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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創新

制度對于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制約和推動作用，制度創新構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因為在唯物史觀看來，制度創新的過程就是一個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制度創新的研究可以從不同角度展開，本文探討的制度創新，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創新，而提出這一問題的前提是，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創新是堅持、發展和豐富社會主義制度文明理論，而絕不是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就堅持了制度創新的原則，因為對于科學社會主義而言，本身就是在一個新思維方式基礎上的，是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科學概括。科學社會主義只有不斷面向運動變化的社會生活，不斷創新、不斷發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國《費加羅報》記者談話時指出，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是一種“誤解”。[1](P17)馬克思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資本主義社會，得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結論。應當說，這一歷史結論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須指出的是，要真正實現這一人類理想，還必須依靠我們的現實努力，尤其需要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也就是說，歷史方向的正確把握還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確制定和實施。

如何將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轉化為制度創新的現實過程,馬克思本人為我們作出了典范。1861年，當時的沙皇俄國廢除了奴隸制，俄國社會應當選擇什么樣的的社會制度，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于是，處于這場辯論中心的查蘇里奇便寫信求教于馬克思。針對查蘇里奇提出的問題，馬克思則顯示了辯證創新的思維方式，努力探求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創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國的具體情況后，馬克思認為，一方面，俄國社會是和現代世界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在近代所創造的生產力、世界市場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國社會走向現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指出，俄國社會由于其獨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這就可以使得俄國社會在吸取資本主義現有物質成果的基礎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兩個因素基礎上建立的東方社會制度，將是一個創新的社會制度。當然，由于各種社會客觀條件變化和制約，人們對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理解還不完全一致。但無論如何，馬克思關于制度創新的思維方式卻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這種制度創新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其歷史辯證法基礎上的。“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1](P131)

列寧領導俄國人民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之初，由于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迫使列寧采取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對于克服困難、保衛蘇維埃政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當人們將這一應急性的對策視為走向共產主義的便捷之路時，一場政治經濟危機便迅速出現了。嚴峻的現實使得列寧開始探求一條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之路。列寧對社會主義制度創新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是在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但這種過渡必須是在全面吸取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基礎上的；二是必須把提高勞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三是要建設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權，并充分利用這一政治權力盡快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四是社會主義制度設計和實施不能機械照搬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而必須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不斷加以創新。這一條也是最為重要的。在論及東方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時，列寧特別強調了在復雜的現實面前要不斷創新的重要性。

根據中國的國情，提出了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偉大戰略，這一戰略也體現了制度創新的原則。在經濟制度方面，開始突破蘇聯模式，注意區分根本經濟制度和具體經濟制度，在所有制結構上開始考慮允許非公有制的存在和發展，提出了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協商政黨體制，而不是蘇聯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體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權力歸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體制，這也不同于蘇聯所堅持的蘇維埃和兩院制的政府體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面吸收古今中外優秀文明成果、創建以現代化為坐標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尤其是黨和國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導致了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沒能在正確的方向下堅持下去，但必須承認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創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樣構成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體系的活的源頭。

我們說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鄧小平繼承發揚了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品格，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提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方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鄧小平制度創新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制度定位的創新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主義遇到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對自身制度作一個科學清醒的歷史定位。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段時間內，對本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定位過高，從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誤，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經濟建設中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高指標等，都使得社會主義蒙受了損失。因此，在撥亂反正的新時期，鄧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進行科學的歷史定位，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方針政策的制定就無從談起。鄧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宗旨，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從而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發展依據。他曾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2](P252)

2.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框架的經濟制度的創新針對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對生產力的破壞，馬克思、恩格斯設計的未來共產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產品經濟，在這一經濟形態中社會將對生產進行自覺的計劃調節，按照社會需要合理分配社會勞動和利用資源。但這種產品經濟的實現是有條件的：一是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每一個社會成員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工廠，社會總勞動由一個計劃統一調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馬克思、恩格斯設計的產品經濟的條件并不具備。因為首先從所有制形式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成分。其次，在現實中社會的計劃中心無法保證個人勞動都能轉化為社會勞動。個人勞動要轉化為社會勞動，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的個人勞動必須在企業里集合成為企業聯合勞動；二是企業聯合勞動成果必須滿足社會需要，在市場上完成了商品交換。面對國際新技術革命的沖擊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定位，鄧小平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指出，計劃和市場不帶有社會制度的屬性，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創新的突破口，在理論上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上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3.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創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本質上是先進的，具有資本主義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本身就標志著根本政治制度的實質性轉變。1954年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的頒布，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圍。但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是曲折的，從具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施來說，建國后，為了迅速醫治戰爭所帶來的創傷，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建設，我們選擇了一個黨、政、經、社一體化的政治制度，這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必要的。但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這種具體制度便暴露出許多弊端，如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等，進而最終導致“”的災難。在總結“”的教訓時，鄧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3](P333)為此，鄧小平設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創新的基本目標，這包括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從長遠來看，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3](P322)從近期來看，包括三個具體目標：第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2](P179-180)

