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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西文化融合；林紓；傳統文化；反思

論文摘要：林紓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與近代中國出現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他著重對儒家的“中庸之道”、儒學界不切時務的不良風氣、傳統小說的“舊式模式”與傳統史學的“正史觀”、“士農工商”的封建等級觀以及男尊女卑的倫理觀進行了批判性反思。林紓雖主張用“西”學改造“中”學，但他反對解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始終堅持對傳統文化的信仰。

林纖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與近代中國出現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在知識分子的“群體意識”和“集體自覺”精神的感召下，在民族危機來臨之時，他與眾多學人一道共同承擔起創新傳統文化的使命與重任。

林則徐、魏源等人倡導的“經世致用”、張之洞等人主張的“中體西用”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傳統文學、史學的批判，在林纖的思想中均有鮮明體現。

從文化重建的價值意義角度來看，有效的文化反思需要學者突破思想上的條條框框與陳規戒律，既做“局中人”，又能從“局中”跳出來以旁觀者的眼光客觀審視原有文化。對于負有近代古文大家身份的林纖來說，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他“年十歲受書，讀歐文、杜詩，能作慧解。……自十三歲至二十校閱古籍，不下二千卷，強記博問，又擅畫山水，才名噪甚，為古文，寢饋昌黎，而于桐城諸老，亦欣慕焉”。他不懂西文，用文言文譯述西方小說，又足以說明他的舊學根底之牢、傳統文化的浸染之深。難能可貴的是，林纖并沒有受到舊學思想的局限，他勇敢地跳出“格局”，以旁觀者的清醒意識客觀冷靜地審視傳統文化，通過自己的理性反思致力于傳統文化的改造。

一、林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

(一)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國傳統文化是典型的華夏—漢族農耕文化，在幾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它面對的周邊異質文化主要是游式或半農半牧文化。在彼此的文化比較、沖突與融合中，華夏—漢人雖可能在軍事上被“夷狄”所征服，但常常在文化上征服“夷狄”，演出文化史上的“征服者被征服”的奇特現象。在這一意義上，古代中國文化在周邊異質文化的碰撞下從未遭遇文化危機，其“夷夏之防”的文化心理也從未受到挑戰，中國人“內夏外夷”、“以尊臨卑”的心態始終一以貫之。

近代以后，西方工業文化輸人中國，開始了與中國文化比較、沖突與融合的過程。思考方式重抽象化、理論化和邏輯化的西方文化，與思考方式重實際、人生和內在系統的中國文化，形成鮮明對照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經歷了一個從排拒、借鑒、吸收與容納的長期過程。在此過程中，種族上的“夷夏之大防”的觀念在40年代受到動搖，文化上的“中西之大防”的觀念在90年代也開始崩塌。西方書刊的傳人、留學生的派遣與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的宣傳，使中西文化逐步走向融合。

(二)近代中國出現社會轉型

中國數千年來，雖有朝代更迭，但封建專制制度并未發生變化，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未發生質的變更。但1840年鴉片戰爭后，情形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時的中國社會經歷著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以至思維方式，都發生著劇烈的調整甚至根本性的變化，與包括戰國在內的往昔任何變革都不可同日而語”，難怪近代士人每每發出“千古之奇變”、“世變之函”一類的驚嘆，詩人黃尊憲稱其為“七萬里戎來集此，五千年史未聞諸”，梁啟超把數千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稱為“停頓時代”，而把這時期的中國歷史稱為“過渡時代”。

近代中國面對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形勢，“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古代中國的文化是在東亞大陸內部發生、發展的，即使有來自西亞、南亞文化的影響，其強度也較為有限，但近代以后，中國文化日漸納人世界文化體系，直接承受強勢的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其原有的優勢地位開始發生動搖。

誕生于近代的林纖，其文化反思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并展開的。傳統文化的危機、中西文化的逐漸融合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客觀前提。同時譯述西方小說的獨特經歷，又使其具備了中西文化的比較視野、善于從跨文化視角去審視傳統文化，這種主觀上的優勢地位又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學術便利。公務員之家

