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近十余年以來，中國歷史人口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不但拓寬了舊有的研究領域，使其踏入更為細致深入的層面[1]，而且就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和展開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學術爭論。這對沉寂的學界來說，大約也是一個“異數”。本文無意對此作出全面評價，只打算就其中一些問題，特別是圍繞著《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2]一書的爭論，談幾點看法。

李中清和王豐在《人類的四分之一》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論點，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也許就是關于中國人的人口行為了：與馬爾薩斯所說不同，很久以來，中國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體系，使之能夠高度理智地根據其社會經濟條件來調整人口行為：中國已婚夫婦自結婚至開始生育的間隔時間比較長，結束生育的時間比較早；在集體家庭的嚴密監視之下，中國夫婦能夠控制“性的激情”；當他們想要孩子時，他們能夠加快其過程；否則他們就節制和等待；他們又掌握了傳統的避孕和流產技術；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歐洲要低得多。其計劃人口的方式不是別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嬰兒存活[3]。這些論點（特別是最后一點）發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學界同仁的激烈爭論。

的確，過去人們一向以為，中國的人口，只是受所謂“積極制衡”（即戰爭、瘟疫和饑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導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這樣一種馬爾薩斯式的“悲觀”論點，現在看來，豈不都成了一個“神話”[4]？

由此，一個新的“神話”出現了。中國人能主動、自覺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紀，而是在那以前長達幾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時間里！試問：沒有這樣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區（特別是江浙地區）的人口，怎樣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后一時期的低速成長呢[5]？

也許與眾多的批評者不同，筆者并無意于否認中國歷來是有一些辦法可以實現“避孕”的。在這里，問題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證”，和如何評價它的具體效果罷了。

但遺憾的是，在《人類的四分之一》書中并沒有舉出中國人是如何避孕和流產的例證[6]。而只是在相關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據對遼寧一些地區的研究發現，當地人口出生數的升降與糧食價格呈反比例變化，無子家庭的生育間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7]。因此有關的論證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這就使該書的邏輯顯得頗為無力。

為此，同屬該一學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項專門研究中提出，歷史上節育知識在江浙一帶民間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為藥物和非藥物的，后者又可分為手術的和非手術的二種（包括針灸、推拿，食物避孕，調節房事和延長哺乳等）[8]。有評論指出，這為中國歷史人口學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層面，增加了我們對近代前中國人口生育行為的理解；盡管仍有許多問題應該質疑[9]。

李伯重所說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認為，自清代以來，在江浙這一盛產棉花的地方，農民廣泛食用棉籽油，大約就是在不自覺地服用“強力避孕藥”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長期食用，是否會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覺”中又如何能夠有意停用，則未作進一步的探討）。其次還有一些“斷產”和“疏胎絕產”方劑（如服食鳳仙子、四物湯、九龍丹等）。除此之外，幾乎就再沒有談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這些方劑與各種墮胎藥物相比，尚處于“嘗試階段”，據說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運用[10]。在筆者看來，就不免偏重于“流產”（墮胎）等“殺生性”的技術手段，對于如何“避孕”則重視不夠。而這，恐怕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避孕”的辦法可能還有很多。例如，我曾聽一位當事人講，她一次因偶然帶了一塊麝香，從此就不能懷孕（她因為已有四、五個小孩，也就“歪打正著”，樂得如此了）。還有朋友告訴我說，將一種藥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宮頸口（似是用一紙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舊日的妓女使用這一方法，“從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還有土制“避孕套”，壓穴法（如指壓會陰以“還精補腦”）、體外射精法，……等等[11]。我相信，在現代技術傳入中國以前，這一類傳統的辦法一定還有很多（我想再強調一句，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的是其中的“避孕”辦法，而不是“墮胎”、“溺嬰”一類手段）。盡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夠見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須倚賴“口述歷史”資料。

