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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權威結構的變化。

第二、意識形態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結構中的作用的變化。

第四、利益集團的產生及其對政治結構的作用。

第五、民主進程的發展及其對政治結構的影響。

第六、政治決策機制的變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變化。

第八、政治控制體系的變化。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從100多年以前開始的。1840年以后，中國就開始了這一艱難的歷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還只是為現代化提供某些條件和基礎，而沒有真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則是從1978年以后開始的。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多元文化、開放社會。而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情況則與此完全相反，是計劃經濟、權威政治、人治國家、單一文化、封閉社會。因此向現代化的轉變對于中國來說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先后在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中逐漸地展開，從而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和繼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弄清楚這些變化的狀況及其發展的脈絡，對于今后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這個過程是從經濟生活中開始的，尤其是從經濟生活的最深刻的層次即社會利益結構的大變動開始的。

當代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以1978年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別。關于這個問題，我曾在許多文章中做過闡述，這里可以簡單地說一說。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間，中國的社會利益結構是一種整體性的利益結構。這個利益結構的基本特點是：個體利益絕對地服從整體的利益，同時，個體之間在國家的控制與調節之下，實現平均化。而整體利益實際上是由幾個大的板塊構成的，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等。所謂利益的平均化則是在各個板塊內部實現的。

在這種利益結構中，國家所有制以及從屬于國家所有制的集體所有制構成了人們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離開了這個唯一的利益源泉，人們就會喪失一切利益，從而失去生存的條件。為了維持這個整體性的利益結構，國家運用經濟的、行政的和意識形態的力量和手段對個人利益進行壓制，使人們逐漸忘掉了個人利益，從而使社會處于失去動力的狀態。再加上的破壞，便使國民經濟衰落到崩潰的邊緣。這便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因。

因而，改革開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變革就是社會利益關系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從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出現開始的：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發展起來以后，中央的政策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即允許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種所有制的存在。這樣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們有可能擺脫公有制的束縛而到體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時，原有的對個人利益的壓抑政策也開始松動了。這樣，就在人們的觀念上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即人們的利益意識開始覺醒。與此同時，原有的整體性的利益結構便崩解成無數個小碎片，造成了社會利益單元的個體化。也就是說，，社會利益結構從幾個板塊構成的整體性結構變成了原子結構。從而使個人利益問題被提上日程，使得個人利益的追求變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當長期被壓抑的利益意識一旦覺醒，就如洪水決堤一樣產生了普遍而強烈的利益饑渴現象。人們開始如饑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這種追求向各個領域中迅速展開，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這股浪潮便給整個經濟生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動力。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的一切成就,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發展，都是靠這種活力和動力的支撐才取得的。這是主韉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會的變動又是十分復雜的，它不能拋開原有的控制體系從新開始，那樣它將會因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價。而減少成本的辦法則是從原有控制體系出發，把變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狀態之下。這就是漸進改革的道路。然而，漸進改革雖然具有這樣的優點，但它必然要在改革過程中的相當長的時間內保留許多舊體制的成分及其影響，形成新舊體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會利益結構中沒有調節利益競爭的規則，而要建立這樣的規則卻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現實。正是由于這些原因的影響，便造成了許多負面的現象，例如：不擇手段的無規則競爭，甚至惡性競爭；人際關系的商品化；體制內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體制內的人們產生嚴重的利益喪失感，從而把權力與職業方便轉化為利益源泉；體制內的懶惰的競賽；小團體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唤洕缸锏钠毡榛?；對公共事務的冷淡，甚至產生損人不利己的社會破壞行為，等等。

其次，這種社會變動在經濟生活變動的推動下，也逐漸在政治領域中展開。這表現在如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政治權威結構的變化。

一般地說，政治權威結構有四個層次：法的權威、機構的權威、職位的權威和人格的權威。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中，這四個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也有所不同。在現代的代議制民主的政體中，法的權威特別是憲法的權威是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機構的權威。再其次是職位的和人格的權威。職位權威和人格權威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情況下有所不同。當一個領導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強的時候，人格的權威會高于職位的權威，而在一般情況下，則職位的權威高于人格的權威。在高度集權或全能主義的政體中，權威結構則是另一種情況。在這里，政治領袖的人格權威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其次是職位的權威。因為領袖們的人格權威一般也需要通過職位來表現。再其次才是機構的權威和法的權威。法的權威之所以處于最低的地位，是因為法律的制定包括憲法的制定總是在一定機構的主持下實現的，因此這些機構便總會在事實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這兩種典型政體的權威結構，形成了權威結構的兩個極端，其它政體的權威結構便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定位置上。

