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國際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以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等人為代表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是20世紀國際史學中重要的一個史學派別。在社會變革與學術流派間相互關系的總體框架下，從學派形成的歷史條件及學派發展的國際思潮背景著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淵源的大體脈絡。該學派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學術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的交互作用和互動機制，而學派奠立及其學術創新的背景層級，則依賴于當時國內外的社會政治、社會心理思潮和學術文化機制等重要社會環境資源。另外，英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論體系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英文摘要】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isaveryimportantschoolofinternationalhistoriographyinthe20[th]century.Theessaymainlyexplorestheclearandlogicaldevelopmentoftheacademicoriginof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representedbyHobsbawmandThompsonfromtheoverallframework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changesandacademicschools.Startingfromthediscussionofhistoricalconditionsfortheschoolcomingintobeingandthebackgroundofworldtrendofthought,thearticleexpoundstheinteractionorexcitationmechanismbetweenWesternnewhistoriographyandMarxisthistoriography,whichwastheimportantacademicpremisefor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the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Theimportantsocialenvironmentalinfluenceonthe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yexertedbythetheoryandapproachofBritishtraditionalhistoryhasalsobeenunderlinedinthisthesis.

【關鍵詞】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西方新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社會變革/學術流派/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Westernnewhistoriography/Marxisthistoriography/socialchanges/academicschools

【正文】

就當代西方史學史的角度和史學派別分野的格局來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是從傳統史學到新史學的演變過程中影響深遠的一股史學流派，也是后馬克思時代形形色色西方新史學派別里獨樹一幟的史學勁旅，它儼然與法國年鑒史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史學派并列鼎立而曾經一度影響和支配著當代西方史學流向。作為一個群體，它擁有十余位頗具成就的歷史學家，諸如M.多布、R.希爾頓、Chr.希爾、E.J.霍布斯鮑姆、E.P.湯普森、R.威廉斯和R.薩繆爾等。更重要的是，這些史學家逐漸改變英國傳統史學界對思辨、概括和理論結構的懷疑態度，在歷史反思和史學研究中充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把理論與具體事實及其在過去或現在發展和未來前景結合起來。該學派以卓著的學術成果、極具洞見的史學觀念、豐富的史學理論和實踐成就凸顯于國際學術界。國外學術界和史學理論界對該學派進行了多維度和多層面的研究，雖然其研究多限于學派建立與發展的大致脈絡，也涉及學派的史學思想特質，但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淵源問題卻少有提及。(注：See,Harvey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PolityPress(Cambridge)1984.)無論如何，域外相關的研究課題對我國史學界涉獵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起了奠基性作用，加深和豐富了我們對當代英國史學的認識。國內史學界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學派基本情況的介紹，就某位史家的史學活動和個案研究著筆較多。(注：港臺和大陸的代表作分別有，周liáng@①楷：《史學思想與現實意識的辯證：近代英國左派史家的研究》，臺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崔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述論》，《許昌師專學報》2002年第1期；姜péng@②：《試析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現狀和歷史命運》，《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梁民愫：《試析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世界史觀》，《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史學界對此已經有了相當的研究基礎，也存在著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注：參見梁民愫：《中國史學界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4期。)

在筆者看來，揭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淵源問題，是深化研究和全面審視該學派的史學制度建設、史學思想體系和史學發展流變的基本前提。卡爾認為，無論是研究一個史學流派，還是“研究一個歷史學家之前，應該先研究他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1](p44)此認識可用以指導分析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源流這一主題，惟有悟解這個前提，才會更好地把握其史學流變的精神實質。本文擬從學術流派與社會變革間相互關聯問題著手，通過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與西方新學術思潮間錯綜復雜關系的結構性分析和具體闡述，著重探討以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淵源的豐富內涵，旨為進一步研究與深入認識其史學思想內涵、共同的史學問題意識和史學理論體系及其對國際歷史研究的貢獻奠定基礎，這也有助于深刻領會其史學的基本特點和未來發展方向。

一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西方社會思潮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與發展同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的醞釀與西歐社會發展變革形勢息息相關。

首先，西方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潮背景，無疑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形成、史學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及學術創新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20世紀上半期，西方世界社會結構與政治形勢發生著巨大變化，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給人們的社會心理造成極大沖擊，引起人們對社會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普遍的認識是，在二戰之后社會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存在著一系列問題，而史家對那些給人類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變遷進行思考的同時，必然重新思索人類社會及人類本身的一些基本問題。同期，對戰爭殘酷性的深刻感受，促使每位頗具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必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史學進行理性反觀。在一定程度上，既往各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潮，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與發展的外部環境。

