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問題，實質上是文明的創造與文明的傳播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觀自始就是原生論與派生論相統一的歷史觀。但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唯物史觀卻在基本理論的層次上被徹底地誤讀為了只講原生性社會發展、不講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單純原生論的唯物史觀”。這就造成了嚴重的理論倒退和普遍的理論混亂，極大地削弱了唯物史觀的歷史解釋力，嚴重地限制和阻礙了我國的歷史學和歷史理論的正常發展。這種狀況，亟待改變。

【英文摘要】Thequestionofprimarysocialdevelopmentandderivativesocialdevelopmentissubstantiallythequestionofcreationanddisseminationofcivilization.Marx-Engels''''shistoricalviewisthenaturalunityofprimaryandderivativetheory.But,afterMarx-Engelspassedaway,historicalmaterialismhasbeenmisunderstoodsolelyasprimaryhistoricalmaterialism.Somepeopleonlyadmitprimarysocialdevelopment,denyderivativesocialdevelopment.Thisleadstoseriouslytheoreticalconfusion,weakenstheexplainingabilityofhistoricalmaterialism,limitsandhindersnormaldevelopmentofourhistoriographyandhistoricaltheory.Itshouldbechangedurgently.

【關鍵詞】原生性社會發展觀/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唯物史觀/primarysocialdevelopmentalview/derivativesocialdevelopmentalview/historicalmaterialism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1；K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83-0214(2004)01-0005-12

“人類社會”從來都不是一個統一的社會。人類的各個社會，一方面在進行著“自我運動”，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由此，人類各社會的發展，也就會有兩種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創造力所實現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2)通過文明傳播和接受外來先進文明所實現的派生性的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這兩種基本形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關于這兩種基本形式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自創立唯物史觀之時起，即已在理論上敏銳地注意到了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問題，并開始著手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1857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尤曾提請人們“注意”：“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等等。并認為這是“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p111-112)馬克思的這一提示，同時也正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的自我確認。

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觀，自始就是原生論與派生論相統一的歷史觀。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在原生性社會發展理論領域實現了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的歷史轉變，而且同時也在派生性社會發展領域內創立了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在文明傳播理論中首次引進和發展了一套關于社會結構的比較有效的理論觀念和分析方法，即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和方法。(注：目前，學術界在如何理解和評價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礎理論方面，頗有爭議。筆者在這一問題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觀點。但因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理論論述和歷史分析基本上并未觸及到我們對于這一基礎理論的傳統理解，所以本文也不打算在這一方面發表意見。)這樣，它就大幅度提升了現代文明傳播理論的歷史解釋力，并為學術界關于文明傳播的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宏觀理論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實際上又只是他們在唯物史觀的理論軌道上對于現代文明傳播理論的一次尚未完成的理論探索。馬克思、恩格斯雖已初步地提出了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卻還未能使之進一步地上升為一整套明確、系統的理論學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只是散見于他們關于文明傳播的各種具體的歷史論述及其所包含的少量分散的理論論述之中的，這一點尤給后人重新發現、發掘、研究和比較完整、準確地闡明這種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帶來了莫大的困難。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相繼逝世后，他們已經初步提出的這種本來很有發展前途的新型文明傳播理論，便被國際學術界長久地遺忘了。作為原生論與派生論的辯證統一體的經典唯物史觀，事實上早已被蘇聯的理論家們徹底地誤讀為了一種在基本理論的層次上只講原生性社會發展、不講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單純原生論的唯物史觀”。這就不僅形成了近百年來唯物史觀研究中的一個影響深遠的巨大的理論誤區，導致了近百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在解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世界歷史、東方社會、殖民征服、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等一系列有關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論述與理論論述的過程中的大量的理論失誤、嚴重的理論混亂和許多不必要的理論爭論，而且更極大地縮小了唯物史觀的適用范圍，嚴重地削弱了唯物史觀的歷史解釋力，并從根本上誤導了我國的歷史學和歷史理論的發展方向與發展道路。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特別是在全球性社會革命的歷史時代，由于人類各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人類文明的發展事實上總是首先由少數或個別社會率先創造了新文明，而后才又通過這種新文明的廣泛傳播而使多數或絕大多數社會逐步地上升到了這種新文明。這種從點到面、從新文明的創造到新文明的傳播、從原生性社會發展到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社會發展方式，不僅在近幾個世紀的世界工業革命時代是這樣，而且在數千年前的世界農業革命時代也是這樣。因此，在一切歷史觀中，惟有那些原生論與派生論相統一的歷史觀，才有可能是真正具有廣泛的歷史解釋力的歷史觀。“單純原生論的唯物史觀”閹割了唯物史觀所固有的派生論的方面，致使唯物史觀的真正有效的適用范圍幾乎只能局限于原生性的社會發展進程，特別是只能局限于少數或個別社會的原生性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這就使其在面對大量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時不能不一籌莫展，直至碰得頭破血流。譬如，運用這種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單純原生論的基礎理論，我們便根本無法解釋和說明：為什么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處于各種極不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忽然都中斷了自己原有的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的道路，而普遍地走上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為什么我國也只是在19世紀中葉才開始在外力的作用下轉而走上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由我國國內生產力的發展而獨立自主地走上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歷史道路?……以迷信人類各社會的“自我運動”、“自我發展”能力為特征的“單純原生論的唯物史觀”，事實上早已遭受到了與之完全相反的大量歷史事實的無情嘲弄與徹底批判。從大量的歷史事實出發，努力重建和發展以原生論與派生論的內在統一為特征的現代歷史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的理論任務。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原本就是原生論與派生論相統一的歷史觀，也是我們賴以重建和發展具有這種特征的現代歷史觀的一筆很可寶貴的思想資料。同時，研究和恢復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社會發展觀的歷史原貌，也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擬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關論述為基礎，著重從以下六個方面分析、研究和闡述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以使經典唯物史觀的這一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面貌，從總體上重新得到應有的恢復與展現。

