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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探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們以理論自覺的態度去樹立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科學發展觀

從哲學意蘊上來說，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們以理論自覺的態度去樹立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實踐總體性與發展總體性

實踐是貫穿哲學發展史的基本線索，是任何一個哲學流派建構其哲學體系都繞不過去的中心話語。因為實踐表達著人們對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從古至今，人們對實踐的解讀就一直存在著分岐。

眾所周知，亞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實踐概念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亞里斯多德也是從人類活動的總體性上來理解實踐哲學的。在他看來，對超越具體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構成了人類一切活動的價值指向。這也正是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本能活動的根本區別。他認為：“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1]但也許是過于注重對實踐的價值屬性的指認，所以他又在對實踐的界定上出現了二元分離，即將人的價值指向和客體存在分離開來。在他看來，實踐是人類自身精神活動的自由創造，具有強烈的自我價值的屬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縛的道德選擇，構成了實踐的本質。因此，在其總體實踐框架中，以追求人類價值的道德實踐與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規律的技術實踐出現了必然的分離。從總體實踐退守到道德實踐，實際上意味著在兩個方面的退守。一是將人類總體實踐活動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單向選擇中。為此，他將人的活動分為兩類：實踐和創制。實踐是人的內心話語，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選擇，創制只是完成面對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勞作活動。實踐體現著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終極價值關懷的的意味，創制則是現世的短暫的應對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將人類總體實踐退守到極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來，只有極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隸主）可能在實踐中找到自我，可以擺脫世俗的煩憂，也只有他們才有資質從事實踐活動。而大部分從事勞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實踐活動中尋找和實現自我，他們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們的活動只能是機械的沒有永久意義的謀生手段。

正是亞里斯多德對實踐哲學的兩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徑理解實踐哲學的伏筆。

康德對實踐哲學的理解與亞里斯多德就是同一個理路。他將實踐哲學區分為道德上的實踐和技術上的實踐，并更注重道德實踐所體現的自由價值。康德認為，真正的實踐活動就是人的純粹自由意志活動，這種活動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對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認同。這也就是“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即超脫的純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來，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塵，但人的高貴和尊嚴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條件所限，超越塵俗，進入無限。因此，康德進一步強化了兩種實踐內涵的區別，在對現實自然界的把握過程中，實踐作為主體作用于客體的中介，其目的就是達到對因果規律的把握，這屬于一種技術性的實踐。而真正可以觀照人的道德理想、確立人的終極價值指向，才是實踐的最高層次和目的。從根本上說，實踐就是要履行人類的“至善”。

創制概念盡管在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中得不到重視，但隨著文藝復興和歐洲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看到，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難以從道德的儲備中自然產生，只有注重客觀世界的因果變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體法則，才能不斷創造財富，推動世界發展。培根和百科全書派就開始把亞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業和技術工藝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認為，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僅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沒有意義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奧秘，揭示客觀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規律并將其運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觀活動，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藝，而是關系到影響人類進步的根本價值所在。知識、功用、工藝、真理成了培根闡解實踐的關鍵詞。應當說，強調實踐的真理和功用價值，這當然是對的，并且這種思想也直接影響了西方自然科學和生產力的發展，但由此消解實踐哲學中人對終極價值的反思，也會使得實踐作為人的活動方式這一具有歷史底蘊的概念顯得單薄和片面。

馬克思在吸取歷史上關于實踐哲學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總體性的實踐觀，從而超越了實踐二元論。在馬克思看來，實踐當然必須以技術和工業為基礎。人在這個世界上要擺脫動物般的受動性，就必須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探究自然、挑戰自然，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根本體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明確表達了工業和技術的歷史意義。“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人格的完善，人對善價值的獲取，僅靠內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內在提升是難以完善的，必須通過實踐活動。實踐在這里成為了促進人格豐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進而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環節，也就是說，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釋放，人的純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完善就是在客觀的實踐中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感覺通過自已的實踐變成了理論家”。

