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探求科學知識社會學歷程演進及發(fā)展趨向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SSK；代際演進；強綱領；社會建構論；社會學有限主義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分別以強綱領、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學有限主義為指導綱領，展現(xiàn)為不斷向實踐緯度演進的三展歷程，逐步擺脫了其理論困境，走向成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進而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未來走向開拓了新的發(fā)展空間。

產(chǎn)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簡稱SSK)以其激進的建構論主張迅速產(chǎn)生了國際性影響。它對科學采取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立場，對哲學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形式主義(formalism)、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開展的豐富多彩的經(jīng)驗社會學研究，使得對知識和科學的社會研究繼20世紀20一30年代的繁榮發(fā)展之后，進人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本文分析了SSK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代際演進及其理論優(yōu)勢與局限，進而試探SSK的未來走向。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與歐美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緊密相連。二戰(zhàn)后科學霸權地位的確立、“大科學”觀念的形成和“反文化運動”的興起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進人20世紀，科學在理論和應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廣泛的進步，不斷強化了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根深蒂固的科學主義信念，科學唯我獨尊的霸權地位得以確立。“大科學”(BigScience)觀念也隨著普賴斯《小科學，大科學》(1963)的發(fā)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經(jīng)歷了上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zhàn)、核軍備競賽及環(huán)境生態(tài)危機后，科學之劍的“雙刃性”為人們充分體會。人文學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運動”，支持與科學共同體普遍主義立場相對的價值與精神，兩種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對立由此形成。人文學者認為，科學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廣泛的教條所限制，或被福柯表達為一種等價于權力的知識系統(tǒng)。’·這種對“文化霸權”的批判促使人們注重對知識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魯爾為首的英國愛丁堡學派順應時代潮流，通過對作為“知識社會學風暴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的“反身性原則”和“知識是群體互動和社會協(xié)商的產(chǎn)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對維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學和默頓(R.Merton)科學社會學“科學事業(yè)的社會建制研究”的批判與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對主義思想和庫恩理論尤其是“范式”間具有“不可通約性”思想的;’馬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知識社會學。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際演進

科學知識社會學根據(jù)科學對社會作用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其指導綱領:從強綱領、社會建構論到社會學有限主義，展現(xiàn)為不斷向實踐緯度演進的三展歷程。

(一)SSK的三展歷程

1、第一代科學知識社會學

以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為代表的第一代SSK學者以“強綱領”(strongprogram)為指導綱領，從宏觀視角和相對主義立場出發(fā)考察了科學的合理性，強調科學評價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懷疑主義，以消解科學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務是將科學知識與社會因素連接起來，通過貫徹相對主義強綱領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質，力圖打破傳統(tǒng)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二分觀念，把社會學方法貫徹到底。他們堅信經(jīng)驗知識是滲透理論的，而理論又受制于科學共同體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學內蘊了社會性本質。這些信念圍繞著知識的社會性緯度或軸心，循著歷史主義科學觀的后現(xiàn)代取向，把科學觀推進到了更加激進的相對主義立場和更為極端的非理性主義態(tài)勢，使后現(xiàn)代科學觀隨“社會學轉向”(theSociological’Turn)而發(fā)生深刻的演變。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魯爾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巴恩斯的《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柯林斯的《改變秩序》中，學者們強調相對主義在經(jīng)驗上是有效的，其特征為:強調知識內容的社會決定性和歷史依賴性，否定知識的普遍性和客觀真理性;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構性;否認經(jīng)驗證據(jù)是理論選擇的標準，理論選擇是科學家之間磋商、解釋和爭論的社會過程;有意混淆事物間的界限，否定事物間的區(qū)別和對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學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觀性和真理最終被歸結為具體的社會文化群體通常所采取和執(zhí)行的有局限性的社會文化規(guī)范。

