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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工的規模和結構：一個對中國意義重大的群體

農民工的規模是驚人的。盡管由于統計方式的不同，對農民工數量的估計差別很大，但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計，全國農民工的總數也超過1億。浙江省2004年農民工總數在1200萬人左右，四川省從2001年到2004年，農民工數量分別為1260萬、1300萬、1370萬、1490萬人，其中跨省輸出的分別達到560萬、600萬、660萬、740萬人。農民外出務工人數占農村勞動力人數的比例，四川省政協調研估計，一般在40％左右，高的達到50％。四川省樂山市統計，2004年農村勞動力156萬人，轉移輸出的農村勞動力63.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41％。我國農村勞動力人數達到3.5億，其中富余勞動力估計有2.5億人。這是農民工群體能不斷擴大的原因。這樣數量的富余勞動力，使農民工的供應幾乎沒有限制。事實上，這些年來農民工的增長一直十分迅速。據有關統計，1994年全國農民工數量為6000萬人，1999年達到8200萬人，2000年達到8840萬人，2003年已有1.14億人，10年間農民工的數量翻了一番。

農民工的流向遍及全國各地。據四川省調查，農村勞動力向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轉移的比重較大，向省外轉移的比重上升，以東部為主，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加快。2004年四川省轉移到直轄市的農民工占8％，轉移到省會城市的占27.4％，轉移到地級市的占28.6％，轉移到縣城的占19.8％，轉移到建制鎮的占10.8％；在省內轉移的占50.3％，轉向省外的占49.7％。

農民工的結構可以從性別、年齡、文化教育等幾個層面來看。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組對全國的抽樣調查得出幾個結論：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務工，沒文化的人去務農；大部分農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職業流動經歷。這樣的結論和現在的情況基本是吻合的。據四川省2004年對農民工的抽樣調查，農民工中男性占51.2％，女性48.5％，比例比較接近；年齡分布中，25歲以下的48.4％，25～35歲38.4％，36～45歲10.8％，46歲以上0.9％，其中35歲以下占86.8％；受教育情況，小學文化7％，初中文化51.1％，高中文化36.4％，大專以上4.9％，初中和高中文化合計占87.5％；打工1年以下的占15.4％，1～2年占26.1％，3～5年占31.1％，6～8年占15.1％，9年以上10.2％。

從調查情況看，農民工群體是我國僅次于農業勞動者的第二大職業群體。農民工的數量，清晰地表明他們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分量。這樣規模的群體流動，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化中極為重要的現象。毫無疑問，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這個群體問題的任何忽視都是不應該的；展望中國的未來，這個群體的走向極為關鍵。

農民工群體的產生和存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村建設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研究也是從這個角度提出農民工的作用。這方面有許多數據的支持。比如廣東省2004年有進城務工人員2629萬人，對廣東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5％；四川省2003年農民工勞務收入為474億元，而當年該省財政收入為336.3億元。但是僅從經濟的貢獻來看待農民工群體是不夠的。這個群體的產生和存在，對于破解三農難題、對于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對于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對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意義，都是極為重要的。農民的非農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相對于中國這么大的農民群體來說，任何既有的制度安排都無法解決這么大規模的農村人口轉移。農民工的出現是農民在我國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自發走出的一步，這種離土不離鄉、并不改變農民身份的方式是現有條件下成本最小的一種人口轉移方式，也必然對現有的身份、戶籍制度和職業流動安排產生沖擊。這樣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是否蘊育和產生著未來社會制度安排中的某些積極因素，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不應僅從現有的制度安排出發去認識和把握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結構中有兩個重要特征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二是農民工相對農業勞動者來講是文化較高者，相對城市勞動者來講是文化較低者，這一高一低使農民工的素質提高存在動力和空間。農民工的年齡和文化特征表明他們是農村勞動力中最富競爭力的部分，也使留守農村的農業勞動者整體素質降低。這種情況的存在，短期內會使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受到影響。但長期來看，農民工大部分將回到農村，務工生涯對他們的鍛煉和提高將變為農村建設的強大動力，推動農村建設的發展。從更高的層面來看，這么大規模的人口素質的提高，對中華民族素質提高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工的流動，為農村的建設不斷注入新的活力，鍛造和提高著我們民族的人口素質。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農民工是農村的現在和未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

二、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提升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農民工從農民轉化為工人，從農村居民變成城鎮居民，有效地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教育培訓。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加強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提高農民工的素質，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