科學發展觀是在對人類實踐行為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不難看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正是由于實踐哲學的二元分離，導致了發展過程和目標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們普遍意識到必須通過發展生產力來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這當然無可厚非，但由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簡單歸結為經濟增長，將發展的水平和程度簡單歸結為經濟增長的水平和程度，這當然就偏離了科學發展的軌道。這種發展理論和實踐，在20世紀60—70年代盛行一時，以至成為掌控人類發展行為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人們對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滿神話般的期待。人類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能力是無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主體，完全沒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憂心忡忡。但時間不長，人們就已經感受到這種經濟增長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經濟社會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失業增加，政治動蕩，環境污染，能源、資源日趨緊張，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指出，這種經濟增長觀將會帶來全球性危機。

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我們就會發現，只有從總體性意義上理解人類實踐的功能，才能使人類的活動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續的軌道。也就是，只有沖破實踐分離的藩籬，從技術創造與人的本質內在統一的角度來理解實踐行為，才能夠真正解決對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根本解決，人們的經濟增長的沖動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發展觀的變革，但這種變革應當說還有相當的難度。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已經在表明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還沒有完全到位，還總是以為，經濟增長是硬指標，社會發展是軟指標。要糾正這一思想認識，從哲學層面上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認清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內容和價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離不開技術創造和文化價值選擇的統一，游離于人的總體實踐活動來審視技術革新創造，就必然會把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指標視為人類實踐活動的根本歸宿。

二、實踐哲學與技術、制度、文化的共生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體現著一種實踐總體性。在這種總體性框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的活動通過技術、制度、文化的相互影響，共生出一種發展文明方式。這種發展文明方式，顯現出一種內在活力和歷史文化傳承。

馬克思生活在經濟增長和革命不斷爆發的時代，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指出資本主義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歷史命運，構成了馬克思關于發展思想的主要內容。如何走進資本主義又跳出資本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走勢，進而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勢，這一理論凝煉，無疑是撥開了社會歷史上空的迷霧，為人類追尋進步發展指明了方向。這種分析體現著馬克思、恩格斯對技術、制度與文化在實踐基礎上共生共長的深刻思考。

關于發展，目前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針對浪頭一浪高過一浪的發展理論和實踐，提出了批評的觀點：一是它造成環境資源的破壞；二是它帶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危害，如社會不平等、異化現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認定發展的理性主義文化基礎已經失去，人的理性和對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對上述觀點的反對意見也針鋒相對：一是低估了人的發明創新能力；二是問題不在生產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過合理地調整分配，不平等等問題會得以解決；三是物質性富足與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們的基礎；四是從理論主張的社會分層來看，限制增長、保護環境、質量高于數量等觀點往往都是富人們的主張。[2]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不無道理，但這兩種觀點都沒有跳出發展來看發展，都沒有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待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價值訴求。

對于發展認識的分岐，無論是來自哲學理論層面還是現實問題層面，從根本上來說，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認識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的歷史和現實指向，從中我們會發現，對馬克思發展理論的疑惑，還在于我們沒有完全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宏大敘事

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總體性要求來看待發展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到，在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總體框圖中，技術、制度、文化作為實踐中樞神經左右著實踐活動的縱橫馳騁。馬克思認為“社會物質生產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這種性質：（1）勞動具有社會性；（2）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是這樣的人的緊張活動，這種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而是一個主體，這種主體不是以純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3]。從根本上來說，技術創新所引起的生產力發展，是實踐哲學基礎和社會發展的顯性的成果。重視技術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功能，構成馬克思唯物史觀超越傳統哲學的一個重要標志。技術所呈現的感性的物質力量，是實踐統攝包括理論在內的一切自然社會資源的中介。這也正是馬克思實踐哲學得以立足的基礎。就這一點而言，包括阿倫特等對馬克思關于勞動概念的指責顯得很蒼白，因為不講人的感性活動在歷史中的影響，不將實踐從理論中解放出來，實踐作為人類存在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就無法顯現，人們對人類活動及其影響的分析和評估也就無從談起。

其實，強調技術、工業的感性活動，絕不意味著將人的實踐活動自然化、生理化。因為技術物質活動從來就不可能單獨發生作用。從靜態的概念界定我們可以找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差別，但從生產力的產生和變化來看，它從來就和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離。