20世紀中期后，西方社會結構與階級關系顯露出新特征。雖然歷史證明基層群眾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但當時情況是，由于“白領階層”的數量猛增及其社會地位在社會生活中迅速提高，導致工人運動波瀾不驚而基本沉靜。這一切造成50、60和70年代激進主義社會運動掀起的新社會思潮不斷地沖擊史學界。帕爾默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60和70年代產生影響的原因是復雜的，有很多種。從基本上說，這是一個歷史動員和對抗運動的時期，是一個歷史變遷的時期，而這些在歷史學中得到反映。歷史學是通過社會史學家向馬克思主義敞開了大門。這些社會史學家研究普通人民和為了配合當前的社會動蕩而強調研究歷史上的斗爭和反抗。”(p277)對嶄新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社會現實要求，史學家應研究社會底層和長期被忽略的默默無聞的大眾歷史，加強關注“民眾日常心理和文化”的呼聲在史學界匯集成強大的“自下而上”的史學新思潮。應該說，20世紀50、6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憑借關于整體社會史的撰寫主張和“自下而上”社會史觀及史學方法的史學思潮造勢，一方面，使英國史學自身在西方史學界中求變趨新享有盛譽，另一方面，這種狀況也是同期英國社會文化生活中諸如“前衛藝術”和“下層音樂”等反傳統文化或傳統精英文化思潮后的普遍失落感的社會現實在史學領域的反映。

具體而言，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依賴于兩個方面社會心理與思潮基礎：其一，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是資本主義進取精神和工業革命的后果的直接指引下取得進步的。”(p294)在英國資產階級社會里，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地位的加強與鞏固，他們在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也隨之變化，表現在歷史學方面，傳統的英國保守主義史學已不符合時展需要，一定程度上，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時代主張迎合了當時普遍的階級心理和社會需求。其二，當人類進入20世紀中期時候，在經歷過兩次災難深重與令人傷感無限的戰爭之后，英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社會心理一樣普遍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里令人震撼的觀念沖擊。這既改變了英國也消解了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盲目樂觀情緒，現實的社會心理則促使諸如史學家那樣肩負著社會責任和賦有現實使命感的學者去重新思考歷史真實與社會現實問題。比如二戰期間，湯普森就直接投身于反法西斯戰爭，親歷意大利戰場的硝煙，而戰爭的經歷和體驗使他意識到要把“民眾斗爭”和“政治斗爭”有機結合起來，“永遠不會在感情上把自己和歐洲人民及英國人民隔離開來”。(p10)其他有過類似不平凡的人生經歷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日后都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下層社會集團和群體的歷史活動為著眼點，對歷史與社會現實進行深刻審視，可以說戰亂時期的情感體驗和社會心理對其影響至深。

因此，如果說一個時代的社會思想和社會思潮(包括史學思想與思潮)歸根到底是同時代社會存在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反映和折射，那么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史學思想則無不從根本上來源于那個時代和社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所關注的英國乃至歐洲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潮的某些重要方面。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詮釋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過程，就是不斷把自己的研究領域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并使它不斷容納甚至融合于西方史學主流思潮的過程。

其次，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浸潤和影響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出現，與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普遍出現的在思想反思基礎上崇尚與研究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心理和熱潮緊密相關。而西方學術界，不管是政治、哲學界還是史學界，此期所以出現這股熱潮，在西方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倫敦大學政治理論教授戴維·麥克萊倫看來，主要有三個緣由：一是馬克思早期著作大量被翻譯成英語從而得到廣泛傳播；二是20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的著作出版都是以黑格爾當時的強烈影響及其在英語世界的復興為前提；三是1956年蘇聯共產黨內部對斯大林及斯大林主義的公開抨擊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以及隨后出現的馬克思主義世界的多元化趨勢。此說極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從思潮方向認同上說，該學派的發展還得益于自身的內動力，即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自我反思與生命力的延伸。眾所周知，唯物史觀的誕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史學隨之產生。不過，西方的整個19世紀雖然被稱為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世紀，但馬克思主義史學遠未達到職業化要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與傳播僅限于西歐和東歐少數政治家或政治活動家與理論家特定人群間，其研究歷史和撰寫歷史著作的意圖更直接地是服務于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宣傳，是“把歷史著作當作階級斗爭的戰略工具”。(p137)總體而言，西歐各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專業化和職業化還遠沒有實現。

進入20世紀以來，特別是20、30年代前后，馬克思主義史學步入正軌與職業化行列。“在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用傳統方法訓練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開始進入大學，從事歷史研究，那里的歷史專業反映了多種多樣的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立場”。(p147-148)史學分析手段略顯多樣。然而50、6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條化和庸俗化，前蘇聯和東歐以及西歐部分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僵死主義態度，幾乎導致馬克思主義史學生命力枯竭。尤其是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馬克思主義史學陷入空前信任和信仰危機，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產生了惡劣影響。西方學者痛心疾首地寫道：“千篇一律的演說，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識形態影響較小的考古學等部門除外)，繁瑣地、矯揉造作地玩弄概念……最糟糕是，由于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了鸚鵡學舌的態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無意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p25-26)史學思想已相當僵化，不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到冷嘲熱諷，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也遭受猛烈批判。

