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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還是奪取政權之后的相當的時期內，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小生產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中都有著很強大的勢力和影響。它不但包括資產階級中最激進的部分，以及廣大的城鄉小生產者，跟著它走的還有無產階級中受它影響的一部分人。代表著無產階級當前和長遠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斗爭，關系到無產階級能否擺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不再被它們所利用，不再成為它們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認清自己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立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政黨，取得和掌握革命領導權的重大問題。這一斗爭的實質，是關系到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創造條件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根本問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鞏固的工農聯盟是其社會制度和政治統治的階級基礎，也是聯合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得以發展的最強大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國家在那里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一齊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資產階級所利用，將小生產的自發勢力演變成資本主義的同盟軍和后備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分裂工農聯盟的主要武器。無產階級若不能在堅持反對資產階級的長期斗爭的同時，取得對小資產階級改造的不斷進步和勝利，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最后爭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堅持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被人無端地誣蔑為“固守僵化的教條”、“死抱陳舊的觀念”、“堅持歪曲了的原則”，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左”的“主要錯誤傾向”；與此同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陳詞濫調卻被這些人從歷史垃圾堆中翻騰出來，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鮮花。因此，重溫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搞清楚近一個半世紀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基本原則上的根本對立，無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本文將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論述這個問題：一、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觀；三、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商品拜物教意識；四、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法學幻想；五、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同時表現為小農經濟的殉難史。

一、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紀小生產占人口大多數的法國流行起來。馬克思把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稱為“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馬恩選集》第2卷第145頁）。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中，“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馬恩選集》第1卷第631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提出過形形色色的社會改良方案，給自己抹上了光怪陸離的革命油彩，但其實質都是一樣的。他們都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存基礎和生活條件，又沒有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慘后果。他們總是用階級妥協的幻想掩蓋階級斗爭的現實，用超階級的一般“民主”國家取代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國并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同上，第631頁）

“所有這一切無非是在社會主義的偽裝下，企圖挽救資本家的統治，實際上是要在比現在更廣泛的基礎上來重新鞏固資本家的統治。”（《馬恩全集》第35卷第193頁）因此，列寧有時又把它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

小資產階級永遠在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搖擺：一方面希望躋身于資產階級的行列，一方面懼怕墮入無產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參加一份對公共事物的領導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時宜的對抗行為會觸怒政府。小資產階級內部從經濟地位看，有上、中、下三個階層，其對待革命的態度也相應地取右、中、左三種立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曾對這個階級的內部狀況作過極其生動的描述。在小生產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中，這個階級是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爭奪的主要對象。這個階級的向背往往成為革命斗爭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力量。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實際上更集中地反應了這個階級內部上層和中間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城鄉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在這個階級內部造成的分化，特別是半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化的趨勢，是社會主義革命深入開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雖然小資產階級的一般要求最終是由這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證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看成也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并使階級斗爭消除的一般條件”（《馬恩選集》第1卷第632頁），以為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過來的世界對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最顯著的特點。

這種真正烏托邦式的空論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無產階級還沒有發展為獨立的歷史運動以前，才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表現。在這以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總是站在革命的工人運動之外，“希望用可以說是虛假的小恩小惠來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馬恩選集》第1卷第385頁），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找支持，鼓吹勞資合作的福音，化解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解體的因素。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的那個時代，無產階級寧愿把一般的“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讓給小資產階級，而把自己愈益團結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旗幟下。

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可能與小業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的階級間的關系，都是這樣。”（同上）

馬克思曾經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先生描繪了一幅維妙維肖的畫像：他“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科學’自夸”，“甚至把他僅僅重復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雙重的性質”（馬克思：《論蒲魯東》，《馬恩選集》第2卷第145、141、147頁）。

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發。

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關系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種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

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辯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成為一個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和的錯誤。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恩選集》第1卷第122頁）“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于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小資產者象歷史學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馬恩選集》第2卷第147頁）