20年前，當我在研究所里說到，有一些傳統的辦法可以避孕時，曾經受到同行的“譏笑”。今天這種情況大概是不會出現了。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尋有關史料，不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說江浙地區曾經在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歷史中使用這些方法，它又擁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那么，我們為何不能對口述歷史調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節最后，我想說的一點，就是從這樣一段史實——江浙地區人口變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宋元明清時期的低速成長——是否即可反推出它與“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間，必然存在一種“密切的關系”[12]？

我過去在中國地區理論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區的發展水平，把它們分作幾個階段（或類型），每個階段又各有其特點，其第一項，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現之一，就是隨著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速度“自然”會不斷放慢。也就是說，在同一個地區，人口增長由先前的較高速度，轉變為后一時期的較低速度，乃是一個規律[13]。而這，正是各地區發展的通例，沒有什么奇怪之處；實際上，清代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呈現出這種“依次遞減”的現象。不能由此即推導出某一地區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區則談不到（如川廣云貴）。實際上，在清代那些開發較晚的地區，大都經歷了此一過程，按照這樣的推理，它們是不是也具有同樣而有效的人口機制了？

不過，我的研究主要還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或更多地強調經濟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從各個方面去進一步尋求各地區人口增長（或不增長）的具體原因[14]。在以后的教學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學們談及此點。實際上，在各地區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人口狀況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覺和不自覺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著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廣西等一些地區是怎樣實現其人口的“零增長”的即很值得研究）[15]。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盡力想辦法找出它們，而不是將之“置之度外”。

二．關于中國人口增長率

據說，上述有效的人口機制，導致了中國婦女的已婚生育率較低（大約只有6個以下，同樣條件下的歐洲婦女卻有將近9個）[16]，本節接下來想討論的是，這樣一個結論將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婦女是否一生只生5、6個孩子？如有學者以為，只能將3.66當作20世紀40年代每一婦女養育率的最高值[17]。也有學者提出，傳統中國在計劃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約在6.5左右，比英國婦女只少生1.5個孩子，相差不多[18]；或實際生育率為8個孩子，與西歐婦女的生育率沒有根本的差別[19]。但我以為，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僅在該數值的正確與否，而在于它將會導致出一個怎樣的人口增長率？

在我看來，中國婦女若一生只生5、6個孩子。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個精確的模型計算它將達到怎樣的年遞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擔。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奪去一半兒童的生命，我估計，在二、三十年間，人口仍將有加倍的增長。如清人洪亮吉云：設有男子一人，娶婦生子，以“生三計之”（即一變為五矣），“子各娶婦即有八人”，將復生孫九人（即八變十七矣）；故云戶口“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20]，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這5至6個孩子的所謂“低生育率”，已經達到了中國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長率高達20‰[21]；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長”了[22]？豈不仍可視為沒有節制的生育[23]？

當然，我這里所作的，還算不得什么“科學論證”，而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至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數學模型，對其加以計算，也有令人可慮之處。如有學者指出，鑒于中國人口史料本身的嚴重缺陷及“修復”上的困難，因此不能把它作為嚴肅“科學分析”對象；如若硬把它們放在一起，將會產生“不倫不類”的結果[24]。

這一個論點，還將暴露如下的潛在問題，——即與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長”論發生沖突。

以清代人口增長為例，李中清認為，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于0.5‰，遠低于其他地區和國家[25]。而作為對立一派的曹樹基在這一點上則與之持有近似的論點，認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其年平均增長率不足7‰，而從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長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們感覺不到人口增長的速度，只能感覺到其增長的總量[26]。

這樣說來，在人口的增長率與婦女的生育率之間，不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又怎樣才能自圓其說？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個發生了問題，要么就是兩者都有錯誤。在本節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圖表早已受到識者的批評，認為不應刪去其間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19世紀太平天國起義和光緒年間華北的旱災）。同樣，明清之際中國人口曾有相當大幅度的下降，也不應當忽視。對于這一時期的人口數量，李中清認為，1700年中國大約有1.6億[27]；曹樹基則認為，在這之前的1688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1.6億[28]，正是這兩個數值，導致了他們得出了中國人口維持“低增長”的結論。

