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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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為了弄清鄧小平理論這一概念的提出過程,筆者最近查閱了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間的大量報刊雜志和有關文獻材料,對鄧小平理論這一概念的提出過程進行了全面考證。考證結果表明,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的提出,決不是偶然的,它是鄧小平理論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必然。它的提出,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它不是完全出于個別同志,而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一、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是鄧小平理論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總體上看,它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鄧小平理論初步形成;第二階段,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全面改革逐步展開的過程中,鄧小平理論逐步展開并形成輪廓;第三階段,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鄧小平理論走向成熟,形成理論體系。這主要表現在鄧小平理論貫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國統一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基本觀點,從而構成了這一理論的科學體系。
由于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了新的科學理論指導,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鄧小平理論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反復比較,特別是經過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掀起的思想大解放和撥亂反正,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是適合中國的實際的,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政治覺悟大為提高。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黨的高級干部,特別是理論界和學術界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我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理論和實踐貫穿著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原則,認識到鄧小平同志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尊重實踐,尊重群眾,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眾的經驗和創造,敏銳地把握時展的脈搏和契機,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表現出了開辟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創立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是新時期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典范,需要對主要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關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理論給以適當的命名和予以正確的評價。這就使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成為一種必然。
二、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
與思想這個概念的提出過程相比較,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所經歷的醞釀過程更長。思想概念從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馬克思主義只有“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1]這個基本思路和理論軌跡開始算起,到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正式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2]為止,這個醞釀過程前后約有7年。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如果從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實際上成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重要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提出的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3],“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4]這個基本思路和理論軌跡算起,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明確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和1998年3月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正式把鄧小平理論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寫入憲法,這中間經過了近20年時間。這個過程,即使從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要命題開始算起,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為止,前后經歷的時間也達15年之久。
與鄧小平理論自身的形成和發展大體一致,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的提出過程經歷了以下4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這一階段,鄧小平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理論軌跡和搞建設“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基本思路。
第二階段,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這個階段中,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要命題,標志著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的提出過程正式開始。接著,理論界、學術界開始探討鄧小平提出的這個命題,提出了“小平同志的思想”、“鄧小平思想”和“鄧小平的思想”等概念。
第三階段,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在這期間,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概念,并對這個理論初步概括總結了十二條。之后,圍繞十三大報告的提法,理論界、學術界繼續進行探討,出現了“鄧小平的理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提法。
第四階段,從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1998年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這期間,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達到高潮。“鄧小平理論”概念在1992年11月首次提出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和采用,表明這一提法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普遍認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十五大通過的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第二年,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也正式把鄧小平理論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寫入憲法。在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逐漸占上風的情況下,這一階段還陸續出現了其他一些提法,如“鄧小平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等等。
三、黨和鄧小平同志對提出鄧小平理論概念的突出貢獻
在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整個提出過程中,黨和鄧小平同志充分發揮了理論界和學術界無法替代的作用。
鄧小平的特殊作用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過程的第一階段,提出了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基本軌跡,成為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命題的前奏。早在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只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這里問題很多,需要全黨做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們也一定能找出適當的辦法來妥善解決。”[3]1980年5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的談話中又說:“各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地區的特點才行。”[3]這個重要談話,后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題為《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第二,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過程的第二個階段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比較完備的形式,使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正式開始。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第三,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過程的第四個階段,鄧小平同志發表的南方重要談話,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提到了新的高度,這不僅使全黨、全國人民對這個理論的學習、宣傳和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而且與此相呼應,對這個理論的命名的探討也達到了高潮。
