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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思奇認為，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指在中國應用、具體化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中國化才能在中國具有實存性，才能被中國人真正掌握。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就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良性互動。[關鍵詞]艾思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改革開放前，艾思奇是在我國最具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翻譯介紹、宣傳普及、學術研究、理論教育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史上深深地刻上了他的印記。從今天的視野看，在艾思奇的諸多成就中，有一點應當高度關注，這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考。一、何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是，本人在1938年10月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明確使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提法。[1]在那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值得關注的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寫的《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就已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他指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運動。”[2]“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現在我們要來這樣的一個號召。”[3]在這里，艾思奇所倡導的哲學的中國化運動，有一個中心，因為“沒有中心就說不上運動。這中心就是對新哲學、辯證唯物論的研究”[4]，也就是說，在艾思奇那里，哲學的中國化關鍵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那么，何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艾思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層意思。首先，在中國從世界觀層面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艾思奇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所有‘五四’運動以來的先進的革命領袖人物當中，把這個世界觀應用得最好，把這種世界觀和中國社會實際，中國革命實踐聯(lián)系得最好。應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考察中國的命運，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講的，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也就是說，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中國的命運，來觀察和解決中國人民的革命問題。”[5]應當說，這種應用是從哲學的高度來進行的，體現著哲學的普遍性特點，在這種應用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思想發(fā)揮著作用。其次，在中國具體化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層意義上的中國化艾思奇強調得較多。例如，他指出：“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或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堅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上，用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和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來具體地客觀地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關系，來決定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民族革命斗爭中的具體任務及戰(zhàn)略政策。”[6]在艾思奇看來，“科學理論對于實踐的能動的指導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論，而要由理論具體化為各種術的方法規(guī)則，就在于通過‘術’而與實踐結合起來”。[7]可以說，這層意義上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脫去其普遍的、抽象的理論形態(tài)，而具體化或者說轉化為某種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策略和方針了。再次，在中國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艾思奇看來，“根據中國自己的現實材料，在中國自己的地盤上，來發(fā)展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觀，使它更能成為改造中國、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銳利的方法武器”[8]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務。他強調指出，所謂“真正能‘理解精通……’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真正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正是有著‘創(chuàng)造’的作用了”，而馬克思主義“愈更要能夠中國化”，就需要“愈更能創(chuàng)造”，這樣才能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放進一些“新貢獻”。[9]艾思奇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發(fā)展，受外來影響很大，但決不全靠輸入的。”[10]更明確地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更多地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創(chuàng)造。如果脫卻了創(chuàng)造中國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點，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終究也擺脫不了本本主義的束縛。有鑒于此，艾思奇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運動“不是書齋里的運動，不是濫用公式的運動，是要從各部門的抗戰(zhàn)動員的經驗中吸取哲學的養(yǎng)料，發(fā)展哲學的理論。然后才把這發(fā)展的哲學理論來運用，指示我們的思想行動”[11]。在艾思奇那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應用、具體化和發(fā)展這三層意思是相互貫通的，是一個統(tǒng)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的三個方面，把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割裂出來、孤立起來看待，都會具有片面性。可以說，在應用、具體化中實現發(fā)展，在發(fā)展中更好地應用和具體化，應該是一個辯證的相互作用的鏈條。為了捍衛(wèi)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上述定位的合理性，艾思奇還對當時的兩種質疑或反對意見進行了回應。第一種意見是葉青提出來的，他認為應用、運用、理解、宣傳等等還談不上中國化，因為所謂中國化“必須變更其形式，有如一個新的東西，中國的東西，與原來的不同”。[12]艾思奇則認為，在應用過程中體現著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此外，中國化也并不意味著與原來的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第二種意見是林冰提出來的，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能直接運用于具體事物的認識，后者要依賴于具體科學的認識。艾思奇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滲透在具體的科學認識之中的，所以是可以直接應用的。[13]二、為何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中國化在艾思奇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中國化的資質。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理論，它“放之四海而皆準”。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方法，是客觀地具體地研究問題的引導。再次，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階級性，是無產階級行動的指南。[14]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以及它的階級性決定了“凡是有了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運動的國家和民族，也就有產生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15]，由此也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中國化的資質，或者說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何必須要中國化呢？