農民工的教育培訓，不僅關系農民工自身的競爭力，而且關系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加強農民工教育培訓的效益是十分明顯的。2004年四川省培訓勞務人員513.5萬人，其中培訓后獲得崗位證書的162.83萬人，占培訓總人數的31.7％，在當年的勞務收入中，據估計，農民工通過培訓，提高素質而實現的勞務收入增量達到50億元左右，約占全省勞務收入增量的50％。正因為如此，各地政府都采取措施加大了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力度。四川省實施了“千萬農民工培訓工程”，計劃用兩年時間培訓農民工1000萬人次，創造采取了訂單培訓、定向培訓、網絡培訓、品牌培訓等多種有效的培訓方式。

在農民工的教育培訓中，有三個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一是資金投入。培訓就需要資金，由于培訓量大，資金的需求也很大。以四川省為例，2004年農民工培訓資金投入有：國家投入勞務扶貧資金3000萬元，陽光培訓資金1600萬元，省、市、縣、鄉四級財政籌措資金2億元，民間投入勞動技能資金1億元，農民工自身投入培訓經費人均50元，達2.5億元，幾項培訓投入總額達5.46億元。二是農民工的培訓積極性。農民工是現實的，培訓是否符合市場需要，劃不劃得來，嚴重影響農民工的培訓積極性。事實上在四川的調查中，有20％的農民不愿意或不積極參加培訓，除了認識上的原因，農民工以為培訓一花成本，二費時間，三耽誤掙錢，特別是要交培訓費、技能鑒定費、交通費等費用，極不劃算。三是培訓的質量。培訓質量取決設備、師資、教材，也取決于對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把握，從調查的情況看，這幾方面都有待加強。

考慮以上情況，農民工的教育培訓要側重在降低成本和更加符合市場需要上下功夫。從構建農民工培訓的長效機制出發，有兩個方面的措施：

1.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和國民教育體系分開，本身就是不經濟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是實現農村勞動轉移的重要方面，因此，要立足現實做出長遠的考慮和安排。毫無疑問，把農村勞動力轉移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是必要的和現實的，也是成本比較小的方式。目前有的地方推廣的“初三分流”和“高中2＋1”培訓模式，讓職業教育和農村基礎教育結合，十分有效。但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要求出發還不夠。應該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在農村基礎教育中融入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內容，不僅為升學服務，同時在教材編排、課程安排、學制設置等方面作出綜合考慮，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服務；二是加強農村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鼓勵多種力量興辦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加大投入，培訓農村勞動力中高級技能人才。

2.加大流入地和用工單位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這有利于使農民工的培訓符合市場需要。目前農民工流出地的教育培訓工作由于當地轉移勞動力的壓力而動力較強，而流入地和用工單位由于農民工供給較大而產生培訓的動力不強。實際上流入地和用工單位對農民工的培訓更具針對性，應該采取措施推動這項工作。流出地著眼于農民工一般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培訓，流出地結合就業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要制定相應政策鼓勵用工企業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比如可以把企業對農民工的培訓經費計入成本在稅前列支，同時對職工培訓經費和職工工資的比例作出規定等。

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有一個擔心，就是會整體增加農民工的用工成本。我國現階段的許多企業是成本敏感型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使這些企業面臨困難的境地。去年和今年廣東等地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就是當地企業提供的農民工工資偏低。這種情況的存在是一段時期的現象。中國經濟不能總建立在低廉的用工成本上，這樣的經濟是脆弱和缺乏競爭力的。農民工素質和用工成本的提高，會倒逼中國經濟提升品質、調整結構、增加科技含量。中國在發展，中國經濟在成長，中國的農民工素質在提高。這三個方面應該是互相促進的，共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提高素質的作用是十分積極的。三、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和權益保障：一個問題的兩面

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是中國社會中一個弱勢群體。他們在城鎮中就業，但與城鎮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他們的正當權益時常受到損害，他們維護權益的渠道和手段都很少。農民工群體的弱勢，使他們的利益訴求具有最基本的爭取經濟利益的色彩，利益訴求和合法權益的保障具有一致性，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梢哉f，他們的主要利益訴求目標就是使其合理的基本的權益得到保障，享受一種與城鎮正式工人相同的無歧視的待遇。