1887年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的第二版序言中寫道：“我深深感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十四年來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進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羅曼語各國的工人除了蒲魯東的著作外，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再加上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也把蒲魯東稱為“我們共同的導師”；而現在連羅曼語各國的工人運動也把蒲魯東徹底拋棄了。但是，“蒲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著歷史的意義”。蒲魯東主義不但在羅曼語各國仍然代表著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欲望；在象德國這樣以小生產為基礎的國家中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而且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如德國社會內，日益“存在某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現形式是；雖然承認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及變一切生產資料為公共財產的要求是正確的，但是認為實現這點只有在遙遠的、實際上無限渺茫的未來才有可能。因此，現在只須從事單純的社會補綴工作，甚至可以根據情況而同情那些極反動的所謂‘提高勞動階級’的意圖。”（恩格斯這里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把一切雇傭工人同時變成資產者”的反動欺騙，見下文和《馬恩選集》第2卷第493-4頁——筆者注）“如果這種傾向日后具有了較為穩定的形式和較多明確的輪廓——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為了規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那時，蒲魯東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卷第460-3頁）

恩格斯的這些深邃的預見，不但為后來完全投入資產階級懷抱中的西歐與日本的社會的歷史發展所證實，為近年來東歐和原蘇聯政治舞臺上的劇變所證實，而且為中國革命的曲折歷程所證實。不但領導我們黨克服了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錯誤，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復告誡全黨，一定要和黨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作長期不懈的斗爭。

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觀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從這個階級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地位出發，把市場經濟幻想成一個充滿美妙的人間四部曲的天堂：誠實的勞動——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滿意的消費。他們實際上把市場經濟看作僅僅是小生產者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以為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作為“永恒的規律”，將在這個基礎上獲得充分的實現。由此產生的明確的商品所有權和公平的自由競爭，將保證小私有者對自己的勞動獲得“十足的收入”并換取“十足的價值”補償。他們“把小生產頌揚為‘社會的支柱’”，“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發展的頂峰”，“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卷第530頁，并參見第478-9頁；《資本論》第1卷第84頁注<24>；《馬恩選集》第1卷第118頁）按照這套發展生意經的邏輯，市場經濟會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刺激起一架又一架無限追求個人利益和個人發展的永動機，其結果是，一方面將促進生產力和財富持續的增長，另一方面將把“一切社會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馬恩選集》第2卷第530頁），社會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兩極分化的弊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這樣把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描繪成一幅沒有陰暗面的理想畫圖。在法權領域中體現了小資產階級意志的關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則。他們將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

資本主義愈是發展，價值規律愈是充分展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愈是發現他們頭腦中關于市場經濟的幻覺與現實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尖銳矛盾。他們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主義時指出的，是要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和基本社會關系的前提下，把現代社會“機械地劃分出好、壞兩面”，并用個別學究頭腦中先驗的活動代替整個社會現實的基本矛盾運動，虛構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綜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體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馬恩選集》第1卷第111頁）。

所謂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們理解的市場經濟所體現的永恒公平的原則。所謂壞的方面，就是集中起來的大資本主要以債權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壟斷性競爭中對這個階級的迫害和扼殺。于是，就有各種各樣社會改良方案的問世出臺。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縮減國家開支；設立國家信貸機構給小生產者優惠貸款，頒布取締高利貸的法令；把封建地產交給農民，以便在農村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和造成一個小資產階級；建立由國家維持的合作社；實行累進稅，限制繼承權；發展國家資本經營的企業以限制私人資本的增長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國家保證工作的辦法，部分地用各種慈善救濟的辦法，使工人有較高的工資和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見馬克思；《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恩選集》第1卷第384-5、389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復講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綱領中那些“多少帶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與《共產主義原理》和《共產主義宣言》中提出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必須立即實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見《馬恩選集》第1卷第225、386、391頁）。但是他們只希望通過和平的民主發展，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從而利用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雖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口頭上說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他們的利益，但是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工人“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還應當照舊做雇傭工人”，“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根本不愿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馬恩選集》第1卷第384、385頁）。因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不是把他們希望實現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當作引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至多也不過是希望實行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實際上他們的“每個所謂體系都是特意強調社會變革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以與其他階段相對抗”，把變一切生產資料為公有財產的要求推到“遙遠的、實際上無限渺茫的未來”（《馬恩選集》第1卷第225、385、479頁，第2卷第463頁）。馬克思正是在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中，提出了關于“三個消滅一個改變”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恩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因此，“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于改變私有制，而在于消滅私有制，不在于掩蓋階級矛盾，而在于消滅階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會，而在于建立新社會。”（《馬恩選集》第1卷第385頁）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往往成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附庸和應聲蟲。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不斷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援手，特別是在鼓吹“勞資合作”的現代騙局上。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來說明這個問題。