在如此政治層級和局面下，1956年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已經產生并有所發展，但戰后這段時期里，也受到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越發尖銳的攻擊。1936年K.波普爾首先發難，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隨后F.A.海耶克、T.S.阿什頓、J.D.錢伯斯、R.M.哈特維爾、H.珀金和P.拉斯萊斯等一大批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著文立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作家的歷史觀以及對以這種歷史觀為指導從事的歷史研究進行了全盤否定。(p18-19)面對嚴峻的形勢，歷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弊病進行了深度反思，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和跨學科的視界，在歷史研究中盡量吸收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社會人種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的理論或概念，批判地吸收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域。這樣，既豐富了史學的分析手段，也豐富了自身的史學思想，激活與延伸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生命力。

二西方新學術潮流與馬克思主義史學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前，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的關系總體上是相互隔絕和排斥，那么60年代以后，當西方學術界經歷了激進左派知識分子思想反思和政治運動之后，隨著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日益擺脫僵化和教條主義的束縛和羈絆，馬克思主義史學重新獲得了生機，馬克思主義史學職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步伐迅速加快，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的關系也由對抗走向對話。“兩支巨流貫穿在當今的歷史編纂學中。一支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另一支是那些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說的‘新史學’。”(p25)西方新史學(包括其它形形色色的西方非主流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間日漸構成一種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錯綜復雜的互動機制。“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對戰后世界史學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兩種史學力量，一種是現當代的西方資產階級新史學，另一種是現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兩股力量的沖突與交匯及其所激起的回響，是當代國際史學頗為令人矚目的文化景觀。”[9](p310-311)在英國史學界，這種關系表現在西方新史學潮流與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關聯互動的層面上，后者在此互動機制中也逐漸成就了自身的國際史學地位。西方新學術潮流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間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形成、史學思想產生與發展以及學術創新的難得而重要的學術環境資源。

首先，當代西方新史學思潮的研究取向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淵源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至深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思想或理論體系的產生與發展還具有深刻的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學術背景和人文社會科學淵源，這也是整個西方新史學誕生的前提條件。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1955年前后西方出現的“新歷史學”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科學。[10](p70)可以認為，沒有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就不會產生西方新史學。[11]對英國史學而言，“1920年代開始，并從此后，越來越多的英國史學家從社會科學那里借用研究主題、提問方式、概念觀點、技術和方法以及理論。社會史學家們也同樣借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經濟史學家們借鑒后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歷史人口統計學家們借鑒分析人口統計學，而歷史地理學家們借鑒地理學東西。……遵循社會科學戰線的英國史學家們的思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它科學發展的支配，而這些學科的發展又是對這些學科的需要、社會和前景的反應。”[12](p196-197)作為深受西方新學術趨勢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其史學理念與史學觀念也勢必在淵源上呈現如此特征。反之，馬克思主義史學本身也促進了當代西方社會人文科學的歷史化趨勢和發展。

西方新史學的出現或匯集成一股潮流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它建立在對自19世紀產生的以德國蘭克及其弟子發其端的客觀主義史學的批判與反思基礎之上。這種傳統史學對歷史的詮釋是建立在史學認識的主客體關系二元對立與分離的基礎上，正如學者所論，“他們的領域不是價值的領域，而是事實的領域，不是判斷的領域，而是證明的領域。他們只需要按照事物實際發生的樣子來進行描述。”[13](p107)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史學界，普遍“都開始對19世紀晚期的歷史科學提出質疑”。(p29)傳統科學歷史觀面臨全面危機。P.伯克就說，“19世紀末，一些專業歷史學家對新蘭克學派越來越不滿。卡爾·蘭普雷希特是其中聲音最響亮的一個，他斥責德國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并呼喚一種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的‘集體歷史。’”[14](p16)20世紀前半期，新史學的興起與發展過程就是對19世紀以來傳統史學的反撥與矯正，其結果，西方史學由傳統的政治史、軍事史向經濟史、社會史發生著全面轉變。這首先表現在德國社會史思潮的興起，法國社會史思潮的推波助瀾，隨后美國社會史思潮的方興未艾。傳統史學的衰退，西方新史學的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價值取向，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與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外在催動力。

如此看來，在五色眩目和流動斑斕的西方學術流派中，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與不少流派有著多種多樣的關聯和疊交。伊格爾斯認為，馬克思作為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方法與史學理論實質上為新史學所提倡，馬克思主義史學既注重歷史發展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又不忽視文化傳統與社會價值和個人品格等社會心理文化因素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反饋作用與影響。(p139-146)20世紀以來西方新史學思潮的理論與方法，可在19世紀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找到淵源。勒高夫就認為，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是新史學的大師。[15](p35)在某種程度上，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既是西方新史學大潮中的別具生命力的史學流派，又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西方新史學從長期對抗走向持久對話交流過程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別具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

