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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關于魯迅小說意義的闡發不能脫離對其所展現的社會空間的準確認知。借鑒社會史研究視野來認識小說《離婚》中的人物關系，愛姑與七大人其實處于鄉土社會的紳一民關系格局中。圍繞愛姑的婚姻糾紛調解事件，小說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形態，尤其是紳權的基礎、特征與運作的過程。對于魯迅小說中“士紳”這一人物類型及其嬗變尚有待系統研究。

關鍵詞《離婚》“士紳”“紳權”鄉土社會

《離婚》寫于1925年，是魯迅小說集《彷徨》的最后一篇。關于魯迅的每一篇小說的研究都已相當充分，不過貼近《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來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爺、七大人一般被視為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典型形象”，“體現出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愛姑則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同時又有局限性的勞動婦女形象，“她對壓迫她的封建統治和封建禮教并沒有本質的認識，而卻又幻想用個人的力量去反抗壓迫”。關于小說講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闡釋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愛姑找慰老爺、七大人裁決婚姻矛盾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對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嚴重的誤解”；而作為封建階級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權威，這種權威造成了人民群眾的一種莫明其妙的畏懼心理。”那么，被壓迫者何以“不覺悟”而對統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壓迫者對統治者的“誤解”與后者權威的建立之間有何關系?人民群眾“莫明其妙”的畏懼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學科視野，借鑒社會史研究成果，或能對小說人物關系有更加明晰的認識：愛姑與七大人其實處于中國鄉土社會的紳一民關系格局中。圍繞愛姑的婚姻糾紛調解事件，小說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很重要的權力形態——紳權的基礎、特征與運作的過程。在《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中，亦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史信息。另一方面，對小說意義的闡發應當與對小說所呈現的社會空間的準確認識相結合。

一

小說開篇，通過船上一群人之間的談話，得知莊木三和愛姑父女兩人要到慰老爺家請求七大人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而且，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去，這件事情已經拖延了兩年多了，一直在找慰老爺進行調解，但是至今沒有平息。這里的問題是：愛姑的婚姻糾紛為什么要找慰老爺、七大人來“說和”?慰老爺、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七大人雖然很有權威，但是他不是“官”。雖然和知縣大老爺換過貼，有點平起平坐的意思，但這也顯示他不屬于知縣所屬的官僚系統，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權力。那么他們何以能夠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呢?研究者認為這是“由于當時的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人民群眾中發生了矛盾糾紛，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請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調解。這同樣反映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不論莊家還是施家，都是這樣認識的”。然而，愛姑等人找七大人說和，這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也不單單取決于人民群眾的“覺悟”狀況，而是與鄉土社會權力結構相關，慰老爺、七大人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為他們掌握著紳權，以此處理鄉村事務，實行著對基層社會的控制。

費孝通先生認為，傳統社會存在著雙軌政治，即其權力系統是由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所構成，縣以上通過官僚實現政治整合，縣以下則通過鄉紳實現社會整合。社會史考察指出，傳統村莊的權力架構的特點是雙層權力架構，有著“官方”與“非官方”、“體制內”與“體制外”之分，二者在村莊正常社會政治秩序運作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鄉村社會秩序正常的運轉則由體制外的權力組織——村莊內生的領袖承擔并維持?；谶@樣一種社會秩序，鄉里社會倡導“無訟”，一般糾紛都力求在鄉村社會內部求得解決。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中，愛姑父女才向慰老爺、七大人尋求調解。

那么，慰老爺、七大人何以贏得赫赫權威，從而能掌握調解鄉里社會糾紛的權力呢?小說展現了七大人等人的權勢最主要的兩個基礎，首先是因為他們知書識理；其次，他們憑借其功名地位參與地方事務，并贏得村民們的信任。這體現了“士紳”的典型特征。