二、林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

(一)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體系中有關為人處事的一條重要價值標準，它強調在人際關系處理中要做到中庸協和、不偏不倚、不走極端。林纖認為，用“中庸”思想約束“圣人”則可，用其訓導國民則危害不小:“吾國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極，于是訓者以中為不偏，以庸為不易。不偏云者，凡過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貓以避皆易也。據義而爭，當義而發，抱義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屬屬，自恤其命，無所可否，日對妻子娛樂，處人未嘗有過，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他感嘆國民缺少象英國人魯濱孫一樣的勇敢探險精神。

林纖嘆服于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民族團結與抗爭精神，英國人視死如歸，“以國為身，不以身為身，故身死而國不可奪，’;日本人“自視一人之身，一日本也”，“身死而同志繼之，雖百人死而一人勝，即可謂之日本勝耳”。中國則不然，“舍其固有之利，拱手授人，且以客凌主，舉四萬萬之眾，受約于白種人少數之范圍中”。國人之所以缺乏民族團結與抗爭精神，其根源乃在于儒家所謂的“中庸”思想。

在林纖看來，中國人的勇氣與腦力其實并不落后于其他國家，中國歷史上就不乏俠勇之士，“其流為不義，而死之市，或臨命高歌，未有所懾”，只是常常被統治者壓抑。于是“公理不伸”，人人“無心于公戰”。若對其“加以教育”，培養“當敵不懼、前僵后踵”的精神，則國必有強盛之日。

(二)孺學界不切時務的不良風氣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于舉業”，(<恕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后>)這是清初學者李恕谷對當時學風的評價。近代晚清社會，學風也大致如此。林則徐、魏源等人雖提倡經世致用，但儒學界仍存在考據、探究義理及應試之風。儒學有兩大學術分枝，即漢學和宋學。漢學注重繁瑣考據，宋學注重窮究義理，還有一種人，既不好漢學，也不好宋學，只是一心一意想著應試做官的“舉業者”。三者雖有門戶之別，但不切時務、學問脫離實際卻是他們共同的弊病。

林纖批評宋儒遷腐不近人情，何談研究實務，“天下之適用者孰如金錢?國家得之，可以興學、練軍;士大夫得之，可以購美妾、買林墅;即吾輩酸腐少得之，亦可以翱翔于名山水之間，置書買酒，在在皆可寶貴，不為非俊。……宋儒嗜兩龐之冷肉，寧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龐冷肉蕩漾于其前也”。

林纖批評漢儒雖學術精湛，卻無益于國，“知名士，好標格，詞章考據兼金石。考據有時參《說文》，諧聲假借徒紛紜。辨微先析古鐘鼎，自謂冥搜駕絕頂。義同聲近即牽連，一字引證成長篇。……既漢牛，復充棟，驟觀其書頭便痛。外聞邊事爛如泥，窗下經生猶作夢。白頭老輩鬢飄蕭，自謂經學凌前朝。偶聞洋務斥狂桃，此舌不容后輩饒。有時卻亦慨時事，不言人事言天意。

對只關心自身前程、于國家大事漠不關心的“舉業”者，林纖也是嚴加批判:“捷秋圍，試南省，絲綸閣下文章靜。事業今從小楷來，一點一畫須剪裁。五言詩句六行摺，轉眼旋登御史臺。御史臺，論邊事，尊攘咬定春秋義，邊事凄涼無一言，別裁偽體先文字。吁暖乎!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藝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救時良策在通變，豈抱文章長守株”。在深重的民族危機到來時，林纖希望儒學界能破除不切時務之風，做到學以致用，為救亡圖存而效力。

(三)傳統小說的“舊式模式”與傳統史學的“正史觀”

林纖說:“吾國儒者，好說理，其浩誡流俗，但為誠語”。西方學者則不然，其著書立說，“務揭社會之弊端及其人之習慣與性情和盤托出”。中國儒者“好說理”的思想特點，造成傳統文人“官方”角色意識強、而“民間”角色意識弱。具體表現為傳統小說專為上等人寫照的“舊式模式”與傳統史學專為君王立傳的“正史觀”。

中國傳統小說是典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式的小說，目光專注于賢君、忠臣、義夫、烈婦等上等階級，而鮮有描繪下等社會階級情狀的內容。即便最優秀的古典小說《紅樓夢》雖“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姐，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但終究雅多俗寡。林纖希望中國小說界吸收西方小說的長處，使其朝著近代化的方向發展。西方小說的長處是敢于“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林纖最喜歡的小說家狄更斯，其小說特點是“刻畫市井卑污醒凝之事，至于二三十萬言之多，不重復，不支厲，如張明鏡于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濁滌清光而出，見者如憑欄之觀魚鰲蝦蟹焉”。