“統治階級最老練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建立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軍隊。”——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把貴族和教會的大地產打碎成為許多零星的小塊土地，因而造就了一個小土地所有者階級；到拿破侖第三發行小額國家公債券企圖在城市中也造成這樣一個階級；到現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條件由工廠主把小住宅賣給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債務的工人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束縛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離開，只好同意他們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他們都力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的因素“磨滅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馬恩選集》第2卷第484頁及注<1>）。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一方面說，資產階級經濟學旨在保證市場經濟“最佳經濟效益”的“鐵的規律”，即依靠饑餓紀律保證資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的基本條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撫工人，等待著將由他們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辦法，諸如說服富人興辦慈善事業，大家努力把GNP的蛋糕做大點以產生“涓流滴下”的效應，以及由國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建立一套臨時救濟工人的社會保險制度，等等，來把無產階級的物質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產者的水平”，“使一切雇傭工人都變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為雇傭工人”。這些杯水車薪、純粹演說式的辭令，就象發誓要把拿破侖的“帶著元帥杖的全體士兵都變成元帥，而又不失其為普通士兵”，“使德意志帝國的四千臣民都變成德國皇帝”那樣荒謬可笑。（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卷第493-4頁）“他們愿意把一切人都變成資本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范疇，而不要那種構成這些范疇的實質并且同這些范疇分不開的對抗。博愛論者認為，他們是在嚴肅地反對資產者的實踐，其實，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資產者。”（《馬恩選集》第1卷第121頁）“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馬恩選集》第1卷第280頁）

在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普遍淪為勞動力商品、成為資本的雇傭工人的歷史條件下，制造和販賣諸如此類的有產者先富、無產者后富、最終人人成為資產者的社會幻覺和精神鴉片，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本功能。因為“抹煞無產階級的存在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所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系繼續存在的條件這一事實，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馬恩選集》第2卷第49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對蒲魯東主義唯心史觀及其錯誤理論的批判，以及在這個批判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闡述，今天尤其值得人們溫故而知新。

三、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商品拜物教意識

以蒲魯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把具有特定社會階級內容的生產關系混同于反映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轉換的生產力范疇，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質當成社會生產的自然規律；把財產關系的法律規定混同于這種規定所反映的現實經濟形態，把表現為國家和長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個別人物頭腦中先驗的公式，當作決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東西。因而，用生產力范疇和法權關系取代和取消了作為社會結構之基礎和本質的生產關系的歷史規定。蒲魯東先生的唯心史觀“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聯系，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馬恩選集》第4卷第325頁）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認為，在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的基礎上，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將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發展的機會，驅使每個人都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地謀求發財致富，這不僅是生產力發展和財富取之不盡的根本動力，而且會由于個人之間、企業之間自發的盲目的相互制約和反饋調節，使稀缺的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最大的利益。關于市場經濟的這種滲透著階級偏見的意識形態，僅僅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和中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和狹隘眼界，而由其御用文人們以系統化的學究方式編織起來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宣布為永恒的真理（《資本論》第一卷第98頁注<32>）。

市場經濟在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在廣大下層小生產者眼里，則是一幅完全不同和更加真實的血淚斑斑的圖景：自由競爭嗎？這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者對被他們剝奪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繼續進行放任的剝削和掠奪。效率優先嗎？這是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和最優化。資源的合理配置嗎？這是按照資本的壟斷程度分配剩余價值所必然導致的生產過剩和大眾貧困的持續對立。社會的最大利益嗎？這是讓喪失了勞動權利、喪失了享有自己勞動果實權利的無產階級，俯首貼耳地去養活一小撮窮奢極欲的寄生的資產者階級。

