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論列寧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思想與后的思想具有相同的性質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中圖分類號：K512.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01)02-0043-06

長期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過程中，存在著一種不正確的傾向，即任意“拔高”革命領袖的思想，把他們的思想說得越革命、越社會主義越好。這是一種“左”的思想傾向。在對列寧社會主義理論研究過程中，尤其存在著這種傾向。清除這種傾向，是推進改革實踐的需要和還列寧思想本來面目的需要。

一、一個流傳甚廣、根深蒂固的誤解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指1917年十月武裝起義勝利至1918年4、5月間蘇俄轉變工作重心這一時期。一個流傳甚廣、根深蒂固的誤解，即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的革命思想是快速地、激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1938年聯共（布）中央審定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指出：“蘇維埃政權在締結了和約（指布列斯特和約——引者）和取得了喘息時機后，就著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從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這個時期，列寧稱之為‘用赤衛隊進攻資本’的時期。”[1]還提出：“在1918年春，就開始向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過渡——‘從剝奪剝奪者’過渡到組織上鞏固上既得的勝利，即過渡到建設蘇維埃國民經濟。列寧認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喘息時機來著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2]這些論斷的意思是，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已經急迫地把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提上了日程，力圖使俄國快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1960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共產黨歷史》中也提出：1918年初，“革命繼續向縱深發展。黨一方面建立蘇維埃國家制度，一方面領導工人階級為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斗爭。”從1917年年底到1918年年中，“用列寧的中肯的話來說，這是用‘赤衛隊進攻資本’。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被根本摧毀，蘇維埃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3]這里，也認為列寧當時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認為他提出了俄國快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學術界重視對蘇俄新經濟政策的研究，認為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思想是“間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并且將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與1921年春以前他的思想作對比，認為列寧此前的思想包括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思想，是“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如有的論著提出：“列寧對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的探索，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這個過程，大體上以1921年春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即從十月革命后到1921年春以前的直接過渡時期和1921年春以后的間接過渡時期。”“直接過渡時期又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十月革命勝利后到1918年夏為第一階段。”[4]另有著作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直接過渡一直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指導思想。”[5]

根據學術界的一般觀點，“直接過渡”有相互聯系的兩層含義：一是指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繞過商品、貨幣和市場關系，或者說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由國家政權機關來組織生產和分配，直接地、簡單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二是指快速地、激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由國家政權機關組織生產和分配，必然導致一些非常的、強制性的、激進的措施出臺，使過渡的過程呈現激進的狀態。之所以采取這樣的過渡辦法，目的在于追求快速度，而且由于過渡的過程避開了商品、貨幣和市場等中間環節，其結果必然是過渡中的快速度。由此可見，所謂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持“直接過渡”的思想，歸根到底也是認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提出了快速地、激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二、“計算和監督”是漸進地、緩慢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領導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計算和監督”，即由工人團體或組織對企業的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進行監督，對有關賬目進行計算。正確地認識列寧關于“計算和監督”的思想，是正確認識這一階段列寧思想的關鍵。

筆者以為，列寧關于“計算和監督”的思想是“非剝奪剝奪者”的思想，是漸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因為它的基本含義在于不改變企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在這樣的前提下由工人團體或組織對企業進行計算和監督。在1917年《四月提綱》中，列寧在論及下一階段革命的任務時就已提出：“我們的直接任務并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6]這說明，在列寧的思想上，計算和監督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而且在這一時期，列寧曾明確地指出，在實施計算和監督的過程中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1917年5月，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說，為了改善勞動群眾的生活狀況，必須把有產階級的稅率提高到利潤的100%，即“剝光”資本家。列寧在批評這種“高調”和“空話”時說：“甚至對大多數資本家，無產階級不僅不打算把他們‘剝光’，……不僅不打算剝奪他們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讓資本家在工人親自監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榮的事情。”[7]意思是說，無產階級不準備立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對工人的剝削。同年9月，列寧在文章中就這一問題進一步指出：“問題的‘關鍵’甚至不在于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單靠沒收是無濟于事的，因為其中并不包含組織要素和計算正確分配的要素。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稅……的辦法來代替沒收。”[8]

十月武裝起義勝利后的第二天，列寧起草《工人監督條例草案》，并且敦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于11月中旬通過《工人監督條例》，領導展開了工人監督的活動。從列寧起草的《工人監督條例草案》的內容看，它涉及的問題主要有：規模較小的企業可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工人監督，規模較大的企業則必須由全體工人大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實施監督，工人代表作出的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企業的一切賬簿和文據以及一切庫存的材料、工具和產品一律對選出的代表公開等等。在這個草案中，根本沒有關于“剝奪剝奪者”或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思想。而且在這個時期，列寧在《告人民書》中談到蘇維埃政權當時的措施時說：“除實行最嚴格的計算和監督，把以前所規定的捐稅全部征收上來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9]即政府不打算剝奪資本家的財產。