林纖十分重視小說的社會功用，把它視為有力的教育工具，認為它可以開啟民智，有利于國民性的改造。甚至可以沖刷腐儒學究對知識青年的思想腐蝕。

與傳統小說一樣，傳統史學也存在類似弊病。中國史家撰史的目的不是為民寫史，而是為君王立傳。其史觀是典型的“正史觀”。具體說來，林纖認為傳統史學存在如下一些弊病:一、缺乏客觀的史學立場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以軍事戰爭為例，林纖說:“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然極言敵之丑敝畏蔥，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二、存在“英雄史觀”，且只重宏觀，不重微觀。仍以軍事戰爭為例，林纖說:“余歷觀中史，所記戰事，但載軍帥之抒略，形勝之利便，與夫勝負之大勢而已，未有贍敘卒伍生死饑疲之態及勞人思婦怨曠之情者”。三、史實編排能力較弱。林纖認為即使是優秀的史學著作如《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等，雖于“亂離之慘，屠夷之酷”纖悉備著，但“敘事顛倒錯出，讀者幾乎尋倏失枝”。

在林纖看來，一個優秀的史家不光要有客觀的史學立場、認真負責的史學態度、實事求是的史學品格，還要培養對歷史現象的觀察力。所謂觀察力，是指史家在看待歷史現象的時候不人云亦云，善于從傳統史論中另辟蹊徑，挖掘自己的真知灼見，并能從現象上升到本質。林纖雖不是史家，卻頗具史家修養。如在看待中日甲午海戰之事上，當時海內之士，皆把威海水師的覆滅，歸咎于將帥不用命，而林纖卻認為“軍港形勢，首恃炮臺”，炮臺守軍失潰，“門戶既失，孤軍無據”，才是威海水師覆滅的重要原因。總之，林纖的史學批判有助于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發展。

(四)“士農工商”的封建等級觀念。

中國自古就有“士農工商“的封建等級觀念，“士”為四民之首，商為四民之末，于是“父兄之詔其子弟，人人皆授以宰相之實業，下至三家村中學究，亦抱一宰相之教科書”。這一等級觀念，直接衍發了“喜逸而惡勞，喜貴而惡賤”的社會不良風氣。這是近代中國實業不興、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林纖突破陳見，大膽地提出“工商者，國本也”的主張。

林纖認為，中國應首先改變歧視工商者的陳舊觀念，鼓勵民間自由發展實業，“譬之賃輿者，必有輿夫，輿乃可行。今人人咸思為坐輿之人，又人人恒以輿夫為賤，誰則為爾抬此輿者”?林纖建議民間發展實業的主張，是基于強烈的憂患意識而提出的，“世變既酷，物力益艱”，西方人“一剪、一線、一針之微，尚悉力圖工，以求售于吾國，吾將謂此小道也不足較，將聽其涓涓不息為江河耶”?

此外，林纖認為，中國若要提高與西方“商戰”的競爭力，光鼓勵民間發展實業還不夠，必須動員有學之士參加進來，研究和規劃實業。因為他看到西方人之實業，“以學問出之”，而我國之實業，“付之無知無識之倫荒這樣一來，中國在“商戰”上難免缺乏競爭力。于是，他強烈希望一部分讀書人能從科舉路途中解放出來，悉心研究實業。

林纖提出這一主張，不僅僅是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同時也是出于緩解科舉仕途壓力、為廣大讀書人創造生計的角度考慮，他在(謀生難)一詩中吟誦道:

謀生難，謀生難，西人奪我華人餐。西人藝事皆精絕，西人巧壓華工拙。一針一線皆西來，華工失業殊堪哀。……我思華人失所長，弊在重士輕工商。士人之藝學宰相，終身長蓄三臺望。試思四萬萬人中，幾人能到黃扉上?口頭治國兼齊家，人人畫出書癡狀。書癡復書癡，開豁當何時?到頭無藝足糊口，數行尺腆難上手。謀生難;心力彈，先求一藝養妻子，再休妄想大學士。

