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馬克思時代觀與知識經濟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以“五形態”論為主體；在邏輯上規定和包容對過程的多層面的考察；全面把握的性質和特征間的關系，正確昭示時展的總脈絡；揭示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展的必然性和復雜性，這四個方面構成了馬克思時代觀的基本邏輯框架，決定了其特有的論功能。在我們所處的風云變幻的時代中，必須要確立科學的時代觀。在學術界關于知識的種種“時代提法”中存在著一種背離科學的時代觀的傾向，即把從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角度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把握視為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把握。因此，對“知識經濟”做時代觀上的梳理，便成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時代觀的一個重要契機。

從社會認識的表層上看，“時代”是人們對一定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關系變動的度的范圍的一種稱謂，但從社會認識的深層上看，“時代”是人們認識社會發展的時空坐標系。這樣，就產生了歷史視野中的“時代觀”。然而，“時代觀”有科學與非科學之分，正因為如此，在人們認識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重大社會的過程中才有不同的“時代觀”碰撞。在對知識經濟的認識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來，學術界有不少關于知識經濟的“時代提法”，如：“知識經濟時代”、“時代”、“數字化時代”、“虛擬時代”、“新經濟時代”等等。我以為，這類“時代提法”，如果僅用于具有“普及”意義的一般宣傳上，或僅用于對我們所處時代一定階段上和經濟生產發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趨勢的稱謂上，似乎還無可厚非，但若將其泛化，視為時代性質的根本變化或時代性質即將發生根本變化的標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擬通過對馬克思“時代觀”的考察和對有關知識經濟的種種“時代提法”的辨析，試圖說明我們在現時代應確立和發展什么樣的時代觀。

一

科學的時代觀有兩個重要且相互聯系的方法論功能：一是從靜態上把握人類社會在其不同歷史時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層的社會層面與其他社會層面間的內在邏輯聯系，揭示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或時代的性質；二是從動態上把握人類社會在其不同歷史時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層的社會層面與其他社會層面間的內在邏輯聯系的演變發展，揭示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代演變發展的。但科學的時代觀是如何實現其方法論功能的呢？我以為，必須首先認識和把握科學時代觀的基本邏輯框架。科學的時代觀的基本邏輯框架集中地體現在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發展“圖式說”中，搞清楚馬克思社會歷史發展“圖式說”，也就明確了科學的時代觀的基本邏輯框架，從而也就探明了科學的時代觀是如何實現其方法論功能的。

1．克思“時代觀”的主體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即生產方式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

我曾在有關文章中指出，在馬克思那里，“世界歷史”與“社會形態”是屬于同構的范疇。（參見拙文：《關于馬克思世界歷史發展的歷史和邏輯中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歷史”標示著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空間規定性，“社會形態”標示著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而具有特定的空間規定性和一定性質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就是所謂的“時代”。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五形態”（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論就是從總體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以及時代演變發展規律的邏輯論證。可以說，沒有“五形態”論，就談不上對“時代”的科學把握。當然，僅確定上述之點還不足以說明馬克思“時代觀”的主體是“五形態”論。筆者之所以認為馬克思“時代觀”的主體是“五形態”論，還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觀在“時代”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就是科學的“時代觀”，故唯物史觀最核心的理論也就是科學“時代觀”的最核心的理論。生產方式和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是唯物史觀最核心的理論，而馬克思的“五形態”論正是依據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以及時代的演變發展的規律的。所以，只有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即生產方式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才能構成馬克思“時代觀”的主體。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及其手稿和《歷史學筆記》等著作中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大量有關論述中得到印證，當然，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也有其他種類的劃分（見下文），但這些劃分并不能構成科學的“時代觀”的主體。因為，以生產方式和社會基本矛盾為基礎的“五形態”的演變發展是社會歷史演變發展的主線，毫無疑問，只有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即生產方式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會歷史演變發展的主線，從而在總體上把握社會歷史演變發展的過程。此外，科學的“時代觀”必須能夠把握一定歷史時代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及其作用，確定一定時代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指有階級存在的時代）。顯而易見，只有“五形態”論才能把握一定歷史時代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及其作用，確定一定時代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其三，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歷史觀根據也正在于“五形態”論。因此，無視“五形態”論在馬克思“時代觀”中的主體地位，實際上也就是在“時代觀”的層面上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在馬克思整個學說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而這又等于在邏輯上否定了馬克思“時代觀”的價值取向。馬克思全部學說的主旨就在于為人和社會的徹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態”論則是這一主旨的“時代觀”層面上的集中體現。由上可見，馬克思“時代觀”的主體只能是“五形態”論。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態”論普遍的方法論意義的問題，筆者已在有關論著中作了比較充分的闡釋，故不贅言。（參見拙作：《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與現時代》第四、七兩章，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態”論為主體的科學“時代觀”在邏輯上規定和包容了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多層面的考察

