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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詮釋學史家們通常忽略了馬克思在詮釋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實，馬克思不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爾完成了詮釋學的本體論轉折，而且克服了傳統的詮釋學所持的抽象的理論態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詮釋活動得以展開的現實的權力磁場。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奠基于實踐詮釋學，只要我們考察的是人的真實的實踐活動，就會發現，這一活動通常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權力和話語的互動關系中展開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決定了實踐詮釋學的本質是權力詮釋學。人們不是任意地、隨心所欲地進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釋過程的，而是在統治階級的、無所不在的權力的陰影下進入這一過程的。在馬克思看來，統治者不僅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這就為我們批判地解讀不同歷史時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同時也啟示我們，在革命過程中，奪取政治權力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的研究表明，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以直接的或間接的方式賦予當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響。

【關鍵詞】理論態度/實踐態度/詮釋的錯位/實踐詮釋學/權力詮釋學

【正文】

在常人，甚至正統的詮釋學史家的眼光中，馬克思哲學與詮釋學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當代學者，特別是詹姆遜等人的研究中，這種傳統的眼光才被打破，人們開始思考馬克思對詮釋學理論的重大貢獻。然而，即使像詹姆遜這樣的學者，也未能真正把握馬克思的詮釋學的實質及其豐富的內涵。本文認為，馬克思的詮釋學實質上是一種權力詮釋學，它濫觴于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思想，但又進一步強調，實踐活動的最本質的維度是政治維度，而政治維度的核心則是無所不在的權力。如果我們不抽象地談論人的理解活動和解釋活動，就會發現，它們總是在政治意識（或無意識）和權力磁場的背景下展開的。由于馬克思敏銳地領悟到這一點，所以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理論的解讀是無比深刻的。同時，他也啟發我們，革命必然蘊含著新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確立。由此可見，馬克思的詮釋學才是真正現實的詮釋學，它不是從抽象的、價值中立的理論態度出發去探索人的理解和解釋活動，而是把實踐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的具體意向看做人的一切理解和解釋活動的本質。事實上，馬克思揭示了一切理解和解釋活動的真正的秘密。當代哲學的發展趨向表明，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必將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并在詮釋學發展史上獲得無可爭議的位置。

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的理論基礎

上面提到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見解，即認為馬克思的哲學與詮釋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見解，在相當程度上導源于人們對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書中的第十一條條文——“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的誤讀。粗心的人們以為，馬克思并不重視“解釋世界”，他關心的僅僅是“改變世界”。其實，這里存在著雙重的誤解。一方面，馬克思在前半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中使用的“只是”(nur)這個詞表明，馬克思并不反對哲學家們“解釋世界”，他反對的是哲學家們“只是”滿足于“解釋世界”的那種純粹的理論態度。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后半句話——“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也不表明馬克思不關注“解釋世界”而只重視“改變世界”。不難發現，馬克思的整句話的意圖是：哲學家們不但應該從理論上解釋世界，而且應該以實踐的方式改變世界，馬克思從來沒有把“改變世界”與“解釋世界”尖銳地對立起來。事實上，撇開“解釋世界”，“改變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要“改變世界”，就要預先設定“改變”的方向，而要設定“改變”的方向，就要先行地對世界本身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釋。換言之，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當人不能對世界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釋的時候，也就不可能有相應的改變世界的行動。由此看來，人們不應該輕易地從這段話中引申出馬克思并不重視人的理解和解釋活動的結論來。

我們對馬克思的文本的解讀越深入，就越會發現，馬克思不但十分重視對人的理解和解釋活動的研究，而且從自己的理論立場——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形成了一套嶄新的詮釋學的理論。我們不妨把馬克思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稱之為“實踐詮釋學”（注：參閱拙文《馬克思實踐詮釋學初探》，載《俞吾金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54頁；也可參閱拙著《實踐詮釋學：對馬克思哲學和一般哲學理論的重新解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實踐詮釋學也正是其權力詮釋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確定了如下的原則：

首先，應當從人的物質實踐活動出發去理解和解釋人的觀念和文本。馬克思在談到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時指出：“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由此還可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這段重要的論述從正反兩個不同的角度告訴我們，人類的物質實踐活動不僅決定著觀念和文本的內涵和實質，而且也決定著觀念和文本的演化、更替和被揚棄的命運。決不可能存在與人們的物質實踐活動相分離的、獨立的觀念和文本的運動。所以，盡管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家滿口講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詞句，而實際上他們卻是最大的保守主義者，因為他們永遠停留在抽象的理論態度上，永遠只滿足于與現實的影子，而不是現實本身作斗爭。

其次，即使是模糊的、荒謬的、神秘主義的觀念和文本歸根到底也導源于人的實踐活動。馬克思這樣寫道：“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以布·鮑威爾、施蒂納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主義者之所以在宗教批判中迷失了方向，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批判和詮釋活動始終是在觀念之間和文本之間展開的，他們從來沒有注意過觀念、文本與物質實踐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頁。）在馬克思看來，一旦人們迷惑于觀念和文本發展的“獨立性的外觀”，他們的全部理解、解釋和詮釋活動必然會誤入歧途。

