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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與經濟

(一)人口問題的本質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是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共識”。這一“共識”內涵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一是人口問題多源于發展不足——經典的說法是，人口過剩是經濟失敗的標志；二是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到解決。

事實上，人口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既與發展／經濟有關，也與社會／制度、資源／環境和人口自身(數量、結構、質量)及其運動狀況(年輕化、老化)有關。人口問題既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生產性貧困、需求不足型失業、老年贍養等；但又不完全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社會性貧困、資源性貧困、人口性貧困，供給過剩型失業、適應一摩擦型失業，老齡化等；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與發展／經濟無關的問題，如性別比、人口一資源比、吸毒等。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對發展來說，財富、資源、空間的人均擁有量是最為根本的，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規定著這個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資料)緣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資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窮(如果人少的話)，民窮也不一定因為地瘠(人多可導致富饒的貧困)。由是，人口數量便像“魔術師”那樣左右著發展(以經濟密度，即單位國土面積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與環境、資源、經濟相關的富饒或貧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貧瘠變為富饒，如澳大利亞經濟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則會使富饒變為貧瘠，如孟加拉國經濟密度32.6×104美元／km2(為澳大利亞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為澳大利亞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亞的1.85％，貧矣!)

(二)人口與經濟

視人口增長為一個積極因素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是一個古老(“大人口”)而又為近代經濟適度人口論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認為，“人手論”未必不正確，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便是人口眾多，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我們追趕發達國家的一種優勢；全球化對中國人口的最大挑戰不是控制和縮減數量，而是如何把其潛在的數量優勢發揮出來；那些被“津津樂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撐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

為了證明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提高“人多生產多”的可信度，有學者還引述了如下比喻：“鷹和人都吃雞，但鷹越多雞越少，人越多則雞越多”。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人喬治·亨利(1839－1897)。他在《進步與貧困》(1879年)一書中寫道：“動物和人之間有一種區別。鷂鷹和人都吃雞，但鷂鷹越多雞越少，而人越多雞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鮭魚，但一只海豹吃一條鮭魚就少一條鮭魚，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過某一點，鮭魚就會絕跡；而人將鮭魚卵放在良好的環境中，鮭魚的數量就會大大增加，比補足他所吃掉的數量還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樣多，增加的需求決不會超過鮭魚的供應。”

新版本的“鷹越多雞越少”所要表達的是，鷹只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鷹越多雞便越少，鷹的增加最終會導致雞的滅絕。這一結論是與生態學常識相違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樣，鷹絕不會像人那樣捕殺超過其基本需要的雞(自然的雞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調節自己的數量以維持與雞(A)的動態平衡。亨利雖然提出“鷹越多雞越少”的觀點，但還是注意到了為營養關系——食與被食、捕食與被捕食所規定的“自動平衡”這一“自然秩序”。“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過某一點，蛙魚就會絕跡”，換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過“某一點”，鮭魚便不會絕跡。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數量、取食維持在“某一點”而與食物(環境)保持平衡。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有如鷹與雞(A)的關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續性。自然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識)替代已使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卻了這種關系。

“人越多則雞越多”所要表達的是，人有著巨大的生產力，物質、能量的供應從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則有著超乎想象的供養能力。正如亨利所認為的：“地球供養1萬億人和供養10億人一樣容易。”。然而，這是一種局限而有害的觀點。首先，人與自然是一種物質進而“零和”的關系，人和雞(馴化了的雞B，下同)——人工系統——的增加，必然導致鷹和雞(A)——自然生態系統——的縮減，進而導致穩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質不滅、能量守恒并不意味著物質、能量的無限和供給的不受限制。根據熵增加定律，物質總是自發地從集聚、有用態轉變為耗散、無用態，能量總是自發地從自由能轉變為廢熱，在資源、環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與雞(B)沒有限制的正反饋循環，進而越來越多的雞(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長。最后，人與雞(B)的正反饋循環——不斷擴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對人類和自然都是致命的：在把社會推向隨時可能崩潰的高位均衡態的同時，毀滅著地球上的復雜生命，特別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頂端”。不是鷹吃光雞(A)帶來自己(自然)的毀滅，而是人毀滅了自然——通過雞(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來越多的生物量占為己有，斷絕了鷹的食物來源(雞A)，并毀滅了其棲息地。

