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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疫情讓商品全球化進程停滯，人們的時空體驗因為隔離政策而拉大，同時又因為生產活動轉向互聯網而極速縮小，這給增速放緩的藝術市場平添了許多不確定性。對于這種社會性、全球性的困境，本文試圖通過大衛•哈維的“時空壓縮”理論，分析疫情對于藝術市場以及背后隱藏的人們對時空體驗的影響并提出解決方法。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時空壓縮；大衛•哈維；藝術市場

2019年末突如其來的疫情對世界經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讓本來發展速度放緩的藝術市場更雪上加霜。根據巴塞爾和瑞銀的《藝術市場報告2020》數據，盡管全球藝術市場交易量達到近十年的最高點2%，但2019年藝術品市場總銷售額較2018年下降5%。[1]受到疫情的影響，2020年上半年藝術市場陷入寒冬，巴塞爾和瑞銀的《COVID-19對畫廊行業的影響》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畫廊行業較去年同比下降36%。[2]因疫情加重，藝術市場會產生什么樣的波動？“后疫情時代”藝術行業應該如何面對？顯然這些問題已經超越藝術領域和經濟領域，成為一個社會性、全球性的困境。

一、全球化是“時空壓縮”的必然產物

根據大衛•哈維的理論，這個困境并不源于藝術的生產，而來自于時間與空間發生變化造成了人內心時空體驗的變化。哈維認為，先于物質而存在的既不是時間也不是空間，因此時間和空間是一種思維的產物，是人的社會生產活動創造了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因此，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將體現出獨特的時間與空間的實踐活動和概念，藝術的生產也是如此。貨幣替代了各種社會生活中的關系，導致時間和空間發生了改變，新的市場、原材料、勞動力等會開拓出新的空間，而資本家們通過新的交通方式壓縮資本的周轉時間，全球化就是這種“時空壓縮”的必然產物。在美學領域，“時空壓縮”勢必會帶來新的美學體驗。現代主義美學理論希望在短暫和流變中探求使永恒的真理能夠被表達出的各種方法，無論是建筑師還是詩人和作家，抑或是畫家和雕塑家，都試圖建造出一種空間形式來傳達某些價值觀。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Harries）就認為，美的語言就是無時間限制的真實的語言。創造美的對象就是將時間與永恒聯系起來，使我們擺脫時間的控制。“使時間貶值”的沖動重新表現為藝術家通過創造“強大得足以使時間靜止”的作品而進行拯救的意志。這樣的結果就是從產品生產到藝術創作，易變性和短暫性被放到了首要位置。短暫性讓人們忽視更深層次的意義而將注意力停留在形象層面，符號和形象生產的優先級被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位置。對此，鮑德里亞（Baudrillard，J)明確指出，相比起商品來說，資本主義現在對生產其背后的符號形象和符號系統更加關注。按照這個理論，曾經追求永恒的藝術品，作為商品的一種也需要讓位于它其中包含的符號形象。但在后疫情時代，隔離政策導致消費活動減少，曾經資本為了增加流通速度而減少空間障礙、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方式似乎陷入了困境中。全球化造就的空間結構（工廠和流水線、勞動的區域分工、城鎮聚集）、流通網絡（不斷提速的運輸和交通系統）、消費（跨區域投資、社群組織、住宅差異、城市中的集體消費）因為疫情而趨于停滯。但與此同時，人們的生產活動被迫轉向了互聯網，網絡生產與消費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相比起傳統的生產與消費，互聯網是短暫與流變的代表，是最大化“使時間貶值”的方式，也是“時空壓縮”的終極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時空壓縮”非但不是停滯的，反而是迅速加劇的。后疫情時代網絡對于藝術市場的影響可以通過數據得到論證，巴塞爾和瑞銀的《COVID-19對畫廊行業的影響》報告中提到，和總成交量大幅下降不同的是，2020年上半年畫廊的互聯網銷售由2019年的10%提升至37%。