蓄意抹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的基本規律，極力掩蓋這一社會由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和與無產階級的對抗構成的本質關系，這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首要任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場經濟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的歷史的暫時的社會特殊形式，說成是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自然本性，以至美化為人類進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規，是社會發展不可愈越的普遍原則。正如馬克思在對蒲魯東主義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馬恩選集》第1卷第118頁）資產階級經濟學雖然反映了市場經濟表象之間的多種現實聯系，但是由于它們歪曲了在更深的層次上最終規定表象的本質關系，所以這些描述只有在不觸動資本主義基本生存條件的局部經驗的范圍內，才有其客觀存在的實際意義。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深入發展，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經驗，正如歷史所表明的，總是象走馬燈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拋棄，無論何者都終究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其兩難的困境。

由于小資產者從他們自身的經濟地位出發，“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發展的頂峰”（《資本論》第一卷第84注<24>頁），因此他們的代表人物不但不可能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實質性的批判，而且必然成為它們的間接維護者。

如果說在無產階級尚未獨立地登上歷史舞臺的資本主義成長的初期階段，隨著產業革命的展開，面臨巨大沖擊的小生產還能產生出象西斯蒙第那樣的人物，既作為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法國的最后代表、又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浪漫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歪曲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過難得的尖銳批判，那么隨著小生產無可挽回的衰落及其完全從屬于資本主義的統治，“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馬恩選集》第1卷第276頁）。也許在效率與公平孰先孰后的問題上，它們之間還會有局部或表面的爭執。但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識，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共同的出發點。這是阻止它們從局部經驗產生的幻覺中走出來的致命障礙。

馬克思用畢生的精力揭示了商品拜物教性質虛幻形式背后掩蓋著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科學地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學說，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大廈奠定了基石。在馬克思看來，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根本區別，歸根到底是一個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的問題：“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者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視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視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資本論》第1卷第98頁注<32>）

這個學說告訴我們，商品形式是勞動的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社會關系，不是人與自然之間表現為具體勞動的形態變化及其產品的物理性質的物質轉換關系；它是生產的社會化發展在歷史上所采取的一定社會形式，不是社會化生產自身的自然屬性；它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不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價值規律作為商品生產的規律，是社會生產在私人勞動的條件下，依照由所有制關系決定的社會需要的構成，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量的一定社會歷史形式，不是社會總勞動量按比例分配自身的自然的永恒規律。

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規定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屬性，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資本論》第一卷第89頁）商品形式這種表現為物與物之間關系的社會聯系，本來是歷史上一定的特殊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但它現在卻反轉過來，荒謬地成了再生產過程中支配生產當事人的獨立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即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和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生產關系。實際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同上，第89頁）把物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關系所采取的虛幻形式，當成就是社會勞動產品物理性質的天然屬性，當成就是社會化生產永恒的自然規律，這是直觀地反映商品拜物教性質的商品拜物教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的“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同上，第93頁）。因為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制度就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來，馬克思已經把顛倒的理論顛倒過來了。他所確立的科學的價值理論已經為歷史的實踐所證實。但是現在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者和者，既拿不出稍微象樣一點的理論證明、又不對歷史過程及其經濟思想史進行任何嚴肅的系統分析，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憑著隨機的靈感，就想把顛倒過來的理論重新再顛倒回去。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馬克思當年對庸俗經濟學家的批判。

馬克思說：“人人都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馬恩選集》第4卷第368頁）“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象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資本論》第一卷第98頁）“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不是這樣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做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夸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現象，并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

但是，在這里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因此，在這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把這種缺乏思想的混亂永遠保持下去。那些造謠中傷的空談家不憑這一點，又憑什么取得報酬呢？他們除了不允許人們在政治經濟學中進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學的王牌了。“（《馬恩選集》第4卷第369-370頁）

