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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1942年R．K．默頓發表了關于科學的規范的論文，該文引起了A-417極大的重視，也引起了人們的爭議。默頓規范是哲學問題，還是社會學問題?需要對這一規范提出的社會背景進行考察。默頓規范提出的時代正是二戰時期，在知識界人們知識觀的混亂需要對生產知識的科學進行重新審視，而同時科學本身的體制化已經發展到了必須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地步。在這樣的背景下，默頓提出的科學的規范結構解決了那個時代科學與民主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默頓規范；二戰；知識社會學；科學體制化

1默頓規范的提出

1942年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R．K．默頓在《法律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雜志》的創刊號上以《論科學與民主》為題發表了其關于科學的社會運行規范的論文。這篇論文論述了作為社會建制的科學在社會中運行時所遵循的四條規范：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但是默頓在當時并沒有明確科學的規范結構的提法，而是以科學的精神氣質代之。后來，該文又以《科學與民主的社會結構》為題，收錄于默頓的《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1973年，由N．w、斯托勒負責主編的默頓關于科學社會學的專著《科學社會學》中，該文正式以《科學的規范結構》為名收錄其中。

默頓創立科學社會學以后，本文以及《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兩篇文章被作為默頓學派的指導性著作。其后來的弟子們大多也是沿著這兩篇文章確立的研究課題進行研究的。默頓指導的研究生們圍繞這些文章中提出的問題對處在社會中的科學運用社會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我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并且默頓規范也被很多人應用于科研規范的制定之中，成為國內科研規范的基礎性理論。但是，默頓規范提出以后，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置疑，其中主要的問題在于這種規范的可行性，也即其在社會中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是否科學的運行真的在遵循這些規范?更有人針對這些觀點提出了頓規范是一個應然問題，而非實然問題，把它上升到哲學的高度進行研究。那么，默頓規范到底是哲學問題，還是社會學問題呢?默頓規范提出的背景與目的又何在呢?

我們認為，對任何一種理論和事物的考察最好把它放到其自身所處的環境中。對于事物的考察要把它放到周圍的環境中進行研究，考察其相互之間的作用與關系；對于理論的考察應該把它放回到這一理論提出的社會背景中，分析理論提出的目的與意義，而不能斷章取義。對默頓規范的考察也要這樣，分析其提出的社會背景，以期更加明確這一規范提出的目的與意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考察一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社會環境，我們就可以很明白地理解默頓為什么以《論科學與民主》為題發表此文，而沒有直接提出科學運行的規范問題。當時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是作為真理提供者的科學已經不再是民主社會中最民主的內容，相反，科學在戰爭中由于種種原因已經成為專制的工具，進而科學本身的民主也受到了威脅。在這一時期，很多的科學家受到迫害而背井離鄉，戰爭的創傷使默頓思考科學與民主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中，這個時代的學者們的知識觀也發生了極大的混亂，科學的客觀性與真理性受到人們的置疑，傳統的知識觀已經開始失去其立足的合法性，而要對此進行研究，人們就不得不從知識產生的過程——科學中進行探索。還有一個促使人們開始對科學本身進行研究的原因就是科學在這個時代的體制化已經基本形成，大科學時代正在來臨。正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促使默頓提出了科學的規范結構，這一理論的提出，主要的目的——在當時——是為了為科學爭取民主的權利，而不僅僅是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為科學家的研究訂立行為規范。因此，默頓規范的提出以及進一步的研究應該是一個社會民主的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提出的目的也是為了在社會中為科學的正常運行爭取良好的環境，促進作為整個人類事業的科學的發展。

2戰爭對科學研究的束縛

1939年，法西斯德國突襲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次戰爭與20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在戰爭中，列強們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各式各樣的武器被首次應用于戰場，其中包括坦克、飛機、毒氣等等。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被各國重視，他們為科學家提供良好的科研條件，保證戰爭的急需。尤其是化學工業的產物——毒氣作為最新式的武器被應用于戰場上取得了有效的殺傷效果，而新型的機械化武器——坦克也被應用在戰場上。各國都爭相為科學家提供優越的條件保證科研的進行，極少有對科學家的迫害與驅逐。但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基于法西斯的民粹主義思想，尤其是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宣揚世界上只有亞利安人的科學才是最優秀的科學，對于從事科學的人首先需要進行社會身份的確認，只有那些符合要求的人們才能夠進行科學研究，而那些非亞利安民族血統的人則應該被排斥在外，他們所做的科學研究也是邪惡的科學。歷史上，牛頓、伽利略等人，都是亞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歐血統，所以他們創立的科學是合法的，是好的。而近代物理學則由于是猶太人為主作出的主要貢獻，所以這門科學是應該受到排斥的，從事物理學研究的人不應該具有猶太血統。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應該被剝奪科學研究的權力。

