東西外,根本沒有規定簽字國明確的軍事義務的實質性內容。從各國君主對待此條約的態度就可以看出它的空洞,除沙皇想借此施展俄國的影響很重視外,其他君主多是對它口是心非和玩世不恭的態度,英國外交大臣諷刺它“異常玄妙而荒謬絕倫”,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懷疑它是“冗詞贅句”,<8>盡管如此,具有強烈的教權主義和君主思想且與法國大革命后,鎮壓一切歐洲革命以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是相一致的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維也納體系的一個重要補充和保障工具。
2、《四國同盟條約》
英、俄、普、奧鑒于拿破侖能夠迅速再次崛起的教訓,盟國一改過去對法國寬恕的立場,決定對法國不再客氣并給予嚴厲的懲罰,為了保證對法國處置的實施,四國在簽訂第二次巴黎和約的同一天(1815年11月20日)簽訂了《四國同盟條約》。在條約中各盟國一致同意分別提供6萬名士兵,支援駐法部隊,并在必要時提供更多兵力;各國通過外交活動定期集會,“以便就四國的共同利益進行磋商,并制定出一些適用于不同時期的措施,以更加有利于各國的穩定與繁榮,以及維護歐洲和平”。<9>我們從條約的內容上看,四國同盟的精神與神圣同盟是一致的,唯一不同就是后者放棄了宗教神秘的外衣,是按照英國的倡議與意圖建立起來的具有軍事防御性質和非常明確的責任和義務的同盟條約。它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證《第二次巴黎和約》的順利實施,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神圣同盟的重要補充,并為神圣同盟在軍事上做了保證。
二、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
(一)、維也納體系的基本內容
維也納會議期間所達成的一系列宣言決議加上會前與會后達成的一些相關條約協議,就構成一個對歐洲影響達半個多世紀的完整的國際關系體系-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文件:1814年3月的《肖蒙條約》,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和約》,1815年6月的《最后議定書》,1815年9月的《神圣同盟條約》,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和約》和《四國同盟條約》。維也納會議和最后議定書所確立的一系列原則,加上之后的《四國同盟條約》在軍事上的保證,就構成了“國際關系原則+保障機制=新的國際關系體系”的典型的完整模式。維也納體系不僅僅是一種體系和格局,而且還是一種初級形態的國際秩序,也是當時歐洲政治家們嘗試建立某種國際新秩序的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從指導國際關系的原則來看,確立了“正統”和“補償”原則;2、從保障這些原則實施的機制來看,建立了“神圣同盟”和“四國同盟”,以及1818年9月的亞琛會議中法國的加入形成“五國同盟”,歐洲協調得到加強,定期舉行國際會議,商討有關共同利益問題的磋商機制;3、從力量框架上看,形成了五國共同支配歐洲的國際關系”。<10>
(二)、梅特涅與維也納體系
由于梅特涅在維也納體系的建立過程中一直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比如,維也納會議的許多決定都是在梅特涅書房里經過討價還價達成的,有人說這次會議是“梅特涅書房里的交易”,這樣在維也納體系確立后的十幾年里,維也納體系以及歐洲國際秩序都深深的打上了梅特涅的烙印。我們知道,維也納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維持歐洲大國均勢和平亦歐洲的領土現狀;二是保衛歐洲正統秩序。這些都和奧地利的政治追求非常的符合,所以在維也納體系的運轉過程中,梅特涅非常賣力,實際上主導了維也納體系的運轉,梅特涅本人也被戲稱為“歐洲的馬車夫”。<11>在維也納體系運轉的初期,法國與盟國的關系和法國在歐洲及世界的國際政治地位問題是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為此,由梅特涅倡議,盟國各大國與法國在1818年9月召開了亞琛會議,奧、英、普、俄很快就關于從法撤軍和法國賠款問題達成了一致,可以說是對法國的一次徹底清算。11月,四大國又邀請法參加以后的大國國際會議。這樣,法國徹底擺脫了戰敗國的陰影,幾乎取得了同四大國一樣的國際政治地位并和四大國一起共同主宰歐洲的一切事務。在維也納體系正統主義原則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恢復了封建正統的統治,但是好景不長,1820年王國爆發了人民起義,梅特涅認為革命的擴散很可能威脅到奧屬意大利地區的穩定,他又積極運作和協調各大國的關系,以便干涉和鎮壓意大利地區的革命運動。在這一問題上,英國與俄奧普之間的裂痕逐漸擴大并日益表露出來。在此后調停和鎮壓西班牙內亂時,英與奧普俄法的分歧完全暴露出來,歐洲各大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外交角斗。但是在歐洲國家革命運動面前,鎮壓和絞殺革命各大國又是出奇的一致,在這一過程中,梅特涅起到了協調者和組織者的作用。
(三)、歐洲民族主義運動對維也納體系的沖擊
19世紀30年代初,處于低潮的歐洲民族民主革命重新高漲。在1830年7月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復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這嚴重違背了維也納體系對法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然而各大國由于矛盾分歧嚴重,對法國新政權的反應不一,已根本不可能組織起一致的對法干涉行動,表明了對法一致的維也納體系開始坍塌。僅僅一個月之后,在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下,比利時也發生了起義,并宣布獨立。比利時人的舉動也是和維也納體系領土均勢安排嚴重不符,同樣是對維也納體系的破壞。正如荷蘭國王所說的那樣:“問題不只涉及我的領地,而是涉及整個歐洲體系”。<12>在法國和比利時革命的鼓舞下。歐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呈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9月德意志諸邦發生起義、11月波蘭人民發動起義、1831年意大利再次發生起義。一系列的起義、暴動和革命,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把維也納體系所確立的“現狀”沖擊得七零八落,由于這些運動牽涉到法、普、奧、俄本身,再加上他們與英之間復雜的矛盾,歐洲大國協調徹底失靈。正是在這些革命(成功的與未成功的)沖擊下,維也納體系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已成搖搖欲墜之勢。