由于社會是多層面的，放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可從不同的視角上來考察，因此，在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態”論以外，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還有其他種類的劃分，如：兩階段劃分：必然王國→自由王國。三階段劃分：（A）人的依賴性（經濟社會）→物的依賴性或人的獨立性（商品經濟社會）→自由個性（產品經濟社會）；（B）個人從屬于共同體→個人與共同體對立→共同體從屬于個人；（C）原生的社會形態→次生的社會形態→未來的社會形態；（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帶有共同體外觀的私有制→“純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形式”→共同占有生產力總和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四階段劃分：（A）采集和漁獵時代→農業時代→時代→自動化時代，等等。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上述劃分形式與“五形態”論究竟是什么關系。學術界有些人認為：對馬克思來說，包括“五形態”論在內的“各種劃分形式之間不存在哪種更根本的問題，因為，馬克思對社會發展階段的各劃分形式在認識對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圍，而針對不同對象的認識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卻忽略了他考察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多種視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導和非主導之分的。

我以為，在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態”的演變發展是社會歷史演變發展的主線，那么“五形態”論就必然是馬克思科學地考察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邏輯視角。只要仔細揣摩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其他劃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他劃分形式”都是在馬克思考察“五形態”演變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它們不是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上的把握，故對它們的論述在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統的形態。只有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即生產方式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才能在總體上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以及時代的演變發展規律。筆者的這種認識絲毫不意味著否認“其他劃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論功用，而是強調：“其他劃分形式”都只是在某個社會層面上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的，故它們在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中不可能與“五形態”論處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們與“五形態”論是怎樣一種關系呢？在筆者看來，“其他劃分形式”是對“五形態”論的邏輯補充和擴展，而“五形態”論則在邏輯上規定和包容了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不同層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據是：首先，在“其他劃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個階段，大都或是專指原始社會形態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會形態在內的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過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會形態、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漁獵時代、人的依賴性、個人從屬共同體等。再者，在“其他劃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個階段，都是指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或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某一特征，如未來的社會形態、自由王國、自由個性（產品經濟社會）、共同體從屬于個人。自動化時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產力總和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劃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個階段，大都或是專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賴性或人的獨立性、個人與共同體對立、純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現代形式、工業時代，或是指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內的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過程的某一特征（“兩階段劃分”中的必然王國、“三階段劃分”中的次生的社會形態和私有制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其四，在“其他劃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個階段，大都或是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這兩個社會形態在內的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過程的某一特征，如帶有共同體外觀的私有制、農業時代、人的依賴性、個人從屬于共同體、次生的社會形態、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其他劃分形式主要是為了全面地把握人類社會五形態的演變發展，特別是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歷史時代的歷史性及其向共產主義歷史時展的必然性（包括對“未來社會”的科學預見）和復雜性。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構成馬克思“時代觀”主體的只能“五形態”論。當然，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其他劃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但我們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態”論與這些“劃分形式”關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地把握這種方法論意義。

3．馬克思的“時代觀”科學地昭示了時代的性質與時代的特征的關系，從而全面地把握了時展的總脈絡

實際上，在考察“五形態”論與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其他劃分形式間關系的過程中，筆者已從一個側面論及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所謂時代的性質是指時代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力量或因素對時代的規定性。對此，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了它們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頁）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一種一定的生產”，指的就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力量或因素”。對于馬克思的“時代觀”來說，確定一定的時代的性質是考察一切重大社會問題的邏輯基點。離開了這一邏輯基點，對任何重大社會問題的考察都無從談起。與“時代的性質”相對應的是“時代的特征”。“時代的特征”與“時代的性質”無疑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但決不能因此而把它們混為一談。