中國的政治權威結構，在改革開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義的權威結構。的人格權威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此相聯系的是職位的權威，它僅次于人格權威，并與人格權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機構的權威，因為機構中的關鍵的職位是和人格權威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職位雖然在機構之內，其權威卻又高于機構的權威。而法的權威則處于最低的地位。因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機構都認為自己的權威比法的權威高，那么，職位權威和人格權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權威了。這是一種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權威結構。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這種狀況便開始逐漸有所改變。

推動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結束以及對所造成的災難的反思使中國人民從政治迷信中擺脫了出來。這就使人格權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過程也推動了這個變化。第三，利益結構的深刻變化使人們的利益追求逐漸超越了意識形態，這樣便從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礎。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現代政治的權威結構有更多的了解，從而大大增強了對政治權威的理性認識，等等。

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這個的權威結構便逐漸地發生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雖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權威，即仍是那種超越職位權威的人格權威，但這時的人格權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來支持，而是靠政績來支撐了。而到第三代領導人的時期，則人格權威已基本上與職位權威結合在一起了。這方面已基本上與民主政體的情況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現在為止，在中國與人格權威相結合的職位權威仍占居權威結構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強調建立法治國家，法的權威已逐漸上升到第二位。而機構權威則處于最低的層次。中國的權威結構的再進一步的發展，就是要使法的權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樣，中國的權威結構便與現代民主制政體的權威結構一致了。應當說，中國正處在這個變化當中，只是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第二、意識形態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

意識形態是中國原有政治結構的精神支柱和靈魂。也可以說是政治結構的黏合劑。總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作用，整個的政治結構就會瓦解。這個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意識形態自身的狀況卻已開始發生了某種變化，而這種變化便不能不影響到政治結構。

那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發生了一些什么樣的變化呢？

總的說來，意識形態是在逐漸趨向于淡化。過去作為一個全能主義的政權，其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就是靠意識形態的力量來實現的。特別是對人們的利益意識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識形態來形成人們對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利益追求已經成為社會上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力。這就使意識形態逐漸退出對個人生活的控制，從而使社會開始產生了個人生活的領域，并不斷擴大。

同時，個人隱私開始被社會所承認。而“單位”對個人控制的范圍和程度也在逐漸減少，使個人對單位的從屬性不斷地有所減弱。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和學術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斷有所擴大。有的人認為這種情況預示著中國的市民社會的產生，也有的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但這一切無論如何總是反映出政府對社會生活干預的程度與范圍的重大的變化。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還表現在其對社會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減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經濟生活中，經濟的決策和經濟的運行現在已很少受意識形態的干擾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產力標準的提出對于這種情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許多方面也顯示出意識形態對公共生活控制的減弱，例如在科學、技術、教育、環保、衛生、文化、藝術、體育、娛樂等等方面，意識形態都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們的視線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領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識形態的作用也有所減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務中、在一般的政治規則中、在法律事務中等等的各種問題上，人們已很少將其提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去認識和對待了。所有這些變化都顯示著意識形態逐漸淡化的趨勢。

這種情況說明，原有的意識形態強控制的狀況已經不能適應改革開放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新的形勢。必須以意識形態的淡化來適應之。

但是，意識形態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國的政治結構需要意識形態來支撐的事實。實際上，意識形態在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這是由于中國的政治結構的基本特征決定的。這一點并沒有變化，也不能變化。如果變化了就要影響到政治結構的合法性問題，從而引起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與意識形態淡化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負效應，即社會道德的真空和社會生活規范的無政府狀態。這是因為在原來意識形態強控制的時期，社會道德和社會規范都依賴意識形態的滲透來維持。從而保證社會上的多數人能夠在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隨著意識形態的淡化，意識形態對社會道德和社會規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隨之而極大地減弱，從而產生了上述的負效應。因此，在意識形態淡化的過程中如何針對這種負效應來加強社會道德和社會規范的建設，對于政治結構的正常運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結構中的作用的變化。

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和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政府功能也正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