我們黨在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中主要是及時地起到了正確的引導作用。首先,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過程的第三階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根據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和鄧小平理論逐步展開并形成輪廓這個事實,吸收理論界、學術界的成果,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概念。
十三大在政治報告中總結說:“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60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復探索,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經驗的基礎上,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30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過程中,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方面,發揮和發展了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報告對這些科學理論觀點初步概括總結了十二條,認為:“這些觀點,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我們前進的科學軌道。”[5]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概括為十二條基本原則。1991年7月1日,同志代表黨中央在慶祝中國共產黨70周年的講話中說:“黨的基本路線和這十二條原則,總起來說,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姚柏林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1年第6期發表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命題的新發展》一文,認為同志的這個講話“繼承和發展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
其次,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過程的第四階段,以鄧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為靈魂的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對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作了一個新的科學概括,使之走向成熟,形成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同志在十四大報告中使用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樣一種新的提法,提出了用這個理論來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報告評價這個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觀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6]。再次,在鄧小平理論概念已經提出并為大多數人接受和認同的情況下,中共十五大通過的黨章適時地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同志在十五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也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他說:“實踐證明,作為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這個理論,集中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著作以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中。”并強調指出:“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旗幟。”[6]
四、理論界、學術界對提出鄧小平理論概念所做的貢獻
在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過程中,理論界、學術界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論界、學術界主要以報刊雜志為陣地發表文章,甚至還出版專著或以召開研討會、座談會等多種方式,一方面宣傳、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理論,另一方面也對這個理論的命名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使用了許多種提法。就目前筆者已查到的材料看,理論界、學術界使用的提法依次主要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小平同志的思想”、“鄧小平思想”、“鄧小平的思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的理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論”、“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鄧小平思想”、“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等等。其中,“鄧小平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使用者最多、影響最大、爭議最大的兩個概念。
最早提出“鄧小平思想”這個概念的是劉志信。1988年第4期的濟南《理論學刊》上發表了劉志信撰寫的《再論鄧小平思想》一文。作者在文章開頭說:“去年6月,我寫過一篇短文,題為《現在是正式提出‘鄧小平思想’這一概念的時候了》,被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主辦的《社會科學論壇》雜志(第8期)刊用,發表時該雜志編輯部用的題目是《關于鄧小平思想研究》。那篇文章作為個人的觀點,初次論及鄧小平思想,現應《理論學刊》編輯部之約,再次論及鄧小平思想。”這說明,作者早在1987年6月就已提出了“鄧小平思想”這一概念。在《再論鄧小平思想》中,作者認為,“從歷史辯證法和邏輯出發,繼‘思想’之后,在中國還要不斷有新的‘思想’或‘主義’出現,至于在歷史進程中什么時候出現或以誰的名字來命名,那要看具體情況,”“‘鄧小平思想’作為一個獨立概念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全黨全國范圍內鄭重提出‘鄧小平思想’還有個時機問題,有個時間的早晚問題。”[7]
最早提出“鄧小平理論”這一命題的是聞頎。1992年11月21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聞頎的《論鄧小平理論的人民性》一文。在筆者目前查到的大量報刊雜志中,該文可以說是最早提出“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已被1993年第1期的《新華文摘》予以轉載。作者認為,鄧小平理論不但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而且具有廣泛而深刻的人民性。它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決策思想的人民性,即鄧小平同志總是強調必須保證黨的決策和決策的執行符合人民利益。”“二、判斷標準的人民性,即鄧小平同志總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眾擁護與否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政策得失成敗和變與不變的根本標準。”“三、社會實踐的人民性,即鄧小平同志總是在實踐中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善于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創造力。”[8]此后,使用“鄧小平理論”概念的人越來越多。如1993年4月16日,李君如在《文匯報》發表題為《今年與鄧小平理論研究的走向》的文章,鐘家棟等在1993年6月4日的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試論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一文,伍大榮在1993年第3期的湖南《思想論壇》上發表了《鄧小平理論的特征》一文,肖毅強在1993年第4期的《哲學思想研究》上發表了《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概述》一文,……這些文章都相繼采用或接受了“鄧小平理論”的提法。其中,吉彥波在1993年第4期的《長白學刊》上發表的《應確立一個新范疇:鄧小平理論》一文,特別指出:“應明確這樣一個新概念,即‘鄧小平理論’”;陳仁銘在1996年第1期的武漢《社會主義研究》上發表的文章還公開建議統一使用“鄧小平理論”概念。
經過討論和比較,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在理論界和學術界逐漸居于主流。至于究竟用個什么概念、什么語言來概括,這不單純是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問題,需要由中央從政治上去考慮和決策。但理論界和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無疑為中央的最后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可以說,鄧小平理論作為一個科學概念,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被載入黨章和憲法,從而正式確定下來,這與理論界和學術界對這個問題長期進行的探討,以及所起到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是分不開的。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十五大報告,廣泛地充分地吸收了全黨同志和理論界、學術界的一些提法和意見,這也說明鄧小平理論概念的提出,正像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理論本身的形成和發展一樣,不是完全出于個別同志,而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成果,是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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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153,163—164,313.
[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490—491.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下[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161,415—419.[7]劉志信.再論鄧小平思想[J].理論學刊,1988(4):5—7.
[8]聞頎.論鄧小平理論的人民性[J].新華文摘,1993(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