當時蘇俄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以及企業工人委員會制定和頒布的關于工人監督的文件有100多份。筆者詳細閱讀了這些文件，發現所有的文件均未將工人監督與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聯系在一起，而只是認為這項措施有利于有計劃地調節當時的經濟。如1917年11月14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工人監督條例》的第一條提出：“為了有計劃地調節國民經濟，茲規定在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運輸業、合作社和生產協作社，以及其他有雇用工人或家庭勞動的企業中，施行由工人監督企業產品和原料的生產、買賣及其保管事宜以及監督財務的辦法。”[10]又如，西伯利亞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有關工人監督的決議提出：“為了有組織、有計劃地管理國民經濟，為了防止日益迫近的經濟崩潰，制止廠主怠工并全面調整工業，西伯利亞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如下：……”[11]烏拉爾工廠委員會第一次省代表會議通過的有關工人監督的文件則提出，工人監督主要包括四項內容：一是技術監督，監督機械、零件和所有各種機器是否完好無損；二是經濟監督，監督按適當價格采辦材料、原料以及產品出售的情況；三是財務監督，使企業的一切賬簿、單據公開，在工人組織的監督下計算和確定產品成本，確定利潤的分配；四是企業內部制度的監督，由工人組織參與制定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12]。以上援引的材料足以證明，工人監督是“非剝奪剝奪者”的措施，與社會主義改造或者說與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無直接的聯系。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領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計算和監督”，而從列寧的有關論述看，從蘇維埃政府有關文件的精神看，“計算和監督”是“非剝奪剝奪者”性質的措施，是與社會主義改造無直接聯系的措施。既然如此，完全沒有理由認為列寧這一時期持俄國快速地、激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相反由于他不主張“剝奪剝奪者”，不主張立即直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或者說他主張采取一些既有利于無產階級利益又比較能夠為資產階級所接受的措施，應該確認他的思想是漸進地、緩慢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國內有的論著提出，列寧把計算和監督“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心環節”，主要的是針對俄國當時大量存在著小生產這一狀況的。列寧認為，要使小生產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單靠變革所有制是不夠的，因為變革所有制并不包括組織要素和計算正確分配的的要素，重要的是進行計算和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社會化。該著還提出，列寧指望建立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展開全面的計算和監督，這樣就可實現社會主義[13]。這樣來認識列寧的思想，也許大大貶低了列寧的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必然懂得，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當時的俄國尚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首要的、重要的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把大量的小生產變為大生產。要達到這一目的，變革所有制關系固然不夠，但是，加強計算和監督即使是進行全面的計算和監督難道就夠了？難道生產力的發展可以靠加強計算和監督而實現？稍有一點馬克思主義知識的人，都會對此作否定的回答。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決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決不會把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寄托在實施計算和監督上。

有的論著在論證“計算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措施時，往往援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一段話：“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14]需要指出的是，列寧這里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并非是指本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指十月革命勝利后近期的一個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可以通過這個政權采取許多有利于無產階級利益的措施，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說還遠遠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常常把這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但他同時又明確地說明這一階段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如他1918年1月在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們才開始進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我們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但如果你們說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那你們是正確的，正如人們把西歐許多資產階級共和國稱為民主共和國一樣，盡管誰都知道，沒有一個最民主的共和國是完全民主的。”[15]同年5月他還說：“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16]所以筆者認為，列寧《國家與革命》中的一段論述，本意是指“計算和監督”可以把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近期的一個社會階段調整好，而不是把本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調整好。還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自然段開頭援引的那段話之后，列寧指出：當人們對資本家和保留著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分子進行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會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資本家就絕對無法逃避和無處躲藏了。這足以說明，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是一個存在著資本家階級的社會階段，這個社會階段顯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沒有“三大差別”特別是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再往下，列寧接著說，進行工人監督“決不是我們的理想，也決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惡現象和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17]這就直接地告訴我們，需要進行工人監督的社會階段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到達社會主義需要經過的一個階段。總之，在《國家與革命》中，“計算和監督”不是社會主義的措施。