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中國化才能在中國具有實存性。在艾思奇看來，抽象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不能獨立存在的，能夠獨立存在的只能是包含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般的諸多個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則只能是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當說，這個發(fā)人深省的觀點，其基本思想是明確提出來的。在1938年10月的《論新階段》一文中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16]在這里，的意思比較明確，這就是一般只能存在于個別之中并借助于個別而存在。其用意在于指出，他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個別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如果不借助于民族形式，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亦然。艾思奇認同的這種觀點，并進一步闡發(fā)道：“就中國來說，這就是要把中國的特殊性，依據中國的特點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現出來，然而并不因此就丟開馬克思主義。”[17]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它必須通過中國化才能在中國完成自身。艾思奇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空理論，而是與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行動有分不開的聯(lián)系”；“真正的辯證法唯物論，不存在于名詞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純邏輯’的空‘理論’里，而存在于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的正確指導中，如果脫離了實際問題的解決，那么，無論說一千百萬個辯證法唯物論的名詞，也不能成其為真正的辯證法唯物論”。[18]“理論的作用在于解決實際問題，一旦離開實際，就轉化為死教條，成為主觀的空調頭。在有些資產階級學者[里看來，也許這仍然是‘理論’，但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19]也就是說，在艾思奇那里，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不體現為理論形態(tài)，而主要體現為實踐形態(tài)，實踐形態(tài)包括著理論形態(tài)，理論形態(tài)則需要上升為實踐形態(tài)。所謂上升到實踐形態(tài)，就是要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性要求，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化，在中國則表現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在這一點上，艾思奇很忠實于馬克思的要求：“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0]某種程度上說，艾思奇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成為中國人民現實生活中的靈魂。再次，只有實現中國化，中國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過程不可能是一種無主體的自我發(fā)展的過程，它要依賴于一定的主體對其承擔責任。在中國，這些主體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那么，對于中國人來說，怎樣才能算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呢？艾思奇認為：“研究辯證法唯物論的目標，與研究其他哲學不同，研究其他哲學，大都只要能夠‘著書立說’，講出一套理論（這就是說，只要能夠‘說明世界’），就算是有了成就。而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則不然。要評判辯證法唯物論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純理論本身講得多么熟練，而要看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實際問題（或與革命有聯(lián)系的問題）的時候，能否在辯證法唯物論觀點上給予正確的解決。能夠常常正確解決問題時，才算是達到了研究的目標，才算是把握了辯證法唯物論。”[21]在艾思奇看來，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判斷的標準根本上不在于理論的熟悉程度和講出的話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契合程度，而在于從哲學的高度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于實踐。對于中國人來說，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哲學的高度解決了中國的實際問題，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而這就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解決中國自己問題的哲學，這自然需要中國化。[1][2][][]綜上所述，在艾思奇那里，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要中國化，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應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發(fā)展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一個中心的問題。他指出：“辯證法唯物論的發(fā)展，在抗戰(zhàn)后的第一個表現，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在中國的具體應用的問題，同時這也是抗戰(zhàn)以來辯證法唯物論發(fā)展上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而一切其他問題的研究，都是以這一問題的解決做中心的。”[22]這段話是艾思奇在1941年講的，在具體用詞和時代限定上有著歷史性，但是，這段話的根本精神對于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史都是適用的。三、怎樣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中國化的問題與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和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中國化的問題是緊密聯(lián)系的，不過，該問題也有相對的獨立性。在筆者看來，可以把艾思奇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中國化的問題理解為兩個層面的統(tǒng)一，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某種意義上是兩種視域的融合，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域與中國視域的融合。就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的方面來講，主要包括三層意思。首先，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通俗化、大眾化，對于諸多哲學流派來說，可能不是其關注的重要問題，甚至是一些哲學流派排斥的問題，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23]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和階級性要求它自身由理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轉變?yōu)閷嵺`的力量、物質的力量，而這就需要通俗化、大眾化，否則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可能變成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艾思奇深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特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在20世紀30年代就寫出了《大眾哲學》一書，該書在解放前正式印行了32版，社會影響非常大。艾思奇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就是中國化現實化的組成部分。針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界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所做的通俗化工作，艾思奇在1938年指出：“過去的哲學只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這在打破從來哲學的神秘觀點上，在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也知道注意哲學思想的修養(yǎng)上，是有極大意義的，而且這也就是中國化現實化的初步，因為如果沒有幾分（雖然很少），做到了中國化現實化，是不能夠獲得相當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個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國化現實化。”[24]其次，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實踐的結合。這方面的內容與大眾化的內容不同，后者主要是宣傳、普及理論和改造人心的工作，前者這里主要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工作。在這個問題上，艾思奇借用了的說法，把它稱之為有的放矢。