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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五大上把鄧小平理論寫在了黨的旗幟上，表明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推向21世紀的堅強決心。究竟如何高舉旗幟，堅持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在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提出了“三個代表”的偉大理論，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有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鄧小平的黨建理論是“三個代表”的生長點和有力指導

首先，在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性上，鄧小平理論直接啟發了“三個代表”。鄧小平作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明確提出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是關系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問題，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1]（第39頁）。這不僅從根本上糾正了黨的建設問題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而且明確地把黨的自身建設同黨所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給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順著“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的思路，認識到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建設一個堅強有力的黨對于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次，鄧小平的政治囑托催生了“三個代表”。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的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1]（第380頁）這是鄧小平對以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政治囑托。針對這一囑托，在這些年的實踐中考慮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政黨，怎樣建設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以來，在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確定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培養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反腐倡廉和“三講”教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經驗。“三個代表”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對鄧小平的政治囑托和上述根本問題做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

再次，“三個代表”與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密切相關。鄧小平理論最突出的貢獻在于：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制定了一條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內容的基本路線，開辟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實質上是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三個代表”要解決的是“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這是兩個關聯度極高的問題。因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解決好了，黨就能站穩腳跟；而“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解決好了，社會主義才能長治久安。可以說，“三個代表”的理論生長點就是鄧小平理論。

（二）鄧小平“三個有利于”思想的思維視角啟迪了“三個代表”

1、“三個代表”稟承了“三個有利于”判斷時代特點的新視角。任何理論都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三個代表”繼承了“三個有利于”與時俱進的實踐唯物主義品格，在關鍵時刻及時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9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正處于一個尋求新的突破和轉折的關鍵時期。當時由于受種種“左”的觀念的束縛，幾乎每一項大的改革開放政策或建設舉措的推出，都會引出姓“資”姓“社”的爭論。如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識社會主義？用什么標準判斷和檢驗我們各項工作的是非得失？這些問題對我們事業的順利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們的種種困惑，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支持。

“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則是在世紀之交，人們對黨的性質的理解及黨的自身建設遇到前所未有挑戰的關鍵時刻提出來的。進入90年代后，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已由工業時代步入信息時代，經濟全球化愈益顯現，政治多極化趨勢業已形成，不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國家既相互聯系，又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價值觀念的分歧和斗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分化”、“西化”中國的圖謀從未停止過；多元文化方興未艾，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碰撞，對人們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迅猛發展，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迅速崛起，正深刻地影響乃至改變著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如何積極順應時代的變化和發展趨勢，依托現代科學技術加快我國現代化進程，確保黨的先進性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是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根據實際需要，及時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既為新世紀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與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一樣，面對新的時代課題，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顯示了黨的事業在實踐發展中的連續性。

2、“三個代表”稟承了“三個有利于”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三個代表”和“三個有利于”都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準確把握上，科學地強調了生產力的基礎地位，從而使二者在內容上具有聯結性。鄧小平和都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這是因為，生產力是人類改造和征服自然使其適應自己需要的客觀物質力量。一定的生產力，不僅是社會存在的前提，而且是當前生產實踐及其所決定的各種社會活動的物質條件。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是“人類全部歷史的基礎”[2]（第532頁）。同時，生產力還是社會生產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最終決定力量。

在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且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鄧小平總攬全局，突出重點，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面對21世紀，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敏銳地把握生產力發展的總特點，提出了我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并以此作為“三個代表”思想的核心。這一思想與“三個有利于”觀察問題的視角的一致性，闡述的重要內容的相互關聯性，是顯而易見的。這對我們在新世紀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3、“三個代表”在價值取向上也和“三個有利于”具有一致性。“三個代表”和“三個有利于”都把關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鮮明地體現了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具有價值取向上的一致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2]（第262頁）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使我黨贏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始終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檢驗我們工作的最終標準，從而使我們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在“三個有利于”中，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也是這一標準客觀性的保證；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全面發展觀的生動體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的根本目的。同樣，在“三個代表”中，我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三個有利于”和“三個代表”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最終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三）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光輝思想孕育了“三個代表”