(三)“資源經濟”與“資本經濟”

對經濟發展的第一性、基礎性、根本性是自然資源還是人造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資本經濟”觀過分相信科學技術進步和知識的作用，以為人力資本是比自然資源和所有資本之和都重要的財富。在他們看來，人口素質、人力資本、科技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財富是從頭腦中流出來的，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最后的資本——雖然我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但我們擁有更多的知識。

這里有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一，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發展條件是什么。事實上，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主義和與之緊密關聯的發展壓力(競爭壓力和人口壓力)。里亞·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表明，對共同利益、尊嚴的關注，使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國際競爭條件下成為一種義務和承諾；民族主義通過一套新的倫理和社會觀念賦予經濟增長以正面價值和方向性，并將自然、分散的社會能量集中于集體的目標上——經濟增長是民族主義的產物，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并非是自我維持的，民族主義對經濟活動一再趨向發展提供了決定因素、不斷的激勵和支撐。集體精神的缺乏使荷蘭在17世紀后半葉由黃金時期轉向衰退；而民族主義的“魔杖”，既使英國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同時還賦予德國向英國挑戰的勇氣和能力；在當代，民族主義又使美國獲得了最大的成功。而發展壓力，則進一步強化著民族主義，并使之成為現代化目標的“人質”。

“資源經濟”觀則認為，對發展來說，知識、技術、信息、資本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資源。“土地是財富之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和經濟的物質性告訴我們，對發展來說，自然資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資本、知識、技術是“巧婦”。沒有土地和“米”，“智者”的頭腦里絕不會流出財富來，“巧婦”也只能望廚興嘆；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婦”亦可為炊。不論是“巧婦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還是“笨婦經濟”(技術落后的前資本主義經濟)，都是以土地、“米”為基礎和第一性的物質經濟。使天平向自然資源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在人類利用過程中由豐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資源趨于枯竭)的轉變，社會資本的擴張性和隨發展由稀缺向豐裕的轉變，由此而來的(從對發展的第一性看)是“資本經濟”(資本稀缺)向“資源經濟”(資源稀缺)的轉變。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隨著世界由“空”向“滿”的轉變，剩余自然資本已取代人造資本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資源對發展根本性最明顯的展現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資源消費的巨大差異，即富裕、貧窮分別與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對應：從人均商業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當量，1997年，下同)來看，高收入國(人均GNP25730美元，1999年，下同)為5369，中等收入國(2000美元)、低收入國(410美元)只有1368和563；富裕的美國(30600美元)、加拿大(19320美元)、芬蘭(23780美元)高達8076、7930和6435，貧窮的孟加拉國(370美元)、尼泊爾(220美元)、埃塞俄比亞(100美元)僅有197、321和287。對“資源經濟”第一性的支持還包括為石油、水等進行的無休止的“資源戰爭”，以及人們在發生全球性災難情況下也不會停止的對資源的覬覦和攫取——北極冰帽融化本是一場生態災難，但卻引發了周邊國家對北極領土主權的訴求。

對“資源經濟”的挑戰來自“資本經濟”的成功，如日本等資源貧乏，“從搖籃到墓碑都依賴進口”的國家和地區的存在。我們對此的回應是：其一，“資本經濟”的成功并未改變資源對發展的第一性，不論是利用本國還是進口資源，任何發展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其二，資源基礎提供著發展的機會，失去資源即失去發展；其三，從世界范圍看，地球資源對發展的制約是終極的；其四，利用別人資源的發展是不道德的，特別是污染產業轉移(空間利用)、砍別人的樹護自己的林、讓別人養活自己的國民(通過進口保障糧食安全)等。