愛丁堡學派和巴斯學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學派。布魯爾的“強綱領”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愛丁堡學派的基礎。在《知識與社會意象》(1976)中，布魯爾為SSK研究制定的“強綱領”包含四個原則:(1)因果性(causality)；(2)無偏見性(impartiality)；(3)對稱性(symmetry)；(4)反身性(reflexivity)。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緯度積極建構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認為，“利益”不僅包括廣泛的社會背景因素(如經(jīng)濟、政治的沖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識形態(tài))，還包括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特殊條件(如專業(yè)或學派)，強調特定的科學事件和科學行動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較好說明。科學知識是在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chǎn)品，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中，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為主帥的巴斯學派，采用微觀社會學的觀察與訪談法，將注意力放在爭論結束的機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經(jīng)驗相對主義綱領作為爭論研究策略，即從科學實踐本身出發(fā)對科學家的理論和信念做相對主義說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標準”。他引人“涵文化模型”進一步說明各種社會因素是如何影響科學家的態(tài)度及如何使科學家達成一致意見的，其中少數(shù)知名科學領導人組成的“核心組”(core-set)的磋商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經(jīng)驗相對主義綱領促使其他SSK學者對爭論結束機制和微觀研究方法給予必要關注，為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學知識社會學

以拉圖爾(B.I,atour)、塞蒂納(K.Cetina)、伍爾加(S.Woolgar)和卡龍(M.Canon)等為代表的第二代SSK學者以社會建構論(socialconstrnctivism)為指導綱領，從經(jīng)驗主義和與境主義的微觀視角出發(fā)，通過對處于科學核心地帶的實驗室進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實驗室生活如何集中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綱領—“實驗室研究”(laboratoyStudies)及“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Actor-network"Cheorv，簡稱ANT)他們抓住科學實踐的行動本質，及大科學時代中科學知識產(chǎn)生過程之即時(real-time)、現(xiàn)場(in-site)和動態(tài)(dynamis)特征，說明科學觀察是負載理論的，科學知識是負載利益、文化、實踐與情景的。在科學研究“會學轉向”基礎上發(fā)動了“人類學和文化轉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實驗室生活》和《制造知識》中，學者們揭示了科學知識為人們所忽視的一面即社會性方面和科學家科學工作日常的、真實的生活情景，體現(xiàn)了社會建構論的本質意涵:科學知識是人類的創(chuàng)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資源制造的，而不僅僅是對預先給定的、獨立于人類活動自然秩序的解釋;某些領域的知識是我們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chǎn)物，或是相關社會群體互動和協(xié)商的結果。核心是在科學知識內容與社會因素間建立因果聯(lián)系，否認自然對知識的作用，科學知識不是已有知識的理性、邏輯延伸，而是不同社會、文化、歷史過程的偶然產(chǎn)物。涉及的基礎理論主要是認知相對主義，目的是解構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客觀邏輯方法和實驗在檢驗真理時的權威地位。

巴黎學派和柏林學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圖爾與伍爾加合著的《實驗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學派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拉圖爾又與卡龍合作倡導“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自此巴黎學派正式成立。拉圖爾研究主旨和學術興趣集中于“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導致了事實之建構”，目的在于揭示科學的神秘性和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本質，即科學事實作為人為的結果，其外在性或客觀性只是實踐建構的產(chǎn)物。柏林學派塞蒂納認為科學實驗是一種認識論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學研究中存在資源要素分配，在實驗室中不同科學家間體現(xiàn)了一種交換關系，如實驗室領導和實驗科學家間的互惠互利關系，表明了社會是科學活動可行的真正基礎和深層原因。

受赫絲(Hess)和后現(xiàn)代思想影響，卡龍首先提出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拉圖爾對之進一步發(fā)展。通過強調科學活動的實踐本質，拉圖爾把科學理性的深厚基礎建基于廣泛的社會語境，凸現(xiàn)了科學活動的人類學本質意義。A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框架與科學文化的宏觀社會體制間的分野，豐富和捍衛(wèi)了SSK社會建構論，為科學與人文的辯證關系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3第三代科學知識社會學

以社會學有限主義(SociologicalFinitism)為指導綱領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魯爾和亨利(JohnHerry)(簡稱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分析》(1996)中，系統(tǒng)闡述了社會學有限主義的基本主張，旨在倡導一種與境中的科學知識即情景知識(situatedknowledge)，認為社會成分是作為一種社會背景而存在。他們在理性和相對主義的沖突中尋求一種“根植于實踐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種第三條道路為無法否認的非個人化的科學知識作主觀框架介人的語境解釋(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對科學客觀性的合理性辯護。SSK學術思潮由此步人了廣泛而深人的“實踐轉向”(thePracticeTurn)。

