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互文性的電視和主體性的觀眾——約翰•菲斯克電視文化理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三

在《電視文化》的第四、第五章，菲斯克著重論述了觀眾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和主動的觀眾(activeaudience)。他把觀眾的社會性主體和文本性主體區別開來。菲斯克聲稱，觀眾首先是“社會性主體”的人，然后才是“文本性主體”的觀眾。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后者也不能代替前者。觀眾結構的復雜性及其錯綜的社會關系本身決定了他們潛在的社會主體性。社會主體性是觀眾對文本作出反應或解釋的認識視野和感情基礎。“文本性主體”則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構時為觀眾造就和預備的主體位置。這些主體位置是大眾媒介傳播者設想出來的，與觀眾的社會性主體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菲斯克主張把觀眾放回到社會政治環境中去，從民眾主體特點的角度去認識觀眾的主體特性。菲斯克眼里的電視觀眾絕不是無頭腦、無個性的被動消費者，而是有靈魂、有個性、有思想、有創造性的主動者。他們可以能動地運用電視文化產品來交流，并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意義和快感。他們一方面要受意識形態的控制并接受意識形態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解讀行為又隱藏了某種反抗的因子。

從文本閱讀的相關理論來看，電視文本構成的復雜性、電視的多義性和互文性使得電視文本的限制力量大大縮減了，這應當是造成主動觀眾的一個重要原因。菲斯克認為，觀眾在兩種主要的限制中可以隨心所欲地理解電視節目和一般意義上的大眾文化：第一種限制是文本本身；第二種限制是一組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影響著觀眾成員，并形成了一套左右觀眾對電視節目解釋的態度、觀點和信仰。菲斯克指出：“盡管人們處于并非他們自己選擇的環境中，但是他們能夠而且確實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文化。在這個環境范圍內能得到多少權力？范圍的界線是否很固定？這些都是爭論頗多的問題。在這類爭論中，我與持下列觀點的人結成了聯盟：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霸權理論過高地估計了限定的力量，而過低地估計了觀眾的力量。”[8](P57)

菲斯克認為，電視觀眾是在“被限定的范圍”內由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建構起來的主體。他們根據自己從觀看電視的體驗中所獲得的意義和快感而形成一個社會聯合體，占據不同的社會空間。觀眾理解電視劇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從中激活意義的過程。只有當意義成為電視觀眾賴以理解其現實生存中的文化資源時，電視文本才能變成大眾快樂的源泉。因此，對于電視來說，”電視傳送的不是節目，而是一種符號感受。感受的特點是公開性和多義性。電視既不是一套萬事不求人的意義工具，也不是一箱現成的意義待價出售。盡管電視是在文化限度內起作用，但它也為逃避、調整或挑戰這些局限和控制提供了自由和力量。所有的文本都是多義的，而多義性對電視文本來說又是絕對必要的”[8](P59)。

很顯然，在菲斯克看來，觀眾能夠根據自己的情況積極地去建立與節目之間的關系，挖掘節目的意義。因為節目的意義不是某種完全包含在文本中的東西，也不是某種在那兒等待觀眾發現的東西。相反，它是通過文本和觀眾之間的某種協商過程而決定的。在這個過程中，觀眾擁有相當程度地建構他們自己的意義和獲取樂趣的自主權。菲斯克對觀眾主動性的強調是對早期電視研究中過分強調文本力量的回應。他希望由此能夠使觀眾不僅可以培養對電視文本進行“抵制性”解讀的能力，而且還能主動地抵制那些文本中所包含的優先意義。為此，菲斯克通過分析智力競賽節目受女性觀眾歡迎的對立式解讀，揭示了男權制度下的女性文化、性別政治關系及女性所獲得的反抗樂趣和浪漫情趣[9](P141)。智力競賽電視節目之所以受女性觀眾歡迎，是因為它們不僅包含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還為女性提供了反抗、規避或論爭主流意識形態聲音的機會。女性的解讀帶來了社會關系的變化，女性的解讀樂趣正是在男權體制的壓力中創造出來的。

菲斯克在早期一篇關于電視智力競賽節目的文章中討論了這類節目給予觀眾的補償功能[10]。他認為，文本和社會經歷之間“相互確認的一致”以及純粹功能性的彌合解釋了這些節目的流行性，因為這些節目為觀眾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心理補償。這類節目很容易讓下層的電視觀眾找到一個確認自我身份的理由。觀眾的態度可以從節目的文本結構中推斷出來。無論是觀眾還是社會的下層人士抑或成績不良的學生，他們通過人的參與來分享競賽選手成功的喜悅，在認同選手的成功中，他們又接受了本來應該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的社會制度的霸權話語。智力競賽這一節目顯然發揮了這種補償功能，它引導觀眾去接受、贊同那毀掉他們自我形象和自尊的社會秩序，通過這樣操縱自我形象和自尊，“主導階層”與“從屬階層”的慣常關系于是就不斷地被復制出來了。而在類似的娛樂性電視節目中，觀眾們或諷刺、或調侃、或虛擬、或戲仿來盡情發泄自己的怨恨、憂郁和歡樂，表達自己的愿望、理想和要求，成為主動的參與者，享受到“語義的民主”，這對于無權無勢的蕓蕓眾生來說，不但帶有一種高度的觀眾參與感，同時也有一種神秘的權力感。

[參考文獻]

[1]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M].Routledge，1993.

[2]JohnStorey.CulturalStudiesandtheStudyofPopularCulture[M].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Ltd，1996.

[3]陸道夫.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特質論[J].學術論壇，2003，(6)：139-145.

[4]JohnFiske.TelevisionCulture：PopularPleasuresandPolitics[M].London：Methuen&CoLtd.，1987.

[5]TonyBenett.TheBondPhenomenon：TheorizingaPopularHero[J].SouthernReview16，1983，(2)：195-225.

[6]JohnFiske.Television：PolysemyandPopularity[J].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986，(3)：391-408.

[7]JohnFiske.BritishCulturalStudiesandTelevision[A].RobertCAllen(ed.).ChannelsofDiscourse：TelevisionandContemporaryCriticism[C].ChapelHillandLondon：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

[8]JohnFiske.MomentsofTelevision：NeithertheTextnortheAudience[A].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erandEva-MariaWarth(ads).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C].London：Routledge，1989.

[9]JohnFiske.WomenandQuizShows：Consumerism，PatriarchyandResistingPleasure[A].MaryEllenBrown(ed).TelevisionandWomen’sCulture[C].Sydney：CurrencyPressPtyLtd，1990.

[10]JohnFiske.TVQuizShowsandthePurchaseofCulturalCapital[J].TheAustralianJournalofScreenTheory，1983，(13~1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