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法西斯國家對科學家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許多世界級的科學家被迫背井離鄉流落他國。甚至于連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也難逃這樣的厄運。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以后對科學家大肆迫害，愛因斯坦由于當時身處美國講學才免遭毒手。但是后來他也被德國法西斯剝奪了國籍，被迫加入美國國籍，成為流落他鄉的科學家。在后來的工作中愛因斯坦上書羅斯福總統，推動了美國原子彈的研究。二戰期間不僅在法西斯國家，而且在其他盟國也出現了學者被強迫從事非研究工作的事情，許多學者被征人軍隊參加戰爭，并在軍隊中從事與研究無關的事務。

科學研究本身要求社會對科學提供民主和諧的環境，而不能因為戰爭和政權的專制影響研究的進行。在挑選科學研究人員的時候也不應該有其他的門檻限制。但是法西斯的理論和戰爭的需要使得許多科學家不能從事自己的研究，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心愛的科學研究而通過其他的手段謀生或者服務于戰爭的需要。在進入科學的大門口，社會身份的因素成為最重要的內容，而不是一個人的興趣、愛好、潛力等等，更不會考慮科學作為一種職業的要求這種最重要的因素。能夠進行科學研究的只有那些具有亞利安血統的人。同時，很多國家在進行戰時科學研究的時候也無暇顧及科學本身的規律，時效性成為戰爭中最緊要的問題。為了達到能夠在戰場上早日使用武器戰勝敵人的目的，戰時的科研不計代價，成為一個無底洞。根據默頓的觀點，科學中應該具有一種普遍主義。這種普遍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應該向一切有才華的人敞開，使任何想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的人都能夠有機會從事這項服務于全人類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惟一的選擇標準就是職業的選擇與評價，而不能把候選人的其他因素考慮在內。所謂亞利安人的科學其實就嚴重違背了科學的這個要求。它把進入科學的人以血統為標準進行分類，而不是按照科學本身的標準進行，這樣，科學中的民主被扼殺了。

普遍主義的另一個方面是針對科學成果的評價提出的，即對科學成果的評價不能與成果的作出者的身份聯系起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科學成果的客觀性，同時對于成果的作出者也體現出公平與公正。但是根據法西斯的民粹主義思想，只有具有一定血統的人從事的科學才是好的科學，其他民族的科學都是不合理的。這樣在哲學上他們走向了相對主義，在實踐中，他們排斥了對整個人類有益的科技成果的認同。這無論是對于成果的作出者還是科學成果本身都是不利的，對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也是不利的。不僅科學成果作出者的民主沒有了，而且把科學知識的民主也拋棄了。正因如此默頓提出的普遍主義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它為人們敲響了科學中可能會出現專制的警鐘。

3知識社會學界的混亂思想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還是思想活躍的年代，在這個時代知識社會學界的思想也是處于相對比較混亂的時候。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創傷。首先是在金融領域后來又擴展到商業、工業等社會的其他行業。由于這次危機爆發突然，在此之前人們一直認為社會已經到了擺脫貧困的時候了，所以危機爆發的時候人們還來不及去思考就已經陷入了其中。在思想界這種突然從繁榮進入大蕭條的來臨使得很多人都無法理解，于是很多人對社會發展的狀況產生了擔憂。社會學的研究開始更關注于思想，社會如何是可能的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K．曼海姆認為，社會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社會在個體的頭腦中形成了某種關于這個社會的圖像，通過這個圖像人們認識世界并且進而改變世界。知識社會學在這個時代的主要任務就是理解這種反映的過程是否存在和是如何實現的。但是知識社會學畢竟主要關注的是把知識作為一種社會的精神現象來進行研究，是從思維的角度來探討和分析社會之可能的。這種探索不是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它在社會之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必然沒有更進一步前進的空間。而科學社會學，則是建立在一定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的，恰恰彌補了這個空間。