在BBH看來，有限主義解釋強調分類活動的社會學利益和傳統(tǒng)特性。從社會學角度說，分類詞匯的含義不僅與其使用時的“意義”相關，且與在當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詞匯的含義有關。社會學有限卞義的基本含義為:(1)(分類)詞匯的未來使用是開放的(open-ended)。強調分類行為的不確定性;(2)任何分類行為都具有可錯性。強調分類活動中的集體判斷與磋商;(3)所有分類行為都具有可改變性，集體權威貫穿于分類活動的始終;(4)每個分類詞匯的連續(xù)使用是有條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獨立的;(5)不同的分類詞匯在使用上的相互聯(lián)系可看作是人與人間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這五項原則推廣到信念和范例中;通過對科學家實在論策略的社會學有限主義解釋，提出了“利益和目標因果解釋模型”，并將之推廣到科學劃界問題中;又通過對非經(jīng)驗知識—數(shù)學和邏輯進行社會學有限主義解釋，證明了社會學有限主義的普適性。這樣，BBH建立了社會學有限主義的綱領體系，并對這種新綱領進行了詳細論證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際間的理論聯(lián)系

從強綱領、社會建構論到社會學有限主義，SSK研究策略發(fā)生了微妙調整。通過比較可發(fā)現(xiàn):

第一，SSK區(qū)別于傳統(tǒng)科學元勘(sciencestudy)的共同特點有:一是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chǎn)品來理解，科學探索從過程直到其內核在利益和社會建制上都是社會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為經(jīng)驗主義和相對主義。狹義的愛丁堡學派以宏觀方法見長，努力追蹤經(jīng)典社會變量(如相關群體的利益)與相關群體的知識內容間的因果聯(lián)系。

第二，與第一代SSK學者僅說明了科學活動是一種社會過程相比，第二代SSK進一步以實踐觀科學行動論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科學知識的具體內容是依賴于社會過程的，突破了傳統(tǒng)科學觀的認識論黑箱，開啟了后現(xiàn)代科學元勘的實踐研究方向。

第三，社會學有限主義既回避了前期綱領的基本信條，又繼承了其基本精神，具體表現(xiàn)為:(1)回避了受到強烈批評的強綱領原則，只字不提反身性、對稱性和無偏見性，而繼承和發(fā)展了因果性原則，從而建構出了社會學有限主義的工具—目標和利益因果解釋模型。社會學有限主義的核心原則—意義、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開放性、可錯性和可改變性，暗示了這些原則也同樣適用于SSK。可見BBH明顯放棄了對稱性和反身性原則，而是試圖通過強化因果性原則建立了新綱領。(2)進一步強化了強綱領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因素，依靠其批判性功能為SSK未來的生存和發(fā)展提供理論資源。詞匯的意義、信念和范例未來使用的開放性、不確定性、可錯性和可改變性，詞匯、信念和范例連續(xù)使用的背景依賴性或非獨立性，以及不同詞匯、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條件性，都旨在強調科學知識之偶然的、即時的、在地的(local)相對主義特性，表現(xiàn)了懷疑主義立場。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在新綱領中，BBH雖放棄了強綱領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立場卻沒發(fā)生任何改變，相反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3)繼續(xù)堅定地貫徹用經(jīng)驗研究的方法來論證相對主義立場，以實現(xiàn)SSK科學主義訴求。他們通過對較簡單的科學常識(而非以往的物理學、天文學)進行社會學分析，來論證社會學有限主義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未來走向

和任何學術視角、流派或學科一樣，SSK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論優(yōu)勢與局限性。正是在各種錯綜復雜的爭論中，SSK的未來發(fā)展路向逐漸明朗化。