再次，確定人們的理解和解釋活動是否正確的標準仍然是實踐活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59頁。）在馬克思看來，人們關于理解和解釋活動、關于觀念和文本的任何爭論，一旦離開了實踐活動這一現實的標準，就成了無意義的事情。

正是實踐詮釋學的上述基本觀點為權力詮釋學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當我們的考察進一步深入的時候，就會發現，在任何存在著階級利益沖突的社會中，統治階級總是從整體上掌握著物質實踐活動的領導權，從而也掌握著精神生產領域的領導權。而這種權力場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它滲透到人們的全部理解和解釋活動中，在冥冥中決定著人們理解和解釋活動的內涵、實質和界限。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理論的提出從根本上解構了語言、觀念和文本的獨立性和中立性的外觀，使詮釋學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真正的現實性的道路。

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使用過“權力詮釋學”的概念，但只要我們對馬克思的文本的理解不拘泥于字面的話，就會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存在著一種權力詮釋學，它為我們解讀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觀念和文本提供了一把鑰匙。

為了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權力”概念在馬克思的語言中的含義。在馬克思看來，無論是國家還是權力都不是第一性的、基礎性的東西，“那些決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個人的物質生活，即他們的相互制約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國家的現實基礎，而且在一切還必須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階段上，都是完全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現實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378頁。）這就是說，馬克思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出發來論證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起作用的范圍的。從這里也可看出，權力詮釋學始終是以實踐詮釋學為基礎的。正是人們的生存實踐活動的狀況決定著權力的分布和分配，從而也決定著權力詮釋學的內涵和本質。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主要包含如下的內容：

第一，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這樣寫道：“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的支配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頁。）在這里，馬克思通過自己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即在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也必定會在相應的精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占支配地位，而在一般情況下，正是這一點決定著這一歷史時期人們的一切理解和解釋活動的基本內容和方向。易言之，人們的理解和解釋活動并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在一個先定的權力的磁場中進行的。如果他們不具有占有物質生產資料和精神生產資料的權力或不認同這種權力，那么他們的理解和解釋活動就不可能成為那個歷史時期的主導性的活動，至多只具有依附性和邊緣性的特征。

第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馬克思舉例談到，在某一個國家里，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因而在那里統治是以分享的方式存在的。于是在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于分權的學說，人們甚至會把分權當作“永恒的真理”來談論。這樣一來，傳統詮釋學所主張的中立的理論態度的神話也就被解構了。實際上，馬克思告訴我們，一切理解和解釋活動本質上都是一種實踐態度，都從屬于一定的政治維度，或者說，一切詮釋學都是政治詮釋學（注：正如詹姆遜在談到政治解釋的優越性時所說的：“它不把政治視角想像為某種補充性的方法，也不把它想像為當今流行的其他方法——心理分析或神話批評的、文體的、倫理的、結構的方法——的選擇性的輔助方法，而是把它理解為一切閱讀和一切解釋的絕對視界。”(SeeFridricJameson:ThePoliticalUnconscious,ComellUniversityPress1985，p.17.)）。一旦我們接受這樣的觀念，傳統詮釋學理論的抽象性便暴露無遺了。

第三，統治階級通過權力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馬克思強調，構成統治階級的個人，“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頁。）。有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成員和不同權力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但一旦整個階級的統治受到威脅，這種沖突的假象就會消失。統治階級內部的大部分成員都會聯合起來、一致對外，以維護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對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這樣寫道：“書報檢查制度是為政府所壟斷的批評。但是，當批評不是公開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踐上的時候，當它不是超越黨派而是本身變成一個黨派的時候，當它不是帶著理智的利刃而是帶著任性的鈍剪出現的時候，當它只想進行批評而不想受到批評的時候，當它由于自己的實現而否定了自己的時候，最后，當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錯誤地把個人當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權力的要求當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漬當作太陽上的黑子，把書報檢查官涂改時畫的叉叉杠杠當作數學作圖，而把耍弄拳腳當作強有力的論據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批評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質了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2頁。）統治階級對思想的生產和分配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們所制定的新聞檢查制度中。他們通過手中的權力，排斥不同的見解，貫徹自己的意志，從而牢牢地維護著與本階級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第四，革命階級為了使自己獲得統治地位，必須奪取政權，確立自己的詮釋權。馬克思這樣寫道：“每一個力圖取得自己統治的階級，如果它的統治就像無產階級的統治那樣，預定要消滅整個舊的社會形態和一切統治，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頁。）革命階級在其初期的行動中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換言之，之所以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目的是為了動員更多的人們起來參與革命；而革命階級之所以把奪取政權理解為最重要的歷史使命之一，也正是為了使自己的全部詮釋活動，乃至全部新的統治活動獲得合法性。必須指出，正是馬克思向我們揭示出這一任何其他的詮釋學家都沒有告訴過我們的、有趣的現象——詮釋的錯位，即一個階級通常會把自己的利益詮釋成適合于全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普遍利益。只有充分地認識到權力詮釋學的語境及“詮釋的錯位”現象的存在，才能在詮釋學的研究中真正地獲得批判性的眼光。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的詮釋活動與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之間的內在聯系，即每一歷史時期的、現實的詮釋活動總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權力的陰影下展開的；還闡明了每個歷史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偉大真理，從而為一切真正批判的詮釋活動的展開澄明了理論前提。