下面還必須研究列寧的幾個論斷。1917年11月4日，列寧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讓工人著手在自己的工廠建立工人監督吧，讓他們用工業品來供應農村，換取糧食吧。每一件產品、每一俄磅糧食都應當計算到，因為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計算。”[18]又說：“用加工工業的產品交換糧食，對生產實行嚴格的監督和計算，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開端。”[19]同一天，他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前線代表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講到計算和監督的工作正在展開時說：“社會主義就是計算。如果你們愿意對每一塊鐵和每一塊布都實行計算，那就是社會主義。”[20]顯然，計算和監督的作用，只是表現于對資本家活動的制約，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限制，不能夠直接實現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任務。列寧認為計算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或曰社會主義革命，一是因為當時群眾積極參與計算和監督的活動，表現出極高的革命熱情和極大的創造力，已經和正在改變社會面貌和人們的生活面貌，列寧認為俄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因素”，出現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對此給予高度肯定，贊揚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是社會主義。其實這種贊揚屬于人們通常所說的“過獎”，因為“計算和監督”所產生的新生活方式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二是因為“計算和監督”可以為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這說明它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但是實施這些措施有利于俄國未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列寧正是從這重意義出發，即從這種措施具有趨向于社會主義的意義出發，說它是社會主義。可是，如果望文生義，硬說“計算和監督”是社會主義，則不符合列寧的本意。

總之，以上引出的列寧關于“計算和監督”的若干論斷，不能證明列寧視“計算和監督”為社會主義措施，不能證明列寧這一時期持快速地、激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三、實行國有化不能證明列寧持快速、激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1917年底至1918年3月，列寧領導蘇維埃政權進行國有化，基本上實現了鐵路、商船和大工業企業國有化。以后的人們把國有化企業視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把國有化視為社會主義改造的手段，并且由此推斷列寧關于國有化的思想是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推斷列寧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形成了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造思想。筆者認為，這樣的推斷是不正確的。

其一，列寧曾經指出，國有化是同資本主義相容的措施。國有化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的最后三十年，經濟危機反復席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加強國家政權干預經濟的能力，減少和減輕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紛紛在鐵路、航運、郵政、電報、銀行等領域實現了國有化，并且對那些將要破產的工礦企業也實行了國有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陷入戰爭中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實施國有化，作為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措施。鑒于此，列寧1917年4月在有關文章中論及銀行國有化和大工業企業國有化問題時說：“這類措施在戰時已有許多資產階級國家實行了，因為這是同日益逼近的經濟的徹底崩潰和饑荒作斗爭所絕對必要的。”[21]他還指出：“土地國有化是一項資產階級措施，它不排斥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也不排斥它”[22]。把辛迪加收歸國有，這是不是社會主義措施呢？“不是的，這還不是社會主義。”[23]可見，列寧甚至未把國有化看成為社會主義的措施，怎么可以因他領導了國有化而認定他形成了激進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其二，列寧領導國有化，不是為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是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在實施計算和監督的過程中，有些企業主拒不接受計算和監督，從事種種破壞生產的活動，力圖從生產上搞垮蘇維埃政權。為了打擊這些企業主的破壞活動，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新政權不得不對這些企業采取了國有化措施。列寧在1917年12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講到采取銀行國有化措施的原因和意義時指出：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力圖實行工人監督，“為了實行監督，我們曾經把銀行家找來，同他們一起制定了他們也同意的辦法，以便在實行充分的監督和報表制度的條件下領取貸款。”可是，銀行里的敵人卻在進行危害蘇維埃政權的罪惡活動，這就使得蘇維埃政權不得不采取國有化的措施[24]。還說：“我們本來想走同銀行妥協的道路，我們給他們貸款以便向企業提供資金，可是他們卻暗中策劃了規模空前的破壞，實際情況使我們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種辦法來進行監督。”[25]他要求立即通過和實行銀行國有化的法令，說：“如果現在不批準這個法令，那只會使銀行采取種種措施，來加倍地破壞經濟。立即實行這個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壞就會毀滅我們。”[26]在列寧起草的《關于實行銀行國有化及有關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中，他明確地寫道：“糧食的緊張狀況，投機倒把、資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個經濟破壞所造成的饑荒威脅，使我們必須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來同這種禍害作斗爭。”[27]以下，他提出了銀行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措施的任務。這說明，他關于國有化的思想是以“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來同“禍害作斗爭”為出發點的，是以鞏固蘇維埃政權為出發點的。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蘇維埃政權頒布了220個關于國有化問題的文件。筆者認真地閱讀了這些文件，未發現這些文件將國有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聯系起來，任何一個文件都沒有這樣的說明或者暗示。許多文件在強調國有化的必要性時指出，因為企業主不服從“工人監督”，反對蘇維埃政權，所以必須將其國有化。正如匯編蘇聯國有化文件的《蘇聯工業國有化》一書導言中所指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月內，由列寧、斯大林簽署政府法令曾宣布把許多大工業收歸國有，因為這些企業不服從蘇維埃政權頒發的關于實行工人監督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法令，抗拒蘇維埃國家的其他措施等。”[28]這個事實也可說明，在當時，國有化的目的是鞏固蘇維埃政權，它不是快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措施，列寧的思想不是快速、激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其三，到1918年4、5月間，即國有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后，列寧提出必須停止國有化，把計算和監督的工作重新置于最重要的地位。這就是他所說的：“有決定意義的事情是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組織最嚴格的全民計算和監督。但是在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過來的那些企業、經濟部門和經濟領域中，我們還沒有做到計算和監督。”“不能以繼續向資本進攻這個簡單的公式來規定當前的任務。……為了今后進攻的勝利，目前應當‘暫停’進攻。”[29]“如果我們現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一定會失敗，因為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計算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后于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而這是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30]眾所周知，1918年4、5月間，列寧提出必須轉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即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和管理俄國。無疑，轉變工作重心的內容，包括把國有化的工作轉向計算和監督的工作。這個事實一是說明，在列寧的思想上，國有化屬于政治斗爭的手段之一，隨著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它應該退出無產階級實踐的舞臺或者說退居次要的地位。二是說明對于作為政治斗爭手段的國有化，列寧也不主張使之無限發展和激進化，在該暫停的時候他及時發出了暫停的指令。如果確認這一事實，何談列寧當時持快速、激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呢？！