1.SSK的理論局限性

貫穿于SSK始終的相對主義具有明顯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論矛盾。巴恩斯和布魯爾的相對主義建立在“等值假設”基礎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對主義方法去決定就必須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勢必導致“可信性原因”的無窮后退;SSK相對主義否認科學的理性地位，但又聲稱要把SSK發(fā)展為一門科學，這顯然相矛盾。(2)實際上是社會學主義。為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影響，學者們不惜把一切因素歸結為社會因素，表現(xiàn)了社會學主義的野心。(3)“重經(jīng)驗輕理論”。主要從有關“科學事實”的個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論層面。這既與其反對經(jīng)驗主義的態(tài)度相悖(許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魯爾明確表示反對經(jīng)驗主義)，又表現(xiàn)了其理論的局限性和淺薄性。因為科學既是經(jīng)驗的又是理性的，科學不僅包括觀察和實驗，還包含理論，且“觀察滲透理論”，理論比經(jīng)驗更具有基礎地位。

強綱領在社會學意義上解構理性與非理性、正確知識與錯誤知識的界限，導致混淆科學與迷信、科學與偽科學的界限;“對稱性”、“無偏見性”和“反身性”原則自身并不能實現(xiàn);“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種不對稱的社會說明方法，與其自身理論相矛盾。

社會建構論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國思辨哲學傳統(tǒng)精神和英美經(jīng)驗主義科學取向基礎上，極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論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維方式所形成的科學與社會二元分立對決、非此即彼的思維誤區(qū)。它奉行“零和”游戲邏輯，具有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傾向;全面否定客觀性、理性、可靠性與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礎地位，只強調社會因素的意義，夸大了社會偶然性因素，在實踐中也遇到了挑戰(zhàn)。

社會學有限主義是一種情景相對主義，自身也充滿了邏輯矛盾。它通過回避反身性和對稱性原則，強化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因素，走經(jīng)驗相對主義的道路從而將強相對主義和經(jīng)驗研究機械地結合起來，不僅不能擺脫原有的理論困境，反而可能會加重其理論困惑和實踐矛盾。因相對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作為抵制傳統(tǒng)科學觀的批判武器它無疑是有力的，但相對主義常從懷疑論開始，以歷史相對性和文化多元論為依據(jù)，到放棄解構任何“客觀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難以自拔地導向虛無主義的泥潭。

2.SSK的啟示意義

強綱領以獨特的研究視角闡釋了實在觀、真理觀和合理性信念，創(chuàng)造性地形成了一種社會化認識論，并引導人們思考:社會文化傳統(tǒng)在評價理論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科學知識的基礎是多元互補的;在元科學的研究中應結束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對立和分離的歷程，走向融合和統(tǒng)一的新時代;打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決然區(qū)分的界限，把科學知識納人社會學研究領域，展示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產(chǎn)品和文化形態(tài)的特點，引導人們重新審視科學在整個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學與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客觀上影響了人們對當今科學的理解:科學只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內容已成為個體的共識;為人們提供了看待科學時的一個外在、中立、客觀的視角;破除了人們對科學、理性的迷信，所謂的科學及科學家的地位、身份、聲譽其實是一個并不存在的“symbol"。這是SSK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最大功績之一。

SSK學者采用相對主義的經(jīng)驗研究，如實驗室研究、科學爭論研究和話語分析研究對科學相對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對主義的一大成果;堅持“相對主義”—自然態(tài)度，有助于更客觀地看待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過程，使人們意識到“科學知識實則意味著權利和分配”;其反科學傾向使科學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學的健康發(fā)展。

3、SSK的未來走向

科學是人類理性和智慧的最高結晶，她既是社會進步和文明演進的利器，又內蘊著“雙刃劍”的消極效應。承載著西方理性主義精髓并一貫被視為圣潔無瑕的科學殿堂，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zhàn)中轟然倒塌了，科學研究的“無形學院”逐漸演變成“大科學”范型，科技“雙刃劍”效應也日益凸現(xiàn)，從而昭示了科學與人文關系的高度失調及其兩難困境，現(xiàn)代科學知識觀必然要發(fā)生時代性變革。理論的局限性往往是該理論未來的突破口與發(fā)展趨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建構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社會學、人類學和大科學意義上的現(xiàn)代科學知識觀，以客觀方法和合理路徑，有效解決科學與人文間的關系已成為時代使命。這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未來發(fā)展趨向。公務員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