與“時代的特征”相比較，“時代的性質”有著更為穩定、單一的特點。而“時代的特征”則是復雜多樣的。它大體上分為三類：一是，一定時代的某一社會層面的特征，其內容如該時代的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特點等。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自動化時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現代形式”、共產主義的“個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時代的某一發展階段的特征，其內容如該時代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的總體狀況及其發展導向等。這方面的提法有：“戰爭與革命”、“和平與發展”等。三是，一定時代某一發展階段的某一社會層面的特征，其內容如在該時代某一發展階段中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及其社會生活影響的特點等。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時代”、“電力革命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數字化時代”、“虛擬時代”、“新經濟時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間規定性和一定性質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即“時代”會呈現出多種特征，人們可以從社會發展的不同層面來把握“時代的特征”。但“時代的特征”與“時代的性質”畢竟不是一回事。19世紀的馬克思既經歷了以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高漲為特征的時代，又經歷了以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發展為特征的時代，同時還經歷了“蒸汽革命”蓬勃發展的時代和“電力革命時代”的初期（他為“電力革命”及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即將產生的深遠影響而歡欣鼓舞），但他關于時代性質的觀點（即他所處的時代仍是資本主義歷史時代的觀點）始終沒有改變。從世界歷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紀初以來，人類社會開始由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歷史時代過渡，當代社會主義處于這一過渡的整個過程的起點上。不過，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歷史時代過渡是一個漫長、曲折、復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的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將占據統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確切地說，人類自20世紀初外來所處的歷史時代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歷史時代。這個時代的多種特征都是由這個時代的根本性質所直接或間接規定的。

我以為，馬克思的“時代觀”對于我們科學地認識和把握我們所處時代及其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既然“時代的特征”不等于“時代的性質”，那么，用“時代的特征”來直接界定“時代的性質”或把“時代的特征”視為“時代的性質”，就必然會把“時代的性質”搞得模糊不清。例如，無論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提法，還是圍繞著“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種種時代提法，都不是對我們所處時代性質的界定。如果用上述這兩類時代提法來直接界定我們所處時代的性質，關于時代問題的研究中就會出現思想理論上的混亂。此外，把“時代的特征”等同于“時代的性質”，在方法論上把時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時期或某一時期的某一社會層面的特征絕對化，還會導致實踐中的重大錯誤。對現時代的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科學考察（包括重大的戰略方針的正確制定過程）必須以對我們所處時代的性質的正確界定為基點，因此，對“時代的性質”的界定出現了偏差，就會導致實踐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從而也就必然會導致實踐中的重大失誤。例如，由于種種原因，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曾把“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提法絕對化，從而在國內外形勢、戰爭與革命等問題上出現一系列的編差，這就使得我們的實踐活動往往受“左”的傾向的干擾。再如，近些年來，一些人又把“和平與發展”以及有關“知識經濟”的種種時代提法絕對化，而忽略了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以及科學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面，發達國家對大多數發展家剝削和控制的一面，這種錯誤的傾向也同樣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損害。

4．馬克思的“時代觀”科學地揭示了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展的必然性及其復雜性

從邏輯上看，以“五形態”論主體、科學昭示時代的性質與時代的特征的相互關系，從而全面把握時展總脈絡的馬克思的“時代觀”，當然內在地包含著對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展的必然性及其復雜性的科學揭示。這主要體現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時展的必然性及其復雜性的論述上。鑒于人們對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時展的必然性的論述較為熟知，放在此筆者僅簡略地談談馬克思關于對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時展的復雜性的認識及其過程。

19世紀50年代中期，在從科學的時代觀的角度考察美國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將會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歷史時代的演變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的過程中，馬克思作出了這樣預測：“美國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其意義超過了二月革命。”“世界樞紐在中世紀是意大利，在現代是英國，而目前將是北美半島南半球。”“太平洋兩岸很快就會像現在從波士頓到新奧爾良的海岸地區那樣人口密集、貿易方便、工業發達。這樣，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線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將會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一樣成為內海。歐洲的文明國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樣在工商業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條件就是進行社會革命（這里指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引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頁）可見，馬克思從科學的時代觀的角度預見到了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在20世紀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的出現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的依賴性；人類將經歷一個兩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并存、競爭，且資本關系仍占據統治和優勢地位的發展階段。雖然當代兩種社會制度存在的“地區界限”并不是象馬克思所預想的那樣，但這畢竟說明他從科學的時代觀的角度上把握了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時代過渡的復雜性。此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歷史時代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時展的復雜性的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19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馬克思根據西方國家的發展狀況，圍繞著限制和克服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病的問題，從科學的時代觀的角度闡述了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具體過程及其復雜性；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馬克思根據俄國公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狀況，圍繞著限制和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病的問題，從科學的時代觀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資本主義化的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具體過程及其復雜性。關于馬克思在上述這兩個時期對“復雜性”問題的具體論述，我曾在有關文章中作了詳盡的說明，故不贅述。（參見拙文《對馬克思現代化觀的一種讀解》，載《哲學研究》2001年第2期）