其次，西方新史學的年鑒學派與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交叉互動

巴勒克拉夫指出：“在英國，只要隨便提到幾個歷史學家的名字，如魯德、霍布斯鮑姆、拉斯勒特和湯普森，從他們的著作中可明顯看到年鑒學派的影響。”[10](p62)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無不是社會史的著名實踐家，他們從年鑒派和強有力地滲入西方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得到啟示。”[13](p113)另一位英國著名史學家凱思·托瑪斯博士也強調，英國當代史學主要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強烈影響，一是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傳統，一是法國年鑒學派。[16](p51)這恰能說明，在政治史和軍事史邁向經濟史和社會史轉變的過程中，作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要內涵的英國新社會史學實際上深受法國新社會史學或干脆說是年鑒派史學影響，當然這種影響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內部是有區別的。典型如，與湯普森自始至終基本上堅持人本主義的社會史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不盡相同，霍布斯鮑姆也推崇與接受年鑒派的社會史價值觀念與價值體系，即年鑒派的結構主義社會史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17](p91)

譬如，霍布斯鮑姆深受年鑒派史學思想的影響，坦然承認從中獲益匪淺，尤其深受該學派第二代領袖布羅代爾的總體史思想的啟發和影響。他對布羅代爾的推崇與認同程度，從1949年布羅代爾成名作《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兩卷本)問世時他發表的一篇充滿熱情洋溢之辭的學術書評所流露的態度可見一斑。就布羅代爾史學巨著及所體現的“總體史”思想和“長時段”理論方法來說，霍布斯鮑姆認為他據此開創了一個史學研究的新時代，“如果哪位歷史學家讀到這本書卻沒有被激發出新的觀點和新的創造性研究，那么他就沒有權利從事他的歷史職業。”[18](p173-174)就此而言，他認為，布羅代爾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已然影響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英國歷史學家的史學研究領域和史觀價值取向。1978年，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紐約州立大學成立了“費爾南德·布羅代爾研究中心”，并組織了一次討論布羅代爾和《年鑒：經濟、社會和文明》刊物的有國際影響的學術紀念會，霍布斯鮑姆為此專門著文補充說明年鑒學派史學傳統在英國的接納狀況，評論法國史學特別是布羅代爾史學在英國的影響。[19](p178-185)2000年，在回答意大利記者“職業選擇”問題時，他特別強調三種因素的熏陶：其一是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從馬克思那里認識到歷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歷史研究可以依據結構與模式，從總體上觀察與分析人類社會長期演變的過程；其二是戰后10余年共產主義史家小組的史學研究訓練；其三就是來自與其它國家史學家們的論爭，特別是年鑒學派的影響。[20](p7-8)

在承認受惠于年鑒學派的同時，霍布斯鮑姆更強調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與年鑒學派之間的互動關系：“始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至少直到知識分子朦朧地開始規劃歷史學前景的時候，作為研究過去的歷史學科才開始匯集而不再相互隔絕。法國年鑒學派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經常關注著同樣的課題。雖然學派性質不同，它們各自最杰出倡導者的政綱也遠非一致，但每一派都理解對方從事著的類似的歷史科研主題。”[19](px)比如，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新社會史學(主張從大眾日常生活著眼的社會史學)與從屬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英國新社會史學(提倡“自下而上”的歷史)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影響和互相交融的關系，這種關系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長與發展的內在張力。

由是觀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本身就是在與西方新史學的直接交流與對話中，借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方法與理論模式，找到自己發展的生長點與突破口，而非亦步亦趨地步新學術思潮后塵。戰后的西方史學界，無論是資產階級新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其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交叉關系。“馬克思主義者把一種強有力的融會貫通的體系引入了歷史學。……無論我們采取何種歷史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于我們認識歷史仍然是一種強大的力量。”[21](p393)諸如法國的“年鑒學派”、美國的“新左派”和日本的“進步史學派”等等，在方法論上，不同程度地無不受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反觀新史學的史學研究方法和觀念體系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沖擊，也必然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新獲得合理成分，促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與完善。作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鮑姆等人的史學理論與實踐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與西方新史學發展大勢緊密相聯。

三英國社會政治變革和學術文化傳統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當時英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變遷和文化觀念變化在史學領域的學術結晶，也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一個多世紀后，英國部分歷史學家對于以英國為基點的歐洲資本主義歷史重構與現實思考的產物。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力圖在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過程中，豐富和發展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相反，國內社會政治變革與學術文化背景自然又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與水平的提升。首先，國內社會發展和政治變革的影響

二戰前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是以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和政治運動迅速的發展為基礎的。其一，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滋生于英國20世紀30年代的共產主義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的社會環境之中，特別是人民陣線的政治立場與活動，對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傾向史學家的成長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二，英國擁有眾多學術地位崇高并與非馬克思主義專業史家相互辯論和相互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這同英國共產黨的成立與黨內學術組織——共產黨史家小組的形成和活動關系極大。