(四)、維也納體系的瓦解
1、1848年歐洲革命
七月革命后的法國,金融資產階級統治了法國,到了40年代后期國內經濟危機和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富有革命傳統的法國人民又一次發動了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了共和政府。正如新政府的外長拉馬丁所說:“在法蘭西共和國看來,1815年的條約已經不再具有法律效力”。<13>這樣一來,二月革命徹底推翻了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政治安排,使正統王朝也蕩然無存。雖然新政府為了外交策略的需要接受了維也納體系的領土安排,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均勢一旦被打破,領土秩序也隨之失去實際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月革命是對維也納體系正統原則和領土秩序的嚴重破壞。加之后來各大國對拿破侖家族的“復辟”也束手無策。“這些都意味著,維也納體系本身,尤其是由它而形成的約束法國的格局,正一步步地走向解體”。<14>在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歐洲各國紛紛爆發了革命:3月13日維也納爆發革命,梅特涅的封建堡壘被摧毀;3月15日匈牙利人民起義;3月18日柏林人民發動起義,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同一天意大利地區也發生起義。然而從革命的結果來看,除了法國外,其他國家的革命都暫時失利,盡管這樣,維也納體系的歐洲正統秩序已經千瘡百空、面目全非,離其徹底瓦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2、克里米亞戰爭
維也納會議時,由于沒有對土耳其的領土做出安排和保證,東方問題逐漸顯露出來,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所謂東方問題就是“對土耳其怎么辦”的問題,主要包括歐洲各大國對巴爾干和土耳其海峽控制權的爭奪。加上后來“圣地”問題、各大國在殖民地政治、經濟利益等一系列矛盾的嚴重激化,特別是英法和俄國在土耳其的矛盾,終于導致了1854年英法聯合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封建落后的俄國根本不是正在進行工業革命的英法的對手,盡管俄軍士兵進行了殊死的搏斗,還是難以挽救俄國的敗局。經過這次戰爭的打擊,俄國喪失了許多殖民利益,國際實力和威望也一落千丈,失去了歐陸霸主的地位,無疑是此次戰爭的最大輸家。歐洲最反動的“封建憲兵”為了擺脫國家困境,逐漸開始進行改革。法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收獲頗豐,歐陸勁敵俄國倒在自己手下,還被迫“在巴黎鑒定了城下之盟,沒有什么比這更讓法國揚眉吐氣了”,<15>歐洲優勢又回到法國手中。克里米亞戰爭是拿破侖戰爭后的又一次歐洲大國爭霸的戰爭,所有歐洲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卷了進去,維也納體系下對法一致的聯盟也轉向了對俄一致的聯盟,英法逐漸占據了歐洲均勢的優勢。維也納體系,由于未能阻止大國戰爭的爆發,也走到了盡頭。
關于維也納體系瓦解于何時,史學界始終沒有形成一種讓大家都同意的觀點,有人認為維也納體系在1848年歐洲革命的沖擊下瓦解,也有人觀點認為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后,東方三皇的保守聯盟瞬間分崩離析,維也納體系瓦解;還有一些人認為德、意憑借王朝戰爭而成功實現的國家統一,徹底顛覆了中、南歐的地緣格局,使維也納體系所規范的歐洲地圖不復存在,維也納體系由俾斯麥所操縱的大陸體系所取代。這里筆者認為維也納體系的解體是一個逐步的過程,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的沖擊到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后徹底瓦解。
三、對維也納體系的評價
就維也納體系本身和它確立的兩大原則來看,無庸諱言,它的確是某種歷史的倒退。以“正統主義”為例,正是在正統主義原則之下,歐洲各國的封建王朝紛紛得以復辟,而這是違反資本主義發展和民族主義革命歷史潮流的。然而,進入19世紀之后,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封建主義的日趨沒落,已是大勢所趨,并不是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兩個原則所能阻止的。就在維也納體系建立之后不久,歐洲各國就開始不斷興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民族運動,尤其是1848年爆發并迅速席卷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更充分地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發展趨勢。
“補償原則”的確立與實施,使維也納會議成了一個分贓的會議,使維也納體系表現出鮮明的大國強權政治的色彩。在“補償原則”之下,維也納會議的主宰者們不顧各國人民民族獨立的意愿和要求,按照大國的意圖任意修改歐洲國家的疆界,劃分新的歐洲政治版圖。例如,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分裂被繼續維持,一些弱小國家被任意分割與合并。此外,英國還乘機奪取了法國、荷蘭的海外殖民地。所有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弱國小國以及戰敗國的國家利益,勢必遭到他們的反抗,從而為以后歐洲國家間的糾紛與沖突埋下了種子。正如《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系的興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維也納會議政治家們所迫求的政治力量平衡(均勢),是在各大國之間謀取力量對比的大致平衡,完全是大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在歷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16>“正統主義原則”和“補償原則”的確立,表明維也納體系是按照歐洲復辟派政治家們的愿望建立的,因為在他們眼中,正統主義和補償原則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究其根源,在于當時資本主義力量還不足以撼動整個封建勢力,而那些在維也納會議上縱橫捭闔的歐洲外交家們,也不可能超越歷史給予他們的局限。