一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普遍性

所謂派生性社會發展，實質上就是通過文明的傳播和吸納而實現的社會發展。派生性社會發展究竟是貫穿于人類各大歷史階段的一種普遍的、常規的歷史現象，還是所謂前世界歷史時期的一種偶然的、特殊的歷史現象?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派生性社會發展研究中所曾面對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邏輯的演繹，而是在于歷史研究。所以，雖然囿于19世紀中葉歷史科學的發展水平，他們確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誤認為：“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方都是單獨進行的。”(p61)但隨著歷史學界和他們本人的歷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們后來已對此做出了重要修正，并由此表明：派生性社會發展并不是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的、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一種廣泛地存在于人類各大歷史階段的普遍的社會發展方式。派生性社會發展一部分是“通過移民和比較發達的民族影響比較不發達的民族來實現的”(p332)，另一部分則是借助戰爭、征服和民族同化的形式而實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通過他們對于人類各大歷史階段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論述，具體地展現了他們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普遍性的重要思想。

首先，關于原始時代的派生性發展，馬克思指出：“像人們在秘魯所看到的那種共同生產和公有制，顯然是這樣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導入的和帶去的派生形式，這些部落在其故鄉曾經習慣于一種古代的更簡單的……公有制和共同生產。看來我們在克爾特人那里，例如在威爾士所遇到的那種形式，同樣是帶到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征服者帶給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被征服部落的。這些制度由一個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和系統地造成，這證明它們的起源較晚。”(p489)可見，在他看來，早在原始時代，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及人類各社會之間的相互交往，即已反復地造成了從原生性社會發展到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轉變，因而也就使派生性社會發展已經成為了人類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

其次，關于奴隸制時期的派生性社會發展，恩格斯曾經指出：一方面，“羅馬的行政和羅馬法到處都摧毀了古代的血族團體”(p144)，奴隸制國家為著自身的利益迫使原始民族上升為“只是由于異族的壓迫才被強迫提高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民族”(p329)，這在當時曾經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歷史現象。另一方面，亞歷山大對于廣大文明地區的征服，也產生了進一步傳播文明和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作用；在這方面，“如果亞歷山大……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義者……那種軟心腸的人，那歷史會是什么樣子呢!”(p333)不僅如此，“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p211)。而羅馬帝國的現實性的一個基本方面，就在于它對于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具有文明傳播意義的征服與統治。

再次，關于歐洲中世紀時期的派生性社會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西歐，“英國和那不勒斯在被諾曼人征服之后，獲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組織形式”(p82)，這種“導入英國的封建主義，按其形式來說，要比法蘭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義較為完備”。這種通過征服和文明傳播所實現的“異常迅速”的發展，就是一種“派生的”歷史發展。(p489-490)在中歐，“自從查理大帝時代以來，德意志人就十分頑強地力求征服歐洲東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趨勢過去一直是……西歐文明傳播到東歐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當日耳曼化的過程進行到那些能夠作為獨立民族生存的團結一致的大民族(……)的邊界時，這種趨勢才會停止。”(p541-542，571-572)在東歐，“俄國和東方相比確實是進步的。俄國的統治，不管怎樣卑鄙無恥……但對于黑海、里海和中亞細亞，對于巴什基里亞人和韃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p285)。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就具體地闡述了歐洲中世紀時期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普遍性。