顯然，這里問題的關鍵就是清代初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鑒于清初近一百年時間里政府只有人丁編審，沒有人口統計，如何“以丁折口”，就成為一個難度既大爭議復多的問題。在舍棄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筆者曾經使用“回測”（或曰“倒推”）的方法，對清初中國人口數字作出估算[29]。

為什么不使用“預測”而采用“回測”？這主要是因為明代人口數字無法利用，而其后相鄰的乾隆年間數字則相對可靠一些。但問題是，應當采用乾隆年間哪一個數值作為基點？又應采用哪一個增長率作為依據？從計算方法上說，這兩個數據缺一不可，但其間爭議卻也不小。前邊所說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說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國人口會議曾討論過這一問題。葛劍雄曾表示，他的漢代數字，就是根據對清代的這一認識得來的，或可考慮修正。筆者的觀點是，清代乾隆年間（從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數字）的人口年增長率為13‰左右。而出于種種原因，康熙、雍正年間的增長率可能更高，也許達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別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間）。于是，以此“回測”計算出1700年中國大約有1億人左右。上述增長率是否過高？在歷史上有沒有過“先例”？實際上，漢代從公元57年至157年約一個世紀間，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曾達到9.9‰；宋代從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間，戶數年增長率也曾達到14.4‰（同期人口增長率為10.2‰）?？梢姴]有什么希奇[30]。

我為什么不同意說清代的人口增長率比較低，或把明清兩朝“等同看待”？這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數字估計過高，就產生一個大問題，即怎樣看待明清兩代的經濟增長？從經濟史研究的角度出發，我經過反復平衡、考慮，總是認為明代經濟發展遠遠不如清代，因此才有這個認識。

這樣看來，關于傳統中國人口增長率的高低之辯，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而不能輕易定論。

三．關于人口作用問題

在這場辯論中，雙方還圍繞著“人口過?！焙汀叭丝谖C”的存在與否，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如曹樹基認為，中國人口的模式可以簡化為“過剩—緩解—重新過?！?；人口過剩的難題（始終）纏繞著中國人，成為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夢魘[31]。李中清則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過?！保ㄉ踔猎谌丝谧顬槌砻艿拈L江下游也是這樣）[32]。不僅如此，在李伯重看來，中國歷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壓力”都不無可疑了[33]。這些論點不但本身意義重大，還帶來如下的一些問題：我們應如何看待清代經濟發展的動力，又如何評價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談人口壓力問題。我覺得，“人口壓力”應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不但不應將“人口壓力”與“人口危機”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與什么“障礙”或所謂“阻礙”因素聯系起來。把一個“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當成衡量某種發展（或不發展）程度的指標，好像（經濟發展）問題解決得好，就沒有了人口壓力；沒解決好，才會有人口壓力[34]，這種看法似也不無問題。以古觀今，或以今觀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樣的。

再者，從歷史學角度來講，有一個“主—客觀”或“認識論”的問題，對于歷史上發生的事，我們不能光憑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當事人”）的觀感才是。美國學者柯文一再強調，要從當事人的直接體驗出發，可能正包含有這個意思[35]。清人自18世紀初發現了人口問題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驅策，而思想，而行動，吾人不能一味指責他“不合邏輯”或“有悖史實”，甚或進而否認古人故事。明顯的事實是，當時中國人口還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這一時期而非其后，清人針對著人口問題，提出了一整套經濟對策（從朝廷到地方），并將之著力推行，付諸實踐[36]。其內容可概括為經濟作物種植及商品經濟的開展，規模效益及跨省區經濟交流的擴大，以及工業的相應發展，等等（因此我也堅持使用“經濟發展”的概念，而不隨意以“經濟增長”取而代之）[37]。這些，大約都可稱為清人面對人口壓力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對此學界曾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多是被動的、迫于壓力不得不為的，如迫于天災、迫于官府或地主壓迫、迫于糧食緊張等。如此一路被動消極下去，勢必不到“走投無路”不止。其實，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歷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給予中國經濟以新的活力，推動它向前發展和“升級換代”。如此看來，它并非什么被動應付，而恰是一種積極進取，是充滿生命力、活潑向上的[38]。我們難道能因為它曾獲得某種成功，就否認中國曾有“人口壓力”存在？或是相反，因為它有過失敗，“人口壓力”才會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經濟邁上了好幾個階梯，我們怎能隨意贊同某些時髦話語，稱其為“沒有發展的增長”[39]？而在那一類所謂“過密化”的解釋之下，則不但明清以來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當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經濟史，都將是“一無是處”。這，又怎能經得起史實的驗證呢？[40]