二、對藝術市場的巨大影響

這種急速加劇的“時空壓縮”對藝術市場造成了巨大影響，在后疫情時代這些影響將持續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時空壓縮”加劇了藝術市場不平衡的發展。根據《COVID-19對畫廊行業的影響》，因為疫情2020年上半年有約1/3的畫廊裁員，其中營業額在25萬元至50萬元的小畫廊裁員比例高達38%。時空體驗的“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結果就是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而不平衡的發展。”[3]哈維的這些規律分析同樣適用于藝術市場，克里姆普就認為：“近年來我們看到的是，藝術實際上已經被大公司的利益所接收。不管資本在現代主義藝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今天的現象之所以是新的，恰恰是因為它的規模。公司已經在很多方面成為藝術的主要贊助者，他們收集了大量的收藏品……回到傳統的繪畫和雕塑就是回到商品生產，我認為傳統藝術，鑒于它作為一種模糊的商品地位，現在則有了非常明確的地位。”[4]后疫情時代商業藝術機構的發展將會更加不平衡，小的畫廊和藝術組織會更加步履維艱。其次，“時空壓縮”抹平了文化的界限。奧爾特加和齊美爾等人將現代主義文化分為“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對應在藝術領域則是“先鋒藝術”和“庸俗藝術”。格林伯格就認為“先鋒藝術”和“庸俗藝術”是一對孿生兄弟，是資本主義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的產物。疫情使得藝術博覽會、拍賣等活動紛紛取消，藝術品大多通過網絡進行交易，這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參與藝術品交易，購買者則更容易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COVID-19對畫廊行業的影響》就指出，在2020年上半年的網絡藝術品交易中，用藝術展的在線觀看功能和第三方平臺購買的專業藏家僅占1/3，有32%的買家是直接通過Instagram進行購買，同時有26%的網絡買家是從未接觸過畫廊的新買家。我們有理由相信，后疫情時代的藝術品交易方式將以互聯網交易為主，買家的基數也會逐步上升。最后，“時空壓縮”的短暫性形成了特殊的符號形象。疫情導致創作理念和創作題材的變化，正如哈維所說，“短暫性越強，需要發現或制造某種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壓力就越大。”[5]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讓社會受到劇烈沖擊的時期，藝術家們就將其反映在作品中，無論是馬奈對于透視和繪畫空間的重新定義，或是波德萊爾的詩歌結構和福樓拜的小說中時空敘事結構的改變，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發現，藝術家對周圍時空體驗的變化往往會在其作品中得到體現。比如未來主義就希望把握現代生活中的速度與力量，“現代生活的旋渦——一種鋼鐵的、狂熱的、驕傲的、疾馳的生活。”[6]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疫情對藝術家的生活和情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其中疫情作為符號形象，形成了一批具有特殊時代背景的藝術作品、藝術傳播和交易方式。

三、結語

由于“時空壓縮”的急速加劇，藝術市場的不確定性在后疫情時代變得更為突出，但是也使得挑戰和機遇并存。具體到措施中，首先應當用政策優惠、貸款和募捐等多種方式保證中小畫廊和藝術機構的生存，從而保證藝術市場的多元性，維持一個良性的市場生態。其次應當將互聯網和藝術融合，利用諸如虛擬美術館的形式，與藝術實體相結合，延伸藝術創作和傳播方式，形成新的互聯網藝術市場。同時還需要我們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形象生產和話語生產放到主要位置上來，才能使美學實踐和文化實踐產生聯系，將疫情造成的困難局面變作具有時代特色的、在短暫中尋求永恒意義的藝術作品。

參考文獻：

[1]MCANDREW,CLARE.TheArtMarket2020[R/OL],https://d2u3kfwd92fzu7.cloudfront.net/The_Art_Market_2020-1.pdf

[2]MCANDREW,CLARE.TheImpactofCOVID-19ontheGallerySector[R/OL],

[3]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70

[4]CRIMP,DOUGLAS.Artofthe’80s:TheMythofAutonomy[A].Precis6:TheCultureofFragments[M].NewYork:Rizzoli,1987:85

[5]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65

[6]CHIPP,HERSCHEL.未來主義繪畫宣言[A]//歐美現代藝術理論——接踵而至的理想.余姍姍，譯.吉林：吉林美術出版社,2000:144

作者:吳晛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