綜上所述，馬克思時代觀的基本邏輯框架決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論功能。這種方法論功能使當今人們能夠在復雜的歷史條件下科學地認識和把握他們所處時代的性質、演變發展的總脈絡及其向更高一級時展的必然性和復雜性。

二

我以為，從論上看，學術界出現的把關于知識的種種“提法”（如：“知識經濟時代”、“時代”、“數字化時代”、“虛擬時代”、“新經濟時代”等）泛化的傾向，與長期以來學術界不少人把從傳統農業（或傳統社會）向社會（或現代社會）轉變一般過程的圖式的“范圍”擴大化有直接的關聯。以下，筆者擬從對這一邏輯“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對有關知識經濟的種種“時代提法”作時代觀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現代技術革命蓬勃的條件下應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時代觀的。

把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一般過程機為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必經的社會發展道路，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試圖從技術經濟的角度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統一性。但也有其明顯局限性。首先，這一發展圖式舍去了社會形態的發展變化，把并存的不同社會制度（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納入同一發展序列，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論上導致把復雜的社會發展問題簡單化，忽略資本主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區別。（參見拙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發展趨勢的初探》，載《馬克思主義》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這一圖式的“應用范圍”擴大化，就會直接得出“趨同論”（指在方法論上抹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區別的“趨同論”）的結論。再者，即便從“技術經濟”的角度上看，這一發展圖式也僅是比較適合于20世紀以前的世界發展狀況，而不適合于20世紀以來的世界發展狀況。如果硬要把這一發展圖式“嚴絲合縫”地套于現代，那么就會產生“歷史的虛構”。帕特（AlejandroPotters）在從方法論上西方現代化理論和演化分化理論的弊病時指出：“現代化理論與演化分化論一樣迷信于發展是從一初期的傳統時代走到一前進的終點，如果把傳統視為與現代在邏輯上相對立的狀態，當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國家，沒有一個是‘傳統的’這種過程中初期階段的虛構性，歸咎于它的觀察完全不憑據社會事實，卻憑據"最后"階段的性質臆造出來。用OwenLattmore（1962）的話來說，是‘文明造就了野蠻’。”（轉引自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巨流圖書公司1985版，第46頁）同時，把這一發展圖式的“應用范圍”擴大化還易于在方法論上導致把西方國家所走的社會發展道路（或西方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模式）“泛化”。眾所周知，對西方國家來說，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就是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而迄今為止，能夠被人們通常稱之為世界上的現代化強國的國家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見，看不到上述邏輯“描述”的局限性，并將其“應用范圍”擴大化，即把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技術經濟層面上的把握視為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上的把握，就必然會在方法論上導致種種錯誤的出現。

同把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一般過程的圖式的“應用范圍”擴大化一樣，近些年來學術界所出現的把“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數字化時代”、“虛擬時代”、“新經濟時代”等提法泛化的傾向，在方法論上也是把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技術經濟層面上的把握視為社會發展歷史過程的總體上的把握。目前學術界為這種傾向的合理性作論證的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人類科學現在已從傳統的小科學進入大科學階段”，“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科學技術的深刻，科學、技術、經濟、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日益成為歷史的潮流”。所謂“大科學”即是指當代科學各學科之間、科學與技術之間、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越來越廣泛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的態勢。應當承認，這種態勢的確存在，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到科學技術的影響也的確是事實，但問題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從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的層面上確定時代的性質或社會歷史整體發展階段性的結論。我以為恐怕還不能。首先，科學技術對社會整體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通過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中介環節實現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見影”的，無論科學技術和所謂“大科學”發展的程度有多高，這一點都是不會改變的。這是由社會“組織一結構”的發展所決定的。所謂“一系列社會中介環節”指的是“技術一工藝生產方式”、生產勞動的組織一管理形式、社會分工、社會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歷史文化傳統、－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這些社會環節不發生根本性變化，那么社會歷史或時代的整體的質的變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則，科學技術對社會其他各個層面的影響又是復雜的。有的社會層面接受科學技術的影響比較快，如“技術一工藝生產方式”、生產勞動的組織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會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會層面接受科學技術的影響則比較慢，如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特別是上層建筑和歷史文化傳統等；同時，即便是接受科學技術影響比較快的社會層面，其深層也不會立刻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就構成了科學技術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會中介環節的重大變化不僅僅取決科學技術本身的作用，而且取決于這些社會中介環節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自身的發展狀況。進而言之，上述每一個社會中介環節都有其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科學技術對這些社會中介環節作用的程度取決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它們自身發展的程度。最后，科學技術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會層面的制約。例如，在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時代，科學技術的作用被賦予了“正負”雙重性。或許正因為如此，學術界不少人把科學技術稱之為“雙刃劍”，雖然這種稱謂并不很準確。