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自古代以來就曾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縫隙中存在著。這種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的存在，也會伴隨著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規模、定期地集中進行交換的場所即市場的發展，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的存在，與市場經濟構成了整個社會生產方式再生產過程調節機制的基礎，完全是兩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產要素和勞動產品必須主要經由市場的流通，才能進入社會再生產的其他各個環節，因而生產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交換價值的目的而生產的。這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能成為現實的經濟形態。在此之前，“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資本論》第一卷第96頁）不但供直接消費的社會必要勞動占據了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生產過程的大部分時間，因而可供交換的剩余產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生產資料占有者階級從勞動者階級手中攫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是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的。在社會分工很不發達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無論占有者階級還是勞動者階級，在他們消費的生活資料中，在這種生活資料的生產過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產力的最終限制和所有制關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產與交換雖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為它們中的主要社會生產形式，都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從事小商品生產的城市小手工業者之間，之所以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沒有形成嚴重的兩極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續下來，除了生產力發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業行會組織內部在生產資料的占有、管理和經營方面，為限制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實行了極嚴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結果。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制關系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限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所有制關系在生產和交換的經營管理中的實現方式來具體實施和體現的。

當著這種限制作用與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發生嚴重的沖突時，資產階級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時代到來了。直至產業革命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市場經濟包括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和它們的世界市場，才得以確立起來。總之，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縫隙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為通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矛盾運動在歷史上發展到一定階段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小商品生產者對生產資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權、支配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是他們之間進行等價交換的必要條件。這在“只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個人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資本論》第一卷第644頁，第三卷第909頁，并見第一卷第830頁）小商品生產方式對生產力發展的這種促進作用，大量地和短暫地發生在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形成、農業尚未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統治的社會轉型期內。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小農經濟生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滿足自己的需要，他們現在只是把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個體經濟所有制的確立，而增加的剩余產品更多地拿到市場上去交換擴大了的消費所需要的其他使用價值。這時，直接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還未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普遍的生產方式，價值規律也還不可能成為調節整個社會再生產的基本規律。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市場經濟可以使人人都發財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高度不穩定、勢必為后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競爭所扼殺的、臨時性的過渡經濟和無法持久的初期繁榮上的。

市場經濟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普遍形式，市場調節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無論何時何地都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法律規定為轉移，必然地把剝奪勞動者階級的生產資料、使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作為自己的基本歷史前提。馬克思指出：“只有從這時起，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起，每個產品才開始就為了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資本論》第一卷第644頁）這是因為：只有當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并通過它的買賣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時，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才能強迫他們超過必要勞動的工作時間，無償地為自己生產剩余價值，生產資料才因此轉化為資本。資本的使用權因為有了榨取剩余價值的功能，才進而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才有資本市場的出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被迫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同時，也把原來由勞動者自己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生活資料游離出來，為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業和輕工業的建立提供了大規模的消費品市場。市場經濟的這些基本要素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社會分工。隨著產業革命的深入，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生產資料的部門及其市場。

從整個生產關系及其市場構成的總和看，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中其他一切市場的基礎；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社會結構，是市場經濟社會形式中最本質的關系。所謂市場經濟對合理配置稀缺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到處都是以資產者的利潤最大化或最優化為唯一價值取向的；到處都是以這個寄生的有閑者階級的社會需要為最終目的的；到處都是以把勞動者階級這個社會生產的主體和首要因素，變成供占有者階級任意處置的活人機器，在肉體和精神上放肆地進行折磨與摧殘為根本任務的；到處都是以這個階級不得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被過度勞動所摧毀，被拋入資本的勞動后備軍、斷絕生計為代價的；到處都是以周期性地破壞生產力的生產過剩危機，作為資本存量盲目調節的實質性手段的；到處都是以濫用土地自然力，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作為其短期掠奪的長期外部效應的。市場經濟，無論在多大程度上以資產階級國家的宏觀調控為補充，都是而且只能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實現形式。只有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價值規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開和充分的表現。這樣全面展開和充分表現的價值規律，不是別的，正是剩余價值規律。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得出的基本結論。幾百年來，無論哪個階級都把市場經濟這種生產力發展在歷史上獨特的社會形式及其社會性質，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如果僅僅在詞匯學中進行花樣翻新，將不會對當代世界這樣一個其歷史內容已經充分展開和完全確定的現實社會經濟形態，有一絲一毫的觸動和傷害。