再次，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派生性社會發展不僅存在于前資本主義時代，而且更廣泛地存在于近代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發表的關于“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的論述，實際主要就是為闡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派生性發展而作出的理論提示。這一點，我們在《資本論》第二、三卷的有關論述中，即可得到充分的印證。(注：這一事實也表明，楊耕先生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只存在于前世界歷史時期、世界歷史形成后它即為“社會發展中的超越形態”所取代的觀點(《社會發展中的內源發展、派生形態和超越現象》，《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至少也是對于馬克思的一種嚴重誤讀。事實上，一切發展性社會的派生性發展，同時又都是超越性發展。而一切非發展社會的派生性發展，則又都不是超越性發展。世界歷史形成前后，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派生性發展，都是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的。因此，對于所有這些派生性發展的最周延、最科學的命名，只能是將其統一地命名為“派生性發展”，而不是將其命名為“超越式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派生性社會發展方面，曾經發表過大量的論述。而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派生性社會發展，除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包含的居于次要地位派生性社會發展外，實際主要指的就是落后國家(包括東歐國家)在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所實現的派生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向落后國家傳播的過程，同時也正是這些落后國家接受和發展“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這種派生性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世界范圍內的派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歷史過程，因而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奠定基礎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尤其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英國發明了蒸汽機，英國修筑了鐵路，而這兩件東西，我們認為，卻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這樣!英國發明這些東西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全世界呢?法國人自吹他們到處傳播文明，尤其是在阿爾及爾。那么，在美洲、亞洲、非洲和澳洲傳播文明的不是英國，又是誰呢?……至于18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盧梭、狄德泰和達蘭貝爾等闡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產生在英國又是產生在哪兒呢!”[15](p424-425)誠然，這種派生性資本主義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時又是一種十分痛苦的歷史過程，但這只是因為，在這一歷史階段，“人類的進步”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p75)。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認識，也曾一度有所改變。但他們仍然始終如一地認為，如果落后國家沒有機會走上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道路的話，那么，繼續沿著比較痛苦的派生性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道路向前發展，也仍然是一種積極的歷史進步。

最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還提出了落后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通過派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構想。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既然俄國等落后國家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派生的，那么，在西方資本主義已經衰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也已在西方形成、進而西方也已完成了原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原生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國際條件下，俄國等落后國家也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必然)通過汲取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而直接走上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道路，并由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

總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普遍性的全部有關論述表明，在他們看來，派生性社會發展無疑是貫穿于人類各大歷史階段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發展方式，因而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也就并不是一些無關宏旨的次要的理論觀點，而正是其整個唯物史觀的一個具有廣泛的歷史普適性的基本組成部分。

二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跳躍性、非跳躍性與歷史必要性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由于人類各社會所面對的自然、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各不相同，所以一部分人類社會按其所擁有的內在潛力來說，是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從較低級的發展階段上升到較高級的發展階段的發展性的社會，而另一部分人類社會按其根深蒂固的內力匱乏狀況來說，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歷史發展的非發展性的社會。但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格局中，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又都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向派生性的社會發展——盡管這兩種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各不相同的。

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認為，對于發展性社會來說，在原生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任何新文明都只能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文明發展過程的最終成果，所以跨越某個或某些文明發展階段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而在派生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對于發展性社會來說，任何派生性的社會發展實質上總是處于相對落后地位的發展性社會通過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自己原本需要經過某個或某些或長或短的文明發展階段方能創造的文明成果而得以實現的跨越性的歷史發展，所以跨越性發展又正是一切發展性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所固有的本質特征。譬如，在歐洲，英國的封建主義就不是基于自身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而“自然形成”的，而是經過諾曼征服而從法蘭西“導入英國”的。(p489)英國在這一派生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廣泛地接受了外來的封建主義，因而也就基本上省略和跨越了自己原本所要經歷的原生性的封建主義形成期，實現了本國封建主義的加速發展。英國社會的派生性發展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所闡述的世界歷史中的其他各種發展性社會的派生性發展也都是這樣。沿著這一思路，馬克思、恩格斯后來又提出了在外力作用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理論構想。這表明，這種理論構想的提出，并不包含任何一般歷史理論層次上的重大突破，而只是他們在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上，對于唯物史觀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所做的一種嘗試性的具體運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發展性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跳躍性，不僅是這種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固有特征，而且同時也是這種派生性社會發展的主要優點之所在。馬克思在論證俄國實行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上的可能性”時，即曾就此雄辯地指出：“如果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問他們：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生產發展的孕育期嗎?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的發展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機構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這里建立起來呢?”(p431)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認為，由于發展性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內在地擁有歷史的跨躍性，所以這種社會的派生性發展也是一種歷史的捷徑；經由這種歷史的捷徑，不僅落后社會將會獲得“異常迅速”的發展(p80)，而且由于人類所必須經歷的“卡夫丁峽谷”的相對減少，所以人類的痛苦歷程也將隨之縮短。

基于這種認識，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認為，原生性社會發展和派生性社會發展，都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兩個基本環節，都有其無可替代的歷史價值。一方面，一切原生性社會發展的世界價值或普遍價值，只有通過派生性的社會發展才能實現。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派生性的社會發展，沒有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為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普遍傳播，那也不可能通過普遍的加速發展和普遍地縮短人類痛苦的歷程，而形成任何真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普遍發展。因此，文明的創造，必須進一步地轉向文明的傳播；原生性的社會發展，必須進一步地轉化為派生性的社會發展。“主張每個民族自身都經歷這種發展(按：指原生性的社會革命)，正像主張每個民族都必須經歷法國的政治發展或德國的哲學發展一樣，是荒謬的觀點。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他們的全部價值僅僅在于：每個民族都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類從中經歷了自己發展的一個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國的工業、法國的政治和德國的哲學制定出來之后，它們就是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們的世界歷史意義，也像這些民族的世界歷史意義一樣，便以此而告結束。”[9](p257)馬克思在1845年春寫下的這段話表明，馬克思主義自始就是“主張每個民族自身都經歷”全部原生性社會發展階段的單純原生論的有力批判者。