這種變化總的說就是政府對社會干預范圍的減少和干預方式的轉變。例如上面所說的個人生活的領域，已基本上處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圍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預方式的轉變，這方面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經濟生活中。這就是政府從許多微觀管理的領域中逐漸退出，而轉向宏觀的控制。例如對企業經營、市場運作、價格形成、證券交易、金融信貸等等方面，都從過去的微觀控逐步制轉變為宏觀控制。有些方面還正在轉變的過程中。推動這一轉變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另一方面則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的改革。政府干預狀況的這種變化，則構成了政治結構變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里所體現的并不是權力結構的靜態方面，而是權力結構的動態方面。從動態方面來把握政治結構的變化則是對政治結構的問題的更深刻的理解?？梢悦黠@地看出，政府功能從微觀到宏觀的轉變乃是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直接結果。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政府干預從微觀到宏觀的轉變，也發生了一些負面的問題。即政府在其應當起控制作用（宏觀的或微觀的）的領域中，往往產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執法部門腐敗等等問題。這樣便使政府在其應該強有力地起作用的時空范圍內，未能有效地起到這種作用。這方面問題的產生也和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有著直接的聯系。如果說前一方面的變化是適應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要求的話，那么后一方面的變化則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起著阻礙的作用。

這是一種原因所產生的正反兩方面的結果。因此，需要在促進政府功能從微觀控制向宏觀控制轉變的同時，通過行政體制的改革來不斷地解決政府行為優化的問題，以便政治的動態結構能夠順利地運行。

第四、利益集團的產生及其對政治結構的作用。

在社會利益分化的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在利益結構中處于地位相同的人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組織起來，從而形成了層次不同的社會團體。

但是這種社會團體還只是一種萌芽狀態的利益集團，到現在為止，它們還沒有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利益集團，或者可以稱之為準利益集團。因為按照中國社團法的規定，所有的社團必須要掛靠一個行政主管部門。而行政主管部門的某些干部實際上就擔任社團的領導人。這樣就使所有的社團都帶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國目前的社團是具有民間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說它是準利益集團。這種狀況雖然使這些社團表達自身利益的行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個社團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控制下活動。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這些社團的成長，使它們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況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門作為自己的依托。

中國目前的社會團體（指基本上從社會中生長出來的社團，而區別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團）大體上可以分為五種不同的類型：即行業性社團、專業性社團、學術性社團、公益性社團和聯誼性社團。就其對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潛在的影響來說，最重要的是行業性的社團。這種類型的社團已初步具備了利益集團的特征，在維護自身利益方面已經逐漸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行業協會的領導人在社會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們在政協或人大中往往擔任一定的職務，使他們不僅在維護行業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參政的層次，對地方政府的決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響。

總的說，目前社團的作用，從內部來說，主要表現在行業中的自我服務，利益協調和行為自律方面。而對外則是與各種行政執法中的不公正行為進行交涉，來維護行業的利益。盡管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剛剛萌芽，但它已預示著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一種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因為利益集團的產生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多元化，而社會結構的多元化最終將有可能導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結構的多元化。因此，這個問題是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問題。

第五、民主進程的發展及其對政治結構的影響。

民主的發展，從制度層次來說便涉及政治結構的變化，這也是動態的權力結構的變化。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通過對民主發展的影響而改變著社會政治結構中的權力關系。民主從操作的意義上說，就是人民對政府的制約，即處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數人對于處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數人的制約。這種制約的實質是人民對政府的一種利益表達。也就是說，所謂制約就是要想辦法使政府維護人民的某種利益，或不要損害人民的某種利益。因此當我們不談作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為手段的民主時，我們就會看到，民主不過是人民向政府表達利益的一種方式。而通過民主來表達利益則是要以社會結構的某種變化為前提的。我們知道，民主所要表達的利益，歸根到底是個體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也是以個體的利益為基礎和歸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達，是以個體的利益意識的成熟、利益表達要求的相當強烈、對利益表達方式具有較好的選擇能力、對利益問題解決的時效具有相當的承受力、與其它利益主體之間能夠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權利、對解決利益過程所產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協商與妥協、對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認同、對法律和各種社會規范有高度的共識，等等為前提的。而所有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利益結構的變化所逐漸提供的。很顯然，由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利益單元的個體化，從根本上為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為個人利益被社會所承認也才會有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只有個人成為社會的本位，個人的權利才會為國家和社會所尊重。正是在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礎上，才形成民主運作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這個土壤中所生長出來的各種前提條件，便組成一種制度化的結構，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所以，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對民主發展的推動，從它為民主的發展創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國政治結構的深刻變化。