在一戰后國際形勢的刺激與國際共運的影響下，1920年，英國共產黨成立。麥克萊倫認為，與歐陸其它共產黨不同，英國共產黨的形成并不是多數派社會民主政黨分裂的結果，其群體基礎較薄弱，它不得不與勞工黨聯盟卻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產黨對勞工黨表現出一種矛盾心態——既儼然以勞工黨中左派力量身份追隨以莫斯科為核心的國際共運聯合陣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又指責勞工黨是背叛工人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黨，結果整個1930年代共產黨在政治上沒有取得什么進展。[22](p338-339)后來，共產黨顛覆第二國際后期災難性的“階級對抗”的主張，建立了一個廣泛的包括所有進步人士在內的反法西斯主義人民陣線。當時人民陣線名義上直接受共產黨組織領導，實際上由勞工黨操縱。但是共產黨建立的意義和貢獻不容否認，“雖然英國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廣泛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在于它為英國傳統知識分子興趣集中的三個領域——文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指導。”[22](p339)后來，霍布斯鮑姆就多次坦言，“我們這一代人之所以變成馬克思主義者，是因為三十年代的危機和反法西斯斗爭。”[23](p64)從長遠來看，共產黨的活動為后來英國歷史上的新左派運動奠定了基礎，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政治傾向也造成了積極影響，新左派運動至少導致了對英國史學的一種創造性再反思能力。

共產黨成立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直接領導了歷史學研究，瞬間，在它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批人數頗多、初具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的史學家。表現在1946年，成立了共產黨史家小組或稱史學家小組。1946年到1956年這段時期，史學家小組及其成員的歷史活動，對于訓練與奠定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歷史研究方向與技巧及史學理論功底，有十分重要意義：第一，它為馬克思主義史家提供了在相同的學術領域里討論基本的歷史問題的機會與場景。他們自己就承認，“爭論和批評使我們提高了個人寫作和自我教育的質量，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自己真正的創造性的貢獻。”[24](p541)第二，歷史學家小組的活動又使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發揮著獨特的“政治功用”。[24](p542)這段生活與學習經歷成為他們關于共產主義思想自我教育和訓練歷史研究技能的實踐嘗試。霍布斯鮑姆最好地總結了這種經驗，他說“物質的樸質、智性的興奮、政治的熱情和友誼，或許這是經歷了那些動蕩年代的幸存者最美好的回憶……專業上我們共同探討大量的未知領域。”[25](p25-26)從社會政治變革與學派形成的維度上說，參加史家小組活動是這些歷史學家知識增長和理論構成的重要源泉，初步奠定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基礎，確立了其史學思想的基本走向。

無庸諱言，“史學家小組及其史著都是當時政治氣候的產物，小組的形成與發展既受到人民陣線精神的良性影響，又經受著冷戰環境造成的嚴重危機或困難的干擾。”[26](p15)1956年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引起的震蕩以及蘇軍入侵匈牙利事件等等，既使得英國共產黨在組織和思想上受到嚴重沖擊，也引發了國際共運思想體系與組織機構搖搖不定的馬太效應。90年代初，帕爾默說道：“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與政治信仰總是受到攻擊。它沒有固定的學術機構，在大學中不占據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當近期，馬克思主義甚至無容身之地。就是在后來較為容忍的氛圍中，馬克思主義者也深知他們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價。”[27](p327)在整個冷戰期間，盡管他們的職業目標是建立一種進步史家之間的聯合體，但于那種環境中，無論政治活動還是學術活動，行動起來總得格外謹慎。在錯綜復雜和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下，“在英國，雖然冷戰從來沒有像它的美國同伴那樣達到一種歇斯底里的狂亂地步，但共產黨組織同樣被冷戰強加的‘紅惑’罪名和‘黑名單’所踐踏。”[28](p1-31)除了進行深刻反省外，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中的許多著名史學家與社會活動家紛紛脫離共產黨組織。1956年后，雖然霍布斯鮑姆那樣的史學家依然留在黨內，但是這種政治經歷對其史學研究和理論構想的發展卻不無影響。[29](p235-261)為了擺脫教條式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他們試圖對馬克思主義做出全新理解與詮釋，既豐富自己的史學思想，也由此顯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勃發生機。

其次，英國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環境和學術文化背景機制的保障

就國內學術文化背景而言，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早不但受到20世紀早期激進—自由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它還扎根于30年代到50年代以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為首的共產黨史學小組的創作活動之中，在此基礎上，它才逐漸興起。

雖然馬克思曾長期在英國生活與活動過，但馬克思主義對英國歷史學界的直接影響卻同其對整個西方史學界的影響一樣，僅始于一戰之后。“直到1918年——而且事實上在那以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大學歷史研究和教學中依然被完全忽視。”[10](p31-32)30年代的英國，學術與政治一樣，經歷著一場由激進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思想反思運動，一些學術骨干對英國過去傳統的歷史文化進行重新發現，而對文化庸俗馬克思主義觀念則表現出強烈不滿。“在共產主義青年之中流行著一種自嘲的說法：共產主義哲學家是維特根斯坦主義者，共產主義經濟學家是凱恩斯主義的門徒，共產主義文學學者則是F.R.李維斯的信徒。那么歷史學家呢?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據我們所知，當時的劍橋大學或其他任何地方，沒有一位歷史學家——而且就我們所知諸如馬克·布洛赫那樣的大學者——能夠與作為大師和思想啟示者的馬克思相匹敵。”[19](p157)值得指出的是，從30年代直至共產黨史家小組成立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還沒有完全形成，但是，激進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們已經通過前輩和兩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著作這座橋梁接觸與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莫里斯·多布和經濟史學家多納·托爾。