可見，從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角度確定時代的性質，抑或說，把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層面上的把握視為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上的把握，這無論什么時候都是不科學的。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實際也在一再向人們印證這一點。

網絡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創造一個“網絡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為現實，但它在給人們的經濟生產、社會交往關系等帶來巨大的正面影響的同時，也使人類同臨著前所未有的種種困擾：經濟生產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濫著的無政府主義猛烈地沖擊著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國家安全（包括安全、文化安全和經濟安全）受到嚴峻挑戰；國際關系中西方國家特別是那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通過網絡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權主義；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高犯罪不斷“花樣翻新”；網絡關系中道德相對主義愈來愈盛行，道德人格嚴重扭曲，從而道德失范現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領域和個人的權力被嚴重侵犯；人與人之間產生新的隔閡①，等等。學術界有人樂觀地斷言，“網絡曾以前所未有的優勢造福于人類，消除人的異化現象”。在這里筆者試圖“修正”和“補全”這句話，即：網絡在以前所未有的優勢造福于人類，消除一些舊的人的異化現象的同時，也對人類構成了新的威脅，造就了新的人的異化現象。

虛擬技術的發展給人類提供了一個“數字化”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原有的主一客體活動方式，提高了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這一點就顯得太“單純”了。虛擬空間的主體及其活動歸根結底是由現實生活中的主體來“虛擬”的，虛擬技術是“不管”誰來虛擬和虛擬什么的。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階級觀的沖突。眾所周知，目前虛擬犯罪、虛擬戰爭（包括地球上的戰爭和星際戰爭）、虛擬“三角”戀愛、虛擬“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關系等，已向人類的政治、、文化和倫理提出了的挑戰。學術界有的人說，“數字化生存”能使人類抽象的思維直接轉化為“數字化”生存空間的真實，這并不錯，但要加以說明：正是因為出現在“數字化”世界中的真實是由現實生活中人類的抽象思維轉化而來的，所以，現實生活中的任何美的東西與丑的東西、富有朝氣和創造性的東西與腐朽的和情性的東西都會在“數字化”世界中以各種形式淋漓盡致地表現和“發揮”出來。

微電腦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使現時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獲得了更多的閑暇時間，這無疑為人的多方面的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不過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伴隨著微電腦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而來的還有：“無解”的結構性失業的規模越來越龐大；患有“信息綜合癥”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對整個社會特別是青年的污染日趨嚴重；人類生活模式特別是語言模式日益單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來越陷入了一種“由電腦世界帶來的新的孤獨之中”；個人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喪失了“文化直覺”，等等。在這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是，微電腦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只是為人的多方面的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閑暇時間來在各方面提高自己，這則是另一個問題。在一定的條件下，閑暇時間的增加也可能導致更多的社會的矛盾、沖突或緊張關系。

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群”的一個重要環節。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將會對人類社會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一點應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認為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將會直接導致人類新的文明形態的出現，那似乎又頗顯得幼稚。首先，通過應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人類大規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沒有的物種、生命和各種消費資料將會對整個自然生態環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這至今仍是需要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此外，至少在可以預料到的將來，人類還不能對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規范。其主要表現有二：一是，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既能用于有益的生產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種種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國家或集團正在大力發展生化武器特別是基因武器。從長遠來看，這類武器對整個人類生存的危害將會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術的發展方向難以控制。我國有的科學家就此指出，在缺乏倫理探討和技術保障的現階段，要嚴格區分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將會對人類的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產生極大沖擊，其惡果難以預料。目前，盡管主流生命科學界反對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實施科隆人的計劃（如意大利醫生塞韋里諾·安蒂諾里就正在實施有5000人參與的科隆人的研究計劃）。