第六、政治決策機制的變化。

中國在原有的政治結構下，政治決策雖然從形式上看是一種集體決策的模式，但實質上卻是領袖個人說了算。當然，作為領袖個人來說，其決策也不是憑空作出的。決策的動機仍然是來自某些渠道的有關社會或政治問題的反饋。并且這些反饋信息按照程序也會在領導核心中進行必要的討論。但這種討論實際上是領袖的決策意圖在領導核心中貫徹和被接受的過程。也就是說，領導核心的這種討論，其結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領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許否定領袖的意志。如果在這種討論中產生了否定領袖決策意圖的結果，那就會被看作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會被看作是政變。當然，在這種討論中，領袖個人如果在某些問題上根據大家的意見作出一定的妥協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領袖不作任何妥協，那么，決策的集體便只能服從領袖的決策，而不能有任何異議。這些大體上就是原有的決策機制的狀況。但是，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后，一方面由于對的反思，否定了領袖獨斷專行的個人決策模式，而開始強調集體決策；與此同時由于權威結構的變化，使得原來那種對領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從而使集體決策從可能變為現實。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發展使原來并不被重視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實質性的意義。例如，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集體決策的原則、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規則、與派和民主人士之間的政治協商與互相監督的原則、領導與群眾之間的溝通與對話的原則等等，都逐漸成為領導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須予以重視并加以實行的實質性的東西了。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政治決策的機制。而決策機制的改變，又反映出政治領導層內部的權力動態結構的變化。即變成一種比較能體現現代民主精神的權力結構。這也是中國政治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表現。

第七、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變化。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中國政治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在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主要的經濟權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種經濟資源的權力即所謂支配“人、財、物”的權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經濟運作的權力即所謂支配“產、供、銷”的權力。對于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處于沒有支配權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積極性。當然，這種局面的形成在當時是有著具體的歷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每當這方面的問題變得比較嚴重的時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適當地下放一些權力、出讓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然而在權力下放了一個時期之后，中央政府又會感到中央的權力和統一的計劃受到一定的威脅，而且特別擔心導致經濟秩序的無政府狀態，于是便又收回權力。而權力收回之后，又會因為過分地集中而傷害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于是便又會有新一輪的下放權力。于是便產生了一個循環：權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在改革開放以前，已經歷過幾次這樣的循環了。改革開放特別是向市場經濟過渡以后，情況才開始轉變。在社會利益結構變化的基礎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帶動之下，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在各地也迅速的發展起來。這就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這種發展對全國的發展大局來說便具有無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這些發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動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沒有積極性，那么一切就將無從談起。于是，放權讓利就成為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的根本辦法了。在這種情況下，從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將許多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包括對各種資源的支配權、對建設與經營方面的一系列審批權、對劃歸地方政府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權、財政與稅收方面的優惠權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大大地增長起來。從而極大地改變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為國家發展中的主角。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及其特區在中央的傾斜政策所帶來的有利條件的支持下，發展得更快。但是這種發展很快又暴露出問題來，這就是投資過熱、各地發展的不平衡、地方保護主義，以及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等等。從而使中央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來加以調節。但這種調節和過去的“收”是不同的。它們并不改變中央與?胤街淶男碌母窬鄭鞘怪淶酶俠懟5較衷諼?，中央政府託柝方政府的关相囦葥Q勾τ誆歡系牡鶻謚?，但这仲|溝胤秸S薪洗筧Φ母窬質遣換岣謀淶?，也是不抠犥钢\淶?，因为它已具有了不抠犳性?比幌鐘械母窬植⒚揮懈謀湔逕系鬧醒爰ǖ男災?，但已同原有掉[醒爰ㄖ樸辛酥實那?。可疫\凳竊謚醒牒偷胤街湫緯傻囊恢中碌惱謂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體系的變化。

所有以上的變化歸結到一起，就是整個政治控制體系的變化。政治權威結構的變化、決策機制和政府功能的變化是屬于政治控制主體結構的變化。而意識形態作用的變化、利益集團產生及其作用、與民主發展相聯系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央與地方關系格局的變化等等，則屬于政治控制客體方面的變化。這兩方面的變化結合起來，就構成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和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政治結構變化的基本狀況。但這還只是政治結構總畫面的一個方面的問題，而另一方面的問題則是這種變化對原有政治結構的質的規定性究竟改變到什么程度？它們是否已經改變了原有政治結構的質的規定性了呢？我們說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所有的政治結構的變化基本上說來，仍然是在原有的結構框架之內的變化，基本上并沒有改變這一基本框架的質的規定性。