進一步看，馬克思在其廣闊的歷史視野中不僅看到了發展性社會的存在，而且同時也看到了非發展性社會的存在。譬如，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只能產生于溫帶，而不可能產生于熱帶。[10](p561)這就表明，一切處于熱帶地區的古代社會，實際上都是不可能通過原生性的社會發展而進入自己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古代社會也就都是非發展性的、停滯性的社會。又如，馬克思在研究東方社會的過程中還曾認同過“東方社會的停滯性”的概念。他認為，“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而中國則像一個“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誠然，現代史學已經表明，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確實包含了相當多的歷史誤判，但許多古代社會的非發展性，卻仍然是為現代史學界所公認。

毋庸贅言，馬克思既已指出了某些社會的非發展性，那么他在實際上也就是已經指出了這些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非跨越性。因為，所謂非發展性社會，實際就是不可能通過原生性的社會發展道路上升到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因而這種社會也就是不可能存在任何“跨越”其“原本所要經歷的原生性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可能性的社會。所以，我們看到，馬克思也從未使用過“跳越”、“跨躍”、“超越”這類詞匯來描繪這種社會的派生性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近代印度、中國等落后國家的派生性社會發展道路的論述進一步表明，在他們看來，在處于較高發展階段的外部社會的推動下，這種落后社會固然也會走上派生性的社會發展道路，但它們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卻并非“跨越其原本所要經歷的原生性社會發展階段”的跳躍式發展，而只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不得不轉而走向其原本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社會發展階段“強制轉折型”的社會發展。

馬克思站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對于這種“強制轉折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必要性，曾經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馬克思在論述印度的這種派生性社會發展時，就曾寫道：印度的農村公社“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況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由自然預定的命運”；它所造成的是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消極的生活方式”；它使人們“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印度和亞洲社會的這種停滯性是與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相矛盾的。因為，“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誠然，“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p67-68，70)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典型地反映了他對于這種非跳躍性、強制轉折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基本評價。

三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領域與類型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內的人類生活的各大領域，均有可能成為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領域。但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不同的派生性社會發展所涉及到的發展領域，卻又總是千差萬別的。在這其中，既有幾乎是包羅萬象的全面的派生性社會發展，也有僅僅涉及到了少數或個別領域的派生性發展，更有介于二者之間的其他許多形形色色的派生性發展。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幅關于派生性社會發展領域的紛繁復雜的歷史圖景。

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領域與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類型密切相關。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領域的不同，在社會結構的視角上所形成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類型也就各不相同。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固然未曾以明確、系統的理論形式闡述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這種類型性差異，但在他們所闡述的各種具體的派生性社會發展之間，卻已實際地包含和體現了一定的這種類型性的差異。特別是，他們已對這些類型性差異做出了某些初步的和局部性的理論概括，并已初步地形成了某些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比較朦朧的全局性的理論觀念。

概括地說，從社會結構理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派生性社會發展，主要包括了兩種不同的基本類型，這就是：(1)以一定社會的生產力性質和狀況基本不變為前提的局部的派生性發展；(2)以一定社會吸納了為其原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所無力容納的外來新質生產力為基礎的全面的派生性發展。

關于第一種類型的派生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滯后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處于同一生產力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之間在社會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便主要地表現為它們之間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內的這種差異。在這種歷史格局中，對于那些只是在這兩個領域內居于相對落后地位的社會來說，它們所應實現和所能實現的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派生性發展，便只能是這兩大領域范圍內的某些派生性發展，而決不可能同時又包括了生產力領域的派生性發展。譬如，諾曼人對英國的征服就只是在被征服社會——英國社會現存生產力的基礎上給它帶來了最完善的封建組織形式，而并未給這個社會帶來任何為其所無力容納的新質的社會生產力。而這也就規定了，“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社會制度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p83)。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觀點表明，在他們看來，這種類型的社會發展，實際仍然是由原生性的生產力發展所規定的，而不是由派生性的生產力發展所規定的，因而這種社會發展也就仍然是以原生性為主、派生性為輔的社會發展。它的總體性質，實際仍然只是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某些派生性社會發展成份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社會發展為主導的真正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在這種總體上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派生性社會發展實際只是嫁接或附著在原生性生產力所規定的基本發展軌道上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發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生產力發展和派生性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發展為主體的比較全面、系統、深刻、徹底的派生性發展，因而這種派生性發展也就是未能充分地擁有和體現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全部基本特征的非典型性的派生性發展。在這種總體上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相對先進的外部社會至多只能沿著落后社會的原生性的生產力所規定的潛在的、可能的、或者往往也是現實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方向，而使該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得以以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形式、并由此而沿著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道路而獲得某種程度的加速發展，而絕不可能使該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發生任何要根本的改變，絕不可能使該社會跳過由其現存生產力狀況所規定的可能的基本發展階段而進入到與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絕不可能使僅在局部領域內居于落后地位的社會忽然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社會革命時代。這種社會發展在總體上所具有的原生性，致使其所包含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發展也能夠在原生性社會發展理論的基本框架內獲得比較合理的歷史解釋。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僅靠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這種社會發展的理論論述，我們仍然不可能從對于唯物史觀的單純原生論的傳統解讀中解放出來。