學術界不少人認為，以信息通訊技術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術的發展使知識資源成為人類的共享。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只是在一定的層面上即一般知識傳播的層面上是正確的。所謂“一般知識傳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術或最先進技術資源的傳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識傳播的層面，上述觀點就會變成為謬誤。因為，首先發達國家與發展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識資源，從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識“爆炸式”增長所帶來的全球收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時代，一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能夠分取到多大份額，與一國原來擁有的知識資源優勢以及認識與利用知識的速度、規模、范圍和效果直接相關。顯然，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資源方面的巨大歷史差距，故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高新技術所帶來的全球利益分配明顯不利于缺乏知識資源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當然，筆者的這種看法并不是說發達國家的知識和技術資源不向發展中國家流動，而是說發達國家的尖端技術或最先進的技術資源是不會也不可能成為人類共享的資源（如我國從發達國家引進的先進技術至少在發達國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為以上所述，在所謂“信息時代”，世界性的兩極分化日益加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7年人力發展報告》中指出：雖然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外國直接投資激增，但半數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并未受益。由于發展中國家在進入國際貿易、勞務和市場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們每年損失金額高達5000億美元，相當于它們每年接受外援總額的10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份額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減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貧窮人口占世界總收入的比例已經下降到1．1％。兩年之后（即1999），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而又在《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富裕的國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全球出口總額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資產增加了l．2倍，總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窮的20％人口收入之比，從30：l上升到74：l。

……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筆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簡章地印證科學技術作用的“雙重性”（法國的啟蒙學者早在幾百年前就印證了這一點），而是旨在說明：把人類文明和現代社會的根本性變化或即將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囊括在“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數字化時代”、“虛擬時代”、“新經濟時代”等提法中，這至少在學理上是很不嚴肅的。當然，“知識經濟”、“網絡化”、“數字化”、“虛擬化”和“新經濟”等，的確是對我們所處時代一定發展階段上科學技術及其對社會生活影響的某些特點的種種概括（姑且不論是否準確），但決不能將它們“泛化”為我們所處時代性質即將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標志”。否則，一個與此相關的最重要的事實就無法解釋：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發生的包括所謂“全球問題”在內的主要社會問題至今非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所以，不能脫離開對社會結構的各個環節的科學分析，直接從現代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中推導出人類文明和現代社會即將發生質的變化。在這方面，馬克思的“時代觀”為后人樹立的典范。

馬克思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指科學技術--引者）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頁）

就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整體發展關系的復雜性而言，馬克思的以上論述至少說明了科學的時代觀的一個重要特點：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學技術”論。馬克思曾把科學技術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革命力量”，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對這一論斷是有限定的：科學技術不會直接導致社會的整體進步，它對社會整體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通過與一系列社會中介環節的相互作用來實現的。說科學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革命力量”，這是就其作用的最終意義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體過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體過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科學技術的作用仍然是雙重的，即如諾伯特·維納斯所說：“技術的發展，對善和惡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馬克思從科學時代觀的高度把科學技術的這種雙重作用歸結為“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對抗”，并進而指出，“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而這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歷史時代取代資本主義歷史時代來實現。當然，這將是一個漫長、復雜的世界歷史進程。如前文所述，人類自20世紀初以來所處的歷史時代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歷史時代。雖然近百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不過時代的這一性質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對現代科學技術及其作用的具體過程的科學考察必須基于我們對所處時代的性質的正確認識才有可能。

科學的時代觀的上述重要特點也表明：從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角度直接確定時代的性質，這既不能昭示人類社會在其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層的社會層面與其他社會層面間的內在邏輯聯系，確定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或時代的性質，也不能正確認識時代的性質與時代的特征間的關系，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脈絡，揭示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展的規律及其復雜性，從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釋科學技術與社會整體發展間關系的復雜性。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在目前學術界關于“知識經濟”的種種時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從技術經濟或科學技術角度直接確定時代性質的觀點，其方法論的錯誤就在于：用技術經濟形態的分析取代社會形態的分析，把時代的特征等同于時代的性質，把歷史時展的某一層面等同于歷史時展的總體，忽略由較低一級的歷史時代向較高一級的歷史時展的復雜性，從而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整體進步的關系簡單化。這也從反面說明了，在我們所處的風云變幻時代中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時代觀。

主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葉險明：《關于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發展的歷史和邏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5期。

葉險明：《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與現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葉險明：《對馬克思現代化觀的一種讀解》，載《研究》，2001年第2期。

葉險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論初探》，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年第2期。

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