作為英國史學界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從事研究的史學家，多布在《資本主義發展研究》一書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廣泛考察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史；[30]受馬克思影響的托爾，其主要成就與貢獻則在對英國人民民主史的研究，她把人民民主和人民群眾反抗資本主義對勞動人民的盤剝及侵害小商品生產者利益的斗爭結合起來考察。[31]總體上，他們的研究注重大工業時代前夕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政治、文化、社會因素和社會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分析，主要和最重要的問題是有關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和運用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等問題。多布在這方面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形成起了重大促進作用，“正當許多青年學者接觸英國史并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多布起著引導大眾的作用……”[32](p1)因為“史家小組”成立之初，多布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經常被他們當作重要的著作加以研讀，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熱烈討論的對象。[33](p315-316)準確而言，多布的歷史觀與史學理論方法對后起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產生了直接影響，他在史家小組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和非常具有影響力。[34](p161)正是多布和托爾的言傳身教，年輕的史學愛好者們開始吸納馬克思主義，逐漸走向史學專業化領域。

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早期形成過程中，其成員還深受老一輩激進—自由主義學者創立的英國勞工史研究傳統的影響。1930年代前，英國社會史和勞工史領域中較有成就的多是韋伯夫婦、哈蒙德夫婦、科爾夫婦和托尼等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其歷史研究成果與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產生了獨特影響。[35](p29-30)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相當一部分來自19世紀末非馬克思主義勞工史學傳統，[36](p136-138)確如霍布斯鮑姆所言：“我們不應試圖把自己與托尼等人截然區別開來，而是要堅持那種傳統，使這種傳統更加明確，把馬克思主義史學所指引的那些人們應該去奮斗的方向更明確化。”[37](p33)自1930年代始，“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作為唯一可供選擇的普遍性史學解釋方法，逐漸取代了舊式自由—激進的輝格派史學解釋傳統。……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主要因素，已經廣為人知。”[38](p25)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勞工史學的結合，成就和發展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四英國傳統史學方法論和歷史理論淵源

這里試圖說明傳統的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史學方法論和傳統歷史理論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影響及基本脈絡。

首先，傳統經驗主義哲學思潮和實證主義史學方法的熏陶與影響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踐，反對把理論原則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更反對純理論的歷史研究和理性思辨。他們基本上都受到英國傳統史學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影響，推崇經驗主義的哲學思潮和研究方法。托馬斯談到當代英國史學時說，“英國史學總的特征是高度經驗主義的，不十分關心理論……”[16](p51)雖然它不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部特征，卻大體說明了事實。

英國經驗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和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發端并盛行于培根和洛克時代。而在英國史學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則代代一脈相承，直至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出現，并由此延伸。湯普森和霍布斯鮑姆等人不可避免地繼承和采用了這種方法，他們堅信“歷史學家是經驗的記憶倉庫”，[19](p24)在分析批判的基礎上把經驗運用于歷史唯物主義史學研究實踐，來豐富自己的史學體系。國外學者評論霍布斯鮑姆說：“在他精心和精密論證的著作形式中，不但包括關于詳細的原始經濟形態研究，而且還有大量的比較關系研究和廣泛而直接可證實的歷史概括，這是一種具有鮮明的典型盎格魯式馬克思主義學派特征的歷史解釋。”[39](pix-x)這也是整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非常注重的傳統史學方法，既重視經驗主義方法又不忽視理論上的建設，他們在自己的史學著作中，總是不斷地參照具體的歷史經驗性敘述。這點正符合伯克所說，“經驗主義者和理論家不是兩個老死不相往來的集團，而是一個光譜的兩極。”[14](p206-207)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難免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但往往采取更客觀公正的態度。在霍布斯鮑姆看來，雖然從廣義上說實證主義思潮作為一股外部力量對19世紀歷史學的職業化和史學重構產生過重要影響，但隨著20世紀新時代的發展，這股思潮日益顯得過時，它再也不能夠贏得人們慷慨的崇敬。它對歷史學的主要貢獻在于適時地把自然科學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研究模式引入并運用到對社會歷史的研究領域。然而它在促使歷史學領域在效法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視的成就的同時，卻越發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對歷史學的指導作用日漸陷于困境。[19](p144)湯普森也談到解釋歷史的進程和證實任何解釋的問題，認為“‘歷史’本身是經驗唯一可能的實驗場，而我們唯一的經驗設備是歷史邏輯。……(雖然)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回到這些實驗場，或者把我們的條件強加于它，并把這些經驗重演。”[40](p47)他強調，歷史研究的過程就是尚待證實的觀點、概念或假說同歷史的證據或史料之間從不斷裂而永無休止的對話過程。歷史學家進行歷史研究的起點應是歷史的實踐經驗，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湯普森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從史實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原則出發的觀點，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意愿：“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41](p74)