二、人口與環境

(一)環境倒“U”型曲線

環境倒“U”型曲線系對庫茲涅茨關于經濟增長與分配不平等變化趨勢假設的借用，亦稱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為格魯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環境倒“U”型曲線表示的是如下現象：在轉折點前，環境隨經濟增長而退化；通過轉折點后，環境質量則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這一轉折點，大約出現在人均GDP達5000美元或8000－10000美元時。一些環境轉變論則進一步認為，只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改變“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努力把企業污染“內部化”，便不僅可實現環境轉變，還能把傳統“突兀”的倒“U”型曲線改變為“平扁”的倒“U”型曲線，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基于以下理由，環境與經濟的這種倒“U”型關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經濟過程是一個物質、能量耗散而與環境退化反向變化的“熵過程”；單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總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減少。其一，經濟過程是一個“廢物的總量增加，環境質量降低”的“熵過程”：在生產過程中，資源被轉化為商品和廢物，能源被轉化為廢熱；在消費過程中，商品轉化為自由能和廢物，自由能又進一步轉化為廢熱。其二，環境退化源于人類活動對生態因子數量、構成的改變，人類規模愈大、活動強度愈高，環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術進步引起的單位商品能耗、物耗，進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總污染量的減少，因為總污染量一單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總數。

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著大量單個資本、個人無法內部化的環境代價和無法或難以解決的“公地悲劇”。無法內部化的大量環境代價包括森林減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氣候異常、物種滅絕等；被破壞而又無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環保)的“公共資源”包括大氣、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動物)棲息地等；而資本(資本青睞在別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產奶的“長頸奶牛”)則對環境保護采取漠視態度，如發達國家的污染通過產業直接或間接地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

第三，轉折點對大部分國家而言是難以企及的，這說明倒“U”型關系只是發生在少數國家的現象。削弱但并未改變產值與污染正相關的技術進步雖然可帶來單位產值物耗、能耗，進而污染的減少，但并不能改變總污染隨總產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實——對環境轉變論來說，總產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負著人均GDP向“拐點”挺進以驗證環境倒“U”型曲線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長向“拐點”挺進的過程，也正是物質、能量耗散大量增加，進而環境退化加劇的過程，遠在人均收入達到轉折點前，大部分國家的經濟便會由于環境不可逆轉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實上，有限的地球資源和龐大的人口數量只允許少數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所謂的“轉折點”，而且還是有條件的“假象”。

第四，統計相關、指標的局限性、差的數據質量和小的時空尺度使研究結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適性。其一，倒“U”型曲線研究所展現的，基本上是一種統計相關而非因果相關。當研究者給出存在的關系時，統計相關是因果的；當研究者給出不存在的關系式時，統計相關的結果便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觀，即是這樣的結果之一。其二，指標的局限性。環境退化范圍甚廣而需有一個內容豐富的指標群——污染、植被覆蓋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種滅絕、全球變化等，而迄今的驗證只涉及相對小的指標集，且多以污染為對象而使結果缺乏代表性。其三，差的數據質量使結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其四，小的時空尺度進一步降低了結果的可信度，并使之與普適性無緣。層級／尺度理論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導過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導過程。

除荒漠化、生物滅絕等之外，對倒“U”型曲線驗證現有最大的挑戰也許是人均收入超過轉折點的國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長：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蘭、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個國家的人均GNP超過8000或10000美元；除俄羅斯、捷克收入減少，阿聯酋、科威特增幅較低外，1996年其余20個國家增幅皆超過50％，其中10個國家達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則全部猛增，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可見，轉折點只是環境轉變論的“臆想”。

(二)物質關系與“零和游戲”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物質而非資本關系。而物質既不能被創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滅——1公斤黃金放到世界末日還是1公斤黃金，有的只是轉移——如物質在上游的流失與在下游的堆積。故人與自然的關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雙贏”——經濟發展是把自然物轉化為人工物，人類(富人、窮人)所得(如越來越多的雞B)必為自然所失(如越來越少的鷹和雞A)，富人所得必為窮人所失。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戲”，資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類自己玩的把戲——“雙贏”只是一種自欺，經濟增長并非對環境有益，進而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人與自然的物質、“零和”而非“雙贏”的關系，則從根本上否定了環境與經濟倒“U”型關系的成立。