知書識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這是士紳在鄉里社會建立領袖地位的基礎，是其地方領袖身份的首要特征。知書識理，一方面提供了處理地方事務、維護鄉里秩序必要的知識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才能獲取，即需要取得皇權的認可，得到“國家合法性權威”的認定。通過這樣的認可程序，從而保證士紳階層在意識形態上與皇權體制的一致性。以功名為基礎取得士紳地位，這樣的制度設計保證了體制內與體制外權力格局的銜接，士紳“遂成為溝通城市和鄉村、封建皇權與基層地方社區的重要社會力量，使中國基層社會的行政權和自治權奇妙地融為一體”。。另一方面，功名身份僅僅是獲得士紳地位的基礎，如果不參與諸如鄉間糾紛調解這樣的地方事務，其身份優勢就無法轉換為權威。如果將七大人擁有的財富視為經濟資本，與知縣大老爺的交情體現了他的社會資本，“知書識理”屬于文化資本，那么他還需要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才能將前述優勢轉化為象征資本，即贏得士紳的權威。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為士紳對于鄉村社會的責任。在行政能力不能達到的鄉村社會，總有社會事務需要有人出面組織。

“士紳”正是憑借功名身份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贏得民眾認同和個人聲望，從而取得的一種社會地位。由此可見，“士紳領袖的權威來自于社區民眾認同的合法性權威，其統治力與支配權并非通過‘暴力’方式獲得的，而是一種布迪厄所說的‘溫和支配力’”。在小說中愛姑等人相信“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正體現了紳權這一典型特征。從愛姑這一方面來講，找慰老爺、七大人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最強暴力，而是因為相信他們會講“公道話”。這也是她面對七大人的威勢一再據理力爭、不斷給自己打氣、堅持自己的請求的心理基礎。而且，不但慰老爺多次宣揚七大人是最講公道話的、是最公平的，這也是與愛姑父女同船的村民們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貴最先說“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相信慰老爺不會因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祖對方。對于愛姑父女、汪得貴等人而言，這并非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覺悟。社會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鄉村社會格局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士紳階層的統治，毋寧說這一社會格局是在紳一民雙方互動關系中形成的。對士紳而言，調解糾紛既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職責；對于村民而言，這既是他們基于實際需要對于士紳階層的期待，他們也以社會輿論、道德評價等方式對這種權力進行約束。比如愛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貴等人在船上的議論就構成了這樣的輿論空間。

二

愛姑父女到了慰老爺府上，吃完年糕湯后，就開始了又一次“說和”。愛姑眼中所見到的七大人首先在玩弄一個“屁塞”。研究者指出，“這說明七大人精神世界所關心，所引為自豪的，不是什么新鮮的、有意義的事物，而是腐朽的東西”，這一形象顯示，“封建階級威風凜凜，似乎很有勢力，但卻專門故弄玄虛，虛張聲勢，說明這是一個外強中干的腐朽的階級。”然而，對于七大人來說，類似這樣的小物件卻是不可或缺的。讀者由此見識到七大人的情趣不高，七大人卻是以這樣的“道具”來向眾人展示其士紳地位?！爸T如興趣、愛好、生活情趣等身體化的文化資本是村莊領袖區別于其他階層的又一顯著標志”，它們“實際上是一個社區成員外顯的地位符號，……人們的社區地位越高，對于他們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則越喜歡展示”。七大人也正是借此談古論今，向眾人顯示他的見識。而眾人皆諾諾稱是，來表達對七大人的恭敬。這個細節充滿戲謔，諷刺意味盡顯，然而其意義尚不限于此。它對于展示七大人的社會地位、推進敘事亦是重要一筆。這與下文中愛姑突然膽怯的場景相聯系就更為清楚了。

正式調解開始的時候，仍然是慰老爺出面。七大人雖不發話，然而很明顯居于主導地位。慰老爺特意強調，新的調解方案得到七大人的認可：“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舊強調這種一致性，既是借助于七大人的權威，也意在加強自己的權威。

由于父親莊木三一直不開口說話，這讓愛姑覺得事情危急起來。于是，她選擇直接向七大人申訴。特別是她堅信“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所以她堅持向七大人講述自己所受的冤屈。慰老爺見狀，力圖壓服愛姑：“打官司打到府里，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么?”——這既可以說慰老爺企圖以“地主階級的權力”壓服愛姑，然而在其時其地體會，慰老爺這樣說主要還是為了強調七大人的權威，也是在維護調解的權威，維護士紳的調解權力，不希望愛姑轉而走“打官司”這條路，不愿在鄉間事務方面將士紳的主導權讓渡于正式的行政權力。假若愛姑不服從調解，轉而“打官司打到府里”，這并沒有在整體上挑戰“地主階級的統治”，卻動搖了慰老爺、七大人的個人權威和士紳地位。