4.以“四有”和“三個面向”為目標的文化制度的創新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創新是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制度創新，就體現在以培養“四有”新人為目標的精神文明建設上，體現在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特征上。從“四有”到“三個面向”，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的文化制度創新，貫徹著這樣一個原則，即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西方文化有機結合起來。首先，必須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一個沒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價值基礎上的。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就是因為我們一直有一個共同的科學的理想信念。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2](P137)面對當今世界復雜的政治經濟格局，我們要不斷深化改草，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就更需要能夠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標志，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文化制度創新的首要標志。其次，當代中國的文化制度創新必須吸取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面向未來和繼承傳統是內在統一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在理念層面上，優秀的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實踐層面上，中國人民在長期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和反對剝削和外來侵略的革命斗爭中所形成的優秀的文化積累，推動中國歷史的進步。這兩者都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20世紀上半葉，西方的各種思想、理論紛紛被介紹進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一時間各種理論被傳得沸沸揚揚。實用主義、社會進化理論、弗洛伊德主義等等，都曾以各種形式在中國的學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輕人的注意。但這些理論各領風騷沒幾時，很快便成為過眼煙云，明日黃花。惟有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站穩了腳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徹底勝利，首先是因為其理論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類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一舉擊敗各種思潮，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種結合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匯合。中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源遠流長。馬克思主義作為全新的世界觀在中國引起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首先是它取得了傳統文化進步或優秀因子的認同，兩者在嚴峻的現實基礎上發生了一次現代性整合。同樣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一個創造性整合，是在繼承優秀傳統基礎上的一次綜合創新。離開這種文化承傳關系，鄧小平理論作為一種文化就不可能真正進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更難以在中國形成一種民族凝聚力。第三，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創新必須立足于世界，當代世界正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市場經濟突破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造成了社會的開放性和競爭性，帶來了人類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應。當代中國要進入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在世界經濟交往和新技術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為，就必須有一種開放意識，必須構造一個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3](p64)

二、馬克思主義與經濟全球化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地理條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區和國家是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中生存和延續的。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確立，人類歷史發生了一個轉折，歷史開始向世界歷史轉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4](P114)。

世界歷史的形成也就是現代社會交往不斷擴大的過程，就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滲透的過程。正是在這種普遍性的交往活動中，人類才能在現代化的軌道上謀求共同發展。“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4](P88)列寧曾用一個著名的公式說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義。他指出，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歷史時曾指出：“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于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無疑問，中國的歷史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正如鄧小平所言：“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電子計算機、通訊衛星、互聯網的出現，人類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更呈現為世界歷史的最重要趨勢。經濟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當代世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生產的國際化。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必然要求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現代產品的成本取決于世界市場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經濟的普遍交往中，才會使產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資本的國際化。國際資本已成了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基本走向。資本在國際交往中得以優化集中，將大大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的國際化。

三是世界貿易的比重增強。世界貿易的繁榮是建立在生產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的基礎上的。世界貿易的迅速發展是反映世界開放的綜合性標志。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依靠現代科學技術，通過資源和資本的優化配置，推動全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們控制和操縱國際經濟組織，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經濟規則，并力圖將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們在全力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以不等價交換關系，迅速獲取最大利益；它們還在開放的金融市場上，利用資金和技術的優勢，全方位地進行金融擴張和金融投機，造成他國利益的損失，自己從中獲利。

不難看到，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有著很大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全面展開，就是資本主義向整個世界展示其“資本文明”的過程。黑格爾認為，歷史并不是人的各種意志相沖突的無序的過程，而是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規律的，主宰歷史命運的力量就是絕對精神。絕對精神具有世界歷史性，這就決定了歷史的世界性。黑格爾指出：“‘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概念的發展。但是‘客觀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種法則——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為這種‘意志’在本質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見，或許各個民族有不同的具體情況，但最終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統一，最終都要走向世界歷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化實質上也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因為他認為，世界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已達到了盡善盡美的頂峰，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無限的永恒性。

長期以來，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種資本主義控制世界交往的狀況，并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全部含義。

理想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國家和民族間相互獨立和平等基礎上的對話。人們在普遍交往中將自己的優勢換取對自己不足的彌補，正是在這種互補關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軌道上運行。從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來看，發達國家誠然力圖利用其種種優勢控制發展中國家，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即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顛倒的經濟依賴”關系也越來越明顯。因為第三世界的市場在國際資本流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發達國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廣大的市場，它們的整體經濟發展就會出現結構性危機。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幫助發展中國家，西方面臨的市場問題、經濟問題，也難以解決。”[2](P79)