污染轉移，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城市向鄉村、上游向下游、陸地向海洋，乃至隨大氣環流的全球性轉移，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環境與經濟倒“U”型曲線形成和只在少數國家、相對小的指標集下出現的原因。局部地區、一些小國可以不需要鋼鐵、水泥、熱電、石油化工、印染、采礦等高耗能、高污染產業，但對總體、對大國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人們可以通過進口替代高風險、加劇水土流失的農業和保護自己的森林，但總是要有生產糧食、出口木材的國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區，一些國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廣大地區、其他國家的污染加重為背景的。對那些有確鑿證據且你已親眼看到的“雙贏”結果，也不要相信，因為那必然是一種把廢物和污染留給別人的結果，如服裝業為主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環境良性循環，即是通過進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業排除在區域外形成的。

(三)“獨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數量壓力是環境退化的獨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為環境退化的獨立要素，人口數量壓力表現為壓迫生物的“閾密度效應”，即當人口密度超過某一限值，生物種群便會衰退或消失。“閾空間”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間下限(km2／個，群)；“閾密度”指生物對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閾空間”與生物的體型、營養級正相關，即體型越大，在食物鏈中的位置愈靠后，閾空間便愈大；同“閾密度”反相關，即閾空間愈大，生物對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從r－對策物種到k－對策物種，閾空間呈階梯式陡增，閾密度呈階梯式陡減。猛禽，如毛腳鶩、游隼需12－28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參種群的生存僅需幾平方千米。中國犀牛的閾空間為1.5×104km2(沼澤、丘陵林地)，閾密度為2－3人；東北虎的閾空間為0.54×104km2，閾密度為26人；黑熊的閾空間為數百平方千米(1只約需10－20km2)，閾密度為65人；紅松的閾空間為300－500km2，閾密度為40人。故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別是k－對策物種滅絕的速度加快——當代生物滅絕速度數百倍、上千倍于地質年代(自然狀態下為每1000年1個，而今每天便有3個物種滅絕)，即是人口爆炸性增長形成的強大“閾密度效應”的必然。人口數量對生態／環境作用的獨立性表明，(僅從生態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獵殺，單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會對k－對策物種造成致命的傷害。

人口數量壓力作為環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現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應”。按土地承載力的概念，對環境的各種沖擊量(驅動力)均可歸化為一定消費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規模和消費水平。“基本需求效應”的形成，在于數量與基本消費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沒有基本消費的數量)，基本消費與非基本消費相比而言的剛性(人可以不坐飛機，但絕不可以不吃飯)，特別是基本消費品生產要素(土地、水、氣候及其空間配置)的短缺，以及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對自然系統的外部性——森林毀壞、草場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種滅絕等。而基本消費品生產的艱巨性，則促使人們增加投入(化肥、農藥、機械動力)，進而加劇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搞錢容易搞糧難”是一個普遍性問題。1950－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增長5.6倍(由近7萬億美元到46萬億美元)，而谷物產量在大量投入下僅增1.9倍(由6.4億噸到18.55億噸)。1998年，中國長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災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在人口數量壓力下——擺脫貧困，追求溫飽——毀林墾荒的必然惡果。人口的“閾密度效應”和“基本需求效應”表明，減少人口數量對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數量與結構

(一)“人口紅利”