(五)男車女卑的倫理觀念

“我聞歐西有奴禁，買人為奴國所擯。人無貴賤咸等夷，安有呻吟灶下時”。林纖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為思想武器，對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念進行了嚴厲批判。男尊女卑是封建專制思想的重要內容，具體體現為以女性為審美對象、鄙視女性的社會地位、排斥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以女性為審美對象，于是有了纏足的風氣;鄙視女性的社會地位，于是貧賤之女淪落為奴脾和娟妓的現象層出不窮;排斥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于是女學不興。

在對待女子纏足的問題上，林纖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他堅決反對纏足，認為纏足不僅損害女子的身體健康，還會使其喪失自立自理能力。他在詩中形象地描述了女子纏足之害:

敵騎來，敵騎來，土賊乘勢吹風埃，逃兵敗勇哄成堆。挨家劫，挨家殺，一鄉逃亡十七八。東鄰健婦赤雙足，抱兒夜人南山谷。釜在背，米在囊，藍布包頭男子妝，賊來不見身幸藏。西家盈盈人似玉，腳小難行抱頭哭。哭聲未歇賊已臨，百般奇辱堪寒心。不辱死，辱也死，寸步難行始至此，牽連反累丈夫子。

林纖強烈譴責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要求給女性一定的自由權利。他十分同情底層女性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奴脾和娟妓。他如此描述奴脾的生活境遇:“輕烙腮，重扼吭。背上寸寸皆杖瘡。舊瘡未愈新瘡續，大杖幾幾折其足”。他又如此形容娟妓的悲慘命運:“夜度曾無一貫錢，朝來只膺雙匝粥。……流婦身價殊官妓，哪有珠鈾金步搖。瓦溝雪積木棉薄，酒香不散心頭惡。……東鄰女伴猶相羨，待抹胭脂與我齊”。公務員之家

林纖呼喚女性地位的解放，希望通過興辦女學，增其智慧、實現其經濟獨立。可惜的是，林纖并不主張女性獲得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凌駕于男性之上。他把女性的自由權利僅僅限制在“相夫教子”的傳統道德范圍，要求女性仍遵守一定的道德規范，反對女性剪發、服飾西化的個性行為。他恒以“皮酒”為喻，視有“德”之婦為高尚，視無“德”之婦為低賤。

三、林纖堅守傳統文化的信仰

嚴重的民族危機使林纖認識到反思和創新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所以他傳播西學，主張用西學改造中學，但他反對全盤西化、動搖傳統文化的根基，因為他知道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

西方文化的特點是重“器”而略“道”，有些急功近利。以這樣的方式治理國家，雖能昌盛一時，卻不能維持長遠。1914年歐洲一戰爆發，大戰之后，各國一片殘破，宜告了西方文化開始出現危機。林纖認為西方國家會遭遇這樣的慘狀，與其重“器”略“道”的文化思想有關。他說:“古未有恃才藝足以治天下者，……西人之高于般翟者，胡音萬數?至欲以巧捷殺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滅其身與國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惟藝之尚也”。

林纖認為，與西方文化急功近利的硬性特點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寧靜適遠，富有韌性，“蓋道味之甘平，如稻谷。且人之需道以生者，如游空氣。今使人舍谷而日居鹿尾熊掌猩唇之屬，其能久甘而不罷耶?若日餐谷食則未有厭其常而屏去之也。……故數千年以來，中國之易姓者十余，未敢有鄙穢孔子之道以為悖，猶人之不能舍谷食而別有所甘，出空氣而自游于渤也”。

最后，林纖以發展的眼光評判中西文化的前景，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文化雖暫時處于衰微地位，但并沒有山窮水盡，其前途仍然是光明的，“每見富貴退老之鄉宦，佳時令節，與子婦家人語，必述其微時貧賤之跡，轉以為樂。其語固屬得意，不知其心正有所感。大凡嚴風雪霞中，其中正蘊一番穩春之信，身當其境，但患隆寒，不知硅步所趨，已漸向陽春去，一到了花明柳媚之時，則春光盡泄，咀嚼轉無余味，故往往回想舊時苦趣，轉以為樂。歐西今日之文明，正所謂花明柳媚時矣。

林纖對傳統文化進行理性反思，不是為了解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而是為了創新傳統文化，完成其文化形態的轉換與生命力的再造。正是這種自覺的文化使命感決定了他始終生活在傳統的精神世界里、堅守著傳統文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