四、列寧自己說新經濟政策思想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的思想

1921年后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漸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這是學術界不爭的事實。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多次明確地提出，他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即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與新經濟政策時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性質。

1921年10月，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一文中，在論及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自己的思想和實踐時說：“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我們過去的經濟文獻，回憶一下共產黨人在俄國奪取政權以前和剛剛奪得政權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寫的東西……，我們就會看到，在我們剛剛做完建立蘇維埃政權這第一件事和剛剛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初期，我們關于經濟建設任務所說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個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謹慎得多。”[31]這里的意思是說，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即從起義勝利到1918年春，自己的思想以及黨的思想同國內戰爭時期關于采取非常措施的思想相比較，具有不同的特點，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比后者“要小心謹慎得多”。所謂“小心謹慎得多”，指實行“非剝奪剝奪者”的計算和監督的措施，比推行戰時非常措施穩妥得多。

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在論及國內戰爭時期自己關于采取非常措施的構想時還說：“這種構想是錯誤的，是同我們以前關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論述相抵觸的，以前我們認為，不經過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的時期，即使要走到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也是不可能的。從1917年產生接受政權的任務和布爾什維克向全體人民揭示了這一任務的時候起，在我們的理論文獻中就明確地強調指出，要從資本主義社會走上接近共產主義社會的任何一條通道，都需要有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這樣一個過渡，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渡。”[32]在這里，他一是強調自己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思想同國內戰爭時期關于非常措施的思想是不同的，二是指出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認為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要經過“計算和監督”的時期，三是指出“計算和監督”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渡。可見，在列寧的思想上，“計算和監督”是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過渡性措施，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是長期性的、漸進的措施。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在論及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戰略退卻時說：“陣地是事先準備好的。這一點可以查證，只要把我們黨1921年春的決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決定對照一下就行了。”[33]意思是說，新經濟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在性質上是一樣的，實行新經濟政策意味著國家的政策回到1918年春政策的水平上去，意味著戰略退卻要退到1918年春的“陣地”上去。

1921年10月，列寧看到了一份私營的《廣告小報》，引起了對1917年底蘇維埃政權政策的聯想。他在當時舉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講到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頒布的頭一批法令中，有一條關于國家壟斷廣告業務的法令。這條法令意味著什么呢？它意味著：爭得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設想，向新的社會經濟關系過渡盡可能采用漸進的辦法——不取消私人報刊，而使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服從國家的領導，把它們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法令規定國家壟斷廣告業務，也就是設想還保留私營報紙而把它作為一種常規，還保留需要私人廣告的經濟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許多需要刊登廣告的私營企業。”[34]以上這一段話，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的思想。他主張采用“漸進的辦法”向新的社會經濟關系過渡，這種辦法的內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廣告的私營企業，保留私人報刊，將這些企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使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服從國家的領導。

在上述會議上的報告中，列寧還說：1917年國家關于壟斷廣告的法令“有正確的成分，即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在向新的社會關系過渡時曾試圖通過一種可以說是最能適應當時存在的關系的途徑，盡可能采用漸進的辦法，不作大的破壞。”[35]意思是說，當時所實行的關于計算和監督的措施，是最能適應當時條件的措施，是漸進的措施，是不作大的破壞的措施。

以上援列寧的論述說明，在列寧自己看來，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的思想不同于國內戰爭時期他關于非常措施的思想，而相同于新經濟政策時期他的思想，因為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主張采用“漸進的”辦法過渡，主張“保留私有制”，主張對社會經濟關系“不作大的破壞”，這同新經濟政策時期他的主張是一樣的。

既然列寧自己作了這樣的肯定，那末應該確認，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與新經濟政策時期他的思想同樣的性質，即它是漸進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