關于第二種類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于人類各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又必然會出現多數社會在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方面均從根本上全面落后于少數先進社會的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落后社會的派生性社會發展便必然是包括了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比較全面的派生性發展。這種全面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充分地具備和體現了派生性社會發展有別于原生性社會發展的全部基本特征，因而它們也正是派生性社會發展的典型形態。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包含了一系列與馬克思在《序言》中所概述的原生性社會發展理論相矛盾的基本特征，大面積地觸及到了唯物史觀的核心問題，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論研究價值。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主要地也正是其關于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理論觀念。這就表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理論觀念，實際也正是其整個唯物史觀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組成部分。

在世界歷史中，發生于數千年前的農業革命和發生于18世紀的工業革命，曾經先后兩次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極其廣泛、深刻的典型性的派生性的社會革命。但囿于19世紀考古學、歷史學的發展水平，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只能著重地研究和闡述了西方工業革命后在世界廣大落后國家和地區所發生的派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他們通過這種研究確認：以西方工業革命為基礎，世界各地的派生性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實際都是從生產力的派生性發展直至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派生性發展的全方位的、深刻的派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但在一般歷史理論的層次上，馬克思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未能由此而進一步地搞清楚：一般說來，在落后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均已從根本上全面落后的情況下，這些社會是否只有經歷一場從生產力到上層建筑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會革命，才有可能進入到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這種疑惑集中體現在，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曾經試探性地提出：落后國家在吸收已為發達國家的現存制度所無力容納的新質生產力(這就是生產力的派生性發展)的基礎上，也有可能率先獨立地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新質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則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原生型的歷史發展)，而不必等待發達國家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首先實現了它們的原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后再去仿照發達國家實現自己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對于這種觀點的可靠性，顯然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雖然三易其稿，卻始終未能下決心將其明白無誤地公諸于眾。馬克思后來顯然又就這一重大理論問題與恩格斯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并在恩格斯的說服下最終放棄了自己的這種錯誤的理論觀點。

馬克思對于恩格斯的聰明、機敏，一向是高度贊賞的。而恩格斯在某些問題的研究方面，也確實是走在馬克思的前面的。如恩格斯在提出“晚年設想”之初，即已清醒地指出：鑒于俄國社會的落后性，俄國先于西歐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不可能的。俄國公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p620，626)。從派生論的角度來看，恩格斯的這一觀點，實際就是認為只有首先在先進的西歐實行原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后才有可能在俄國等落后國家實行比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恩格斯顯然以這種觀點說服了馬克思，因而他們也就得以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共同指出：只有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才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p326)。這樣，“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就被共同地確認為了俄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而在這種條件下，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也就只能是比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不再是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所預想的那種片面的(即僅僅涉及到生產力領域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設想”問題上所達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共識。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針對馬克思的失誤更加明確地闡釋道：“然而單是這樣一個事實：與俄國農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正在瀕于崩潰的時刻，而且在這一時刻它本身已顯示出一種新的生產形式，在這種新的生產形式中將有計劃地使用作為社會財產的生產資料，——單單這樣一個事實，并不能賦予俄國公社一種能夠使它把自己發展成這種新的社會形式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完成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和社會工具而掌握起來呢?當俄國公社已經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則上耕種自己的土地時，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則上管理大工業呢?”因此，“對俄國的公社實行這種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公共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11](p501，502，500，502-503)這樣，恩格斯就概要地闡述了落后國家全面實行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前景，并由此而使他和馬克思的“晚年設想”在一般歷史理論的層次上包含了更多的理論合理性。

四關于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社會革命的過程。而社會革命的發生，又必須以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為前提。由此，他們也就在事實上提出了一個原生性的社會革命時代與派生性的社會革命時代的理論問題。

關于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原因和方式，馬克思曾經概要地指出，在原生性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為現存社會制度所無力容納的新質生產力是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的，所以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原因和方式也就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p82-83)

關于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原因和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上述關于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的基本理論，既包含了某些普遍的、一般性的東西，又包含了某些特殊的、個性范疇的東西，因而并不是完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其中，和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相一致的是，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的到來也必須以為原有社會(即落后社會)所無力容納的新質生產力為基礎。和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不一致的則是，在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起點上，落后民族賴以建立新社會的物質條件，起初并不是在落后民族的“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其外部即在先進民族的內部首先成熟的。

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即已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一切“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國家”，都在“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了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這些“最野蠻的民族”、“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國家”，按其自身所達到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階段來說，本來是不可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歷史時代的。導致這些落后民族和國家普遍“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并不是它們自身的生產力發展，而只是西方的大工業及其對于落后民族、國家所形成的巨大的生存壓力。因此，這些落后民族、國家賴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革命時代的生產力條件，實際并不是在它們的“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這些民族、國家的外部——即首先在西方社會的內部成熟的。(p255-266)