他指出：“為什么用‘有的放矢’來說明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這就是說，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不只是要以中國的事例來解釋理論原則，而且必須是依理論原則為指南，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25]艾思奇還認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一個發(fā)展過程，辯證法唯物論與中國的實際革命運動的結合，不是一開始就能完全合拍”[26]，它需要逐步完善，也需要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重新結合。他還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是經過不斷的學習、摸索和斗爭的過程而日益發(fā)展、日益達到更完善的境地的。”[27]在這個問題上，艾思奇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實踐的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而“所謂實際，必須是與我們當前的斗爭有關的、一定的具體的實際問題。所謂聯(lián)系實際，必須是把適當的理論作為指導武器，來解決當前的一定的實際斗爭問題”[28]，這即是說，理論和實際的結合是有重點的，是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的，是著[于解決正在做的實際事情的。再次，實現實事求是。這層含義比第二層含義更進了一步，第二層含義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體系的角度講的，這層含義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的角度上講的。從精神實質的層面關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我們就可以發(fā)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成為一種境界和思維方式，它脫去了理論的外貌，轉化為一種洞明的智慧，而用這種智慧來觀照中國，就是要求我們中國人做到實事求是。艾思奇在1942年寫的《不要誤解“實事求是”》一文中就體現著這種智慧。他指出：“真正的實事求是，首先必須注意事實的各個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真正的‘實事求是’，必須從實質上來理解事實，而不應該只就表面現象來看事實”；“真正的‘實事求是’……就必須把事實看做一定具體條件之下的事實，必須依據每一事實所處的條件來確定它的正確意義”；“真正的‘實事求是’，不僅僅在于理解事實和認識事實，而且要從這理解和認識中求得指導行動，推動工作的方法”。[29]上述四條，顯然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化為一種活的精神了，已經實現了“得意而忘象”了，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了。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的化境。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講，則主要包括兩層意思。首先，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tǒng)一。艾思奇歷來反對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而“化”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性，在他看來，“化”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性就是“化”掉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對于世界性，艾思奇用了一個詞，叫做國際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內容上實質上是國際主義的。這國際主義的表現，首先就在于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有著共同的理論，共同的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其次就在于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管各自所走的道路如何不同，都有著共同的目標，都為著共同的全世界共產主義事業(yè)的實現而斗爭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在事業(yè)上利害上，都是互相關聯(lián)的，都是有連帶性的。”然而在現在的世界上，“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不依這個民族的不同發(fā)展條件而采取著不同的表現形式的，它絕不會成為全世界一致的國際形式直接表現出來”，對中國來說，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使其體現出中國民族的特殊形式，顯然并不是“把國際主義擠掉”，“相反地正是要使國際主義在現在的條件下，得到具體的表現”。[30]其次，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當說，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艾思奇特別希望看到的一件事，也是他自己的追求。為此，艾思奇本人不斷地通過著書立說進行實踐。當然，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他更注意研究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發(fā)展。例如，其晚年就花了很大的精力闡述和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問題。這實際上同時意味著，艾思奇把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作一項集體的、共同的事業(yè)。下面一段話頗能展現艾思奇的心路：“如果有人說，中國人自己沒有寫出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所以馬克思主義還是外來的，那我們就答復說，馬克思主義是把實踐放在第一位的，要問中國有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首先要問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他的黨是不是做了驚天動地的，推動中國民族的廣大人民向前進步的事業(yè)，中國的無產階級有了這樣的事業(yè)，并且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已經產生了一些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著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31]四、簡要的評價和反思根據上述粗略的梳理，可以有理由說，艾思奇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觀。他的這個觀點，從今天的視角看，其基本的方面仍然沒有過時。當然，受歷史條件的制約，艾思奇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觀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對純理論研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輕視。這里所說的純理論，指的是高度抽象的哲學基礎理論。其次，對理論聯(lián)系實際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功利化傾向。事實上，實際存在著多種形態(tài)，有些實際是摸不著、看不見但卻又是確確實實存在的關于時代本質的實際，哲學常常針對的就是這方面的實際，并從而使哲學體現為思想中的時代。對于這方面的實際，哲學忽略不得，否則就是失職。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要高度重視在這個層面上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再次，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層次劃分上還不夠細致。在筆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高層次，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代表的普世性的時代精神與中華優(yōu)良精神的融合。由于中華優(yōu)良精神既具有普世性的一面又具有獨特個性的一面，所以這其中的融合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的，一個層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普世性的精神與普世性的中華優(yōu)良精神的融合，另一個層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普世性的精神與具有獨特個性的中華優(yōu)良精神的融合。盡管有以上質疑，而且還可能是不當的質疑，但筆者覺得，這些質疑無非是提出了把艾思奇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觀向前推進的愿望。注釋：[1]出于政治的考慮，后來用“在中國具體化”替換了“中國化”這一術語。見.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2][3][4][6][9][10][11][12][14][15][17][18][21][24][30][31]艾思奇.艾思奇全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91，492，491，774，774-775，547，491，772，775-779，778，779，720-721，721-722，491，779，778.[5]艾思奇.艾思奇全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609.[7][8][13][19][22][25][26][28][29]艾思奇.艾思奇全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6，259，250-251，312，248，312，249，355，296-298.[16]轉引自艾思奇.艾思奇全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9.需要指出的是，這句話在《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沒有出現。[20][2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16.[27]艾思奇.艾思奇全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