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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雖然處于學術邊緣，但并未完全沉寂，從總體上看，學者們主要從六個方面多維度地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本身及其與當代的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并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批判·創新”為主題；二是跨學科、多層面、整體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三是以廣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為標尺強烈關注現實問題；四是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觀念。

一、關于馬克思主義實質與命運的反思

關于馬克思主義實質的問題，盡管德國學者的具體觀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反意識形態”(Antiideologie)、“現實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他們認為，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體系內部存在某些分歧，但“多元的馬克思主義”、“復數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en)概念應予以拋棄。豪克(WolfgangFritzHaug)斷言，宣稱第一原理過時，“在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是不能容忍的”。根據霍爾茨(HansHeinzHolz)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不能拋棄的第一原理或范疇是：生產關系是決定性的社會關系；階級矛盾是所有制關系的產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唯物主義思想總體性。米勒(EvaMiiller)斷定，馬克思主義理論“迄今仍具有很大的現實性”。在捍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他們也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強調，只有對當今的庸俗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才能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例如，邁特舍爾(ThomasMetscher)指出，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個沒有矛盾的理論體系，而是未完成的、不成熟的。“無疑，語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虧空領域……這對美學領域來說同樣也是適用的。”

在馬克思主義命運問題上，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未來，因為沒有科學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關聯，就不會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于是，特雅登(KarlHermannTjaden)主張把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枝節，而把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論、生產方式必然相互繼承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學批判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立足點。另一種觀點認為，未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體化的馬克思主義”(intergrafiverMarxismus)，應包括六個維度，即(作為辯證過程的歷史)本體論維度，(作為自然本性的人與社會關系總體的)人類學維度，(統一理智概念的)認識論維度，(生產關系的)形態史維度，(世界形成、美學的)文化史維度，(反對壓迫的表達、人權的)倫理與政治一實踐維度。

那么，作為進步的實踐哲學，馬克思主義如何在社會建設過程中重新獲得影響力?澤普曼(WemerSepp-mann)指出，應該重構馬克思思想的基礎，放棄理論化世界觀，并從實踐哲學角度使之“再政治化”(Repoliti-Sierung)。貝倫特(ManfredBrent)強調，只有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它才能獲得足夠的活動空間和推動人類發展的強大力量。因而，應該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一切已經或正在被證明為正確的地方。

二、比較視野中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

在德國，一些學者試圖通過對盧森堡與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理論的比較，發現新的洞見。例如，施默爾(Hans-JorgSchimmel)指出，依盧森堡之見，馬克思并沒有就資本積累機制給出令人滿意的描述。于是，在《資本積累》中，她對資本積累機制進行了重新闡釋：在擴大再生產周期結束后，每個資本家所獲得的剩余價值最初都以剩余產品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所有的人都想賣出自己的產品，而不想購買別人的產品，這樣就不可能把產品轉化為實際的剩余價值，因而必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外尋找購買方。如此說來，僅僅從資本關系角度就根本無法闡釋資本積累過程。實際上，只有當這些領域中的價值量被資本逐步吞并后，資本擴大積累過程的實現才具備了必要條件。施默爾斷言，“從盧森堡與馬克思對資本積累的不同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關于再生產過程問題的觀點差異”。他認為，盧森堡經濟學的出發點就是以資本主義生產論證資本積累的內在邏輯，而核心觀點在于，“資本主義的生存與進一步發展需要把非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作為自己的環境……需要使非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其剩余價值的替代市場”。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還對凱恩斯與馬克思作了比較，并強調兩者互補的必要性。例如，萊比格爾(JurgenLeibiger)認為，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沒有研究經濟結構，以及不同民族經濟環境的國際化問題，忽視了金融市場的影響、對勞動供給的必要干預以及生態問題。在他看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基礎是由三部分構成的：勞動價值論、剝削理論是其出發點；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分權的決策機構、平等交換與競爭、勞資交換特殊性、占有關系與分配關系為結構性要素；貨幣作為資本，通過G-W-G''''的運動形式實現其使用價值，則是體系的內驅力。他認為，盡管馬克思奠定了雇傭勞動理論和危機理論的基礎，但危機的原因不是需求匱乏或消費不足，而是在G-W-G’運動中的高積累超過了需求。馬克思認為工資增長能夠導致危機，連續失業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上并未出現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激化，危機也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0概而言之，馬克思與凱恩斯的相似之處，就在于提出了共同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在權力、所有制、財富等觀點上存在差異。就經濟政策是否符合工人利益而言，馬克思的理論是完善的，但只有與凱恩斯理論相結合，才能有效地克服近十年來經濟政策轉變導致的經濟危機。但是，關鍵在于，“歐洲凱恩斯主義”(Eurokeynesi-amsmus)能否解決歐洲經濟問題?萊比格爾斷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剖析是描繪資本主義社會選擇構想的基礎，但他卻很少主動談及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可能性；相反，凱恩斯將宏觀經濟和社會維度再次引入經濟政策中，對于經濟政策選擇具有重要啟示作用，但他無法就現代反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提出更有利的理論支持。因此，在當今經濟政策選擇中應借鑒凱恩斯與(或)馬克思的理論，而不是簡單地套用。戈爾德堡(JorgGoldberg)指出，“就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分析而言，兩人最終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但并未進行詳細論述：馬克思的危機分析被視為空間膨脹的需求政策，凱恩斯關于資本主義的描述被視為對這一生產方式未來能力的批判。由此可見，就上述問題而言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矛盾：然而在我看來，兩位‘經典作家’的理論只是被動地成為大眾失業條件下的選擇”。