按照同一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在其關于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晚年設想”中，又進一步提出：俄國等落后國家賴以實現這種跨越式發展的“現成的物質條件”，也并不是在俄國等落后社會的“舊社會的胎胞里”自發地形成的，而是在西方社會內部首先成熟的。這種“現成的物質條件”當然也并不是普通的大工業，而只是已經度過了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被觸動的時期”的大工業，亦即已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新質的社會化大生產。這種新質的社會化大生產當然也并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要使集體勞動在農業本身中能夠代替小土地勞動”，就“必須具備”“在物質上有實現這種改造的條件”。誠然，在當時的俄國社會內部，并不具備這些物質條件，但與俄國公社同時并存的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在給它提供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因此，俄國公社“可以借使用機器而逐步以聯合耕種代替小土地耕種”。(p436-437，438，451)總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西方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落后國家也可以在其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前，即迅速地從西方社會引進這種作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先進生產力，從而使自己由落后國家轉變為先進國家，并在這一基礎上和過程中迅速地展開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便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種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賴以展開和實現的歷史前提，無疑是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而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到來的前提，則又正是在落后國家的外部即在發達國家的內部已經形成了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因而也就是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衰亡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代。落后國家只在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這一原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夠相應地進入自己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落后國家也只有在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原生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夠真正地展開本國的派生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注：應當重申，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并不是馬克思所預想的建立在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因而這種初級社會主義的建立，也就并不需要以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頂點為前提。)

還應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設想”，是以當時判定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自己的歷史盡頭為前提的。但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晚年又曾比較切合實際地指出：從總體上看，直至19世紀末，“如果說英國現在已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那么其他國家則剛剛踏進這個時期”[11](p597-598，314，514)。目前，“資本主義在西歐能持續很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而“關于生產資料公有化的要求，仍然只是一種關于未來的天真的意圖，它也許對第三代或第四代有實際意義，但決不會更早”[12](p147-148，260)。基于這種新的判斷，恩格斯又進一步表明，雖然“晚年設想”的理論邏輯仍然是正確的，但在其賴以實現的物質條件在西方社會逐步形成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它所賴以實現的社會條件即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卻在愈益迅速地消解之中。因而，隨著落后國家派生性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這一設想最終也有可能無以實現。[12](p38-40，147-149)恩格斯的這種觀點表明，他在當時已經逐漸注意到，雖然一般說來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和派生性社會革命仍然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諸如“晚年設想”中的那種幾乎跨越了整整一個大的歷史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的超大跨度的派生性的社會革命，卻看起來很有可能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論構想。這就表明，恩格斯當時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派生性社會發展觀，實際已經開始做出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修正。(注：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一般情況下，即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主流中，跨越一個或幾個大的社會形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對此，筆者將另撰專文，予以評述。)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派生性資本主義社會革命時代和派生性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全部有關論述，已經從各主要方面基本上體現了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原因和方式。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原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的理論論述及其與他們所闡述的具體的、歷史的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的異同，也已昭示了他們關于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的理論觀念的實際存在。但在當時的理論發展階段上，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理論觀念仍然只是作為分散于各種有關的具體論述之中的一種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潛在的、或者是尚未獲得應有的展開、發揮和發展的理論精神而存在的，而并未獲得任何一般歷史理論層次上所應有的明確的理論概述，這就給后人重新發現、發掘、研究、掌握和傳播這些理論觀念，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擬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關論述為依據，試將其中所包含和體現的關于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原因和方式的理論觀念，簡要地概述如下：

社會生產力，是人們借以滿足自身需要的基本手段，在“門外”(國外等等)已經有了自己至少要經過很長甚至是極長的歷史時期才有可能創造出來的(甚至是自己根本不可能創造出來的)新質生產力的情況下，發展生產力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徑，無疑是引進和發展這種新質的生產力。引進和發展新質的生產力(良種、技術、設備、管理方式等等)，也是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形式，而在這時就成為了主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形式了。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落后社會客觀上需要新質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引進和發展又需要落后社會有相應的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社會條件與之相適應，而落后社會的社會形態在本質上又是不能滿足這種需要、并且與之相對立的(否則它就不是“落后的”了)，因而，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落后社會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的也就不再是與落后社會內部原有的生產力的矛盾，而是與外部新質生產力的引進及其在落后社會內部的派生性發展這種生產力急劇發展的新趨勢與新過程的矛盾了，由于這種矛盾，變革落后社會的社會革命的歷史時代便到來了，并且是以特定的、跳躍的或強制轉折的方式到來了。

落后社會的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的這種原因和方式，當然也是有其特殊性的。而這種特殊性，概要地說，就是它的派生性，也就是說，它不是落后社會內部生產力自我發展的結果，而是外部先進社會所創造出來的為落后社會的社會制度所無力容納的相對較高的生產力必然引進的歷史趨勢與歷史過程的產物。因而，由這種原因和方式所產生的落后社會的社會革命時代，自然也就是派生性的社會革命時代。

