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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產階層社會過程漫長

一般來說，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來看，中產階層是指社會中所處于中間部分的一個階層。而這個階層有人把它看作是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費的人群。當然也有人把中產階層看作是一種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按照這種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而描述其消費傾向。按照這樣的標準，在目前不少發達的國家中，這群人占整個社會總人口的80%。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中堅力量，也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對于中國，與中產階層社會的出現應該是相去很遠，盡管有中國政府機構就指出，在2005年，中產階層就達2億人，中國也會開始步入中產階層之社會，但這實際上與13億人口來比還是太少。

而且這種觀點是過分樂觀了，因為中國步入中產階層社會并非一蹴而就的，而且是有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即使是全面的小康社會得以實現之日，但中產階層社會也不一定會到來。因為，盡管近2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飛躍的發展，民眾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人真的富裕起來之外，中國有多少民眾達到了上述所認可的中產階層的標準呢？別看現在房地產市場與汽車市場是如何風風火火，但是真正能夠有能力買房買車的人都是鳳毛麟角。而更為重要的是8億多農民還根本沒有進入城市最低的生活水平線上。也就是說，目前達到中產階層水平的人所占的比例還是很少。

還有，別看800萬多元一輛的轎車有人購之、幾千萬一幢的豪宅門庭若市、揮金如土的“天上人間”類娛樂場所車水馬龍，連看慣了大世面的外國人都會為之遜色。但是，這些事情對于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特別是對那些生活在貧窮的農村地區的農民來說，連夢都做不到的東西。看看每天我們邊上所發生的事情，就知道中國民眾與中產階層的生活有多少遠！早幾天偶爾乘了一次公共汽車，一進車內只見人擠人、人迭人。我就問乘務員，是不是每天都是如此。她告訴我，任何時候都是這樣。為什么？不就是民眾為了省一元（有一種公共汽車兩元車內則很空）而寧可這樣做嗎？如果民眾的收入高一點，有誰會愿意這樣做呢？更何況想通過一元一元地省出來買車買房不知要多少年？再來看生活在中國大多數中小城鎮及邊遠地方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其收入水平肯定會比北京的民眾要低，那么這些人要步入中產階層是遙不可及了。

分享的社會經濟成果還是太少

現在要問的是，為什么改革開放了20多少年了，盡管民眾的生活有所提高（那僅是在極低的水平上上升），但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這些人所分享到的社會經濟成果還是太少。如果中國社會還是以這樣的速度發展，那么再過20年后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會提高多少呢？更不要與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相比了。而大多數人不能富裕起來，那么中產階層社會如何來形成？也就是說，在目前中國這樣的條件下，中產階層社會形成還存在許多困難與障礙，但是這些的困難與障礙又在哪里？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可以化解這些困難與障礙呢？我們先舉兩個正反兩面的例子，然后做點分析，或許從中能夠獲得一些啟示。

據報道，在淮河蓄洪區安徽霍邱縣有一個集鎮叫馮井鎮，它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中部地區農村。但是正是這個小小村鎮的1100多名農民卻牢牢地占據著北京中關村CPU芯片市場60%以上的市場份額。這些農民中多以有百萬資產，也有上千萬資產而成了真正的有產者。但誰會想到這個鎮的農民從農村走出并成為真正的有產者也只不過十幾年的時間呢。1989年馮井鎮的一個只有初中文化19歲的年青農民闖蕩到了北京的中關村，開始時他以賣苦力方式謀求生計。為了生計，他開始什么活都得干，如搬運、打雜、業務員等。也正是在這里激勵競爭的磨練中，他開始長知識、長識見、長能力、積累資本。一旦有一點點機會，他就辦了一個小的公司經營CPU芯片生意。當他的經營站穩了之后，越來越多的馮井鎮的農民也走進了中關村，打拼著中關村的CPU芯片市場。這些人一走進中關村，幾年前還是識不多少漢字的農民，幾年后則成了在數分鐘內能用復雜零件組裝一臺高性能電腦的高手。可以說，這些文化水平低、知識少、資金缺乏的農民，經營高科技產品肯定不是他們的優勢，但是他們走入一個好的環境、一個激勵競爭的市場中，這就讓他們的積極性與潛能得到了充分地發揮。一旦個人的潛能能夠充分地調動起來時，何事不可為呢？

企業與政府產生沖突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據《南方周末》報道，在20世紀80年代初，河北省有一個盧龍縣，該縣城關公社四街第四生產隊有62戶農民，由于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把集體的財產被分成2.4萬元現金和價值2.5萬元的機器設備，而姚青山等32戶農民分得這些機器設備。得到現金的30戶農民分錢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機器設備的農民在姚青山的帶領下辦起了永平紙箱廠。10年后，這個當初的小紙箱發展到了總資產達2000多萬元的企業集團，成了盧龍縣最大規模的企業。面對著企業的發展，盧龍縣政府開始向該企業伸手，試圖將該企業納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業與政府產生了嚴重的沖突。1992年6月，盧龍縣政府突然派出縣審計局進入該企業集團進行審計，并宣布停止該企業的一切經濟活動。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遭到以姚青山為首的32戶農民強烈抵制。32戶農民極力主張，該企業是由他們合伙出資建成，政府沒有出一分錢，未經全體股東同意，任何人都無權決定處置企業的財產。這下可惱怒了政府，一方面縣檢察院以莫須有的罪名批準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縣法院作出該企業“破產”的裁定，縣政府隨即組成多個部門參加“破產清算小組”，將該企業的產成品、部分機器設備等于廉價變賣。不下幾個月，這個曾經是當地經濟支柱的企業，很快就灰飛煙滅。姚青山打入牢房，其他農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過去。

這兩個案例說明了什么呢？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并不在于民眾的知識教育水平、個人能力及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在于一種制度安排是擴張民眾的生活權利的空間，還是控制民眾生活權利的空間，甚至于剝奪民眾個人生活權利的空間。如果是前者，個人的原初的稟賦僅是個人發展的一個方面，并不是個人發展的全部，重要的是這種機制能夠激勵民眾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潛能發揮出來，激勵民眾努力而為。我多次強制個人生活權利的張揚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最大動力，道理就在這里。如果是后者，當個人的生活權利空間被剝奪、個人的財富被掠奪的時候，那么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一定會停滯不前，甚至于停止。連社會經濟發展都停止了，中產階層如何可形成呢？

可見，如果政府與民爭利，如果政府隨時都想控制民眾生活權利的空間，如果政府要想掠奪民眾個人財富或其財富掠奪得不到保護，那么中產階層社會要形成是不可能了！這就是中國中產階層社會形成的最大障礙與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