在維也納體系中,《最后議定書》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份議定書及其附件有一些針對當時國際問題的決議,其中不少內容受到后世的稱贊。例如,關于黑人奴隸貿易問題,決議要求與會各國在適當的時候結束這一罪惡、血腥的活動,從而在道義上對禁止黑奴貿易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再比如,關于國際河流的自由通航問題,會議決定建立相應的國際組織機構,即由萊茵河流域有關國家派代表組成萊茵河自由航行中央委員會,負責組織有關國家進行外交談判,制定管理章程,既保障萊茵河的自由與安全運輸,又不侵犯各國的國家主權;再比如,關于國際外交人員的席次問題,通過《外交等級條例》,規定了外交人員的等級不同等級,即大使和教皇所派特使或使節、特使和公使、代辦等,這對以后國家間的正常交往以及國際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成為一種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為后世各國所遵循。
維也納會議的召開,是反法聯盟對拿破侖帝國的勝利,而維也納體系的形成,則使歐洲確立了一個新的均勢格局,歐洲各主要強國在這一格局中,各自根據實力占據了自己的位置,整個歐洲因而獲得了一種平衡。盡管這種平衡和強國間的均勢只是暫時的、相對的,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歐洲大國之間的關系,結束了歐洲十幾年的戰亂。正如有學者所總結的:“歷史實踐證明,它畢竟給歐洲帶來了約一個世紀的相對穩定和發展,歐洲大踏步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17>維也納會議本身開創了舉行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這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客觀上避免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國家之間無休止的戰爭。此后,為了貫徹維也納體系所確立的原則,歐洲各大國開始嘗試一種新的外交協調機制,即以定期不定期的舉行國際會議的方法,來處理國際問題或國家間的爭端,從而否定了歐洲歷史上常見的以武力和戰爭手段解決國家間利益沖突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聯合國,也是這種體系演變的結果。歷史已經證明,維也納體系對以后國際關系史的走向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
通過以上對維也納體系建立的歷史考察,我們對這一龐雜而又矛盾重重的體系有了一個較為清晰較為全面的認識——一方面,我們要客觀地批判它的反動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公正地指出并肯定它的積極影響和歷史經驗。
最后,謹以帕瑞特的話來結束此文:“在國家事務和國際關系中,就像在個人生活中那樣,現今總有其歷史的一面,最好是承認而非漠視或否認這一方面。而且,即使我們只能按照其自身的表象來觀察現今,······那就是能通過澄清往昔和理解部分含義,來幫助我們思考當今和未來”。<18>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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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方連慶,王炳元,劉金質主編:《國際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頁。
<16>周才方:《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系的興衰》,《南京高師學報》1998年6月第14卷第2期。
<17>楊國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談歐洲統一性內涵的近代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3卷第1期。
<18>帕瑞特:《現代戰略的締造者》,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附錄
1.普通圖書
<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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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興和主編.近代國際關系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7>劉祚昌等主編.世界史·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張麗東,章前明主編.當代國際關系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埃里希·策爾納.奧地利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11>李元明著.世界近代國際關系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
<12>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2卷(1814-1871),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13>唐賢興主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4>方連慶,王炳元,劉金質主編.國際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5>帕瑞特.現代戰略的締造者,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16>埃里希·策爾納.奧地利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2.期刊中析出的文獻
<1>楊國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談歐洲統一性內涵的近代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3卷第1期。
<2>周才方.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系的興衰,南京高師學報1998年6月第14卷第2期。
<3>翟志強.論維也納體系的存在時間和終結原因,哲學史學研究,2007年4月號上旬刊,文教資料。
<4>李曄,溫文治.1815—1914年歐洲均勢關系探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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