五關于派生性社會變革的程序

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經提出，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展變革的基本程序是：(1)隨著“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生產關系就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革；(2)“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但應看到，馬克思在這里所闡述的，實際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而只是原生性社會變革的特殊程序。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有著比較清醒的理論認識的。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派生性社會變革的大量論述表明，在他們看來，在一切居于典型的派生性社會發展地位的落后社會的范圍內，派生性社會變革的基本程序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原生性社會變革的程序不相吻合的，而且在頗大的程度上還是與之完全相反的。但這種現象又并不是反常的，而正是派生性社會變革所固有的正常程序的自然體現。這種現象也并不是否定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一般程序，而只是在一個更廣大的范圍內、即在世界歷史的范圍內實現和體現了這種一般程序。然而，單靠這種派生性的社會變革程序，仍不可能使落后社會最終轉變為新社會。落后社會只有在其愈益深入的派生性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又進一步地轉向、實現和經歷某種程度的原生型的社會變革程序，才有可能最終地轉變為一個完整的新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理論觀念，主要是通過對于一些歷史事例的實證分析而得以體現出來的。這些具體的實證分析因其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相聯系、相統一，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和體現了一定的思想內容。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于這些具體事例的實證分析，而開始實際地表明了派生性社會變革程序有別于原生性社會變革程序的一系列的顯著特征。概括地說，這些顯著特征就在于：

1.在一定范圍內，不是落后社會內部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該社會自身的舊的生產關系，而是外部先進社會的先進生產力破壞了落后社會的舊的生產關系。因此，從落后社會的范圍看，不是先有新質的社會生產力，后有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反倒是先有生產關系的超前變革，后有新質生產力的引進和發展。但從世界范圍來看，卻仍然是先有新質的社會生產力，后有這種新質生產力對于落后國家的傳統生產關系的破壞。而且，從落后國家更深層次的和更加徹底的社會革命的角度來看，也仍然是必須先有新質生產力的派生性發展，而后才有可能在這一基礎上和過程中進一步地實現對于傳統生產關系的更大、更深刻與更徹底的破壞。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原生性的社會革命時代，由于這一歷史時代賴以到來的新質生產力是在一定社會的內部逐漸生成的，所以在這一社會革命時代到來之時，解決這一社會革命任務的物質條件即已在該社會內部形成了，“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這樣，在這一歷史時代，也就總是先有本社會內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而后才會有這種新質生產力對于本社會舊式生產關系的破壞。然而，在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由于這一歷史時代本質上是由外部社會的新質生產力必然引進的歷史趨勢與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所以在這一歷史時代到來后的一定階段內，落后社會賴以實現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條件，也就只能存在于落后社會之外(即存在于先進社會之內)，而絕不可能同時又存在于落后社會之內。而這也就規定了，在派生性社會革命時代，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對于落后社會的舊式生產關系的破壞，起初完全有可能不是表現為落后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導致了對于自己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的破壞，而是完全地表現為了外部社會的新質生產力通過一定的環節(如貿易或否定性的示范作用等等)而形成的對于落后社會的舊的生產關系的某種程度的破壞。譬如，英國的(而不是印度的!)大工業，就通過對于印度的大規模的商品輸出，破壞了印度的“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而也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這種由外部新質生產力所造成的社會革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p67,68)而人類的這一“使命”的首要內容，便是實現以大工業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在世界范圍的普遍傳播。這就表明，這種由外部新質生產力所造成的社會革命，同時也正是先進社會的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文明賴以逐漸進入落后社會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進一步表明，無論這種由外部社會的先進生產力所造成的社會革命的規模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它對于落后社會的舊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破壞，也仍然是相當有限的。對于落后社會的舊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進一步的、徹底的破壞，最終仍然只能依靠外部先進生產力的引進與發展，即只能依靠落后社會的派生性的生產力革命，只能依靠以這種途徑和方式所實現的落后社會本身的新質生產力的大發展。譬如，仍就印度來說，英國資產階級“現在他們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個鐵路網。他們會這樣做起來，而這樣做的后果是無法估量的”。“鐵路在印度將真正成為現代工工業的先驅。”因為，“只要你把機器應用到一個有煤有鐵的國家的交通上，你就無法阻止這個國家自己去制造這些機器了。”這種首先是社會生產力的派生性發展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正是進一步破壞印度的舊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革命過程。因為，“由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p71-73)。毋庸贅言，這種過程，實際也就是以派生性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派生性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

2.馬克思關于俄國把西方的屬于新質生產力范疇的機器、輪船、鐵路和屬于新質生產關系范疇的一整套交換機構統統引進到了俄國的論述和恩格斯關于落后國家可以全面仿效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述表明，在他們看來，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并不是在落后社會內部首先引進、形成了新質的社會生產力，而后才又在這一基礎上開始進一步地引進和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新質的生產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實行新質生產力與新質生產關系的同步配套的引進，因而也就導致了新質生產力與新質生產關系的同步建立。

3.在一定范圍內，推動落后國家、民族實行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的首要動因，完全可能不是出于他們自身的經濟需要，而是出于他們自身的某種政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不是先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后有上層建筑的革命，而是先有基于新的國際環境的新的政治需要，而后才又相應地實現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會革命。譬如，在西方已經實行了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歷史條件下，“建立新的工業部門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因而西方資產階級也就得以“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憂懼之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就是說，變成資產者”[15](p470)。在這種過程中，又如，“同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一樣，政治存在產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爾維亞擴大自己和西歐的聯系”。“試看，塞爾維亞為了取得一個基督教國家應有的地位，就曾不得不以西歐為借鑒來建立自己的政治機構、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科學、自己的工業組織”。[12](p13，38-39)在這里，推動落后社會全面變革的首要動因，顯然并不是經濟動因，而是由落后社會自身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政治動因。這樣，從這種局部的范圍來看，這種政治動因也就構成了落后社會賴以啟動和全面展開其派生性社會變革的“第一推動力”。