再說人口的作用問題。始終有人以為，人口眾多就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無論是歷史還是今天；總有人把中國太多的問題歸之于人口因素（或以為用它就能分析解釋一切），并認為其作用一直就是“負面”的。這恰是筆者不能同意的。

我們還是從經濟歷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之中，經濟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甚至會引起收益的遞增，這在發展的早期或所謂“恢復時期”最為明顯，也較少引起爭議。到了經濟發展的較高階段，雖然收益會有所遞減，但它卻可能更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勞動力；如精耕細作的農作方式及經濟作物生產，往往需要較多人手，例如江蘇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較少，“蓋黃霉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也”，后“生齒日繁，故種棉漸多”，仍對生產發展有正面的貢獻?？梢娙丝谠鲩L對清代經濟的貢獻，就是對高水平發展也不例外。因為沒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則沒有需求的擴大；沒有需求的如是擴大，就不會形成生產上的擴張和“規模經濟”的出現，便也沒有地區間的貿易和比較優勢的交換可言。由此看來，清代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無論是土地的全域性開發，還是跨省區優勢交換格局的形成，如果沒有人口的大量增長，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經濟需要那樣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間有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人口的增加，對于中國傳統經濟的各發展階段，無疑都起到過推動的作用[41]。

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在中國歷史中的大多數時間里，農業都是“非充分生產”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養育了十幾億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糧食（及其他農副產品）剩余嗎？

人口增加還對租佃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將租地分給更多的佃戶耕種，結果就產生了張五常在《佃農理論》中所說的地租率的下降[42]。因此，我們怎能把中國歷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稱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論點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責：這是不是把中國的歷史說得太好了？還要不要中國革命了？如有學者指出，（人口眾多所導致的）整體性貧困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認這一點，對有關問題的解釋，就會纏入越來越多的解不開的死結當中[43]。這類意見曾在不同場合引起討論。筆者本人也數次得到學界同仁的善意批評。如一次在爭論中，有同事說：如果把清史寫得這么好，還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對此不能不給予正面回答。

問題在這里大約包含兩層意思。一個是關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評者和我也許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夸飾的作法；可能也不贊成十八世紀的政治史只是一個“反貪污史”的觀點。為此，我將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們對清史）寫得“還不夠好”。

另一個問題是關于“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即便我們把清史寫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邏輯性了。這說來話長，首先，把一些“先進國家”的（工業）革命理解得太“輕而易舉”，按黃仁宇的說法，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解；即使是像英國那樣的國家，也是經過了一場大革命和長時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說那些“跟進”國家了。而中國在二十世紀面臨的現代國家的“三層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諸問題），更不是清人能夠應付得了的，無論它做得多好。所以我們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輕易地越過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44]

最后，本文還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問題略加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雙方都緊緊地圍繞馬爾薩斯的人口思想為辯論的中心，馬爾薩斯短、馬爾薩斯長，一以馬氏的“馬首是瞻”，我覺得，這似乎是不必的。馬氏是兩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經在世界范圍的歷史中發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它畢竟不屬于嚴格的學術思想，我們為什么念念在茲，總是以馬氏設問，而不能另行設立一套問題意識和自己的人口思想體系呢？

另一方面，當我們面對著中國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時，若非加以忽視，便是當頭一個“反向提問”：他們有沒有節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談到“砍殺人口”才是夠味，反之則失去了其意義和現代價值似的。所以，在有關方面，我想，我們還有許多的基本建設要作。