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以獨特的視角展示出現實的詮釋活動所無法規避的真理，而在正統的詮釋學發展史上，這些真理卻是蔽而不明的。在當今理論界，正統的詮釋學已經獲得巨大的影響，然而在正統的詮釋學家那里，馬克思仍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他者”。在這種情況下，闡發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的當代意義就成了刻不容緩的事情。

其一，正是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使我們擺脫了正統詮釋學的抽象的理論態度。眾所周知，以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等人為代表的傳統的詮釋學主要把詮釋活動理解為準確地解讀文本的方法。自從海德格爾把詮釋活動理解為“此在”在世的樣式，傳統的詮釋理論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在海德格爾的基礎上，伽達默爾進一步系統化了海德格爾的思想，從而使當代詮釋學得以確立。然而，無論是傳統的詮釋學，還是當代的詮釋學，本質上都是抽象的，因為它們沒有揭示出現實的詮釋活動得以展開的真實的境況和實際的界限。

這里所謂的“真實的境況”是指每一個歷史時期統治階級政治權力對一切詮釋活動的滲透。正統的詮釋學理論，不管是它的傳統形式，還是當代形式，由于抽去了政治權力這一根本性的維度來探索詮釋活動的基礎，這一基礎始終是不完整的、抽象的。雖然海德格爾把詮釋活動理解為“此在”在世的樣式，并進而把“此在”劃分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但這種劃分不但沒有澄明“此在”的政治維度，反而模糊了這一維度。海德格爾對納粹的認同就是他的詮釋活動的出發點模糊不清的一個明證（注：有趣的是，美國哲學家羅蒂認為，“海德格爾是一個偶然的納粹主義者”。在他看來，海氏之所以加入納粹，乃是“政治上無知”的結果（參見羅蒂《后哲學文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頁）。但另一些學者，如勒維特卻表達了另一種見解。勒維特在談到海氏時指出：“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忠誠就存在于他的哲學精髓之中。”（參見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1頁））。其實，按照馬克思的看法，我們只能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權力和話語的互動關系中來理解一切詮釋活動。撇開這種真實的、歷史的境遇，詮釋活動的基礎和出發點就顯得模糊不清了。

這里所謂的“實際的界限”是指一定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對一切詮釋活動的合法性界限的規定。對于統治階級來說，活躍于一切詮釋活動中的理性不應當是漫無邊際的，它的實際的邊際亦即它的合法性，而所謂“合法性”，也就是對統治階級的權力的認同，換一種說法，就是不危及統治階級的統治。這樣一來，任何詮釋活動是否得到認可的一個潛在的、根本性的標志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它就是：合法的(legal)，還是非法的(illegal)？這里關系到的正是權力詮釋學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一切現實的詮釋學都是權力詮釋學（注：我們往往發現這樣的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幾乎任何一個機構在公布某一個與一些人的利益關系相關的文本時，總不會忘記寫上這樣一句話——“本文的解釋權屬于本機構”。這里關涉到的正是詮釋的權力和合法性的問題，同時也泄露了如下的秘密，即一切詮釋學本質上都是權力詮釋學。）。這就啟示我們，只有返回到馬克思那里，詮釋學的發展才能從抽象走向具體。

其二，正是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使我們確立了一種實質性的批判態度。由于一切詮釋活動都是在政治權力的背景下展開的，所以在人們對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權力狀況獲得正確的認識之前，是不可能在文本解讀中真正地確立起批判意識的。海德格爾雖然強調詮釋者應當確立追尋存在的意義的視角，從而正確地進入詮釋學活動，但只要詮釋者對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權力結構不甚了了，那么，不管他如何侈談“存在的意義”，他都難以正確地進入詮釋活動，也難以揭示出被詮釋對象的實質。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如果人們不了解某一個國家在某個歷史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爭奪統治地位這一背景，人們也就很難對當時流行的、關于分權理論的文本的來龍去脈和實質做出合理的詮釋。

其三，正是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使我們認識到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必定會牢牢地把握文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階級為了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也必定會高度重視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里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等著作都蘊含著對馬克思這一思想的敏銳的領悟。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誰把握文化詮釋權的問題，也就是誰具有合法性的問題，而這正是我們一進入權力詮釋學的視域必定會遭遇到的問題。反之，也只有確立起批判的權力詮釋學的標尺，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要性才會真正地顯露出來。

總之，惟有馬克思的奠基于實踐詮釋學的權力詮釋學理論才為詮釋學的發展鋪就了一條真正通向現實生活的、批判的道路。（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