事已至此，七大人終于親自出面：“……莫說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里回來的，自己問他去?！庇谑寝D臉向著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的的確確?！奔庀掳蜕贍斱s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七大人開口說話，著重突出的是自己說法的可信性，尤其是自己秉持的道理、調解的理據的普遍性，即著意強調自己的權威性。七大人在此既是壓服也有勸服的意思，強調自己的權威而不是展示暴力，這正是士紳權力的特征。這讓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這不僅僅是因為父兄都不為自己說話，此時此刻她處于孤立無助的境地。尤其是七大人的話，更讓她有一種深深的孤立感。七大人通過強調自己的說法的普遍性，將愛姑孤立在他所主導的世界之外。這正是紳權的基礎，士紳因為知書識理，從而掌握著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規范的解釋權。七大人的話，排除了愛姑在這個世界上獲取支持的可能。因而，愛姑的抗爭，就不僅僅是在和“小畜生”一家“賭氣”，不僅僅是在挑戰七大人個人的權威，也是在和七大人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對抗。但是倔強的愛姑在驚疑和失望中依然堅持自己的要求。

然而接下來出現了突變：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胡子圍著的嘴里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皝怼?”七大人說。她覺得心臟一停，接著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愛姑的突然膽怯和妥協很讓批評家失望，并多少有些費解。其實讓愛姑終于住口、突然膽怯、進而深感后悔的場面，不過是七大人喚進來一個“像木棍似的”男人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七大人的吩咐然后為他捧上鼻煙壺罷了。何以愛姑就突然膽怯了呢?研究者認為這體現了“人民群眾的一種莫明其妙的畏懼心理”。從士紳權威的構成因素來分析或可以更合理地解釋。與出場擺弄“屁塞”的形象有著內在聯系，七大人在這里著力展示的是士紳的威儀。吸鼻煙的習慣，通過頗具表演性的場景呈現，七大人以展示身份化的文化資本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權威地位，也意在凸顯紳一民等級格局。擁有身份化的文化資本，這是士紳在紳一民等級格局中居于優勢地位的顯著體現。前面七大人以言語明確強調自己的權威，愛姑還不屈服，于是七大人進而通過儀式展示這一點。這具有很強表演性的場景所展示的士紳威儀，凸顯了紳權的存在，終于驚醒、懾服了愛姑，讓愛姑明確意識到了士紳的權威，于是膽怯進而順從了。因為士紳權威雖然具有個人因素，但是基于鄉土社會結構而形成的。愛姑不僅僅是懾服于七大人個人的威勢，而且由此意識到她身處紳一民等級格局之中，面對的是士紳所主導的鄉土社會秩序。

三

小說的尾聲亦富有意味：他們兩面都顯出告別的神氣，便吐一口氣，說?！澳敲矗耍贈]有別的了。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走了么?不要走，在我們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慰老爺此時很暢快，對事情結局很滿意，這種滿意不僅僅是作為統治者在壓迫農民之后的洋洋自得，也包含著作為糾紛調解人的滿足之情，慶幸自己的權威、士紳的地位最終得以維護。如果愛姑依然不接受調解，不但慰老爺本人面子受損，而且七大人的權威也將受到損害。在長出了一口氣后，慰老爺接著客氣地招呼糾紛雙方留下來喝新年喜酒。經過士紳的調解和裁決，鄉間的一個糾紛解決了，鄉間社會又恢復了它的日常秩序。雖然調解過程中，通過愛姑的眼睛和心理活動，一度讓人感受到如置身于“公堂”之上，但是事情結束之后，慰老爺的客氣又提示我們這里畢竟不是“公堂”，無論是愛姑父女和施家，還有七大人，都是在慰老爺的宅院。糾紛的雙方和調解人共同處在鄉土社會中。他們之間具有不同的社會等級，階級地位相互對立，在此之外，他們還是鄰居，是鄉親，享有共同的鄉土社會空間和日常生活秩序。

只是研究者已經沒有從容心境來感受這一點。對于它的批評解讀已經處于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背景中。無論是對它所具有啟蒙意義還是階級革命意義的闡發，無論評論者無意或是自覺，都內在地包含著建構現代國家權力形態的要求?，F代民族國家要求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直接面對最廣大的群眾進行社會動員并從中汲取資源，因而士紳這一中間階層及其主導的非正式社會權力就成為其批判和打倒的對象。既往對于《離婚》中的事件和人物關系的解讀，以不同話語表達著這一內在要求。