人口對經濟的影響被一些人進一步歸結為年齡結構的變化：在人口轉變初期，人口數量增長迅速導致社會負擔加重而對經濟發展不利；到第二階段，人口數量增長減緩帶來社會負擔減輕而有利于經濟發展；進入第三階段，人口增長趨于靜止，人口結構趨于穩定，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趨于中性。一些研究還得出以下結論：人口年齡結構紅利因素在東亞經濟奇跡中的貢獻率為1／3至1／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對近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為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口紅利”效應，盡量延長“機會窗口”的開啟時間，中國必須放開二胎生育，實施人口“可持續不減”戰略。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追求“人口紅利”所要付出的代價，除人口和就業壓力外，還有資源／環境壓力的持續和增大，進而生態／環境惡化的加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生態／環境在總體上趨于惡化：森林嚴重退化，支持覆蓋率的多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積為367×104km2，占國土面積的40％；七大河流已成“懸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產值處于江河洪水位之下；荒漠化土地為262.2×104km2，占國土的27.3％，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四億人口和其耕地、家園處于荒漠化的威脅之中；耕地以中、低產田為主(78％)，且處于質量遞減狀態；江河斷流時有發生，湖庫干涸不斷出現，農業嚴重缺水，人畜飲水困難，1／2城市供水嚴重不足，地下水嚴重超采；江河嚴重污染，3／4河段已令魚類無法生存，4／5人口飲水受到污染，1／4人口飲水水質不良；大氣污染嚴重，幾乎所有城市的TSP(總懸浮顆粒物)都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澇、干旱、生物災害、地質災害規模擴大，近岸海域赤潮瀕發；大型哺乳類、爬行類、鳥類瀕臨滅絕，鼠類興盛為災等。

合理的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無疑是有利的，但與人口壓力、就業壓力及由此帶來的各類社會問題相比，與之相關的“人口紅利”只能算是“蠅頭小利”。環境的總體惡化不容置疑地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通過拼資源、拼環境換來的，東亞的經濟奇跡同樣是以生態／環境的嚴重退化為代價的——與經濟增長付出的環境代價和人口增長對環境退化的加劇相比，提高出生率以延長“機會窗口”的開啟時間則更是得不償失。考慮到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作用，特別是所付出的巨大環境代價，東亞1／3至1／2的人口年齡結構貢獻率便只能是一種“天方夜譚”；對“人口紅利”的追求，將形成增加人口的“人口紅利陷阱”而使中國在人口數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二)“常量人口”

與“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相比，“常量人口”的“中性”觀——一個數量、結構趨于穩定的人口不再作用于經濟和環境——則純屬杜撰。“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觀點，最早是美國于1984年在墨西哥召開的聯合國人口與環境會議上所提出的，他們認為“人口增長是中性的”；其理論表達則見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接著，“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觀又由經濟擴展到環境——人口，不論其規模有多大，當其數量趨于穩定時，對地球生態系統的沖擊量便會消失。于是，一個“常量人口”不再對環境構成壓力的幻覺便被制造了出來，以致有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把中國人口規模穩定在16億，便不會再加劇生態／環境的危機。

人口數量在穩定時不再影響經濟發展和對環境構成壓力，這不僅是極其令人費解的，而且也是與環境沖擊量公式I=PAT(式中I為沖擊量，P、A、T分別代表人口數量、消費水平以及技術對環境破壞程度的指數)。和人口的“規模效應”相矛盾的。人口數量不是“虛無”的，而是負荷著消費，進而負荷著相應的經濟規模、資源耗費和污染排放的。在消費一定的情況下，不同規模的“常量人口”所對應的經濟規模，耗費的能源、礦產，排放的廢物、廢氣，進而對環境的沖擊量顯然是十分懸殊的。人口為0.31億的加拿大，商業能源消耗、CO2排放只占全球的2.52％和1.80％；人口為2.73億(現已達3億)的美國，對應數字則為加拿大的9.09倍和12.96倍，占到全球的22.93％和23.36％；中國的商業能源使用量、CO2排放量為孟加拉國的45倍和146倍，除高出孟加拉國1.11倍的人均GDP外，根本原因便在于為孟加拉國10倍的人口。對中華民族來說，2－3億的“常量人口”不會危及生存和可持續發展，而為16億時，便存在著隱患。