盡管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左派政治的現實價值”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他們都試圖借助凱恩斯主義論證“另外的經濟是可能的”。不過，過高估計凱恩斯主義的作用，顯然是有害的，在當代社會中，左派還必須尋找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途徑。

三、布萊希特、阿本德羅特、容克與馬克思主義

在布萊希特逝世五十周年之際，學者們從三個方面討論了其戲劇理論與實踐：一是反對將布萊希特肢解為早期“抒情詩人”與后期“政治劇作家”．而要求完整地理解其戲劇理論與實踐，并以資本主義批判視角深入分析其戲劇作品。就布萊希特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言，他本人將自己視為馬克思主義鑒賞家，但今天在德國，“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允許上演布萊希特”。二是對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理論與布爾迪厄的影視理論進行比較。“間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作為布萊希特戲劇理論與實踐的概念，是指觀眾在描述過程中采取了研究、批評的態度。在這個語境中，兩者顯然是對立的：對前者來說，批評意味著改變，戲劇是階級斗爭一部分；對后者來說，批評意味著理解，戲劇被抬高為階級社會中高雅文化的表達。但“如果人們將社會學的‘行為’范疇與美學的‘姿態’范疇進行比較，那么，兩者的批評與間離理論的相似性是明顯的”。三是分析了布萊希特與布洛赫的關系。“當布萊希特堅持資本主義分析并排除藝術時，布洛赫卻開始把鄉愁的目光轉向生活改革的亞文化，以及世紀之交的社會主義與青春藝術風格的統一”。“前者作為道德主義者，堅持防守、思考后面的事情；后者作為烏托邦主義者，期望拯救、思考最后的事情。”為紀念阿本德羅特誕辰一百周年，德國召開了三次學術討論會，并給予高度評價。哈貝馬斯指出，阿本德羅特對于民主法權國家基本法的解釋是令人信服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人們也普遍認為福利國家是民主法權國家的合法性條件之一。當然，阿本德羅特力圖在憲法眶架內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理論已經過時。德佩(FrankDeppe)強調，“阿本德羅特的法權概念以及對憲法的解釋，同時引導我們把政治科學理解為政治社會學”；作為馬克思主者，阿本德羅特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將經濟、政治、社會視為—個整體，承認政治法律關系、權力結構的自主性；并將經驗研究的精確性置于意識形態批判之上，堅持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國家的變化過程進行重新分析。在德佩看來，阿本德羅特政治理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權力的不平衡，決定了資產階級國家功能和危機周期。不過，盡管阿本德羅特意識到了非極權主義暴力所伴生的“去民主化”(Entdernokratisierung)的危險性，但卻忽視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關系中引起的根本變化，如“去國家化”(Eatstaaflichung)傾向。

為紀念《馬克思主義創新雜志》創辦人容克逝世十周年，該雜吉重新刊發他的《馬克思主義左派：瓦解與新生》(1989-1990)—文。在該文中，容克主張對馬克思主義采取開放、創新的態度。難能可貴的是，他并沒有因為蘇東劇變后馬克思主義的現狀而悲觀，反而堅信“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成功地將‘舊的’階級問題與新的社會、文化、全球問題結合起來，并創造新的政治、社會表達形式；并且，如果能夠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民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與當時第三世界解放運動之間的世界范圍的進步聯盟做出貢獻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思潮在德國社會中就能發揮中期作用”。