在政治革命話語體系中解讀這一短篇小說，故事被闡釋為一起表現了封建地主階級壓迫農民階級的政治事件。研究者認定愛姑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然而又有局限性、不徹底性的勞動女性形象，小說的主題即在于由此指出農民以個人力量反抗封建壓迫的不可能性。然而，這樣的認定和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距離。貼近小說來分析，愛姑既不具備反抗壓迫的自覺意識，也不具備反抗的主動精神。構成愛姑支撐因素的，一是她個人的家庭背景具有一定的實力；第二，她本人性格中有一份蠻野；第三，她在婆家受到了不平對待，從而要“賭氣”；第四，不可忽視的是，她一直堅信“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以上因素結合起來，才使得她特別倔強和頑強。然而，在她身上其實找不到挑戰封建壓迫的主觀意識。只要她相信所謂“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她可以在這個秩序中求得公正，那么她就不會走上自覺反抗的道路。而事實上，她是相信的，讓娘家人為自己出氣，向士紳申訴以求得公正，她依然是在既有社會格局中進行抗爭。她并非先行抗爭，然后突然妥協。她的膽怯表現突然，卻并非偶然。因為愛姑富于“反抗”精神的表現，其實是以承認士紳權威、信服士紳權威為基礎的。正因為她堅信“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所以兩三年來她一直在尋求士紳的調解；而只要她一直在這個權力格局中爭取自己的權利，那么她早晚會接受士紳裁決的結果，只是如何接受士紳調解、最終接受什么樣的調解結果不同而已。愛姑的倔強性格使得調解過程拖延了兩三年，但是并沒有對士紳權威構成根本挑戰。相反，通過她的最終服從，穩固并加強了鄉土社會中的紳權。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于魯迅小說思想革命意義的發掘中，研究者則認為這是一起反映了農民階級尤其是勞動婦女的不覺悟狀況的事件，進而發掘出愛姑身上其實還內含著“奴性”，小說由此表現了進行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要意義。然而，結合以上分析，正是愛姑對于士紳的信服、正是她的“不覺悟”成為了她“反抗”精神的基礎，她的“奴性”成為了她挑戰封建統治的憑依。這樣的批評話語將小說人物置于悖論之中。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階級地位對立，但是處于共同的社會空間中。如果對于他們共處的社會空間本身缺乏充分認識，那么所謂被壓迫者個人的不覺悟抑或是時代的局限性，更近乎于一種宣判而不是人物分析，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理念的展開，卻與小說人物形象存在距離。

關于愛姑婚姻糾紛的調解，可以是一起地主階級壓迫農民階級的政治事件，或者是一起表現農民需要啟蒙的思想事件，但是這首先是、或者至少也是一起當時當地發生的社會事件。小說圍繞愛姑的婚姻糾紛調解事件，由于倔強的愛姑不斷挑戰士紳權威，促使紳權得到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從而揭示了紳權的基礎、特征和運作過程，生動地呈現了中國鄉土社會一個側面。這乃是在中國延續千余年的權力結構和社會形態，作家在這一短篇小說中將之生動地展現出來，就此已足以體現它的價值。從中可以進而解讀出政治解放、思想啟蒙的意義，但也應該以小說所敘述的社會事件本身、所呈現的社會內容為基礎。無論可以從中闡發出什么觀念，首先應該對小說事件本身做出準確概括，對參與事件的人物關系、各自的角色和地位有準確把握，對于事件所發生的社會環境有基本清楚的認識，否則深刻的闡發卻可能包含著疑問與含混。

在慰老爺、七大人之外，魯迅小說還塑造了諸多這樣的士紳人物形象。然而既有研究話語多以“地主”和“地主階級”來指稱這些人物，而忽略了在其時社會形態和權力結構中他們本有的“士紳”身份。在人物的階級地位、階級特征之外，借鑒社會史研究視野，辨識這些“地主階級”人物當時的社會身份、所處的社會環境，把握其行為特征，有助于更全面、準確、充分地闡釋魯迅小說的豐富意蘊。進而言之，魯迅小說生動而深刻地展現了士紳階層在近現代社會劇變中分化、蛻變的復雜歷程，已經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人物譜系；從傳統社會的“士紳”人物到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形象的轉換乃是魯迅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在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視野下，系統地梳理和分析這一人物譜系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