對“常量人口”“中性”觀的理解，這里只能做以下猜想：其一是不變化不作用。人口可分為“存量”、“增量”兩部分，而“增量”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變為“存量”；當“增量”為零時，“存量”便為“常量”——這便是時下關于當今人口雖然比二三十年前多得多，但由于“增量”趨緩而不再作用于經濟、環境的奧秘。與“常量人口”對應的影響經濟、環境的“變量人口”，可以是“人口增量”，即人口除“存量”的“增量”部分；也可是“增量人口”，即一個增長著的，包括“存量”和“增量”在內的整體人口。其二是蔭蔽因果關系的統計零相關(或極弱的相關)。當一個自變量趨于穩定而為“常量”時，其與因變量的關系便變得極弱或為零。統計相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手段，但其既可顯示因果相關(自變量處在變化中)，也可蔭蔽因果相關(自變量為“常量”而不變化時)，更可使無因果關系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高度相關——如果你把它們放在一起作相關分析的話。東亞“人口紅利”研究中年齡結構1／2至2／3貢獻率的結論，“常量人口”“中性”觀的形成，即是統計相關對極重要乃至根本性因果關系——人口數量、結構與經濟、環境之間的關系——蔭蔽的典型。而“常量人口”不作用于經濟、環境等相關論述，也皆以此為源。

(三)“分母效應”和“規模效應”

“分母效應”和“規模效應”是一個如同“飲食男女”那樣不言自明的，不需用發展經濟學理論去證明的“公理”和“常識”，但對其進行詮釋卻有助于對人口數量根本性的理解。

僧多粥少，過高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近千人)使孟加拉國陷于貧困且少有選擇余地。“分母效應”使龐大規模的人口成為并將繼續成為中國大國道路上的絆腳石。2005年，中國GDP總量為22350億美元，占全球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5％，僅少于美、日、德而居全球第四位，但人均1703美元僅排全球第110位，只有世界平均的1／4、日本的1／24和美國的1／25。而眾多的人口形成的“規模效應”，則使“糧食安全”問題長期困擾著糧食總產量居全球第一的中國——在養活她的國民上舉步維艱，并使一部分農民陷入人多地少的人口一資源性貧困之中。中國的人口已多到既難以承受之重，又難以承受之輕的地步：20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在相當程度上即是以龐大規模人口為背景，自然災害引起糧食減產(約15％)而誘發的食物“邊際供給量”減少所致；如果每人每天多吃50克肉，按4：1的糧肉轉化率和13億人計，便意味著全年要多消費0.95億噸糧食；從“全球資源共享”出發，到國際谷物市場上購買中國所需糧食的20％－30％的專家建議，也同樣因為龐大規模的人口而不能如愿以償。把世界市場谷物的一半乃至全部賣給中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世界養活不了中國，中國只能自己養活自己，也必須自己養活自己。

相反，少量人口使澳大利亞、加拿大在貧瘠的環境中實現了富裕；地廣人稀和高人口一資源比成就了美國的大國地位，并使其成為世界最大的糧食供應國(美國提供著全球50％左右的貿易谷物，100多個國家依靠從北美進口糧食)。1988年，美國谷物的消費超過了生產，原因是當年谷物產量因嚴重干旱減少了1／3，大體上與常年谷物的出口量相當。這里的問題是，若美國人口同印度或中國一樣多，它還會有剩余谷物以供出口嗎?對照中國20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美國在1988年又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顯然，低密度的人口既為美國提供了選擇機會，也為世界提供了選擇機會。少量人口優勢的又一突出例證是俄羅斯在前蘇聯解體后的崛起——以國際能源的強勢需求為背景，利用石油和天然氣(約一半的石油生產量用于出口)。這里同樣的問題是：若俄羅斯的人口同印度或中國一樣多，它還會有多少石油和天然氣可供出口，石油還會是一張堅挺的“王牌”嗎?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除了石油和天然氣，俄羅斯迅速而令人矚目的崛起，還在于它只有少量的人口。