不難看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反對并猛烈抨擊傳統史學的純粹“經驗實證方法論”，反對傳統史家過分借重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反對用抽象概念和法則性的術語來解釋一切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對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成就大體持保留態度。必須指出，他們并不反對在史學研究中適當運用實證主義方法，但應有著獨特的理解和接受標準，“如今沒有人會接受單純的實證主義觀點，實證主義認為科學家所觀察的是一種存在于他或她自身之外的客觀現實，它不會受到觀察者先驗假設、范式和活動的影響，認為通過運用科學的方法可以發現一種現實的本質特征和規律。那樣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通常雖然沒遭否認，但眾所周知，這種客觀現實與研究者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假設與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多種檢驗來證實，或至少它可以建立在與觀察到的事實相協調一致的基礎上。”[42](p639)正是實證主義方法這種特征，史學家在運用它的時候需要特別小心謹慎，因為史學人文特征畢竟與自然科學非社會因素有著很大區別。

歷史研究的成果并非是繁文縟節式的事實陳述，也不是歷史的經院哲學解釋，而應是歷史藝術性的敘述和歷史解釋性的思辨兩者有機結合。“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涉及社會變革以及它們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社會綜合等非常復雜的形式。……歷史學既需要一般的理論，同時也需要有單獨的實驗性分析技巧，諸如對實例及某些統計現象進行系統的比較，比如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或者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比較分析，歷史學也必然主要地在一般理論程度上發揮作用。”[42](p632-633)按照此觀點，真正的史學既非繁瑣考證也非事實堆砌，而是在事實之上尋求理論分析的突破，以歷史哲學的思維與寬闊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理解與分析；論據有可靠資料，理論框架之下有精彩實證研究，把歷史的多元涵義和整體觀念盡可能再現出來。固然其他許多史學流派與史學家都提倡過這種主張，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強調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才能實現這兩者真正的結合。

其次，傳統歷史理論淵源，表現于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傳統的“人民歷史”觀念的影響

一是傳統的非馬克思主義“人民歷史”觀念。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初期，英國涌現了許多有成就的歷史學家，其中“牛津學派”約翰·格林的《英國人民簡史》及其史學思想與方法對后世史家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影響至大：“格林在歷史編纂學中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后來有不少歷史學家仿照他的體例，著重寫人民群體的歷史。”[43](p198-202)莫爾頓無疑是后繼者中較突出和較早實踐人民歷史思想的一位史學家。凱伊在論及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傳統的形成時寫道：“誠如薩繆爾所述，諸如哈蒙德夫婦那樣的自由派和激進民主派歷史學家與如科爾或托尼那樣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一樣，都影響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薩繆爾在分析他們的影響時特別提及‘人民歷史’這個詞。”[36](p9)從早期莫爾頓到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不受到“人民歷史”傳統學術思想的沐浴和影響。

二是來自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諸如多納·托爾基于廣義文化史觀和階級斗爭史觀的普通“人民歷史”觀念。托爾那部最為經典性代表作《湯姆·曼及其時代》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著力展現“歷史不是紙上的文字，不是國王和首相們的活動記載，不僅僅是事件的羅列。歷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說我們的人民的血淚與血汗的悲觀史”。在她看來“掌握歷史文明的是長滿老繭的勞苦大眾的粗大手掌，而不是戴著手套的纖細的貴族階級的指尖”。[36](p14)如果說非馬克思主義“人民史”觀念和撰寫“人民歷史”的優良傳統，潛在地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倡“自下而上”的歷史學及其寫作方法與體例產生了深遠影響，(注：薩繆爾對“人民歷史”這個術語及英國史學中“人民歷史”的史學傳統淵源進行了深入分析與論述，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需要“人民歷史”提供的理論素養，“人民歷史”也因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提升。See,RaphaelSamuel,People''''sHistoryandSocialistTheor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1.ppxv-xxxix.)那么托爾關于“人民歷史”的史學觀念和實踐，則直接鼓舞和影響著年青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隨后，希爾、希爾頓以及霍布斯鮑姆等許多史學家學術發展路徑多與此種信念緊密相連。

霍布斯鮑姆是延續這種史學模式的重要史學家。籠統地說，他的學術生涯經歷了從勞工社會經濟史和農民與社會盜匪等社會運動問題的研究到新社會史研究領域與研究思路的變化：以勞工社會經濟史領域的研究為基礎，隨著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嬗變，探討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結構變遷下大眾群體文化生活機制與社會價值觀念體系等基層領域的問題，豐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研究資本主義制度運行機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他追尋西方史學本身發展的軌跡，有時堅守研究陣地，有時又調整研究方向，最后集中關注與探討整體社會史問題，這也是大多數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之旅和心路歷程。