從哲學層面上說，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所內生的一種價值誤導，即制造出一種價值理性，這種價值理性表現為一種抽象普遍性。資本主義把理性推到了極致，他們認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據。他們將整個世界納入到由理性決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這一價值坐標中，一切具體的民族和國家，都是這種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現。事實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現為一種共生性和整體性。也就是說，世界歷史是各個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總和。列寧從“器官”的意義上來看待部分，認為世界歷史是個整體，而各個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說，在世界歷史之前，人類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現為“普遍—特殊”的關系的話，那么世界歷史的轉折標志就體現在“整體—部分”上。

總之，世界經濟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化，而應該是建立在各國、各民族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基礎上的現代交往。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們應充分認識到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要通過經濟全球化，學習和借鑒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廣泛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并盡可能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另一方面我們要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戰略方針，深入研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不斷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不斷深化我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以一個獨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參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

三、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據工業社會的特點，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并高度評價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著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對于資本主義而言，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通過工業革命完成對封建社會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馬克思指出：“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7](P424)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正是科學技術的作用，才使得“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8](P277)。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意味著：

1.科學技術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鄧小平從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學技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不搞現代化，科學技術水平不提高，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國家的實力得不到加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不能充分鞏固，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當今世界國家間綜合國力的競爭主要是生產力的競爭，而生產力的競爭又直接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競爭。科學技術正日益滲透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最活躍因素，并且歸根到底構成了現代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現代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競爭。鄧小平同志敏銳地洞察這一歷史大趨勢，鮮明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的學說，對于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9]科學技術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推動力。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發展資金相對短缺，這是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不利因素。我們要注意避免單純依靠資本投入、資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粗放型增長模式。要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2.科學技術必須與經濟發展相結合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和驅動的作用。據統計，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則上升至70%以上。美國90年代僅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達到30%左右。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特別是由于電子計算機、控制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正在迅速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里，可以生產出比過去多幾十倍幾百倍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有這樣巨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有這樣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3](P87)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使經濟建設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必須指出的是，科學是潛在的生產力，科學技術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產力水平高。只有將科學技術同生產力的各要素相結合，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和科技體制改革有關，而且和經濟體制改革也有著直接的關聯。針對中國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的現狀，鄧小平提出了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從科技體制改革入手，進一步明確依靠科技進步來加速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科技體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基礎上的，條塊分割，科技與經濟脫節，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復的現象還比較嚴重，科學技術缺乏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內在機制和動力。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必須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在1985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講話。他指出：“現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和經濟結合的問題。所謂進一步，就是說，在方針問題、認識問題解決之后，還要解決體制問題。”[3](P108)目前，我國的科技體制應從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長遠需求，從適應世界科技發展的新趨勢的角度來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改革。要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建立明確的科技目標、評價標準、人事制度、分配機制等，進一步解決我國科技體制中重復設置、人員臃腫、機構僵化的問題。

二是以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為目的，建立科技體制與經濟體制相結合、相配套的新機制，改變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的現象。鄧小平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3](P108)在鄧小平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在推動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機制和渠道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1992年10月，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提出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改革思路，通過分流和調整、優化資源配置等做法，比較有效地調動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96年9月，國務院又作出了《關于“九五”期間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目標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原則。我國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新體制正逐步形成。但應當看到，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改革還存在著不少問題，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更有許多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就需要我們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不斷研究和解決新的矛盾和問題，探索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推動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基本政策導向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經濟和科技的競爭條件下，知識和人才的價值越來越突出和明顯，因為經濟和科技競爭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競爭。鄧小平從整個世界現代化發展趨勢和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導向。鄧小平所提出的新時期人才政策的內涵有以下幾點：

第一，人才的培養和選拔是涉及到我國科技和經濟體制改革能否成功、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成敗得失的重要問題。科技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能否完成這一歷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脫穎而出，這是鄧小平最為關心的。他指出：“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2](P108)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講，面向21世紀中國能否在世界競爭的環境中有所作為，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終還取決于我們是否擁有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隨著科技革命和社會發展的變化，工人階級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正日益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鄧小平敏銳地看到這一問題，深刻指出：“承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就連帶要答復一個問題：怎么看待科學研究這種腦力勞動？科學技術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那末，從事科學技術的人是不是勞動者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因為“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4](P34、88)

第三，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脫穎而出。在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培養、選拔高素質、創造性拔尖人才就成為當務之急，只是建立一個優化拔尖人才成長的制度環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鄧小平特別指出：“在人才問題上，要特別強調一下，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