另一方面，這個時代的人們對于科學與知識的二分雖然有人論及，但是還沒有明確地提出。只有到了默頓那里，才把作為知識提供者的科學從知識那里區別了開來，但是科學如何提供這種人類認識世界的知識是默頓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為，首先，科學也是知識和社會文化的一種，它不過是比其他的知識更加需要實證性的研究，而不同于知識社會學和其他知識的思辨性為主的研究。另外，既然科學是知識和文化的一種，那么對知識和文化的研究就必然要先研究它們的提供者——科學。由此科學的運行將成為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系列的問題呢?這里不得不提到社會民主的進程問題。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人權宣言》第一次把天賦人權寫進了憲法，成為世人所向往的民主目標。但是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這種被人們追求了無數次的民主并沒有實現，相反社會進入了更加混亂的狀況。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沒有成為現實。他們提供給人們的知識開始受到懷疑，但其地位還不至于動搖。而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陸，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卻確立了一種獨特的民主制度。因為它是由一批受到教會迫害的人在一個沒有所謂“現代人”的地方建立的國家，受其他因素影響相對較少，而且美國建國之初需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以立足于這個大陸，所以他們對知識的渴求與希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國家。美國人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外部條件。但是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經濟危機和二戰的爆發，人們開始懷疑這種民主和自由是否能夠保證科學——作為客觀知識提供者——正常的運行。許多的科學家被征人伍，他們在科學中從事的不是科學的研究，而是作為士兵參加戰斗。雖然有一些科學家進行著科學研究，但是都是受雇于軍方或者為了戰爭的目的。外部的經濟危機和科學家受到的待遇使人們懷疑科學的民主何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默頓提出科學中的民主問題，普遍主義和公有主義都是針對這個問題而來的。因為科學本身要求研究的課題和科學成果的評價都要由科學共同體來決定，但是由于戰爭和應付經濟危機的需要，很多科學家失去了課題選擇的自由，他們必須服從于國家和軍方的要求，不然就意味著他們必須離開自己的崗位。在對科學成果的評價上，科學家也失去了他們的權力。因為這些科研都有特定的對象和受到國家或軍隊的資助，檢驗成果的標準是軍事上的應用或者軍政首腦的意志，而不是科學共同體內同行的意見。正如默頓所說的“民主化意味著逐步消除對得到社會重視的能力發揮和發展的限制”，科學內部的民主機制不允許外加一個其他的權威在上面，如果這樣就破壞了科學正常運行的前提。科學成果的應用也被限于只能在資助者限定的范圍以內，保密成為一種美德，很多科學家為了國家的需要而默默無聞，甚至于隱姓埋名也在所不惜。這種與資本主義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相符合的現象受到了默頓的強烈排斥。他認為，科學家就應該成為社會經濟事業的促進者，而不能把科學成果占為己有，因為“科學倫理的基本原則是把科學中的產權削減到了最小程度”。公務員之家

一方面是社會要求民主和自由，作為知識提供者的科學受到了懷疑，但是這種民主卻無法在科學中實現；另一方面是科學本身的發展已經離不開國家或軍方的支持，科學家日益失去自己的自由，不僅在人身上而且在科學成果的評價和應用上。由于自由、民主受到了懷疑，科學——最客觀的知識，也受到了人們的懷疑，如何保證科學還能正常地運行的問題也就成為一個如何保衛科學民主的問題。幸運的是，這個時代科學研究已經開始走向成熟的體制化，這種體制化為大科學時代的科學運行提供了良好可靠的研究對象。

4科學體制化的形成

在近代科學剛剛誕生的時候，科學研究是不存在體制化的。很多所謂科學家其實只是自然哲學家，他們從事科學是由于自己的愛好和對這種促進人類發展事業的信念。胡克、笛卡兒、萊布尼茨、拉瓦錫等人都是貴族，他們在自己建立的實驗室內從事研究，作出的科學成果通過書信的方式向別人傳達。其中除了思想上的交流以外很少有和別人合作進行研究的事例。大學雖然出現的較早，但在內部卻沒有像現在一樣分工那么明確，教師之間由于專業的區別而無法形成科學共同體。直到科學學會建立以后，科學才開始走向體制化的研究。

科學學會開始的時候主要由對科學有一定興趣的王公貴族和業余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組成。隨著社會和科學的發展，科學逐漸從王公貴族的束縛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研究機構。后來在大學里也出現了專門的研究實驗室。隨著工業的發展，企業與大學以及專門的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緊密，從而使科學家成為一種社會職業，科學家群體也開始體制化。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的科學學會的建立為科學的體制化提供了范例，而后來的德國大學的改革使得大學中出現了專門以科學研究為業的科學家，這些組織方式到了美國通過結合當地的社會條件，而成為獨特的美國科研體制。

現代科學的體制化過程到了l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已經達到了非常發達的狀態。很多國家都設立有科學學會，大學也相繼建立各種科研機構。科學家之間通過期刊、雜志、通信以及學術會議的方式進行交流。也正是在這個時代，科學的運行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因為無論是學會還是大學亦或是企業的研究機構都需要對其進行管理和運營，這個過程中勢必會出現很多問題，如何既維持科學研究的正常運行而又不危及科學的民主成為非常重要的前提。這時的科學家不再是以個人的研究為主，而是通過與別人的合作進行工作，對科學家的管理也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來進行約束，當然這些制度不會涉及科學成果本身，而僅僅是對科學研究過程中的限制。科學作為一種職業已經被社會所接受，科學家也成為社會組織中的一員，這樣的情境下必須對科學的社會運行進行研究，這種研究的前提就是科學本身已經形成組織，科學研究和科學管理已經體制化。

體制化的科學研究為默頓思考科學的民主問題提供了前提，如果沒有科學體制，科學家還是在個人的范圍內進行研究，科學與民主也就無從談起。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目睹了科學在社會中受到的巨大壓力；眾多的科學家被迫受制于科學本身規范以外的社會因素的影響，或者離開科學研究，或者沒有選擇自己研究課題的權力；科學成果的評價不是通過科學共同體進行而是由科學以外的權威來判定生死。在這樣的背景下，默頓提出科學中的民主問題，也就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