技術和工業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制度作用實現的。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斯提出，制度是社會變遷的根本。他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4]諾斯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認為馬克思從來都沒有單獨闡述技術和工業的作用，而是將技術工業和制度統一起來，并通過制度整合各方面資源來解釋經濟發展的。他指出：“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潛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5]制度是實踐在社會歷史產生作用的方式和結果。馬克思認為，社會歷史的本質是實踐。實踐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只有在社會交往中才能真正成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社會的對象，人本身對自己說來成為社會的存在物，而社會在這個對象中對人說來成為本質的時候，這種情況才是可能的。”[6]

在馬克思看來，實踐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得以實現的基本方式，必然體現著人的本質的全部。文化作為人的實踐的內在要素，當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國外學者包括薩林斯等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實踐過多強調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勞動，勞動成了沒有思想價值的生物驅動。他認為，在馬克思的實踐框圖中，文化成了物質實踐的結果，而不是滲透在實踐結構中的。這與他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理解有關，事實上，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創造作為實踐的表征意義的，有人提出，從哲學史上來看，人們對實踐理解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亞里斯多德的倫理——行為的理解類型；一種是從洛克、斯密到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技術——功利類型；一種就是馬克思的藝術——生產類型。[7]筆者以為，這種歸納還是很有見地的。審美指向是馬克思實踐哲學超越其他上述兩種實踐理解的重要標志，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是人的本質在最高意義上的升華。

在馬克思實踐哲學中，技術、制度、文化從來就不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和諧共生的，這種有機統一體現著人的本質力量的整體性和創造性。科學發展觀要矯正社會發展中的唯經濟主義傾向，并非是一個資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須從馬克思實踐范式入手，拋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簡單對立的思維方式，將技術、制度、文化作為一個有機體統一納入到實踐結構，按照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內在要求，不斷調整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實踐哲學與以人為本

實踐作為人的存在和活動方式，是確證以人為本的哲學基石。對以人為本有不同的解讀，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思想是建立在實踐人學基礎上的。

第一，實踐確證了人是歷史的本質。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離開人，社會歷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之前，人們通常對歷史本質作出兩方面的解讀：一是把社會歷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規律來比附社會歷史的變化。費爾巴哈哲學的直觀性就集中表現在用自然界來歸納人類歷史的存在及其規律。馬克思曾指出：“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于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種是把生動的社會歷史圖景抽象化、概念化，變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疇發展史。針對黑格爾、蒲魯東等把歷史非人化的觀點，馬克思曾指出：“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云霧中發生并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歷史的本質，是因為人的實踐活動使然。人的實踐活動創造了社會、創造了歷史。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物，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決定了人的勞動實踐的歷史必然性。科學發展觀中講的以人為本，不僅僅是講如何維護、發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為本的歷史觀價值，肯定人作為歷史本質的主體創造意義。“‘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0]

第二，實踐確證了自然的人化意義。相對自然而言，以人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簡單的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著由于人的實踐，人與自然的社會屬性的滲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歷史進程。人的實踐活動，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相互交織、相互制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這里立即可以看出，這種自然宗教或對自然界的這種特定關系，是由社會形式決定的，反過來也是一樣。”[11]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人的實踐活動內容和方式的限制，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渾然一體，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都處于狹隘的關系紐帶中。進入資本主義，人對自然的實踐征服能力大大增強，人對物的依賴構成人與人和人與自然聯系的中介點。馬克思指出：“毫無疑問，這種物的聯系比單個人之間沒有聯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要好。同樣，在個人創造出他們自已的社會聯系之前，他們不可能把這種聯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產主義社會，人的實踐打破了人與自然的狹隘關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與自然關系。這也就生成了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實踐哲學基礎。

第三，實踐確證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以人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由于人類實踐的歷史變革，形成了人對自然、人與社會、人對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質力量在現實中真正得以實現。首先講人對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來越高，人們創造的生產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性條件。物質產品成了屬人的產品，人在客體對象中觀照到人的本質力量。二是講人對社會的真正占有，是人創造了豐富的全面的社會關系，人的解放已成為現實。人的本質是建立在社會關系基礎上的，全面的豐富的社會關系自然會展示人的本質的豐富性，自然會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三是講人對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實踐活動，創就了豐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覺積淀了新的文明和審美，變成“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

注釋：

[1]亞里斯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

[2]劉森林.重思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3.

[5]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馬克思哲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實踐哲學[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1）.

[8][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118—119.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上）：108.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