從調查的情況看，目前農民工權益保障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問題：

1.拖欠工資問題。獲取報酬是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也是農民務工的主要目的。盡管2004去年開始，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下，農民工的欠薪問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拖欠工資的情況仍然存在。四川省農調隊調查，還有10％的農民工反映用工單位拖欠工資，人均被拖欠工資2040元，人均被拖欠工資3.7個月。建筑業拖欠工資的情況比較突出，其次是餐飲娛樂、個體工商和家庭裝修等行業。四川省清理拖欠工程款的統計數據表明，到2004年7月，全省拖欠工程款73.4億元，其中拖欠農民工工資2.77億元。此外，還有克扣工資的情況。四川省反映，有78.9％的農民工節假日加班不能足額得到雙倍工資。

2.工作環境和條件問題。一是工作強度大。大部分農民工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有的在10小時以上，而且休息、節假日還要加班加點。溫州市總工會的調查顯示，溫州市農民工一周工作時間54.89小時，平均每天9.14小時（6天）。二是工作環境惡劣。農民工所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作，一些企業衛生條件很差，一些農民工因此患上職業病，喪失勞動能力。三是安全得不到保障。進城務工人員是工傷工亡事故的多發群體。2003年四川省21個市州共發生進城務工人員工傷事故1994件，工傷人數3420人，工亡事故339件，工亡433人。不少用工單位沒有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四川省調查，一些地方的用工單位按規定發放勞保用品的只有20％，建筑、采礦等行業危險系數高，勞動安全保障

缺乏的情況十分嚴重。

3.社會保障問題。農民工普遍參保率很低，社會保障缺乏。四川內江市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僅占總數的5.2％，參加工傷保險的為14.1％，參加醫療保險的為1.3％；遂寧市參加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僅占農民工總數的1.4％，沒人參加醫療保險；成都市參加綜合保險的農民工不到10％。農民工參保率低，除了對保險和社會保障的認識不足外，還存在用工企業不愿支付保險費用、社保“門檻”相對農民工較高、缺乏針對農民工實際的保險制度安排等原因。農民工的低工資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使他們抗風險的能力十分脆弱。

4.子女教育問題。這是農民工十分關注且非常重要的問題。四川省農調隊調查，全省隨父母進城的學齡人口總人數在140萬人左右，這些農民工子女上學面臨三難：一是城里高昂的學習費用難以承受，據調查，在成都市上學的子女年均學習費用為2496元；二是上學路遠，農民工子弟學校大多地處城郊，上學十分不便；三是大多數農民工子弟學校簡陋，教學質量差。另外留在老家的孩子，由爺爺奶奶管教，導致不少“留守”孩子在成長和教育方面出現問題。還有的農民工帶著孩子四處流動，入學不穩定造成輟學。

維護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除了針對農民工具體的權益受損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建立完善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工維權自身素質，加大對農民工維權和權益保護監督等方面以外，有兩個問題很重要：

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努力消除農民工的身份限制。農民工權益受到損害，處于受歧視地位，大多與其身份有關。在城鄉二元結構下，戶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鄉分隔、阻障農民工流動就業的主要障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市場，為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消除農民工的身份限制指明了方向。各地貫徹中央精神，統籌城鄉就業，探索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思路。1995年浙江蒼南縣龍港鎮率先為農民進城辦理城鎮戶口。2000年，浙江全省取消了進城控制指標和“農轉非”計劃指標，并對進城落戶人員的待遇享受作了政策規定。2001年，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浙江衢州市實行“零門檻”落戶政策，在市區居住或有就業崗位的人員，及其共同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在市區登記為常住人口，嘉興市則只要在市區購房，即可落戶。總體看，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消除農民工的身份限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做出面向未來可行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二是制定、完善保護農民工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農民工權益的維護涉及面廣、難度大；必須有法可依，納入法制化的軌道。目前在農民工中存在的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合同文本不規范、條款不合法的問題，反映了農民工維權的法制現狀。浙江溫州市非公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僅占38％，集體合同簽訂率僅占34％，個體業主與雇工簽訂勞動合同僅為8.2％。這種情況使得農民工的權益維護沒有有效的保障。制定完善的針對農民工的法律法規，從目前的情況看，包含了對現行法規政策的清理，要堅決消除對農民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性政策，補充和完善保護其“國民待遇”和合法權益的條款，同時，要盡快出臺針對農民工權益維護統一的法律、法規。針對農民工目前依法維權能力較弱的情況，要動員各有關方面，開展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幫助他們維護合法權益。