四、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生命力

在德國社會學中，階級理論研究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甚至像德佩所說，出現了“階級分析理論的虧空”。不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階級矛盾和沖突的加劇，出現了以馬克思階級理論為基礎的階級分析趨勢。關于無產者回歸與無產階級狀況、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階級與性別關系等問題成為左派的討論主題。例如，2006年9月“德國階級研究”項目組第六次工作會議的任務就是，討論在電子工業革命后工人階級內部發生的變化對階級理論研究產生的影響，以及階級與階級意識的形成問題。澤普曼強調，階級理論研究的核心在于討論工人階級是不是“不斷變化的主體”。他指出，社會結構轉型使工薪階層不斷分化，從而導致“再無產階級化”和“去身份化”。不過，如果將“藍領工人”視為工人階級的標志，那么德國工人在數量和比重上就急劇下降。所以，索恩(ManfredSohn)斷言，對于大多數從業者來說，“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概念是過時的東西，但如果把工人階級重新定義為“工作的雇傭階級”，將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盡管明德爾(RenateMtinder)重提的“工人貴族階層”概念并未受到左翼政黨的重視，但它卻能夠解釋工人貴族階層的獨立化趨勢。

由于德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日益明顯，已經形成了新的無產階級，即“下層階級”。因此，階級分析必須研究政治意識與政治行為的結構及其矛盾形式，揭示政治斗爭統治方式及斗爭形式的重要變化，特別是“對現實權力形式與依賴性進行分析，對社會不平等原因及其特權動力學進行闡釋，對統治陣營與霸權關系掩飾下的社會關系進行揭露”。正如利貝拉姆(EkkehardLieberam)所說，如果不觸及統治階級內部的轉變，就無法研究工人階級自身的狀況，因此，階級理論不應僅僅從結構理論，更應從政治學角度分析階級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說，盡管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性，但必須與社會結構分析、社會不平等以及女性問題等相關研究結合起來，才具有生命力。

五、新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批判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隨著全球化批判運動和社會抗議運動的爆發，在德國像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新自由主義方案陷入了承諾危機，并出現了不可克服的內部矛盾。盡管德國社會已具有新自由主義傾向，但這一意識形態并未被所有人接受。因為競爭、資本積累、對個人資本的剝奪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而“剝奪財產經濟學”(EnteigungsOkonomie)則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強盜本質。所以，德國學者相信，存在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其他選擇。當然，他們清楚，在當前，反新自由主義的廣泛社會運動并不存在。因為，盡管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公正受到了批判，但其經濟學原理卻被認為是正確的。實際上，在今天，現代權力統治不再是由社會階級而是由市場、全球金融資本等隱性力量來行使。這樣，“當代社會意識由于徹底的取向缺失就與迄今為止的所有工人意識或階級意識區分開來了”。

德國學者不僅批判了新自由主義，而且對新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關系、意識形態需求與生產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語境中，對新帝國主義的討論必須關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帝國主義政治之間的關系。例如，哈恩(ErichHahn)在《帝國主義、政治與意識形態》一文中認為，就階級本質而言，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區別在于，前者為私有制辯護，后者則反映了經濟關系、經濟結構和經濟利益。因而，不能排除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經濟、政治的原初關系。德佩指出，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趨勢，就在于不斷遠離政治自由主義、啟蒙理性主義的基本立場。所謂“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首先是指進攻性的殖民主義與擴張，然后是指暴力兼并異族的恐怖主義、軍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但與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沖突限制了帝國主義行動。當然，可以區分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政治目標，關鍵在于，它是借助直接的殖民恐怖手段還是“游戲規則”來實現控制。就這一階段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而言，應將帝國主義視為統治關系。

六、大左翼聯盟的政策選擇

在德國，傳統政治陷入了危機，政黨政治已經聲名狼藉。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德國共產黨面臨諸多挑戰，甚至出現了意識形態觀念、政策組織的危機；德國民社黨已經成為左翼政黨，不具有實現共產主義的基礎。這樣，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左派只有通過聯盟才能強大”，也就是說，所有左翼力量、政黨、組織應該通過合作模式而非政黨模式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大左翼聯盟，即致力于議會外運動，如工會運動、新社會運動、全球化批判運動的新戰略聯盟。因而，希爾施(NeleHirseh)對議會運動過分強調黨派而忽視戰略同盟提出了批評。

德國學者認為，現實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烏托邦社會主義。霍爾茨說，“在今天，社會主義構想是不可能的”，但在未來，民主社會主義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21世紀的社會主義構想必須以所有制問題為中心，實現真正民主與權力分配的前提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例如，H·迪特里希(HeinzDieterich)所設置的新歷史主義的戰略目標就是，創造沒有資本主義與市場、沒有鎮壓的國家和沒有異化的社會，其核心在于直接參與民主(普遍的基礎民主)，平衡經濟(沒有利潤化、平等的勞動交換、引向合理的—倫理的—美學的主體)。不過，這一目標只有最終消滅階級統治才能夠實現。這一構想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嘗試以及凱恩斯主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不是國家創造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而是通過制度來保證正義。總之，他們不僅批判了現實社會主義，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進行了勾畫，并討論了左翼政黨的政策選擇問題。在他們看來，左翼政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最好武器。因此，左派必須堅信政治變革的必要性，并進行共同的抗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