(四)層級和尺度

尺度是被研究事物或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度量。其基本概念為規模：時空跨度，粒度／分辨率(最小時空單位)和量度——一定規模、粒度下觀察或模擬結果的計算，如一個樹輪盤(年輪)對千年尺度(規模)上年變化(分辨率)的顯示。其基本特征是，小尺度測得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推到大尺度上——小尺度的景觀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主導過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上的主導過程。由是，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所界定的尺度，改變研究范圍將導致不同的結果。如藻類生產力與浮游動物生物量的關系，在每三天一次的測定中為負關聯，在每六天一次的測量中則呈正相關——非常不一樣的結論也許僅僅是由于研究中采用的尺度不同。同樣，在小尺度上能做到的，在大尺度上也不一定能做到，如通過幼蟲寄生，小繭蜂可滅絕寄主慶網蛺蝶的局域種群，但卻無法使慶網蛺蝶的整個集合種群滅絕。小繭蜂是姬小蜂的寄主，姬小蜂的特點是寄生率的顯著正密度相關和廣食性。當小繭蜂的種群較小時，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相對較小(姬小蜂的廣食性使它并不依賴于小繭蜂)；當小繭蜂使慶網蛺蝶種群行將崩潰，也即其種群規模達到最大時，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也上升到最高——小繭蜂被姬小蜂大量消滅，慶網蛺蝶由此逃脫了被滅絕的厄運。

層級或等級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具有一定結構、功能和尺度的層級或等級系統。從蝌蚪與它的一洼水到亞馬遜雨林，地球生態系統按組織水平從大到小可分為不同的層級——生物圈(全球)、生物群系(區域)、景觀、生態系統、生物群落、生物種群、個體、組織、細胞、分子。每一生態系統都處于一定的層級，具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尺度；每一層級都是由不同要素組成的亞系統或整體元。而整體元，一方面表現為對其低層級自我包含的整體性和制約性，另一方面表現為對其高層級被包含的部分性、從屬性和被制約性。在這個等級系統中，其一，高層級的行為、動態呈大尺度、低頻率、慢變化特征，低層級則表現為小尺度、高頻率和快變化特征；其二，通過兼容，小尺度上的非平衡性、異質性可被轉化為大尺度上的平衡性和均質性，并導致復雜性的增加；其三，低層級是高層級的子系統和基礎，高層級由低層級構成并對低層級逐級制約；其四，不同層級的問題性質不同且處在差異巨大的各種尺度上，須在不同層級上研究解決。

一切自然、社會系統都居于地球生物圈一定的層級，具有一定時空尺度和對總體的不同重要性。層級／尺度理論對理性人的告誡有五方面：第一，高層級／大尺度系統或總體(以下簡稱高層級系統)的目標、利益，包容著低層級／小尺度系統或部分(以下簡稱低層級系統)的目標和利益；而低層級系統的目標、利益卻不一定體現高層級系統的目標和利益。由是，低層級系統對高層級系統的服從，便是一種合理。第二，各層級或各系統的問題必須在該層級或該系統內解決，跨層級或系統的解決必然會招致混亂乃至會導致系統崩潰。解決狼群繁殖過剩的正確方法是節制生育／系統內解決，通過大量捕食羊群／系統外解決只能使羊群和狼群都歸于滅絕。人類即是繁殖過剩的“狼群”，社會和自然危機的根源即在于錯誤的系統外解決。第三，低層級系統發生的關鍵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子、規律和影響重大的事件，在高層級系統中或只是非關鍵過程、起次要作用的因子和規律，或影響甚微，或根本不曾發生；而在高層級系統發生的一切，則由于逐級控制而對低層級系統有著根本和重大影響。地球上山崩地裂于太陽無絲毫影響，而太陽的輕微變化(如耀斑、黑子)則會對地球帶來巨大影響；人類文明的興衰與自然毫不相干，而自然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人類文明——久旱不雨會觸發導致王朝覆滅的“雪崩”，地球進入冰期必定會造成人類社會的萎縮。第四，解決高層級系統問題具有對解決低層級系統問題的優先性。包容性表明，前者的問題即是后者的問題，解決前者的問題便是解決后者的問題，或有助于后者問題的解決；但后者的問題不一定是前者的問題，優先解決后者的問題將招致混亂，乃至會導致其系統的崩潰。第五，根據高層級系統對低層級系統的逐級制約、控制(狗搖尾巴)和在時空尺度上的巨大差異，試圖調控生物圈(尾巴搖狗)的任何人類行為都注定是不會成功的。