鄧小平縱觀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力系統中地位的歷史性變化后，于80年代作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光輝論斷，并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發展“第一生產力”的思想主張和政策措施。這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新發展，而且作為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重申了鄧小平的科學論斷，再次強調“科學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把解放和發展第一生產力落在實處。公務員之家

在“三個代表”中，強化了先進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先進生產力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社會或社會共同體中的相對發達并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生產力，即高素質的勞動者充分利用高科技和先進的生產工具，在高水平的生產管理下，對日益擴大了來源和種類、提高了復雜程度的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和改造，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產力。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先進生產力的最突出特點就是重視高新技術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先進生產力就是現代高科技。因為在當今社會，科學技術不但自身體現為生產力，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而且作用于其他諸因素。現代科學技術已經廣泛滲透到經濟生活中，滲透到社會生產的各個環節，科技進步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大大提升。在許多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由本世紀初的5%-20%上升到現在的80%以上。面對21世紀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發展高科技并使其產業化，是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捷徑。可以說，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要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

從鄧小平作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光輝論斷到在“三個代表”中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其內在的邏輯是一致的，他們都敏銳地覺察到了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人類生產力發展帶來的巨大變化。作為與先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定要把發展生產力、代表先進生產力作為根本目標，順應新技術革命和高科技發展的潮流。只有這樣，黨才能永遠保持先進性，才不會被歷史淘汰。從鄧小平的“中國應在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到的“科教興國戰略”，都體現了作為偉大政治家的強烈的使命意識。

（四）鄧小平關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思想為“三個代表”提供了理論范式和方法論指導

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第28頁）因為任何社會形態，都是一定經濟、政治、文化的統一體。只有從兩個文明建設的統一上來考慮問題，才能形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完整綱領，使社會主義社會得到全面發展。在“三個代表”中“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實質上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抓物質文明的同時，抓好精神文明建設，作精神文明建設的表率。

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為條件，互為目的，不可偏廢。一方面，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根據物質文明所提供的現實條件，為適應物質文明發展的特點需要建立和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也是在精神文明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鄧小平指出：“經濟建設這一年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1]（第154頁）從而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的思維范式為指導，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兩手抓”的思想，提出了“全面發展”、“共同進步”的“一起抓”的重要思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發展生產力，既要見物，又要見人，其本身就包含著創建先進文化的內容；而不斷的創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既是由黨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也是更快、更好的發展生產力的客觀需要。正如指出的，“精神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大的精神力量不僅可以促進物質技術力量的發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質技術力量發揮出更好、更大的作用”[3]。從文化、精神文明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的新視角發展了鄧小平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

首先，他肯定了先進文化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精神動力來增強綜合國力。先進文化以其價值理性為生產力發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條件和正確的價值指向。在當代中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和社會主義的導向作用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思想保證、制度保證和精神動力。它不但以思想理論形態和輿論導向方式給予經濟建設和物質生產以思維引導，規定著經濟發展的目標方向，而且還以管理科學形態指導著經濟政策和規劃的決策和實施。

其次，他看到了先進文化以科技生產力、教育生產力方式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文化不僅以產業化形式直接增強綜合國力，創造物質財富，以智能形態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經濟活動的科技含量，而且通過對象化于生產力各要素中，有力促進經濟活動效率和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教育事業以其提高民族整體素質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特殊功能為增強綜合國力提供全方位的知識資源和人才資源。國力的可持續增長是以人才資源的充分利用和人的潛能的充分發揮為決定因素和先決條件的。人才素質的不斷提高和創新能力的無限發揮是增強綜合國力的關鍵。教育生產力對人的素質和潛能提供提升力，對人的創造才能提供激發力，因而它以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和創造才能來促進綜合國力。

再次，他同樣看到了先進文化為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營造優化的文化環境。文化環境是通過人和社會的作用機理來影響綜合國力。從文化環境對人的作用來看，文化環境通過自身的結構因素對主體的人格塑造和素質建設起著特殊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從文化環境對社會的作用來看，文化環境一方面通過正面主導性價值觀的引導來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通過協調人際關系和整合不同利益階層來維護社會穩定。

綜上所述，“三個代表”的思想不僅直接來源于鄧小平理論，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不僅其思想內容是21世紀我們進行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而且其思想方法對于我們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進行新的理論創造同樣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