四、農民工的組織化：不僅僅是維權的需要

農民工的弱勢地位和組織化程度低是聯系在一起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目前仍處于散沙狀態，這導致農民工在與企業主談判時處于弱勢，表達利益的渠道少，維護權益困難。農民工這種組織化程度低的狀態，不利于對他們的管理和服務，在他們權益嚴重受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會出現無組織的抗爭行為，給非正規的地下組織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把農民工組織起來，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不僅是農民工維權的需要，也是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的政治要求。

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首先有一個群體定位的問題。農民工不同于農民，也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工人，他們有特殊的利益訴求，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從農民工的工作性質來講，農民工是工人階級的新成員，他們作為新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和傳統工人的區別與中國社會的轉型緊密聯系在一起。黨的文件明確提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定了農民工的階層定位。

把農民工看成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就使在農民工中建立工會成為他們組織起來的重要方式。農民工不同于傳統工人階級的新特點，使農民工中組建工會工作迫切需要理論創新和組織創新。

目前農民工中組建工會的工作正在深入開展，但從調查的情況看，農民工入會率不高。四川省總工會調查，成立了工會組織的縣以上35050個企業中，進城務工人員有64.7萬人，進城務工人員加入工會的有23.5萬人，占這些企業進城務工人員的36.43％。農民工人會率低的原因，一是有些企業負責人不愿建會，認為成立工會是給自己找麻煩，而且增加了企業成本。二是有相當多的企業工會發揮維權作用不夠或不敢維權。一些農民工工會干部擺脫不了被雇傭的現實，無法開展維權工作。農民工的主要利益訴求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工會不能很好地發揮維權作用，使他們加入工會的積極性受到影響。三是農民進城務工的方式比較復雜，增加了組建工會的難度。農民工務工的形式多種多樣，所在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很多農民工工作不固定，流動性強，農民工中組建工會的工作面臨十分復雜的情況。

最大限度地把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關鍵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要創新方式。根據農民工工作的實際情況，靈活設置工會，不搞一個模式，不按傳統職工工會的評價方式來衡量。比如推行工會主席委派制，由地方工會委派工會主席在—個企業或幾個企業開展組建工會的工作，工會主席的工資由上級工會負責，這樣有利于農民工工會在這些企業中真正發揮維權作用。又比如根據地區的特點，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街道、社區、鄉鎮、工地組建社區工會、工地工會、項目工會等新型工會，根據行業的特點組織農民工行業工會，根據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的情況形成工會共管機制等。二是要切實維權。保障合法權益，是農民工最大的利益訴求，也應該是農民工工會最重要的職責。工會只有真正發揮出這樣的作用，才能取信于農民工，贏得農民工的擁護，成為名副其實的職工之家。

做好農民工的黨建工作是把農民工組織

起來的十分重要的方面。農民工這么大的群體應該成為新時期黨建工作的一個重點，讓農民工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新時期鞏固黨的群眾基礎才會落到實處。把農民工組織起來，還要鼓勵支持黨領導的各個群眾團體，如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在農民工中建立組織，竭誠為農民工服務；一些行業協會、團體，也應允許其在農民工中發展。

農民工的組織、管理、服務是相互聯系的。從調查的情況來看，對農民工的管理存在不規范、交費項目多、農民工負擔重的情況。四川省社調隊調查，2004年，農民工辦理暫住證人均38.78元，辦理健康證人均交納41.81元，辦理務工證人均24.09元，辦理計劃生育證明18.94元，此外還有其它各種費用人均267.61元，這對農民工來講，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對農民工這個龐大的群體而言，正視他們的利益訴求，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僅是農民工組織的目標，也應該體現在對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中，從而真正落實對他們的非歧視性待遇，讓他們感受黨和政府的溫暖。

農民工群體是中國特定的社會群體，他們的出現和存在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這么一個龐大的群體的組織化，對于中國社會管理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組織化將影響這個群體的未來，并進而影響國家的未來。重要地是要深刻認識農民工群體出現和壯大對于中國社會進步的意義，高度重視和積極解決存在的問題，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引導推動這個群體發揮出在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積極作用，使他們真正成為中國產業工人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腳步更穩健、更堅定。

【內容提要】本文從農民工的教育培訓、農民工的權益和農民工的組織化等方面，對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農民工對于中國經濟社會進步的意義還需要進一步引起重視。我們要立足中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整體考慮和采取更為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導農民工群體成為塑造中國未來的積極力量。

【關鍵詞】農民工/問題/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