(五)數量與結構

縮減人口還是“人口數量可持續不減”關乎民族前途，是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根本問題和學術爭論的焦點。在操作層面，表現為“數量第一”同“數量與結構并舉”之爭。有學者甚至提出，必須打破“人口數量的緊箍咒”，走出“人口數量的陷阱”。

筆者的觀點是數量控制對結構調整的優先。從問題層面看，其一，對以人口不減或增長為條件的“人口紅利”的追求，將形成“人口紅利陷阱”，加劇人口過剩而得不償失；其二，人口數量過剩招致生存危機而屬“心膂之憂”，老齡化并非衰亡只是“疥癖之疾”。提高出生率以調整人口結構既不能有效緩解人口老化，又會阻礙老齡問題的解決，并使中國在“數量陷阱”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如果我們不能頂住人口老齡化(既往人口過快增長的代價和可持續的必須)的壓力和“人口紅利”的誘惑而放松人口控制，那么“人口數量陷阱”將變得更大更深而更難以得到解決；如果存在“人口老齡化陷阱”(以全球為參照，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尚不高且并未掉進“陷阱”)的話，我們也不能同時跳出兩個“陷阱”(“既有效控制人口數量，又顯著緩解人口老化”本身即是一個假命題)，而須做出取舍和選擇。

從層級／尺度理論看，數量控制對結構調整的優先性便同樣不容置疑。第一，在人口系統內部，數量與結構是同等重要的，老齡問題是應當避免的，“數量與結構并舉”是正確的；第二，在人口一經濟一社會系統中，人口數量帶來的問題——就業壓力、對經濟的“分母效應”、“規模效應”、社會保障等，同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老齡問題、勞動力老化等，便不再是等同的，而存在權衡利弊的抉擇；第三，在人口一社會一經濟～環境系統中，人口數量因“分母效應”、“規模效應”與經濟、環境的密切關系而使其重要性明顯超過人口結構；第四，在地球生態系統中，人類系統從屬于自然系統，人同自然的關系只表現在對環境的索取和影響上，而這又只與人口數量和相應的經濟規模(技術)有關，人口結構不再出現在這種關系之中。當承載量超過輪船的噸位時，其沉沒便是必然的，而不論上面裝的是什么東西——貨物還是生物，老虎還是人類；也不論上面坐的是什么人——男人或是女人，老人或是小孩，紳士或是乞丐，教授或是白癡……問題涉及的層級越高，或越是重大和宏觀，人口數量的作用便越大乃至決定著一切，人口結構的影響便越小乃至最終消失。

人口數量過剩屬高層級系統問題，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屬低層級系統問題，減少人口數量是人口與環境問題的解決對人口系統、人口－經濟－社會系統中數量與結構關系處理優先性的規定。堅持“數量與結構并舉”將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通過提高出生率(調整結構的必須和人口不減論的追求)對一個已嚴重過剩的人口進行結構調整，有如給本已脹滿的氣球吹氣而會將氣球吹破一樣。我們絕不能為調整人口年齡結構而冒招致經濟社會崩潰的風險，處理數量與結構關系理智亦是必須的做法是：先減少人口數量，然后再進行年齡結構調整。

[摘要]人口問題本質上是個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人口和經濟的關系，應如維持“自動平衡”的鷹與雞。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主義和發展壓力，發展的第一性是自然資源而非人力資本。污染轉移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與自然在物質上的“零和”，則從根本上否定了環境與經濟倒“U”型關系的存在；人口數量壓力是環境退化的獨立要素和首要原因。追求“人口紅利”所需的人口不減或增長將使中國在人口數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觀是統計相關對人口與經濟、環境因果關系蔭蔽而造成的一種幻覺。“分母效應”和“規模效應”使龐大規模的人口成為中國大國道路上的絆腳石，并使“糧食安全”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人少是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谷物供應國和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前提。“數量與結構并舉”意味著16億或更多人口災難性的長期維持；減少人口數量是層級／尺度理論關于解決高層級／大尺度系統問題優先性的規定。

[關鍵詞]數量與結構；“資源經濟”；“人口紅利”；環境倒“U”型曲線；“常量人口”；“零和游戲”；層

級和尺度；優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