再其次，這一社會變動還在社會文化領域中展開，這可以表現在倆個方面，即社會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謂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們擺脫精神壓抑的狀況。過去，尤其是在期間，由于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泛濫，使人們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抑。作為個人，人們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沒有人格的尊嚴，沒有個人的權利，一種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滿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完全變成了政治的附屬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改革開放不僅促使社會利益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且也促進了人們精神上的解放。使人們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壓制而獲得一定的精神自由。這表現在：對政治迷信的摒棄；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對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對人類尊嚴的的重視；對個人權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們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們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結果，例如：1，絕對自由的傾向。表現在人們想擺脫一切束縛，包括必要的社會規則。因而在許多人中產生了對一切社會規則的虛無主義態度；2，與此相聯系的是對法律的輕視。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為榮。這種情況與中國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結合，便造成法律的虛置狀態；3，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準則，使機會主義盛行；4，拜金主義的泛濫，等等。

所謂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們擺脫對人類感性滿足的壓抑的狀況。人類對于幸福的追求，不僅表現在精神上的滿足，而且表現在人類感性器官的滿足上。這也就是作為一個肉體的人的人性的要求。這方面過去受到意識形態的嚴重的壓抑和禁錮。而在改革開放以后，與人們在精神上獲得解放的同時，人們的感性滿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現在：1，人們在生活中有了對美的追求；2，人們也有了對娛樂和休閑的追求；3，人們還有了對個人興趣和愛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這些追求使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使社會文化形成了多元發展的局面，人們的生活質量也大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結果，例如：享樂主義即對感性滿足的過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賭博、吸毒等現象的大量出現，等等。

最后，社會變動歸根到底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由于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使我們的綜合國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個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這個過去的仁人志士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已經逐漸變成了現實。但是在取得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有相應的負面效應。1，泡沫經濟的出現，并由此產生了社會的虛假繁榮現象，促進了社會高消費浪潮的發展，為人們過分地追求享樂創造了條件；2，物質主義的滋長。由于經濟發展的剛性，使得人們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這方面投入，從而忽視精神領域的建設。從而造成一種重物質、輕精神的社會傾向；3，懶惰的傾向。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工具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而人類自身的能力則不斷地喪失，顯示出一種懶惰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會助長坐享其成的思想。

總之，中國近20多年來的社會變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其所產生的后果以及這些后果對未來發展的影響，也不是在短時期內能夠完全看清楚的，有待于今后的繼續研究。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變化則是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中國原有的社會利益結構是整體性的利益結構。其基本的特點是，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絕對服從整體利益，同時在整體的控制與協調下，使個人之間或局部之間的利益平均化。這個整體性的利益結構在中國一直延續了30年，直到文化革命的結束。雖然在建國初期，這一利益結構對于動員社會資源來啟動工業化進程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從本質上是壓抑個人利益因而壓抑人的積極性的，因此，它便越來越與現代化的發展背道而馳。以至于到最后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巨大的障礙了。因此，隨著文化革命的結束，中國社會便開始了緩慢但卻是深刻的變化。但是在中國，一切變化的起點首先是是政策的變化，這是作為全能主義人治國家的社會變革的最大特點。在中國，政策變化的起點就是改革開放方針的確定。而在這一方針中最關鍵的政策變化，就是對當時在社會上已經產生的體制外的社會經濟成分的認可，即從政策上承認從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合法性，從而使社會的利益源泉實現了多元化。而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便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會利益單元的個體化。這是社會利益結構所發生的深刻的、質的變化。一切其它的變化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在這個基礎上所發生的進一步的重大變化就是個人利益在社會中取得了合法、合理的地位，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則成為社會發展的現實的和根本的動力了。在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又反過來大大地推動了社會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兩方面的互動發展中便產生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強烈要求和巨大的推動力。這樣，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和交換關系便滲透到社會生活中來，從而產生了正面的和負面的一系列問題。例如，一方面提出了社會關系契約化和社會行為法治化的要求，并在此基礎上，要求建立各種市場規則和人民相互交往的各種規則；另一方面又造成人際關系的商品化和不擇手段的競爭狀態。一方面使體制外的人們迅速地富裕起來，從而極大地拉動了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面又使體制內的人們產生了極大地心理不平衡，從而誘發了貪污、浪費、消極怠工、小團體主義等等腐敗行為。一方面人們的利益追求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使整個社會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另一方面無孔不入的利益追求又會造成大量的違反規則的現象，甚至經濟犯罪。一方面使地方政府獲得極大的發展積極性；另一方面又會造成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地方保護主義。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