不錯，資本主義現代市場經濟中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國家宏觀調控。但這是一種具有什么樣社會性質和社會形式的計劃性呢？這是為了確保少數剝削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壟斷資本占有大多數生產者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由國家出面進行的對社會化生產的宏觀管理。國家宏觀調控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內容，在根本上都是由總供給和總需求中現已存在的階級結構決定的，它們是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的分配方式及相應的產品分配與交換的產物和實現形式。在原則上，資產階級經濟學把雇傭勞動者的工資及其購買力都看成是既定的東西，具有鐵一般的剛性，他們的儲蓄率也可視為零，這些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國家可調控的對象。換句話說，國家絕對無意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基本關系。要調控的主要是有產者階級公司的和個人的收入及其用于消費、儲蓄和投資的比例，包括它們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可供用于公共消費和國家投資的部分，可供國家直接用于雇傭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支出的限度，以及這種再分配造成的對雇傭勞動者就業和收入的邊際影響的范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以反周期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節，是建立在市場機制盲目的自發作用基礎上的，是以保證少數有產者階級的社會總資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和他們的社會需求最大限度的滿足為根本目的。

既然這種企圖穩定地擴大其占有方式的社會再生產基礎的計劃性，是以維護經濟結構內部的階級對抗關系為前提，其實施的可靠性必然是表面的、局部的、自相矛盾的和有限的。怎么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這種對勞動者階級來說非實質性的計劃形式，與建立在社會化生產的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階級自己掌握了生產資料因而對自己的社會需求，包括社會消費、社會投資和社會保險等，通過國家所進行的直接宏觀調節的計劃性混為一談呢？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系不是停留在法權領域的獨立關系，它全面滲透到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宏觀管理中，并把它作為自己的實現形式之一。資本主義生產的經營管理方式在組織、協調社會化生產和剝削剩余價值方面的兩重性，既不是機械的組合，也不能機械地被分開。前者是通過后者普照的光，迂回地折射出來的。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者是思想上的懶漢，他們總是不加分析地把現象當成本質。然而，否認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大廈就被釜底抽薪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就會轟然倒塌。只曉得共產主義的ABC，自己不讀也反對別人研讀和弄通《資本論》的人，是沒有資格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馬克思的旗幟下的。

蒲魯東主義社會改良的基本目標，是要竭力提倡以個人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占有規律，把它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人們效仿的先進范例，企圖使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私有者和小資產者。他們還自以為這樣做是在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從商品拜物教性質的意識出發，不可能了解私人勞動條件下的價值關系，即表現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抽象勞動的社會規定，是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東西；因此也不可能懂得，隨著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逐步展開，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必然會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馬克思說：“蒲魯東把永恒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想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資本論》第一卷第644頁注<24>）

在西方歷經數百年之久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各類政體的重商主義國家，從君主專制、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到波拿巴式的權威主義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大規模地或漸進地剝奪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使他們成為“自由”的無產者和游民，成為在小塊地旁茍延殘喘的半無產者，同時把生產資料和貨幣集中到少數占有者手中，為新社會的誕生起了助產婆的作用。這是一部用血與火寫成的轉型社會的編年史。但是，即使沒有國家使社會轉型大大加速的干預，單純由于小生產之間特別是他們與大生產之間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勞動生產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產成本，以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產所有權，經過市場經濟重復億萬次的商品自發的自由競爭，也會緩慢地和自然地轉變為資本占有權，形成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

馬克思認為，從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產所有權到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轉變，是市場經濟發展、價值規律日益在深度和廣度上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

他指出：“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其間，“盡管每一個單純考察的交換行為仍遵循交換規律，但占有方式卻會發生根本的變化，而這絲毫不觸犯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所有權。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只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見《資本論》第一卷第640，643-4頁）

幾個世紀以來，商品生產在世界范圍內迅猛發展的歷史和實踐，都證實了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辯證法。它們清晰地顯示了以下的長期相關趨勢：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轉型社會中，生產力的增長同階級的對抗一起發展，規模經濟的增長同資本對小生產的排擠齊頭并進，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勞動力的破壞與閑置同時推進。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愈是嚴重，生產愈是相對過剩；市場競爭愈是激烈，資本愈是趨于集中。小生產愈是為大資本所割斷命脈、成為它們的附庸，落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農業基礎愈是遭到嚴重的破壞，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人人都將成為小私有者和資產者的彌天大謊就愈是迅速地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