綜上所述，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產生的時代條件不但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政治風云和經濟變革形勢息息相關，更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活躍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及其實踐蓬勃發展的歷史趨勢密切關聯。20世紀40、50年代起，馬克思主義革命與思想運動日漸成為時代潮流。在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歷程中，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逐漸成為一股重要力量，人數眾多的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傾向的史學家作為其重要成員更是毫不猶豫地投入這場運動。當代英國一批新生代歷史學家本著馬克思主義是解釋社會歷史與改造現實社會的最好思想武器這個宗旨，從事歷史研究。時代政治氛圍的締結和西方學術環境的影響，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英國傳統史學的結合，逐漸造就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通過同當代西方新史學的相互影響與互動，既繼承和接受了英國傳統史學研究成果與學術經驗，從中獲取營養和教訓及啟發，又直接得益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方法論培養，“是多重影響的產物，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結合所做出的獨特貢獻。”(p191)正是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史學思想與理論體系的繁榮昌盛。

【參考文獻】

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么?[M].吳柱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陳啟能.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NormianF.Cantor.TheAmericanCentury:VarietiesofCultureinModernTimes[M].NewYork,1997.

InterviewwithE.P.Thompson[J].RadicalHistoryReview,3,Fall1976.

DavidMcLellan.PastandPresent:MarxandMarxism[J].PoliticsStudy,Vol.47,No.5,December,1999.

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M].趙世玲，趙世瑜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居伊·布瓦.馬克思主義和新史學[J].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1，(4).

松村高夫.英國社會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史學[J].國外社會科學，1985，(1).

[9]張廣智.西方史學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1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11]侯旭東.《跨學科交流：發展中國史學理論的構想》，/sailing/thesis/t029.htm.

[12]GeorgG.IggersandHaroldT.Parker.InternationalHand-bookofHistoricalStudies:ContemporaryResearchandTheory[C].U.S.A:GreenwoodPress,Inc1979.

[13]科吉斯托夫·波米揚.史學：從道德科學到電腦[J].第歐根尼(中文版)，2000，(2).

[14]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M].姚朋，周玉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5]J.勒高夫.新史學[M].姚蒙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16]何平.托瑪斯博士談英國史學[J].史學理論，1988，(4).

[17]龐卓恒.西方新史學述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8]E.J.Hobsbawm.‘Rev.OfFernandBraudel,LaMediterraneeetleMondeMediterraneenaL’époquedePhilippeⅡ(newedition)’[J].PastandPresent,39,1968.

[19]E.J.Hobsbawm.OnHistory[M],NewYork,1997.

[20]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安東尼奧·波立陶.霍布斯鮑姆新千年訪談錄[M].殷雄，田培義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21]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61-1988)[C].王建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2]DavidMcLellan.MarxismafterMarx:AnIntroduction[M].London,1998.

[23]霍布斯鮑姆.卡爾·馬克思——百年不衰[J].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3，(9).

[24]DaphneMay.WorkoftheHistorians''''Groups[J].CommunistReview,May1949.

[25]E.J.Hobsbawm.TheHistorian''''sGroupoftheCommunistParty[A].M.Cornforth.RebelandTheirCauses:EssaysinHonorofA.L.Mortom[C].London,1978.

[26]DennisDworkin.CulturalMarxisminPostwarBritain:History,theNewLeft,andtheOriginsofCulturalStudies[M].Durnam&London,1997.

[27]趙世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現狀——訪加拿大學者布賴恩·帕爾默教授[A].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8]RobertHewison.Anger:BritishCultureintheColdWar,1945—1960[M].NewYork,1981.

[29]周liáng@①楷.1956年對英國馬克思史家的沖擊：以哈布斯頗和湯姆森分析對象[A].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臺北：臺灣青峰出版社，1992.

[30]MauriceDobb.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M],London,1946.

[31]D.Torr.TomMannandHisTime[M].London,1956.

[32]E.J.Hobsbawm.MauriceDobb[A].C.H.Feinstein.Socialism,CapitalismandEconomicGrowth[C].Cambridge,1967.

[33]ChristopherHill.HistoriansontheRiseofBritishCapitalism[J].Science&Society,Vol.14,no.4(Fall1950).

[34]周liáng@①楷.史學思想與現實意識的辨證：近代英國左派史家的研究[M].臺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35]RaphaelSamuel.BritishMarxistHIstorians,1880—1980：Partone[J].NewLeftReview,no,120(3-4,1980).

[36]Harvey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M].Cambridge,1984.

[37]E.J.Hobsbawm.InterviewwithPatThaneandElizabethLunbeck[A].Marho,VisionsofHistory:InterviewswithRadicalHistorians[C].NewYork,1983.

[38]E.J.Hobsbawm.WhereAreBritishHistoriansGoing[J].MarxistQuarterly,2(January1955).

[39]RaphaelSamuelandGarethStedmanJones.Culture,IdeologyandPolitics:EssaysforEricHobsbawm[M].London,1982.

[40]E.P.Thompson.ThePovertyofTheoryandOtherEssays[M].London,1978.

[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42]E.J.Hobsbawm.TheContributionofHistorytoSocialScience[J].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Vol.xxxiii,no.4,1981.

[43]郭圣銘.西方史學史概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木右梁

@②原字上艸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