早年筆者曾就人口問題作過一點研究，隨后傳聞“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聞”[45]和“落伍時代”之譏。茲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1]當然，在有關研究中還存在不少技術性問題需要解決，參見王國斌對家譜資料分析的批評，《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9。

[2]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譯本，三聯書店，北京，2000（以下簡稱《人類的四分之一》）；按：該書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3]《人類的四分之一》，頁54、81、156、10。

[4]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中國學術》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0，頁71。

[5]“墮胎、避孕與絕育”，頁73。

[6]見《人類的四分之一》，頁131。

[7]《人類的四分之一》，頁137。

[8]“墮胎、避孕與絕育”。

[9]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中國學術》2000年第3期。

[10]“墮胎、避孕與絕育”，頁89—90、84—85。

[11]于允科先生、符友豐教授、李零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12]“墮胎、避孕與絕育”，頁73。

[13]參見高王凌：《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4]參見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頁96。

[15]在讀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訴我說（2003年6月），費孝通即曾指出，在廣西的一些地方，“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這樣他們就“使人口安定在不會增加的水準上”，引文見《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48。

[16]《人類的四分之一》，頁123。

[17]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1，頁877。

[18]陳意新、曹樹基：“尊重中國人口史的真實”（未刊稿）。

[19]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評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清代以來中國人口的研究”，《歷史研究》2002：1。

[20]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啟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說；之后，汪士鐸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說，二者皆有所見而發，參見吳申元：《中國人口思想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204、237。

[21]《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頁856。20世紀70年代許多知識青年在插隊的村莊，也都發現人口大約增加了一倍的現象。

[22]“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

[23]“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

[24]周孝正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25]《人類的四分之一》，頁165。

[26]《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頁835、836。

[27]《人類的四分之一》，頁216。

[28]《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頁832。

[29]參見高王凌：“關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幾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評”（《清史研究通訊》1983∶2）、“十八世紀中國人口的增長和清政府的農業經濟對策”（1981年第一次全國清史討論會論文，《未定稿》1982∶32）等。

[30]參見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1983年南京人口會議論文，《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2）；“清代初期的人口數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節），《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在南京會議上山西醫學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來測算清初人口，當然他的統計在方法上就更為嚴密。

[31]《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頁870。

[32]《人類的四分之一》，頁47。

[33]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1；又見《人類的四分之一》，頁177。

[34]參見“‘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

[35]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譯本，中華書局，1989，多處。

[36]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

[37]有關“工業”的概念和清代工業的發展，以及江南（傳統）“工業區”的出現，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1987年秋季號；“關于康乾盛世的幾個問題”，《清史研究通訊》1990∶4；《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更早關于的“原始工業化”提法，見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第九章；據說在這之前，還有伊懋可和不少學者都采納了這一術語，見王國斌：《轉變的中國》，頁43、34。

[38]參見高王凌：“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

[39]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多處。黃宗智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學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國革命“為什么發生”這一問題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據二十世紀上葉的史實），這樣看來，我們也許就能對之有多一點的理解。

[40]對于近六個世紀中國“一直是‘糊口農業’占支配地位”的說法，王國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見，見《轉變的中國》，頁19。

[41]以上參見高王凌：“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又，關于清代江南勞動力的“供給不足”，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第9章第3節。

[42]張五常的“佃農理論”認為：隨著某一地主土地由個別佃戶向著更多的佃戶出租，租率將會下降，而總產出卻可能上升。如果我們在這句話前加上“隨著人口的逐漸增加”，后邊所發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國的歷史事實嗎？此外，他的理論也對勞動過密、以及過密只會使佃農更為不利等，提出了挑戰。以上參見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第六章“幾點余論”（即刊）。

[43]《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頁848。

[44]參見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45]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的老同學陳意新教授為我全面介紹了有關爭論（2002年6月），使我獲益匪淺。（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