當然，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看，這種政治動因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它至少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而并不是純粹由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

4.在一定范圍內，落后國家的政治變革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領先于經濟基礎的變革，并對后者起著某種先導的和決定的作用，而不是先有經濟基礎的變革，而后才又有政治上層建筑的相應變革。譬如，拿破侖是一位“偉大征服者”。“當果斷的拿破侖把革命事業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時候，“對德國來說，拿破侖……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在法國已完成其任務的恐怖統治，拿破侖以戰爭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國家，這種‘恐怖統治’德國是十分需要的”。[14](p636,637)“德國資產階級的創造者拿破侖。由于他的大陸體系，由于在他的壓迫下普魯士必然實行的經營的自由，德國人才有了工業，并擴大了礦藏的開采。只過了幾年，這些新出現的或是原已獲得了發展的生產部門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這些部門而誕生的資產階級也取得了相當的勢力。”[15](p52)毋庸贅言，這種過程所體現的，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首先實現派生性的政治變革，而后才又相應地實現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社會變革的派生性的社會變革程序。盡管，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居于先導地位的派生性政治變革，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經濟基礎的。

5.在一定范圍內，落后社會內部的新的社會意識起初并不是來源于落后社會的社會存在，而是來源于外部先進社會的社會存在。這樣，相對于落后社會的社會存在來說，這種社會意識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完全是一種超前的東西。這種超前的社會意識一旦形成，便會成為落后國家賴以引進先進的生產力、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先導，并在這個意義上對于落后國家的派生性社會變革的啟動起著首要的、決定的作用。這樣，從落后社會的局部范圍來看，也就不是先有新質的社會存在，后有新質的社會意識，反倒是先有新質的社會意識，后有新質的社會存在；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反倒是人們的社會意識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存在。譬如：“在俄國，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是不可能的，除了這種更高的形態已經存在于其他某個國家并且起著樣板的作用。”[16](p673)“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里被戰勝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11](p502)這就是恩格斯根據歷史的經驗所設想的一種外部的社會存在決定內部的社會意識、內部的社會意識又決定內部的社會存在的派生性社會革命的歷史程序。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認為，外部社會的社會存在對于落后社會的社會意識的這種決定作用，實際也是有著一定的限度的。如就落后國家的社會意識的廣泛、深入、徹底的轉變來說，落后國家自身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仍然是起決定作用的。譬如：恩格斯在談到瑞士的社會意識問題時即曾指出：“瑞士的工業如果還是幾乎完全保持著蒸汽發明以前全歐洲普遍采用的那種形式，那末可以想見，在從事生產的居民的頭腦中，除了適應這種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會有其他任何思想。”他又由此問道：“如果[外來的]蒸汽還沒有使瑞士的生產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夠引起瑞士人的傳統的思想方式的改變嗎?”[13](p103)而他的回答則是不言而喻的。

六關于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觀自始就是原生論與派生論相統一的辯證史觀。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這種辯證統一關系主要就在于：(1)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相互滲透、相互包含。即在以原生性社會發展為總體特征的社會進程中，同時又內在地包含有大量屬于重要文明要素層次上的派生性的社會發展。在總體上屬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同時也包含著某些符合時展需要的原生性的重要歷史因素。(2)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相互依存與相互轉化。即，一方面，沒有原生性的社會發展，就不可能有派生性的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沒有派生性的社會發展，原生性社會發展的普遍價值也無以實現。(3)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排斥關系。即少數或個別社會的原生性的社會發展轉變為多數社會的派生性的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同時也正是對于多數社會重走原生性社會發展道路的所謂“歷史必然性”的排除與否定。《資本論》所揭示的西歐原生性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之所以只能限于西歐各國，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4)原生性社會發展與派生性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已經提請人們注意“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因此，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做的那個完全沒有提到派生性社會發展的著名的理論概括，實際只是關于原生性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的理論概括，而并不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理論概括。由于馬克思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西方原生性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所以他在基本理論上實際只是對于原生性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做出了高度的理論概括，而未能對于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做出高度的理論概括，更未能有機會在這兩種高度概括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抽象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公式”。所以，馬克思曾表示，如果將其關于原生性社會發展的特殊理論徹底地變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原理，那就“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學說的這種歷史局限性，當然決不能依靠空洞的抽象來克服。只有以對派生性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的廣泛深入的歷史研究為基礎，才有可能比較充分地認識派生性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而也才有可能進一步地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律與普遍規律。因此，補充、修正和超越傳統唯物史觀的歷史重任，并不能由那些不懂歷史的所謂“歷史哲學家”們來完成，而只能由深諳理論思維的歷史學家們來完成。這一點，也將為歷史所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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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